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三位大陸"80後",不願忘卻的"六四回憶"

2024-06-04 | 來源: WOMEN我們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WOMEN我們》編者按

在廣場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親歷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麼樣子？在很多不為人知的地方，它如何啟迪、指引和改變人們的生活？5月16日，“WOMEN我們”發起了《我們都是廣場上的遺孤——“廣場之外”主題征文》活動。

半個多月來，我們收到了三篇大陸讀者的投稿。他們都是80年代初生人，分別來自縣城機關幹部、高校知識分子和農村家庭，或通過學校組織親歷過游行，或間接感受高校政治清算的余波，或作為“零八憲章”的簽署者，努力向下一代傳承著“廣場精神”。

穿越或遠或近的記憶碎片，他們發出了同一個聲音：不要忘記。

(一) 我們是真正的民主運動的“後備軍”

作者 XL

我在1981年出生於魯北某縣。我的父母都是黨員，父親在縣政府機關任職。

絕大多數八零後都沒有參與過“六四”事件，很多同齡人甚至沒有任何回憶。我很有幸地見證了和參與了那段歷史，雖然大多只是從電視裡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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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過去了，我貢獻出自己關於“六四”的記憶碎片。這些記憶也許在下一代人眼裡，會成為歷史的見證。

八十年代

我對中國政治的最早印象是兩件事。一件事是大約1985年，曾祖父指著牆上貼的報紙上的照片說：“這是胡耀邦”，我發不出三個音，最終發音是“胡邦邦”。另一件事是大約同一年，我指著《兒童畫報》上面的黨旗和一個對著黨旗舉著拳頭的人，問父母：“什麼是共產黨？”父母很自豪地向我解釋了半天，大意是：“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領導組織，我們兩個人都是共產黨”。

1987年，我們家搬到了縣政府某部大院。那一年，“胡邦邦”已經不太出現在報紙上了，天天露面的是戴眼鏡的趙紫陽。

不過當時大家對這個背頭形象的印象不太好，因為他上來之後，我們家經濟困難起來，物價上漲，吃飯開始緊張。鄰居們晚上在門前聊天，說“趙紫陽的兒子倒賣彩電”。實際上還有一句是“鄧樸方倒賣導彈”，但我記不得這個“賣導彈”的傳言是不是跟“賣彩電”的傳言是同時期了。但很肯定的是，當時群眾不喜歡趙。

靜坐

1988年我上小學一年級了。就在第二個學期，1989年，好像有領導人去世了。我看到電視裡的黑框照片，正是“胡邦邦”。

幾天之後，群眾們開始議論，說大學生在天安門靜坐。當時的我很震驚，因為我腦海中天安門的活動都是政府組織的，這次似乎不是政府組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