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力量戈爾丁為何得到諾貝爾獎

2023-10-11 | 來源: 重要的是經濟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有人問我對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預測。我生怕猜錯了有負眾望，蒙對了沾沾自喜，於是給出了一個碰瓷式的回答：很可能是經濟史學家，也可能是研究治理或不平等問題的經濟學家。原因很簡單，增加概率的辦法就是這個原則：“越來越重要，但以往獲獎尚少”。因此，當我在新聞中看到哈佛大學教授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的名字，回過神來猛然發現她女性經濟學家的身份也符合上述標准——女性越來越重要，而且之前只有兩位女經濟學家獲獎。如此說來，此獎非她莫屬！再加把勁，我這一年一度的碰瓷興許就變成中了頭彩，真大功告成了。而且，2022年3月，筆者時任副總編輯的《北大(专题)金融評論》還就老齡化的話題采訪過戈爾丁教授。戈爾丁教授年少時的理想是考古。所以，長期觀察但很少追風談諾獎話題的本人，也試圖就此略作一些考古式的理解。畢竟，談論她具體研究成果的文章已經足夠多了。

在我看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都堪稱一份“少數派報告”（此處借用了科幻小說作家菲利普?迪克的書名，史蒂芬·斯皮爾伯格也根據小說改編拍攝了同名科幻電影）。可能也正因為如此，此前各種預測幾乎沒有人提及戈爾丁。目力所及，僅見上海財經大學王小明教授10月6日在朋友圈發文：“Goldin確實應該得獎，雖然美國的勞動經濟學很爛，但她的研究卓爾不凡。”（後來他進一步解釋，“我說美國的勞動經濟學很爛，本質上是對理性預期經濟學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忽視勞動市場的批評”)

“少數派”的經濟史學家

“少數派”首當其沖的是戈爾丁的經濟史學家身份，而不是勞動經濟學。自1969年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該獎一共頒發了55次，共有93人獲獎，這次是經濟史學家第2次獲獎，但戈爾丁卻是其中的第3人。因為之前是兩位經濟學家共同獲獎——1993年，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和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基於“對經濟史的貢獻”獲得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其中，福格爾正是戈爾丁的恩師，戈爾丁的博士論文《美國南方的城市奴隸制1820-1860：一部量化的歷史》也與福格爾的研究一脈相承。從這個師承關系梳理其學術思想發展脈絡，有助於理解“少數派”的深意。

由於70年代開始的對奴隸制生產效率的經濟史研究，福格爾長期被指責為南方奴隸制唱贊歌，如今看起來更是“大逆不道”。因為他石破天驚地發現：美國南北戰爭之前，南方奴隸制農業比北方家庭農場的生產效率高出35%。而且黑奴並非傳統觀念認為的那樣懶散、無能和低效，平均意義上，黑奴比自由的白人農業工人更加勤奮和高效。但福格爾的研究是中立的，是符合科學精神的。他認為評價經濟制度的標准不僅是效率，也包括了道德。奴隸制被終結，不是因為它的體系不能有效率地運作，而是由於在道德上不被接受，所以人們要求從政治上消除這種不道德的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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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我們也愈加理解人類社會的演進歷史，不僅是追求經濟繁榮與發展的歷史，也是追求道德的進步史。其中，美國持續多年頗有爭議的“平權”思潮和相關的社會運動比較典型。就此，資中筠先生曾在《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啟示錄》一書中敏銳地指出，強調經濟效率、自由競爭和追求平等、福利保障是美國社會發展的兩個輪*，能夠確保社會經濟平穩向前。而且“20世紀美國總體政策有如鍾擺，每隔一段時間即向另一方擺動，進行有效地微調，總的趨勢是向中間靠攏。”

由此，就可以理解諾獎官方對戈爾丁的貢獻描述為“首次全面介紹了幾個世紀以來女性收入和勞動力市場參與情況。她的研究揭示了變化的原因，以及剩余性別差距的主要來源。促進了我們對女性勞動力市場結果的理解。”其中，有兩個方面的含義：其一，與其恩師福格爾在經濟史的研究類似，是科學意義上的成就；其二，聚焦於勞動力市場性別差異的主要驅動因素，即性別歧視問題的成因，是倫理意義上的成就。

戈爾丁的新書《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的關鍵詞“平等”，就很好地體現了其研究中的倫理目標。該書中給出了性別歧視問題的關鍵原因——“貪婪的工作”（greedy work），即“加班、周末或晚上工作的人可以掙更多錢”。而且，“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收入不平等不斷加劇，貪婪工作的價值大幅飆升。”因此，一方面金融等大幅增加收入的行業女性更難以進入；另一方面，更多的育兒責任會分派給女性。其結果是家庭雙方都有損失：男人放棄了陪伴家人的時間，女人放棄了部分事業。

少數派的“人力資本”研究者

當然，戈爾丁研究的意義不止於此，也不在於一般意義上的勞動經濟學。在我看來，她的另一條“少數派”道路來自“人力資本”理論以及與之相關的家庭經濟學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