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防的不是学生是"政变"和"兵变"

邓小平、杨尚昆动用如此庞大的兵力，进行如此周密的部署，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对付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声援学生的北京民众，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中共党内的“政变”和军队的“兵变”。如果仅仅是为了对付学生和北京民众，动用北京卫戍区的两个警卫师和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就足矣，根本不需要调动这么庞大的野战军部队进京。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当时的最大忧虑就是中共党内的“政变”和军队的“兵变”。

在邓小平、杨尚昆看来，有可能发动中共党内“政变”的头号危险人物当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六四血腥事件后被撤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胡启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人，自然被视为赵紫阳的同伙。

相比之下，兵变比政变更为可怕，也更难预料和控制。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不久，杨尚昆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1989年）6月4日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但是我们的军队坚决捍卫党，这个班是没有的。”【注释1】

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女婿、前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的刘亚洲中将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当年在担任武汉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的时候，曾在一次题为《道德与信念》的内部报告中以总结经验教训的口吻说，北京军区的部队不可靠，因为长期驻防京畿地带，消息灵通，了解北京的学生运动情况，普遍同情学生，执行戒严令当然不力。幸亏邓小平“英明”，除了调动北京军区的部队之外，还调动了大量其他军区的部队进京，要不非出大问题不可。

大量资料证明，邓小平、杨尚昆确实对解放军戒严部队做了精心的调度安排，从中可以发现刘亚洲所说的邓小平的“英明”之处，即调动多个军区的部队进京，相互监督制衡，彼此难以串联，避免发生兵变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