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星火诉莫言案看“统制派”和“皇道派”之争

莫言: 从毛星火诉莫言案看“统制派”和“皇道派”之争

2024-03-22 | 来源: 自由亚洲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评论 | #雷乐天：从 #毛星火诉 #莫言案看“统制派”和“皇道派”之争https://t.co/1lIEd1pqvD pic.twitter.com/eDL79R69s4—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March 21, 2024

雷乐天评论：

起初微博用户“说真话的毛星火”在网络上宣称将起诉莫言时，不少人只是以丑角来看待他。等到白纸黑字的诉状面世时，人们才知道他是玩真的。当胡锡进称之为一场自我炒作的民粹闹剧后，他扬言要起诉胡锡进。当围观者只能在毛星火和胡锡进之间二选一时，诉讼输赢已经不重要了。无论谁赢得诉讼，这个国家都已经输了。

已故民运人士陈子明曾借用日本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统制派”和“皇道派”之争，对当代中国的相似意识形态景观作过一段精辟刻画：前者主张调和国内矛盾，实现对党政军民学的“统制”，致力于对外争夺“生存空间”，而另一派则鼓吹“打不过鬼子就杀汉奸”。如是观之，“汉奸”就是莫言，毛星火就是皇道派，胡锡进就是统制派。

正如皇道派认为，对天皇的亵渎就是对日本民族的侮辱，就是对他们自己的冒犯，毛星火也认为，对毛泽东的贬低就是对中国人的贬低，就是对他本人的贬低——他称莫言的一大罪状是其“贬低中国人民”，却要求莫言“向毛主席道歉”。正如皇道派以下层愤青为主，毛星火也是籍籍无名的网络青年写手。正如皇道派刺杀的对象是社会地位与之悬殊的内阁总理大臣和三井财阀理事长，毛星火攻击的对象也是社会与之悬殊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兼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莫言与诺奖得主古尔纳对话，并接受央视专访！(图)

中国粉红网暴钟晱晱、莫言，“爱国主义”爆棚

莫言被起诉背后：怀疑一旦产生，罪名便已成立(图)

刺杀和诉讼纵不可同日而语，但诉讼只是“讨奸”的起点而已。毛星火早前就宣称：如果莫言没被处理，他就要用暴力手段惩罚莫言；他还表示：如今社会被资本扭曲、物欲横流，他愿效法用鲜血和死亡来唤醒民众。暴力、鲜血、死亡——毛星火不难在三岛由纪夫自编自导自演的《忧国》（1966年）中找到共鸣。片中主角（三岛由纪夫饰）在1936年皇道派反对统制派的“二·二六政变”未遂后剖腹自杀，而三岛由纪夫本人也随后在一场未遂政变后剖腹自杀。在煽动政变的檄文中，三岛由纪夫谴责物欲横流的日本社会“堕落”，要求自卫队成为一支扞卫日本天皇和民族传统的军队，而非美国的附庸，然而应者寥寥——毛星火在微博上的拥趸也不过胡锡进的九牛一毛。

在以胡锡进为代表的统制派眼中，主张自下而上推翻资本主义和议会政治、通过“清君侧”实现“昭和维新”的毛星火及其拥趸，此番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企图暗中夺权，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统制派固然不满“大正民主”的政治乱象，但总力图维护既存社会等级和政治秩序。胡锡进在“鸽派”外交官吴建民大使罹难时致以哀悼，在大作家莫言遭起诉时为之辩护，如今遭到皇道派围剿，堪称“尊毛讨奸”的首坛祭品。

其实对于“汉奸”莫言来说，诉讼和非议不啻为另类的荣誉。萨特不仅曾遭起诉，还曾被在香榭丽舍大道游行的法国退伍老兵索命。主张废除自卫队的大江健三郎和在鸡蛋和高墙之间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的村上春树，都被日本右翼视为“卖国求荣”。若将大江健三郎的政治主张移植到中国，就相当于要求解散中国人民解放军。毕竟若连为国服务的自卫队都得废除，“听党指挥”的武装力量就更没有理由存在了。比起大江健三郎的敢言，以笔名“莫言”提醒自己“少乱说话、少惹麻烦”的管谟业几乎是政治上的哑巴。

可就是哑巴，也陷入文字狱中了。在当代华语文坛上，从阎连科、严歌苓到方方，关注人类境况和社会批评的严肃文学作家并不罕见。莫言之所以首当其冲，无外乎是“枪打出头鸟”。毛星火对莫言的“汉奸”指控，并非他的发明。自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指责莫言为“文化汉奸”的声音就不绝回荡在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乌有系”媒体周围。不过，彼时中国舆论空间尚且呈现出一番相对多元的景象——袁腾飞还在《百家讲坛》，毕福剑还在央视主持，茅于轼还未出走加拿大……采取民粹排外话语和极端激进姿态扞卫中共政治垄断甚至鼓吹复辟经济垄断的乌有系，毕竟游离在建制派主流之外，甚至还曾因拥戴“阅青史/问中华儿女/谁来接班”的太子党薄熙来而一度遭到关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厦将倾非一日之功。从与之争锋相对的“南方系”自由派媒体在2013年《南方周末》特刊事件后一蹶不振，到周小平、花千芳等民族民粹主义意见领袖参加2014年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从2016年《炎黄春秋》编辑部被“腾笼换鸟”，到2019年天则经济研究所被迫关闭，从《英雄烈士保护法》（2018年）、《爱国主义教育法》（2023年）出台，到将“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行为列入《治安处罚法》处罚范围的意识形态立法……自2013年《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出炉后，在高墙缝隙之中生长起来的中国公共领域，就在一语双关地意义上日益“乌有化”。那些从“旧时代”里一路走来的文化名流们，记者或律师，学者或作家，要么销声匿迹，要么四海为家。莫言的舆论困境与日俱增，终于落到今天这般田地。就在2022年，乌有系要角司马南还曾碰瓷莫言“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说，称文学作品也可以用来唱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