日本侵华毒化政策掠夺了多少财富?

　　毒化政策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大量兜售鸦片、吗啡和海洛因，搜刮社会财富，以毒养战；二是最大限度地麻醉中国人，以减轻对日本占领军的抵抗，达到强化殖民统治的实际效果。

　　从1895年日军占领台湾开始，到1945年投降，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占领区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推行了毒化政策。这既违反了日本政府签署的国际禁毒条约，也背弃了国际人道主义。毒化政策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大量兜售鸦片、吗啡和海洛因，搜刮社会财富，以毒养战；二是最大限度地麻醉中国人，以减轻对日本占领军的抵抗，达到强化殖民统治的实际效果。

　　毒化政策是由日本内阁设立的专门负责处理侵华事宜的机构兴亚院制定的。兴亚院通过一年一度的鸦片供需会议，不断调整其在华鸦片政策，并通过张家口、北平、上海和厦门联络处，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毒化政策。各地伪政权的“禁烟”机构和以各种名义成立的贩毒公司，都是兴亚院驻各地联络处直接操纵的工具。

　　在通过鸦片等毒品掠夺中国社会财富方面，有统计资料可以核实的是：1897―1941年台湾总督府的鸦片收入折合9469.5万美元；1932―1940年伪满洲国的鸦片收入为7374.5万美元；1907―1920年大连都督府收取的鸦片特许费折合882.4万美元；1938―1944年，日伪政权在蒙疆地区鸦片纯收益不低于5871万美元；

　　1938―1945年，日伪政权在华北获得的鸦片收益约3110万美元；1938―1943年，华中宏济善堂销售波斯、蒙疆与东北鸦片得到的利润折合8054.7万美元；1944―1945年，汪伪南京政权因销售蒙疆鸦片收益至少606.2万美元。以上7项合计3.5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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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指出的是，各地有关鸦片收益的统计是很不完整的，比较重要的缺项是：1941―1945年伪满洲国鸦片收益；1921年以后大连都督府鸦片特许费；1938年华中宏济善堂收购和销售本地鸦片的收益；1938―1945华南日伪政权鸦片收益。

　　关于烈性毒品的利润，更是难以推算。不仅缺乏毒品生产的统计数据，而且缺乏从欧美走私毒品的统计；不仅缺乏系统的销售价格资料，而且无法确定毒品生产者、销售者的利润分配比例。但毒品利润是十分巨大的。例如1916年―1920年，日本生产的走私进入中国的吗啡有64040公斤，海洛因有6600公斤，可卡因有6700公斤。每年数以吨计的烈性毒品走私进入中国，暴利几何？

　　日本在中国的毒化政策严重削弱了中国战斗力量的聚集，严重摧残了中国的劳动生产力。1944年伪满洲国公布的统计显示，东北地区鸦片烟毒患者约270万人，占总人口9%，比日本占领前增加250万人。而伪满洲国内务部一项内部报告称，约1/3居民经常吸食鸦片，其中近70%吸毒者是不满30岁的年轻人。

　　蒙疆地区作为日本鸦片生产基地，随着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和时间的延长，吸毒成瘾的人数越来越多。据当地人回忆，在罂粟种植区域吸食鸦片人数达到30%左右，吸毒成瘾的人占总人口的10%―15%。1943年北平约20万吸毒者，占总人口13%。1945年天津鸦片烟吸食者约25万人。

　　在日本占领时期，山西成为毒品严重泛滥的重灾区。1943年，日本大东亚省北京事务所指定山西罂粟推广面积不得低于40万亩，要求鸦片产量达到1000多万两。由于大面积种植罂粟，鸦片随处可以购买、吸食，有的村庄吸食鸦片的人占一半之多。南京在日本占领期间，吸毒人数达到总人口的1/4或1/3。有统计称，日本侵华期间，沦陷区总人口的8.8%是毒品吸食者。

　　关于日本在中国推行的毒化政策，日本诚实的历史学者江口圭一在对蒙疆资料进行仔细研究后指出：“日本的鸦片政策是国家犯罪，它表明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多么肮脏。这种国家犯罪是兴亚院与傀儡政权及军方的有关机关直接导演的。但许多普通的日本也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