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力工专栏: 希拉克的功过谈

　　俞力工，男，1947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诸暨。1949年随父母迁居台湾。15岁即前往欧美，先后在旧金山州立大学、维也纳大学、西柏林自由大学、海德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系、社会学系学习与研究。

　　著作有：《后冷战时期国际纵横谈》，1994，桂冠书局，台北。目前为国际评论专栏作家，台湾世界新闻大学客座教授。

俞力工专栏: 俞力工专栏: 希拉克的功过谈

2007-03-15 | 来源: 北美中文网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本月11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宣布将不参加4月22日的总统竞选。此后，评论界纷纷对他的是非功过评头论足，兴趣之浓厚似乎还超过对总统选战的关注。

希拉克的“新戴高乐主义”

1997年，即希拉克上任总统职位的两年后，笔者在《希拉克的“新戴高乐主义”》一文中即列举过他的上任“三把火”，诸如：率先主张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动用外科手术解决波斯尼亚纷争；恢复核试爆；建议由法国向中西欧国家提供核保护伞；建议把英、法的核子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中西欧的核军备；为加强作战力量将法国的征兵制改为募兵制；建议欧洲联盟建立快速反应部队以应付紧急情况；力主加强西欧防御联盟（WEU，欧洲人自建的联防组织）的职能，以逐步取代北约组织；呼吁改变欧洲联盟这一“政治大集团，军事侏儒”的局面；建议北约组织设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南翼指挥部由一欧洲人担任指挥官；建议北约组织与俄罗斯签订条约并举行政策联席会议...。这一切说明，希拉克的近期目标在于让北约组织继续存在，但美国最终得退守大西洋的西北部，而大西洋的东北部事物则由欧洲国家自行管理。这种新的“欧人治欧”的策略与“老戴高乐主义”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戴高乐企图一举甩开北约组织与美国；而希拉克则设法把北约组织逐步欧洲化，然后再甩开北约组织与美国。

如今，事隔十年，当是不难对上述主张的结果做一客观评估。首先，“把英、法的核子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中西欧的核军备”的倡议，英国根本不加理睬；“由法国向中西欧国家提供核保护伞”的建议，也不见任何国家附议；“加强西欧防御联盟”的构想更是早已胎死腹中；有关改变“政治大集团，军事侏儒”的呼吁，迄今还停留在口号层次；建议“北约组织设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南翼指挥部由一欧洲人担任指挥官”一事，美国早就冷冷地加以拒绝；“将征兵制改为募兵制”与“核试爆”毕竟纯属内政问题，因此也是希拉克唯一的，有始有终、顺利完成的，两件内政大事。

令人尴尬的南斯拉夫战争

至于南斯拉夫问题，希拉克之设想采取强硬手段，原因之一是受到美国媒体宣传所左右（参见http://yuligong.blshe.com/post/161/3799）。彼时，主流媒体对塞尔维亚一方的不利、不实报道，铺天盖地、蜂拥而至，自然也使法国政府产生强烈的反塞尔维亚情绪；其次是德国统一之后便与奥地利一道，对南斯拉夫的分离主义活动指手画脚、变相鼓励。德、奥与塞尔维亚之间，历史上芥蒂甚多，八、九十年代之交，便趁共产集团土崩瓦解之机，对南斯拉夫落井下石，于是又影响到欧洲联盟的集体行动。此外，当然也不能排除希拉克的个人因素。希拉克的粗线条作风早在60年代就有庞皮杜总统讥讽为“推土机”。自他就任总统以来，核试爆、排斥党内对手、贸然对《欧洲宪章》进行公投、叫欧盟新成员“闭嘴”等等，都表现出他的独特颟顸个性。然而就希拉克的“新戴高乐主义”而言，他认为后冷战时期需要建立的是个符合地理意义、在全球范围举足轻重的大欧洲。为达到此目的，必须要有一个平和的俄罗斯的配合；必须排除美国的干预；必须中止美国的欧洲代理人，即英国的干扰；必须把德国这经济大国约束在欧洲联盟的框架内。基于此信念，同时为了显示主动权掌控在自己手中，便抢先提出了“对南斯拉夫政府采取强硬手段”。如此一来，美国则正中下怀，随即于1999年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驱使为不受国际法约束的作战机器，向南斯拉夫进行了长达78天的狂轰滥炸。

就空袭南斯拉夫而论，其破坏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远远超过希拉克所预期的范围，因此也可说是“超额完成任务”。但是，也就由于空袭过程中对南斯拉夫全境民用设施的肆意破坏（包括对中国使馆的轰炸），顿然使法、德意识到非只是骑虎难下，甚至是误上贼船。从此之后，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道德联盟”便开始想方设法约束美国的单边行动，最终则导致2003年攻打伊拉克之前对美国所说的“不”。

综观近期欧洲主要媒体对希拉克的评价，几无例外地赞许他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坚决立场。极其矛盾的是，同样一批论客却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也曾一度为干预南斯拉夫内政和99年的空袭行动摇旗呐喊。换言之，若非欧盟的支持，美国恐不至于把两河流域搞到如今的悲惨地步。换言之，即便在伊拉克问题上，那声“不”也丝毫没起作用，因此希拉克与“道德联盟”的功绩还得大打折扣。

希拉克与俄罗斯

希拉克建议“北约组织与俄罗斯签订条约并举行政策联席会议”的出发点在于北约组织不断东扩，对正处于民主改革过程的俄罗斯造成严重压力。希拉克为了防止俄罗斯的左派死灰复燃，而提出如上建议。俄罗斯一方自不待言，担心的也是北约无休止的扩张，因此早就提出与北约签订“约束条约”的主张。美国考虑再三，于1997年在北约的框架内，巧妙地设立了所谓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俄罗斯在此理事会里不得参与任何政策决定，对北约的任何重大政策至多只能提出建议。经过长期争执，又于2002年通过了《罗马宣言》，将俄罗斯在该理事会的“决策参与权”扩大至“反恐”、“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反战术飞弹”“保护平民与救援”等无关紧要的领域。至于北约东扩、军备问题、联防之类的关键领域，则仍旧毫无置喙余地。就此意义而言，希拉克对俄罗斯表现的善意，又在美国作梗之下完全泡汤。

从上文所介绍的一系列事件，明显可看到希拉克与美国之间，更确切地说，法国与美国其实一直处于瑜亮间的水火关系。希拉克纵有许多缺点，他的“新戴高乐主义”并非一无是处。但关键是，法、美之间实力对比太过悬殊，因此便无法阻止带有迷信权威习惯的前华沙成员投靠一个新权威。除此之外，欧盟核心成员之间也往往勾心斗角，因此便轻易受到美国的离间与制肘。然而纯从逻辑伸引，“新戴高乐主义”理想中的大欧洲不能缺少俄罗斯，而大欧洲今后成功与否，一方面要看美国今后是否改变脸色，一方面也维系在俄罗斯的颜色怎么变。2007-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