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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超生: 张艺谋的老师走了,他被称为纪录片传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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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故事片是看别人的故事


而看纪录片是借着别人的故事

在看自己的人生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恢复重建。这年秋,陈凯歌、田壮壮、谢晓晶、夏钢、李少红、刘苗苗、胡玫、张建亚、金韬、张军钊、吴子牛、彭小莲、江海洋等28名导演系新生入学,该班后来成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中坚力量。

这个班的班主任,就是司徒兆敦。第一次对新生讲话时他就谈到,要从生活中找故事。他丝毫不担心这批学生的创作能力,因为他们都有异常曲折丰富的人生阅历。

他认为,每一个人,无论多卑微,都是社会裂变中的重要角色,是历史的参与者、记录者。因此相比故事片,他更推崇纪录片。他觉得,纪录片作为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影像档案,能为后人提供有价值的人文叙事,是对时间最好的记录。

但他也很清楚,纪录片注定是孤独的事业。在一些人的观念里,纪录只是一种“复制”,不能算是创造,不能和“高级艺术”相提并论。与剧情片长期培养起来的、稳定的观众群相比,纪录片的观众群更是无法望其项背。

晚年,他发现这些观念和现实依然没有改变。而他也依然故我,踽踽独行。

2023年8月31日凌晨,这位被称为“中国纪录片之父”的老人带着未尽的心愿在睡梦中离世,享年85岁。




2020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78班班主任司徒兆敦接受毕业联合作业访谈录采访期间在1号摄影棚的舞台上。图/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音乐研究院网站

电影的熏陶和生活的教育

司徒兆敦出生于华侨世家,祖父司徒美堂是美洲侨领。父亲司徒慧敏30年代就从事电影工作,是中共地下党电影小组成员之一、左翼电影运动主将。

小时候家里有放映机,司徒兆敦总爱躺在幕布后面,一部接一部看电影,这是他战乱童年中的乐园。后来一看电影《天堂电影院》,他就会想起那段日子。


那时他的家是进步人士活动基地,他在家里认识了很多“大人物”,比如在他家写出《义勇军进行曲》的聂耳、离世前最后一晚在他家度过的叶挺、来为他奶奶祝寿的郭沫若、茅盾等人。司徒慧敏1943年就任中国电影制片厂新闻纪录片部主任后,在他周围聚集起史东山、阳翰笙、田汉等一批左翼电影和戏剧工作者,司徒兆敦从小就在这种氛围中长大。

抗战胜利后不久,司徒慧敏受周恩来之命,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戏剧学院学习电影技术和电影管理。1952年4月,他奉命归国,到北京筹建八一电影制片厂。1956年,他担任了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

随父亲来到北京后,司徒兆敦接触到一些日后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世界级大师,其中就包括被誉为纪录电影先驱的荷兰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

1958年,伊文思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华拍摄反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纪录片《早春》。司徒兆敦回忆,在陪父亲见伊文思时,伊文思问他对自己的影片有何看法。

那时不满20岁的司徒兆敦只看过伊文思的一部短片《雨》,也不知道这位长者是纪录片大师,就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你的影片拍得很美,很漂亮,但那是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作品。”一旁的司徒慧敏面露尴尬,但伊文思不生气,拍了拍司徒兆敦的脑袋说:“小孩你不懂,一个艺术家在创作时不应当不考虑形式。搞形式主义、唯美主义是他不成熟的表现,一旦成熟了,他会把那些表面的东西抛弃的。”

1959年,司徒兆敦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在系主任田风的倡议下,59班接受的是五年一贯制的系统教学,开五年制电影教育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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