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一个红卫兵的忏悔:我的文革经历

2017-04-01 | 来源: 《我们忏悔》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刘伯勤，文物保护工作者。1952年出生，“文革”中曾下乡插队、在济南火车站做工，1978年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82年毕业，先后在济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济南市文化局从事文物保护、管理工作。2007年退居二线，参与地方文献整理。2012年退休。】

　　1966年夏，我14岁，在山东省济南一中读书，老初一，就是所谓“老三届”中最低的一届。我们这一届，是“文革”前入学（1965年）的最后一届初中生，也是“文革”时最小的中学在校生。

　　我们学校，建于20世纪初，是济南也是山东省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原称省立一中，占地面积广大，教学设施、实验设备齐全。学校有一大群优秀教师，学生经初中、高中两次筛选，高考入学率很高，“文革”前是济南市重点中学，学子并家长都趋之若鹜。中共济南市委自然也很重视，这点从干部配备上也可看出：校长王苇塘，老革命，教育家，行政13级；副校长朱琳（女），老革命，行政14级；党支部书记王景三（女），行政15级。仅上述条件，与其他中学就拉开了距离。

　　我的家庭，“文革”前住在山东省政协大院宿舍里。“文革”前夕的政协，已从解放初的具有立法权力的议会性质机构变成纯粹的统战机关。当时山东省政协的领导是一些年龄大、资格老、声望高但已不适合在一线顶岗的老干部，或者级别较高但在党内斗争中犯了错误，或有这样那样问题被控制使用的干部。驻会常委、委员，则是些党内高龄同志、着名民主人士、国民党军起义或被俘将领、民族资本家以及被打成右派的高级知识分子等。机关内设机构，则比照厅局级机关设置。

　　

　　“文革”的爆发，可以说是“救”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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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的某周，适逢我们班劳动。记得一天下午，我们几个同学用地排车往学校拉东西，班主任许俊源老师迎上我们说道：“明天起学校不上课了，我们班也不劳动了，参加‘文化大革命’。”

　　那年春天以来学校就不平静了，批《海瑞罢官》、“三家村”、《燕山夜话》，好像也刮拉（牵连）上了本校的老师。但那些我都不甚了解，我只关心这“不上课”，是这一周不上课了，还是怎么着。就问道：“是这星期不上课了，还是永远不上课了？”许老师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神情有些黯然地说：“永远不上了！”

　　多少年以后回想起这一幕，他当时的眼神、口吻，我都历历在目！许老师兴许是可怜我的少不更事，又不能明讲，才这么说。我们哪里想得到这些，立刻“啊……”欢呼了起来。别的同学或许想的只是不上课可以玩儿了，对于我，还包含着解除了留级的危机！啊，我解放了！

　　“文革”前小学升初中，也是考试入学，能升入一中的，都是原来小学的尖子生。但进入中学后还是产生了分化，像我，就没从新鲜劲儿里转出来：上课根本不认真听讲，老琢磨着玩儿的事，学习很快就落下了。最差的是英语，几乎没背过几个单词，到后来，上英语课几乎像听天书，老师和同学读课文，我根本不知所云。再就是代数，就感觉有越来越多的题不会做了，下学期期中考试，竟得了59分，不及格。老师批评我，反认为是老师跟我过不去，就干脆琢磨起怎么对付他，绝对属于班里的“琐矣（调皮、捣蛋）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