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示威解散警隊口號背後的是與非

2020-06-08 | 來源: 香港01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分析評論撰文：葉德豪

　　周四（6月4日），紐約水牛城一位75歲示威者在成群警員之中無故被推到在地，頭破血流，靜止不動，警員對他視而不見繼續前行。同日，兩名涉事警員被停薪停職。翌日，當地警員工會“水牛城警察仁慈協會”（Buffalo Police Benevolent Association）的主席宣布“緊急應變小組”的57位防暴警察集體退出小組抗議。周六（6日），該兩名警員被控重罪襲擊，否認控罪，法院外有近250名警員與消防員聚集聲援。

　　5月25日，非裔美國人佛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員跪頸近九分鍾致死的事件，引發全美超過650個城市的示威浪潮。示威除了反對種族歧視性執法之外，警察使用過度暴力也是主軸之一。然而，連場曾有發生暴亂、主體仍屬和平的大規模示威，卻引來更多的警察暴力場面，使示威者的怒火更加難以撲滅。

　　警方對和平示威者發射催淚彈無日無之；數百宗記者被警察毆打，或以催淚彈、胡椒球彈攻擊已被記錄在案；紐約布魯克林一位示威者遭警員主動拉下口罩以胡椒噴霧直射；紐約警車撞進示威人群；成群手持警棍警員對一名倒在地上的人士亂棍圍打數十秒；西雅圖一位警員拘捕示威者時再次用上膝蓋跪頸的手段……當中最受人關注的，當然是特朗普使用聯邦執法人員暴力驅趕白宮外和平示威的場面。

　　如此種種暴力場面，都被影片記錄下來，在網絡上廣泛流傳，使得街上示威的人群愈來愈多，讓社會騷動愈加難以收拾。在示威之中，除了“黑人的命也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口號外，“解散警隊”（Abolish the Police）、“取消警隊經費”（Defund the Police）的示威標語也是隨處可見。

　　警暴是社會過度武裝的延伸

　　誠然，美國的警察暴力問題是一個極其難以拆解的結構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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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美國是一個人民過度武裝的社會，使警察的工作環境遠比其他國家危險。例如單在2019年，在執行職務期間死亡的美國警察就有106名，而在大西洋彼岸文化較為相近的英國，同期則只有一名警員殉職。

　　在此等情況之下，警方的訓練強調將民眾都當成“潛在危險”，造成警員往往往習慣了“先下手為強”。例如在2014年12歲非裔兒童賴斯（Tamir Rice）因拿著玩具槍而被警員擊斃的案件，涉事警員離開警車兩秒後就先行開槍射擊，根本沒有確定目標是否真的是潛在危險。

　　因此，美國警察使用致命武力的比例極高，單在2019年就有近1,100人死於警員之手。當中，只有大約1%的涉事警員被檢控，而罪名成立的比例更少。

　　身處法網之外的警隊

　　這就引伸出另外一個問題。在美國，檢控官與警方已結成了利益與共的共同體，使得檢控官盡量避免控告警員。由於檢控官的升遷取決於他們能否成功將罪犯定罪，而審判期間所需的證據很多時候也要由警方親身作證。然而，警方出於同儕團結卻少有願意指證同伴，檢控官一方面為免浪費時間精力，另一方面也為了保持與警方的良好關系，因而除非遇上媒體關注的重大事件，否則對警方的檢控也是可免則免。

　　一位布朗大學社會學家范克勒夫（Nicole Gonzalez Van Cleve）就曾撰文指出“警方為檢控官制造案件，而作為職業禮儀，檢控官也被期許會尊重警方的權威”。

　　同時，美國也素有所謂“有條件豁免權”（qualified immunity）的法律原則，讓民眾難以從民事途徑向執法時犯罪的警察個人索償。申訴人要證明涉事警員的行為“侵犯任何理性人士都應該知道，且明顯成立的法律或憲法權利”，才可越過此豁免權作出索償申訴。然而，美國法院對此條件的解讀極其嚴格，曾有上訴法院因“在執行搜查令期間偷取財物”並非“明顯成立的法律或憲法權利”而拒絕一位申訴人的索償呈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