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談央視記者燕郊遇阻:一些官員患了輿情恐懼症(圖)

2024-03-15 | 來源: 上觀新聞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在公眾密切關注之下，央視記者采訪燕郊爆炸現場遇阻一事，有了後續進展。先是中國記協在事發當夜發聲強調“正當采訪是記者的權利”，隨後事發地三河市以事故指揮部名義發文致歉。昨天，河北省委專題會又特別強調，“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健全與媒體溝通聯系機制，支持和保障媒體記者正當采訪”。

至此，這起有些節外生枝的風波，大致告一段落。但由此衍生的問題，卻值得進一步思考。業內普遍認為，此次事件盡管觀感誇張，卻絕不算新鮮。這些年，媒體記者采訪突發事件受阻撓甚至被暴力對待的情形屢見不鮮。如果根子上的問題不解決，類似的事件，恐怕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不能為了控制輿情，簡單粗暴阻撓媒體記者正常履職。”這是中國記協聲明的結尾。此話一語中的。突發事件、危機事件發生後，如何處理與媒體監督的關系，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過去不乏開誠布公坦然應對的成功案例，也有“防火防盜防記者”的奇談怪論。如今，越來越多地方處理類似情況時，揮之不去一個詞——“輿情”。

“輿情”本來是個中性詞，輿論的注意力集中、聲勢浩大，可能是雜音，可能有謬論，也可能有好聲音，具體問題還待具體分析。但相當一段時間以來，在相當一部分幹部眼裡，“輿情”是一個負面的詞，是一個壞東西，甚至是壞得不能再壞的東西。

有媒體曾總結，一些官員似乎患了“輿情恐懼症”。有的地方將“出不出輿情”視作評價官員政績的重要標准。有的地方出事後有了輿情，率先被問責的是負責“輿論管控”的幹部。自然，這樣的地方為了避免輿情，要采取種種手段，包括盡可能地將公共事件的知曉范圍降至最低。

對記者的正常采訪橫加阻攔，正是出於此道。但事實往往表明，越是要消滅輿情，越是消滅不了輿情，甚至產生次生輿情。此番燕郊事件，又提供了一個佐證。

互聯網時代，“人人都有麥克風”，輿論場上眾說紛紜，今天的社交媒體更已發達至極，公共事件只要稍能引起一些共鳴共情，迅即就會有指數級的傳播。有值得關注的事情，到輿論場上就會有“輿情”，這幾乎是一條鐵律。很多時候，輿情的出現既是預料之中的，也是無可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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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過，輿情本身有好有壞，簡單視作壞東西，並不科學。而若指望輿情瞬間消失，甚至最好從未存在，更是不切實際的。套用曾經流行的句式：你想或不想、願或不願，輿情就在那裡。

既然躲不過去，大大方方面對、有的放矢引導，才是正確的解決之道。進一步說，在輿情下解決問題、推進工作，越來越應當成為各級官員的一種習慣。

形成這樣的習慣，無疑要靠幹部自身的覺悟，靠不斷提升的媒介素養——絕大多數時候，新聞媒體、公眾輿論同政府部門的方向是一致的，關注和發聲都是為了解決問題、推動工作，在社會治理大格局中理應被視作共同體，而不是“攪局者”，更不是“洪水猛獸”。

直面媒介、善用媒介，也是互聯網時代幹部的基本素養。類似公共事件發生後，涉事部門和有關官員應第一時間直面公眾、解疑釋惑，更應當成為一條原則。對此，黨中央、國務院早有明文規定。

但更重要的是，敢於直面輿情、大膽發聲的幹部，必須有一個良好的生態給予支撐、給予包容。多年前的數起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經歷一再表明，事發後的“新聞發布”效果好不好，僅有一個能說會道的新聞發言人是遠遠不夠的，還得有強有力的“後台支撐”，即內部通暢的信息支持、迅捷的事件處置能力。

同樣重要的，還有其背後政治性的生態——坦然面對輿情、善於引導輿論的官員，是否得到了足夠的鼓勵？萬一不小心說錯話，是否能得到必要的包容，而不是讓人覺得“多說多錯”“不說不錯”，並讓守口如瓶成為一個“理性選擇”？

“控制輿情”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對各地各部門來說，有一點是有必要反復重申的：輿情應對有力的幹部，當然要加分；而出事之後出現輿情，在追問“為何有輿情”之前，是不是應該先問問“為何出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