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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内容
江凯明：企业战略与投资顾问
眼下，全球供应链格局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两场还在继续的战争——俄乌冲突和美以伊战争，迫使各国重新思考战略资源来源的稳定性，更加关注地缘政治以及各国法律对于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性。
在供应链加速重构、逆全球化特征愈发凸显的背景下，跨国企业如何适配地缘政治变局、规避博弈带来的经营风险，已然成为企业战略决策需要重点研究和考虑的问题。围绕这一议题，观察者网连线了企业战略与投资顾问江凯明先生。
江先生常年穿梭于上海与华盛顿之间，凭借深耕行业的丰富经验与跨地域的独特视角，他将为我们解读各国政府及跨国企业该如何应对这场数十年来最为深刻的全球供应链深层变革。
美国万万没想到，稀土会成为中国手中的王牌
观察者网：在过去十年中，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趋势日益显著：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的贸易战、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中东冲突、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贸易战，以及针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冲突——以上的每一个事件都扰乱了既有的全球化供应链体系。首先，让我们聚焦于中美供应链的动态。在您看来，这场持续了近十年的贸易战，对中国和美国双方产生了何等重大的影响？在过去十年间，当中国和美国的企业试图适应这些供应链变局时，您观察到了哪些具体的趋势？
江凯明：这里我提供几个观察点。第一是双边贸易层面，中美双方的直接贸易规模有所回落，但我们可以认为这只是贸易流向发生了转移。原本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依旧由美国消费，只不过发货地从中国原产地改为了越南、墨西哥。
从投资角度来看，美国企业虽然减少了对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却加大了在新加坡、东南亚等其他地区的投资，尤其是在科技领域的投资。
第二，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逻辑已经从单纯追求效率，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生产，转变为如今更加注重防控风险。例如，和十年前相比，当下两国企业在经营布局中，都会把关税、制裁、出口管制、物流成本等因素纳入考量。
第三，十年前美国的核心诉求是降低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当时盛行一种叫“非中国化”（“Anywhere but China”）的理念，企业可以选择越南、墨西哥等任何地区，唯独规避中国市场。而这一做法，反而让东南亚及全球其他地区加深了同中国的经贸关联。
从我的角度看来，未来供应链的发展趋势同样有三点，第一是“中国+1”（“China +1”）的布局趋势，也就是跨国企业首先保留其在中国的产能，同时在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增设产能，在依托中国产能的同时，又能保障对美国市场的稳定供应。
过去十年中，“中国+1”战略成为很多公司的必备战略
第二大趋势是原本在中国的企业前往第三国进行成品组装。这意味着，跨国企业将首先在中国国内生产零部件，再转移到其他国家完成组装。苹果手机就是典型案例。即便如今部分苹果手机在印度组装，但其核心零部件仍高度依赖中国及东亚供应链。这种转变看似分散了供应链风险，实则是把第三国当作出口中转平台，在当地完成产品组装后，再外销至美国等市场。
第三是跨国公司布局多元化市场的趋势。我们观察到，不仅中国企业，甚至欧洲、日本、韩国等亚洲多国企业都在主动缩减对美业务比重，转而提高非美地区的经贸合作比例。
美国企业也针对供应链变局做出了应对调整。首先就是依托中国并向越南、墨西哥等第三国转移产能，这是最典型的布局选择。美国本土企业在不完全切断合作的前提下，主动降低对华业务依赖，采取部分脱钩、风险隔离的模式，能分散风险的环节尽量外迁，对华刚需、高依赖环节仍可以保留中国供应链，其余则从东南亚、墨西哥等替代供应商处采购。
主动管控所在国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地缘风险，已经成为美国企业经营的核心板块之一。企业必须全面应对各类地缘政治风险，统筹考量关税政策、出口管制、供应链选址、合作供应商资质、库存储备规划等一系列问题。
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数据：超过半数计划撤出中国或调整布局的美国企业，都会首选将工厂迁往东南亚，其余企业则主要流向墨西哥和印度。而仅有占比不到20%的企业，有意将产能迁回美国本土。就中国企业而言，只需关注中国对东南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就能清晰感知中企在当地的资金投入与布局力度。
同时我们也能从两国的政策导向中看出一种趋势：中国并不希望本国顶尖技术外流至东南亚及其他地区，避免美国、欧洲借机获取相关技术；美国政府也在引导本土企业，要求相关产品线尽量退出中国市场，减少在华布局。
现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已有相关研究论证：美国从中国的直接进口规模有所下降，而从越南、墨西哥的进口量大幅攀升，业内将这种现象称作供应链大迁移、资源重新配置。中国这边，也可以直接通过出口相关统计数据，直观看清商品与产业的转移布局方向。
观察者网：具体谈到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我们见证了中美之间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与关税战。您频繁往返于上海与华盛顿之间，拥有丰富的双边经验，在去年的贸易战期间，您是否观察到了美国在处理涉华供应链问题上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或政策转向？去年，当各方探讨中美贸易“停火”的可能性时，您注意到特朗普政府对华的整体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
江凯明：我将逐层梳理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变化。第一阶段始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当时美方极力推行“极限施压”的关税策略。这轮关税施压的强度与覆盖范围，远超第一任期间的贸易战，进一步精准切入具备战略博弈属性的重点产业；同时美方刻意推动全球供应链重构，意图倒逼美国企业把生产线从中国外迁，实现供应链布局多元化。
本质来看，华盛顿方面尤其是去年以来，刻意将对华脱钩、产业回流、友岸外包等举措，包装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进行叙事。在华盛顿舆论场中，这种论调十分普遍：将与中国经济脱钩、产业产能回流美国，直接定性为国家安全议题。身处华盛顿能明显感知到当地的主流判断：美国自认手握充足博弈筹码，并且愿意以激进方式动用这些优势杠杆。
对于市场企业而言，在这一阶段纷纷加速落地“中国+1”供应链布局策略。企业并不会完全退出中国市场，而是同步搭建一套并行的备用供应链体系，这也是第一阶段的核心特征。
第二阶段的核心主线聚焦技术管控，以出口管制为主要抓手，重点围绕数据与前沿技术展开约束。美国方面扩大了管制清单范围，并且在原本控制出口的半导体、人工智能硬件、高端先进制造等领域加码限制；同时美国还强化了对外投资审查力度，专门瞄准芯片、动力电池、稀土资源等关键领域的核心环节。
NVIDIA Rubin 平台芯片
我在华盛顿其实也能清晰感受到，大约一年前，这类对华限制举措就已经走向官僚化、制度化。相关政策不再仅由白宫主导，美国整个行政体系已经开始全面联动推进，商务部、财政部等多个职能部门共同参与落地相关规制与执行方案。
所以从企业经营视角出发，为应对政策不确定性，企业会普遍选择搭建产能冗余储备、加大战略库存布局，全面推行多国分散布局的经营战略，以此规避风险、维持长期经营存续。
随着去年中美元首在釜山会面，以及中美双方达成贸易战休战共识，华盛顿对华表态与政策基调出现明显转向。
不得不指出，中国亮出稀土战略底牌的行为，对美国政界和商界形成强烈冲击。我们都知道过往中国极少主动动用这类战略资源作为博弈筹码，更未曾针对性对美运用果此类筹码，此次举措也彻底打破了美方固有认知，引发极大震动。
在此背景下，双方进入第三阶段，美方主动试图重塑中美博弈的话语框架、承认中美存在长期战略竞争，但主张双方需要建立沟通“护栏”，选择以管控分歧替代局势持续升级。白宫也明显在中美贸易战方向降温，转而沿用欧洲的表述逻辑：不寻求与中国全面脱钩，只专注于降低供应链与产业合作中的风险敞口，同时主动寻求稳定双边关系。经过贸易战后，美国开始刻意规避容易激化对华矛盾的过激举措，也开始正视中美双方已形成相互制衡、各有博弈杠杆的现实格局。
从事实的角度看，这也是美国政坛及精英阶层，首次真正正视中国综合实力，尤其是全球供应链核心地位的关键转折点。越来越多美方人士意识到，单纯依靠关税战，已经无法达成其预期的战略目的。
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第四阶段，从政策上看，美方整体转向更务实、交易型的对华处事逻辑。虽然美国方面依旧对现有关税措施予以保留，但不再发起大规模加码升级；出口管制的落地执行也更趋定向化。与此同时，美方政策重心向内倾斜，着力完善自身产业政策体系。
虽然经过了一轮贸易战，但中美官方多条沟通渠道仍维持基本畅通，芬太尼治理、两军防务交流等领域的对话机制，均保留了常态化沟通空间。身处当下的华盛顿能够明显感受到：中美战略竞争依旧存在，但舆论与政策表述的意识形态色彩大幅淡化，整体更偏向实操层面的博弈与磨合，处事风格也愈发务实理性。
观察者网：为什么美国人直到贸易战中后期才正视中国的实力，尤其正视中国主导了整个稀土产业链这一事实。他们是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会把稀土出口等事项作为一张牌来使用吗？
江凯明：很多人都是凭着自己的固有认知去看待中国，其实道理很简单，除了少部分人，他们绝大多数人对中文读写一无所知。而他们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十年前，完全跟不上当下中国的真实发展现状。
与此同时，他们根本不理解全球供应链的实际运作逻辑。当我和这些人交流时，也会常常感到十分意外。确实也有少数人能够看清现实，但大部分人依旧对现实毫无认知，这一点让人非常意外。
我经常在参与相关会议时遇到一种情况，官员们会在制定政策之初无视相关风险，认为这只是行业自身会遇到的问题，和政府无关。可等到相关行业纷纷主动向政府反馈诉求后，这件事才突然变成了需要政府出面解决的事务，这种反差着实令人震惊。
即便到现在也是如此，我下个月要前往华盛顿参加会谈，从提前对接、安排好相关会面就能感觉到，他们至今仍没能真正理解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节点与整体架构逻辑。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原因是因为他们长期将关注点放在其他领域，并没有深耕、研究供应链相关议题。所以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和政府层面打交道的人来说，这一点都不意外。
正如你所说，按理来说这类议题本应该被充分探讨、深度分析并形成清晰认知，但现实是，在美国，官员们对于相关问题的认知才刚刚起步。毕竟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开始真正运用自身在供应链领域的影响力，倒逼各方开始正视和研究这一问题。
对于中国的稀土政策调整，美国没有准备
“后冷战时代全球供应链模式”面临终结
观察者网：如果说中美贸易战改变了全球供应链的成本结构，那么俄乌冲突以及涉及伊朗的冲突，则从根本上重塑了人们对供应链“安全边界”的认知。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欧洲与俄罗斯之间传统的能源、产业与市场联动纽带已基本断裂。随之而来的是，欧洲的能源成本、产业竞争力以及供应链安全均面临着长期的负面冲击。您认为这种冲击将对欧洲的长远发展产生何等深远的影响？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俄乌战争是否可以被视为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标志着那个曾将效率置于一切之上的“后冷战时代全球供应链模式”的彻底瓦解？
江凯明：没错，这件事确实会产生长期深远影响，尤其是在能源成本方面。举个例子，德国如今的用电成本已经高到难以承受的水平，严重冲击了制造业，导致了德国制造业增速放缓。而这也成为中国制造业进一步加速的重要原因。相关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都会受到一定拖累，高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经济体受冲击尤为明显。
与此同时，全球也在加速摆脱化石能源。欧洲大陆多数国家如今都倾向于发展核电、风电和光伏，向绿色能源技术转型的步伐大幅加快。
从产业竞争力来看，部分高耗能行业正出现选择性产业外流与产能转移。以化工行业为例，受能源成本高企影响，德国近两年化工产值较此前下滑幅度达到两位数，不少化工产能已转向成本更低的亚洲地区。而在低成本、高附加值领域，比如医药、服务业、高端机械制造等行业，德国反而巩固了一部分原有的比较优势。
整体来看，高企的能源价格对欧洲有利有弊，但确实显著地削弱了欧洲尤其是德国的产业竞争力，也重塑了欧洲大陆的国家安全战略。如今，供应链安全，尤其是能源安全，已成为欧盟经济与产业战略的核心议题。欧洲也不再愿意依赖单一供应方，正大力推进能源结构多元化、供应渠道多元化。
至于你提到的俄乌冲突是否终结了冷战后的效率优先发展模式，答案是肯定的。而俄乌冲突就是这场全球格局转型中最显著的分水岭，原本就在发生的趋势，因为这场冲突彻底走到了临界点难以为继。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就在冲突爆发前，中美贸易摩擦、各类制裁以及疫情冲击就已经不断施压原有的全球体系。而俄乌冲突爆发后，能源和金融被迅速武器化。各方势力也彻底看清：经济再也无法与地缘政治割裂开来；能源、经济、物流、金融、数据，如今全都成为各国的战略工具，这成了一个决定性转折点。
但是这一转折并不意味着全球供应链走向终结，只意味着过去那种准时制（Just in Time）供应链模式走到了尽头。如今正在形成的全球化新模式是一种受限的经贸模式，各国企业仍会开展贸易，但会更多地考虑安全、政治等因素。现在各国政府以及企业已经开始布局多渠道供应商、搭建冗余备用供应链、强化产业链韧性，并为潜在利益冲突方设置合作边界。整体格局已然发生根本性改变，后冷战时代的格局正式落幕。
观察者网：你认为欧洲的工业还有未来吗？
江凯明：我认为，如果他们能与中国达成协议，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但如果无法达成，那么欧洲，尤其是全球工业强国的德国，恐怕其地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式微。
近年来，德国工业出现了部分衰退
观察者网：2025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了美国在西半球所占据的独特地位；随后，我们目睹了美国劫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并因格陵兰岛的地位问题与丹麦爆发外交争端。从美国的视角来看，美洲地区在其新的供应链战略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具体角色？华盛顿究竟会更侧重于构建区域性的工业供应链，还是会优先致力于掌控定价权及获取该地区的自然资源？
江凯明：华盛顿方面将美洲视作关键制造业最安全的落脚地，因为美国可以掌控这里的物流体系。而且在这里建立制造业基地，受其他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影响和冲击最小，天然地可以替代中国的制造业基地角色。为此，华盛顿正在搭建两大战略支柱：
第一，打造区域产业链，比如把汽车、机械产业布局在墨西哥，农业放在巴西，锂矿及电池原材料放在智利、阿根廷。美国其实很难把产业大规模全部回迁本土，于是转而把关键产能尽量布局在自己所在的西半球。
第二，牢牢掌控西半球的自然资源，美国希望油气资源、军工产业关键原料、高端制造设备等核心生产要素，都掌握在自己的区域可控范围内，不再依赖和中国立场相近或地缘局势不稳定的地区。这也是美国对委内瑞拉立场变得更加强硬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我看来，华盛顿已经将西半球的战略重要性提升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因为有三大冲击彻底改变了华盛顿的战略思维：一是中美贸易战，原有供应链体系不再稳定，迫使美国必须把产业链向本土及周边回迁靠拢；二是俄乌冲突，让能源与大宗商品安全上升为战略刚需和国家安全议题；三是中东相关局势动荡，使得源自中东的运输线和供应链不再可靠。
因此，美国的核心思路就是依托美洲构建不易被外部势力封锁，也不易受外力干扰的自主供应链。
观察者网：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遭遇封锁，加之石油供应日益趋紧，我们已在特定区域目睹了化工原料及燃料的严重短缺。在您看来，这样一场石油危机将如何颠覆现有的全球供应链格局？它又将对不同国家的发展轨迹以及全球资源的配置产生何种影响？
江凯明：我认为这绝对是一场巨大的冲击，而且其影响最终一定会超过新冠疫情。在我看来，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冲击主要集中在几大核心领域发酵：
第一就是石化产业链，包括塑料、溶剂、树脂原料、农业生产必需的化肥，还有聚酯等合成纤维；其次是工业燃料及通用能源品类，比如柴油、航空煤油这类产品。
与此同时，与石化产业关系紧密的供应链也会受到连带冲击，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各项成本再度上涨，全球通胀压力全面抬头；二是各国开始清醒意识到，仅推行“中国+1”的供应链布局，以及推进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已经远远不够，各国的能源供给同样必须多元化。
所以在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全球供应链格局将出现新的分化与重构。原有的供应链可能会出现部分断裂，全新的供应链体系会逐步建立。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这类能源自给充足的国家，基本能够平稳度过这个动荡期；中国能源也会因为之前的布局，不会受太大波及。但像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高度依赖外部能源的国家和地区将遭受重创，它们的供应链将会出现剧烈动荡。
除此之外，全球还将掀起一轮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热潮，覆盖石油、天然气、化肥全产业链。我已经了解到，日本和澳大利亚计划新建氦气生产基地，中国也很有可能新增一到两处化肥生产基地，毕竟目前亚洲大部分化肥都依赖中东供应。
未来十到十五年，亚洲多国都会加快相关产能布局，逐步搭建全新供应链体系，从长期层面化解当前各类风险挑战。
在此过程中也会涌现出一批受益国，我将其定义为中立型国家。这些国家的地缘位置优越、布局多元、政策灵活，能够承接产业转移，也可吸纳高风险产业落地。典型代表有土耳其、墨西哥，印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成为这种国家的条件；北非的摩洛哥因毗邻欧洲，也可能具备优势。
从更广维度看，具备能源供给能力的国家，如中国、美国从本轮全球供应链深度调整中受益。这些国家拥有化工原料、电池产业链、高端制造业等优势，会吸引大量资本与投资流入。中东国家如果政策得当也可能会受益。长远来看，能源已成为新时代的工业硬通货，能源优势会让这些国家的整体产业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回到你之前问到的欧洲能源短缺问题：俄乌冲突严重冲击了欧洲本就脆弱的能源基础，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更是让局面雪上加霜。欧洲根本无法像中国、美国以及部分中东和北非国家那样，凭借充足能源优势招商引资、吸引企业落地建厂。这也是欧洲最大痛点之一。
最后，全球供应链会围绕电力能源供给能力重新布局重构。企业会优先选择三类地区落户：一是能源供应充足稳定；二是政治环境平稳；三是区位优势明显，能够提供别处无法替代的产品。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北非地区，以及北美的美国、墨西哥，都会成为供应链布局的优选目的地。以上就是全球供应链未来整体演变的趋势。
观察者网：面对特朗普相关政策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您建议全球跨国企业在调整其供应链布局时，可以采取哪些应对策略？
江凯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首先，我主张企业要搭建我所说的组合式供应链。疫情之前的旧模式，以成本最优为最优先目标。但现在我们必须切换逻辑，以可控为优先。
每一轮工业转移都伴随着一批新工业国家崛起
对于企业来说，关键零部件要布局双源头甚至多源头采购；无论是面向美国市场还是中国市场，都要考虑搭建平行备用供应链。实现全面的供应链多元化，避免单一地区、单一制裁或是某国一项政治决策，重创企业经营的局面出现。
其次，公司需要清晰判断自身风险来源：风险主要来自中国、美国，还是中东？与此同时，企业需要重点在那些中立型国家进行产业布局，需要在政局相对稳定的国家建立备选基地。墨西哥、土耳其、越南、印度这类国家就很有可能成为备选项，因为这些国家既能对接全球多数市场，又不会在政治层面给企业带来连带风险。
再者，企业必须建立全面的风控体系。对于企业来说，当前企业的风控不再只局限于库存和物流，而应当包括三层缓冲：
第一，关税缓冲，制定合理定价机制，能够消化突如其来的关税加征，尤其是美方出台的关税政策冲击。
第二，监管缓冲，提前储备替代供应商，一旦中美任意一方出台政策限制相关产品或合作企业，立刻有备选渠道可以接续生产。
第三，合规缓冲，准备多套产品设计方案，适配不同地区的出口法规标准。
这三层缓冲，能把地缘政治带来的冲击，化解在可承受、可调控的范围内。很多企业现在的短板，就是缺乏承受冲击和应对变局的预案与能力。
另外必须认清一个现实：中美两大经济体如今正各行其道，发展路径已经分化。无论你是在中国生产产品销往美国、在美国生产产品销往中国，还是嵌入中美双方的供应链体系，都必须清醒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全球性问题，企业在当今条件下，需要学会适配两套完全不同的监管规则与市场环境。
最后，我给企业的最新底层布局建议是：采用“中国+1+美洲”的全新三区布局模式。
这样企业可以依托中国保留产能，通过在中国的布局最大化利用在华产业规模，获得更高的交付效率与完整产业生态；同时企业可以布局东盟、印度或北非，实现供应链多元化、控制成本，同时依托其中立地缘属性规避政治风险；最后企业需要在美洲落地，依托市场准入优势和紧邻美国的区位便利，这时首选国家是墨西哥。
如今全球化企业想要覆盖全球市场、服务全球客户，基本都要采用三区布局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在控制成本、保证供应链韧性和控制地缘政治风险三者之间实现平衡。
眼下，全球供应链格局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两场还在继续的战争——俄乌冲突和美以伊战争，迫使各国重新思考战略资源来源的稳定性，更加关注地缘政治以及各国法律对于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性。
在供应链加速重构、逆全球化特征愈发凸显的背景下，跨国企业如何适配地缘政治变局、规避博弈带来的经营风险，已然成为企业战略决策需要重点研究和考虑的问题。围绕这一议题，观察者网连线了企业战略与投资顾问江凯明先生。
江先生常年穿梭于上海与华盛顿之间，凭借深耕行业的丰富经验与跨地域的独特视角，他将为我们解读各国政府及跨国企业该如何应对这场数十年来最为深刻的全球供应链深层变革。
美国万万没想到，稀土会成为中国手中的王牌
观察者网：在过去十年中，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趋势日益显著：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的贸易战、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中东冲突、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贸易战，以及针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冲突——以上的每一个事件都扰乱了既有的全球化供应链体系。首先，让我们聚焦于中美供应链的动态。在您看来，这场持续了近十年的贸易战，对中国和美国双方产生了何等重大的影响？在过去十年间，当中国和美国的企业试图适应这些供应链变局时，您观察到了哪些具体的趋势？
江凯明：这里我提供几个观察点。第一是双边贸易层面，中美双方的直接贸易规模有所回落，但我们可以认为这只是贸易流向发生了转移。原本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依旧由美国消费，只不过发货地从中国原产地改为了越南、墨西哥。
从投资角度来看，美国企业虽然减少了对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却加大了在新加坡、东南亚等其他地区的投资，尤其是在科技领域的投资。
第二，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逻辑已经从单纯追求效率，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生产，转变为如今更加注重防控风险。例如，和十年前相比，当下两国企业在经营布局中，都会把关税、制裁、出口管制、物流成本等因素纳入考量。
第三，十年前美国的核心诉求是降低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当时盛行一种叫“非中国化”（“Anywhere but China”）的理念，企业可以选择越南、墨西哥等任何地区，唯独规避中国市场。而这一做法，反而让东南亚及全球其他地区加深了同中国的经贸关联。
从我的角度看来，未来供应链的发展趋势同样有三点，第一是“中国+1”（“China +1”）的布局趋势，也就是跨国企业首先保留其在中国的产能，同时在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增设产能，在依托中国产能的同时，又能保障对美国市场的稳定供应。
过去十年中，“中国+1”战略成为很多公司的必备战略
第二大趋势是原本在中国的企业前往第三国进行成品组装。这意味着，跨国企业将首先在中国国内生产零部件，再转移到其他国家完成组装。苹果手机就是典型案例。即便如今部分苹果手机在印度组装，但其核心零部件仍高度依赖中国及东亚供应链。这种转变看似分散了供应链风险，实则是把第三国当作出口中转平台，在当地完成产品组装后，再外销至美国等市场。
第三是跨国公司布局多元化市场的趋势。我们观察到，不仅中国企业，甚至欧洲、日本、韩国等亚洲多国企业都在主动缩减对美业务比重，转而提高非美地区的经贸合作比例。
美国企业也针对供应链变局做出了应对调整。首先就是依托中国并向越南、墨西哥等第三国转移产能，这是最典型的布局选择。美国本土企业在不完全切断合作的前提下，主动降低对华业务依赖，采取部分脱钩、风险隔离的模式，能分散风险的环节尽量外迁，对华刚需、高依赖环节仍可以保留中国供应链，其余则从东南亚、墨西哥等替代供应商处采购。
主动管控所在国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地缘风险，已经成为美国企业经营的核心板块之一。企业必须全面应对各类地缘政治风险，统筹考量关税政策、出口管制、供应链选址、合作供应商资质、库存储备规划等一系列问题。
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数据：超过半数计划撤出中国或调整布局的美国企业，都会首选将工厂迁往东南亚，其余企业则主要流向墨西哥和印度。而仅有占比不到20%的企业，有意将产能迁回美国本土。就中国企业而言，只需关注中国对东南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就能清晰感知中企在当地的资金投入与布局力度。
同时我们也能从两国的政策导向中看出一种趋势：中国并不希望本国顶尖技术外流至东南亚及其他地区，避免美国、欧洲借机获取相关技术；美国政府也在引导本土企业，要求相关产品线尽量退出中国市场，减少在华布局。
现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已有相关研究论证：美国从中国的直接进口规模有所下降，而从越南、墨西哥的进口量大幅攀升，业内将这种现象称作供应链大迁移、资源重新配置。中国这边，也可以直接通过出口相关统计数据，直观看清商品与产业的转移布局方向。
观察者网：具体谈到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我们见证了中美之间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与关税战。您频繁往返于上海与华盛顿之间，拥有丰富的双边经验，在去年的贸易战期间，您是否观察到了美国在处理涉华供应链问题上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或政策转向？去年，当各方探讨中美贸易“停火”的可能性时，您注意到特朗普政府对华的整体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
江凯明：我将逐层梳理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变化。第一阶段始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当时美方极力推行“极限施压”的关税策略。这轮关税施压的强度与覆盖范围，远超第一任期间的贸易战，进一步精准切入具备战略博弈属性的重点产业；同时美方刻意推动全球供应链重构，意图倒逼美国企业把生产线从中国外迁，实现供应链布局多元化。
本质来看，华盛顿方面尤其是去年以来，刻意将对华脱钩、产业回流、友岸外包等举措，包装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进行叙事。在华盛顿舆论场中，这种论调十分普遍：将与中国经济脱钩、产业产能回流美国，直接定性为国家安全议题。身处华盛顿能明显感知到当地的主流判断：美国自认手握充足博弈筹码，并且愿意以激进方式动用这些优势杠杆。
对于市场企业而言，在这一阶段纷纷加速落地“中国+1”供应链布局策略。企业并不会完全退出中国市场，而是同步搭建一套并行的备用供应链体系，这也是第一阶段的核心特征。
第二阶段的核心主线聚焦技术管控，以出口管制为主要抓手，重点围绕数据与前沿技术展开约束。美国方面扩大了管制清单范围，并且在原本控制出口的半导体、人工智能硬件、高端先进制造等领域加码限制；同时美国还强化了对外投资审查力度，专门瞄准芯片、动力电池、稀土资源等关键领域的核心环节。
NVIDIA Rubin 平台芯片
我在华盛顿其实也能清晰感受到，大约一年前，这类对华限制举措就已经走向官僚化、制度化。相关政策不再仅由白宫主导，美国整个行政体系已经开始全面联动推进，商务部、财政部等多个职能部门共同参与落地相关规制与执行方案。
所以从企业经营视角出发，为应对政策不确定性，企业会普遍选择搭建产能冗余储备、加大战略库存布局，全面推行多国分散布局的经营战略，以此规避风险、维持长期经营存续。
随着去年中美元首在釜山会面，以及中美双方达成贸易战休战共识，华盛顿对华表态与政策基调出现明显转向。
不得不指出，中国亮出稀土战略底牌的行为，对美国政界和商界形成强烈冲击。我们都知道过往中国极少主动动用这类战略资源作为博弈筹码，更未曾针对性对美运用果此类筹码，此次举措也彻底打破了美方固有认知，引发极大震动。
在此背景下，双方进入第三阶段，美方主动试图重塑中美博弈的话语框架、承认中美存在长期战略竞争，但主张双方需要建立沟通“护栏”，选择以管控分歧替代局势持续升级。白宫也明显在中美贸易战方向降温，转而沿用欧洲的表述逻辑：不寻求与中国全面脱钩，只专注于降低供应链与产业合作中的风险敞口，同时主动寻求稳定双边关系。经过贸易战后，美国开始刻意规避容易激化对华矛盾的过激举措，也开始正视中美双方已形成相互制衡、各有博弈杠杆的现实格局。
从事实的角度看，这也是美国政坛及精英阶层，首次真正正视中国综合实力，尤其是全球供应链核心地位的关键转折点。越来越多美方人士意识到，单纯依靠关税战，已经无法达成其预期的战略目的。
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第四阶段，从政策上看，美方整体转向更务实、交易型的对华处事逻辑。虽然美国方面依旧对现有关税措施予以保留，但不再发起大规模加码升级；出口管制的落地执行也更趋定向化。与此同时，美方政策重心向内倾斜，着力完善自身产业政策体系。
虽然经过了一轮贸易战，但中美官方多条沟通渠道仍维持基本畅通，芬太尼治理、两军防务交流等领域的对话机制，均保留了常态化沟通空间。身处当下的华盛顿能够明显感受到：中美战略竞争依旧存在，但舆论与政策表述的意识形态色彩大幅淡化，整体更偏向实操层面的博弈与磨合，处事风格也愈发务实理性。
观察者网：为什么美国人直到贸易战中后期才正视中国的实力，尤其正视中国主导了整个稀土产业链这一事实。他们是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会把稀土出口等事项作为一张牌来使用吗？
江凯明：很多人都是凭着自己的固有认知去看待中国，其实道理很简单，除了少部分人，他们绝大多数人对中文读写一无所知。而他们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十年前，完全跟不上当下中国的真实发展现状。
与此同时，他们根本不理解全球供应链的实际运作逻辑。当我和这些人交流时，也会常常感到十分意外。确实也有少数人能够看清现实，但大部分人依旧对现实毫无认知，这一点让人非常意外。
我经常在参与相关会议时遇到一种情况，官员们会在制定政策之初无视相关风险，认为这只是行业自身会遇到的问题，和政府无关。可等到相关行业纷纷主动向政府反馈诉求后，这件事才突然变成了需要政府出面解决的事务，这种反差着实令人震惊。
即便到现在也是如此，我下个月要前往华盛顿参加会谈，从提前对接、安排好相关会面就能感觉到，他们至今仍没能真正理解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节点与整体架构逻辑。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原因是因为他们长期将关注点放在其他领域，并没有深耕、研究供应链相关议题。所以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和政府层面打交道的人来说，这一点都不意外。
正如你所说，按理来说这类议题本应该被充分探讨、深度分析并形成清晰认知，但现实是，在美国，官员们对于相关问题的认知才刚刚起步。毕竟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开始真正运用自身在供应链领域的影响力，倒逼各方开始正视和研究这一问题。
对于中国的稀土政策调整，美国没有准备
“后冷战时代全球供应链模式”面临终结
观察者网：如果说中美贸易战改变了全球供应链的成本结构，那么俄乌冲突以及涉及伊朗的冲突，则从根本上重塑了人们对供应链“安全边界”的认知。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欧洲与俄罗斯之间传统的能源、产业与市场联动纽带已基本断裂。随之而来的是，欧洲的能源成本、产业竞争力以及供应链安全均面临着长期的负面冲击。您认为这种冲击将对欧洲的长远发展产生何等深远的影响？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俄乌战争是否可以被视为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标志着那个曾将效率置于一切之上的“后冷战时代全球供应链模式”的彻底瓦解？
江凯明：没错，这件事确实会产生长期深远影响，尤其是在能源成本方面。举个例子，德国如今的用电成本已经高到难以承受的水平，严重冲击了制造业，导致了德国制造业增速放缓。而这也成为中国制造业进一步加速的重要原因。相关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都会受到一定拖累，高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经济体受冲击尤为明显。
与此同时，全球也在加速摆脱化石能源。欧洲大陆多数国家如今都倾向于发展核电、风电和光伏，向绿色能源技术转型的步伐大幅加快。
从产业竞争力来看，部分高耗能行业正出现选择性产业外流与产能转移。以化工行业为例，受能源成本高企影响，德国近两年化工产值较此前下滑幅度达到两位数，不少化工产能已转向成本更低的亚洲地区。而在低成本、高附加值领域，比如医药、服务业、高端机械制造等行业，德国反而巩固了一部分原有的比较优势。
整体来看，高企的能源价格对欧洲有利有弊，但确实显著地削弱了欧洲尤其是德国的产业竞争力，也重塑了欧洲大陆的国家安全战略。如今，供应链安全，尤其是能源安全，已成为欧盟经济与产业战略的核心议题。欧洲也不再愿意依赖单一供应方，正大力推进能源结构多元化、供应渠道多元化。
至于你提到的俄乌冲突是否终结了冷战后的效率优先发展模式，答案是肯定的。而俄乌冲突就是这场全球格局转型中最显著的分水岭，原本就在发生的趋势，因为这场冲突彻底走到了临界点难以为继。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就在冲突爆发前，中美贸易摩擦、各类制裁以及疫情冲击就已经不断施压原有的全球体系。而俄乌冲突爆发后，能源和金融被迅速武器化。各方势力也彻底看清：经济再也无法与地缘政治割裂开来；能源、经济、物流、金融、数据，如今全都成为各国的战略工具，这成了一个决定性转折点。
但是这一转折并不意味着全球供应链走向终结，只意味着过去那种准时制（Just in Time）供应链模式走到了尽头。如今正在形成的全球化新模式是一种受限的经贸模式，各国企业仍会开展贸易，但会更多地考虑安全、政治等因素。现在各国政府以及企业已经开始布局多渠道供应商、搭建冗余备用供应链、强化产业链韧性，并为潜在利益冲突方设置合作边界。整体格局已然发生根本性改变，后冷战时代的格局正式落幕。
观察者网：你认为欧洲的工业还有未来吗？
江凯明：我认为，如果他们能与中国达成协议，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但如果无法达成，那么欧洲，尤其是全球工业强国的德国，恐怕其地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式微。
近年来，德国工业出现了部分衰退
观察者网：2025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了美国在西半球所占据的独特地位；随后，我们目睹了美国劫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并因格陵兰岛的地位问题与丹麦爆发外交争端。从美国的视角来看，美洲地区在其新的供应链战略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具体角色？华盛顿究竟会更侧重于构建区域性的工业供应链，还是会优先致力于掌控定价权及获取该地区的自然资源？
江凯明：华盛顿方面将美洲视作关键制造业最安全的落脚地，因为美国可以掌控这里的物流体系。而且在这里建立制造业基地，受其他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影响和冲击最小，天然地可以替代中国的制造业基地角色。为此，华盛顿正在搭建两大战略支柱：
第一，打造区域产业链，比如把汽车、机械产业布局在墨西哥，农业放在巴西，锂矿及电池原材料放在智利、阿根廷。美国其实很难把产业大规模全部回迁本土，于是转而把关键产能尽量布局在自己所在的西半球。
第二，牢牢掌控西半球的自然资源，美国希望油气资源、军工产业关键原料、高端制造设备等核心生产要素，都掌握在自己的区域可控范围内，不再依赖和中国立场相近或地缘局势不稳定的地区。这也是美国对委内瑞拉立场变得更加强硬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我看来，华盛顿已经将西半球的战略重要性提升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因为有三大冲击彻底改变了华盛顿的战略思维：一是中美贸易战，原有供应链体系不再稳定，迫使美国必须把产业链向本土及周边回迁靠拢；二是俄乌冲突，让能源与大宗商品安全上升为战略刚需和国家安全议题；三是中东相关局势动荡，使得源自中东的运输线和供应链不再可靠。
因此，美国的核心思路就是依托美洲构建不易被外部势力封锁，也不易受外力干扰的自主供应链。
观察者网：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遭遇封锁，加之石油供应日益趋紧，我们已在特定区域目睹了化工原料及燃料的严重短缺。在您看来，这样一场石油危机将如何颠覆现有的全球供应链格局？它又将对不同国家的发展轨迹以及全球资源的配置产生何种影响？
江凯明：我认为这绝对是一场巨大的冲击，而且其影响最终一定会超过新冠疫情。在我看来，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冲击主要集中在几大核心领域发酵：
第一就是石化产业链，包括塑料、溶剂、树脂原料、农业生产必需的化肥，还有聚酯等合成纤维；其次是工业燃料及通用能源品类，比如柴油、航空煤油这类产品。
与此同时，与石化产业关系紧密的供应链也会受到连带冲击，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各项成本再度上涨，全球通胀压力全面抬头；二是各国开始清醒意识到，仅推行“中国+1”的供应链布局，以及推进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已经远远不够，各国的能源供给同样必须多元化。
所以在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全球供应链格局将出现新的分化与重构。原有的供应链可能会出现部分断裂，全新的供应链体系会逐步建立。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这类能源自给充足的国家，基本能够平稳度过这个动荡期；中国能源也会因为之前的布局，不会受太大波及。但像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高度依赖外部能源的国家和地区将遭受重创，它们的供应链将会出现剧烈动荡。
除此之外，全球还将掀起一轮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热潮，覆盖石油、天然气、化肥全产业链。我已经了解到，日本和澳大利亚计划新建氦气生产基地，中国也很有可能新增一到两处化肥生产基地，毕竟目前亚洲大部分化肥都依赖中东供应。
未来十到十五年，亚洲多国都会加快相关产能布局，逐步搭建全新供应链体系，从长期层面化解当前各类风险挑战。
在此过程中也会涌现出一批受益国，我将其定义为中立型国家。这些国家的地缘位置优越、布局多元、政策灵活，能够承接产业转移，也可吸纳高风险产业落地。典型代表有土耳其、墨西哥，印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成为这种国家的条件；北非的摩洛哥因毗邻欧洲，也可能具备优势。
从更广维度看，具备能源供给能力的国家，如中国、美国从本轮全球供应链深度调整中受益。这些国家拥有化工原料、电池产业链、高端制造业等优势，会吸引大量资本与投资流入。中东国家如果政策得当也可能会受益。长远来看，能源已成为新时代的工业硬通货，能源优势会让这些国家的整体产业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回到你之前问到的欧洲能源短缺问题：俄乌冲突严重冲击了欧洲本就脆弱的能源基础，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更是让局面雪上加霜。欧洲根本无法像中国、美国以及部分中东和北非国家那样，凭借充足能源优势招商引资、吸引企业落地建厂。这也是欧洲最大痛点之一。
最后，全球供应链会围绕电力能源供给能力重新布局重构。企业会优先选择三类地区落户：一是能源供应充足稳定；二是政治环境平稳；三是区位优势明显，能够提供别处无法替代的产品。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北非地区，以及北美的美国、墨西哥，都会成为供应链布局的优选目的地。以上就是全球供应链未来整体演变的趋势。
观察者网：面对特朗普相关政策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您建议全球跨国企业在调整其供应链布局时，可以采取哪些应对策略？
江凯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首先，我主张企业要搭建我所说的组合式供应链。疫情之前的旧模式，以成本最优为最优先目标。但现在我们必须切换逻辑，以可控为优先。
每一轮工业转移都伴随着一批新工业国家崛起
对于企业来说，关键零部件要布局双源头甚至多源头采购；无论是面向美国市场还是中国市场，都要考虑搭建平行备用供应链。实现全面的供应链多元化，避免单一地区、单一制裁或是某国一项政治决策，重创企业经营的局面出现。
其次，公司需要清晰判断自身风险来源：风险主要来自中国、美国，还是中东？与此同时，企业需要重点在那些中立型国家进行产业布局，需要在政局相对稳定的国家建立备选基地。墨西哥、土耳其、越南、印度这类国家就很有可能成为备选项，因为这些国家既能对接全球多数市场，又不会在政治层面给企业带来连带风险。
再者，企业必须建立全面的风控体系。对于企业来说，当前企业的风控不再只局限于库存和物流，而应当包括三层缓冲：
第一，关税缓冲，制定合理定价机制，能够消化突如其来的关税加征，尤其是美方出台的关税政策冲击。
第二，监管缓冲，提前储备替代供应商，一旦中美任意一方出台政策限制相关产品或合作企业，立刻有备选渠道可以接续生产。
第三，合规缓冲，准备多套产品设计方案，适配不同地区的出口法规标准。
这三层缓冲，能把地缘政治带来的冲击，化解在可承受、可调控的范围内。很多企业现在的短板，就是缺乏承受冲击和应对变局的预案与能力。
另外必须认清一个现实：中美两大经济体如今正各行其道，发展路径已经分化。无论你是在中国生产产品销往美国、在美国生产产品销往中国，还是嵌入中美双方的供应链体系，都必须清醒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全球性问题，企业在当今条件下，需要学会适配两套完全不同的监管规则与市场环境。
最后，我给企业的最新底层布局建议是：采用“中国+1+美洲”的全新三区布局模式。
这样企业可以依托中国保留产能，通过在中国的布局最大化利用在华产业规模，获得更高的交付效率与完整产业生态；同时企业可以布局东盟、印度或北非，实现供应链多元化、控制成本，同时依托其中立地缘属性规避政治风险；最后企业需要在美洲落地，依托市场准入优势和紧邻美国的区位便利，这时首选国家是墨西哥。
如今全球化企业想要覆盖全球市场、服务全球客户，基本都要采用三区布局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在控制成本、保证供应链韧性和控制地缘政治风险三者之间实现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