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流行無人能在病毒前獨善其身

2020-06-22 | 來源: 三聯生活周刊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11日表示，在未來的幾天和幾周內，COVID-19病例數、死亡人數和受災國家的數量將可能進一步攀升。為此，世衛組織評估認為，COVID-19已具有“大流行病”（pandemic）特征。

　　從遙遠的《舊約》時代直至當下，流行性傳染病存在的歷史幾乎與人類本身的歷史同樣漫長。而它每一次出現大規模爆發，幾乎都和城市化特別是全球化進程中那些被忽視的“小問題”有關。進入21世紀後致命流行病發生頻率的上升，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上一波城市化進程的缺陷，也有必要再度回顧歷史的教訓。

　　文 | 劉怡

　　嚴格說來，所謂“瘟疫”或者Pandemic（大流行），其實是對一系列曾在較大地理范圍內傳播開的感染症流行病的統稱。按照目前WHO采用的標准，它必須同時滿足三項條件：病患數量在較短時間內呈現指數級增長（流行性）；有感染症存在（傳染性）；擴散范圍不限於一地一國（跨地域性）。前WHO助理總幹事福田敬二對此有一個更簡略的概括：“所謂大流行，就是全球性爆發（Global Outbreak）。它意味著既存在病原體的傳播，又有不僅限於病毒傳播的其他疾病活動出現。”

　　按照上述標准，我們可以把季節性流感、癌症以及戰術性化學武器襲擊引發的傷亡剔除出大流行疾病的清單。但反過來，要逐一羅列出可能導致大流行的病原體卻要困難得多：大部分流行病都由病毒導致，而地球上平均每平方米空間存在8億個病毒，並且從未停止復制和突變。這種復雜性意味著人類很難開發出類似廣譜抗生素的疫苗，以提前消滅未及爆發的流行病病原體。

　　但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大流行”案例依然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定參照。它們大部分發生在距今5000年之內，波及范圍和致死人數與遠距離交通條件的妥善度具有直接關聯。更進一步看，大流行可以被當作是城市化和全球化進程的一個始料未及的副產品；每當有現實中的“瘟疫公司”開始肆虐，總會暴露出特定城市醫療、衛生條件乃至國家公共衛生系統存在的疏漏。一些“古已有之”的高風險社會習俗，也是在流行病的警示下才逐步得到修正。考慮到最近十余年“大流行”再度進入了活躍期，歷史的教訓離我們並不遙遠。在慶幸醫療技術已經獲得極大提升的同時，人類依然不得不殫精竭慮防范下一波考驗的出現。帝國的喪鍾

　　人類學者、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地理學教授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廣為人知的作品《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中指出過一項重要事實：盡管細菌和病毒在地球上出現的時間甚至早於人類這一物種，但直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天花才作為第一種廣為人知的流行病開始了傳播。這主要應當歸因於定居農耕生活方式的出現：與流動的狩獵采摘生活相比，定居顯著增加了單位面積內的人口密度，使病菌通過糞口途徑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概率有了顯著上升。而當農耕生產的糧食積聚到一定規模之後，作為農業消費者聚落的城市也隨之出現。城市的人口密度相較農村有了更驚人的上升，並且需要頻繁地和其他地區交換生活資料、進行貿易往來。病菌的傳播范圍於是日漸擴大，頻率更加驚人，最終積累到了大流行的規模。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地理學教授、《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賈雷德·戴蒙德。

　　可以確定的是，致命的流行性傳染病在距今約4000～5000年前的古埃及時代就有過爆發記錄。在《聖經·舊約》中，“瘟疫”（Pestilence）一詞先後出現了65次，“災病”（Plague）出現了47次。盡管記錄者的初衷是為了渲染“上帝降災懲戒罪人”的能力，但那些陳述瘟疫發作狀況時的字句，顯然是出自作者的親身經驗。在《民數記》中，遷徙中的以色列人曾經兩次遭遇大瘟疫，死亡人數分別達到1.47萬和2.4萬。《撒母耳記》中記錄的另一場大疫則殺死了7萬人，使得但城和貝爾謝巴之間的村莊幾乎淪為無人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