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去世前两年薄一波为了儿子扳倒谁？

十四届四中全会宣布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移交权力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当时邓小平的健康每况愈下。十四大上让多年的铁杆支持者杨家将兄弟退出军队核心，更是邓小平自毁长城之举。江泽民最怕的就是军队不跟他这个没摸过枪的军委主席走。如今，一方面元老们风烛残年，另一方面在军队中江泽民也逐步有了亲信，江泽民开始盘算着把矛头指向北京市这个重要的政治滩头阵地了。

北京市是权力斗争的必争之地。如果不能把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委市政府和中央警卫团的权力牢牢抓在手里，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就毫无安全感可言。文革前毛泽东已经被捧上了神坛，然而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就是敢让《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光明日报》拒不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令毛泽东不得不在上海出姚文元的单行本，并称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文化大革命”全面铺开是在1966年5月16日，其先行动作则是于1966年3月底将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解职。即使对毛泽东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党主席来说，要干大事也必须先掌控北京。因此，江泽民十分急于拿下北京。

与陈希同结怨

在干部选拔上，江泽民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对他不效忠的人都不用。这样一来，其政绩可想而知。陈希同在北京当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北京成功举办了亚运会，打通了二环路和三环路，北京市的面貌改观很多。相比之下，江泽民在上海执政期间，不仅毫无业绩，相反，他上台仅两年上海就发生“菜篮子危机”，以至于邓小平不得不把能干的朱基调往上海补漏。在“六四”问题上，陈希同一直抱着敢做敢当的态度，而不是像江泽民这样一会儿镇压《导报》，态度强硬，一会儿又想向赵紫阳做深刻检讨，承认不该镇压。陈希同因此认为自己维护江山有功，至少在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上应该再上层楼，谁料想却被江泽民捡了个现成便宜，心理自然十分不平衡。此外陈希同与邓小平的关系非常好，在1992年邓视察首钢的时候公开宣称陈是改革派，这些都给了陈看不起江泽民的本钱。因此，江泽民要想控制北京，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陈希同。

江泽民好出风头，嫉恨心又强。对于看不起他的人，心胸狭窄的江是一定会报复的。对于陈希同，江泽民一直又恨又怕。江泽民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还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陈希同宴请赵紫阳的追随者胡启立。

1992年,《秋菊打官司》首映时,邓小平喊来秘书:交给你一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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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当了儿皇帝之后，凡是跟着赵紫阳的人马都遭到了江不遗余力的清洗。对于江泽民来说，否定赵紫阳越彻底，江泽民的宝座就越有合法性。这种否定早已到了完全罔顾事实的地步。江泽民“当选”总书记的当天，就表示要挽回赵紫阳造成的“损失”，而绝口不提赵紫阳当总理和总书记期间为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所做的贡献。

江泽民深知赵紫阳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在“镇压”的问题上，赵紫阳的表现迥异于各位政治元老，甚至是各级党员，这使赵紫阳身上笼罩着为民请命而不顾个人安危的光环。而在赵紫阳当政期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也不能不使民众对赵深怀感激。无论从民心、资历，还是政绩上考察，一旦邓小平让赵紫阳复出，江泽民从赵紫阳手中窃取的权力如何还能保得住？

江在上台后高举“反和平演变”的大旗，对于改革派以及与赵紫阳关系密切的人进行整肃。此时，陈希同偏偏“逆流而动”。

当时随着赵紫阳下台的还有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这三位是因“六四”下台的级别最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陈希同却并不避讳，秘密安排了胡启立与万里会面，地点就在首都宾馆。陈不但出面作陪，还到宾馆门口亲自迎接胡启立。

无巧不能成书，陈希同自以为安排得天衣无缝时，没想到被日本人捅了漏子。那天傍晚，正好有几家日本电视台和报社的驻京记者也去宾馆的日本餐厅聚会，其中一位走错了路，进了陈希同的包间，亲眼见到胡启立、万里与陈希同觥筹交错。陈希同当时以为闯进来的是日本商人，就没有理会，结果第二天那个日本记者就写了篇报道发表在日本报纸上。第三天，新华社内参又以《国内动态清样》形式，将消息递送到江泽民那里。这让江又惊又怒。江泽民惊的是，陈希同本来就资历甚深，能力颇强，现在居然和胡启立走在一起。江一时拿不准邓小平是否属意胡启立复出，并为重新起用赵紫阳打铺垫。江泽民怒的是，陈希同竟然背着江和江最忌讳的赵氏人马搞在一起，显然是故意跟江为敌。江泽民立即下令由中纪委出面调查。首都宾馆负责人证实此事后，江亲自给陈希同打电话，指责陈“丧失立场”，陈推说是应万里的要求，自己不能不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