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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1. tang3 說道: 無題

   2012-10-18 20:43:22

   　　最令天皇難堪的是，“禁中並公家諸法度”的第一條內容竟然是“天皇應該把讀書列為第一要務”。換言之，天皇應該少管閒事（尤其是政治），應該把心思擺在讀書上。這是什麼樣的口氣！身為天皇臣下（即使是表面上）的將軍，竟然可以教訓天皇，“勸”天皇多讀書。由此可知天皇的地位實在低到令人同情的地步。
   
   　　不過，求生存畢竟是人類的本能，無論遭受多大的侮辱，天皇與他的朝臣們仍舊勇敢地活下去。當然，他們的心中是不平的，尤其當他們閒來無事（這是常有的），談起天皇的祖先是如何光榮地統治日本時，不平的情緒更加強烈。他們只有等待，日日月月地等待，等待一個能夠東山再起、重拾朝廷尊嚴的契機。
   
   　　以上，我們談完了幕府與各藩的關系，以及幕府與天皇的關系。接下來，得談談“鎖國”。
   
   　　西方人“進出”亞洲蔚為潮流
   
   　　我們知道歐洲是畜牧文明，以肉食為主。可是在沒有冰箱的時代，肉類很難保持新鮮，必須以鹽醃漬，才不致腐壞。即使如此，食用的時候，仍有一股腥味。為了去腥，最好的方法便是在烹調時或食用前撒上一些香料、胡椒。然而，香料與胡椒是熱帶地區產物，歐洲國家多位於溫帶，哪來的香料、胡椒呢？另一方面，東南亞和印度一帶卻是全世界最大的香料、胡椒產地（至今，東南亞各國的辛辣料理與印度的咖喱飯仍舊舉世聞名），因此自羅馬時代起，西方人便不斷地從這個地區進口香料、胡椒。當時，由於異常珍貴之故，香料與胡椒不但可以當現金使用，“胡椒袋”還成為“商人”的別稱。
   
   　　中世紀時，香料、胡椒的貿易操在阿拉伯商人與意大利商人手中，意大利商人從阿拉伯商人手中買進香料、胡椒後，再轉手賣給其他歐洲商人。由於香料、胡椒的貿易利潤極高，因此位於地中海西端的葡萄牙與西班牙便想找出一條通往亞洲的新航路，以直接采購香料、胡椒。15世紀，奧斯曼土耳其興起，於1456年攻陷君士坦丁堡，消滅東羅馬帝國，建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興起使得亞洲與歐洲之間的香料、胡椒貿易大受影響，葡、西兩國尋找新航路以達亞洲的欲望因而更加強烈。
   
   　　這個經濟動機，再加上馬可波羅以來西方人對中國的憧憬，便造成了自15世紀末期起，葡、西兩國的海外大探險行動。目標當然是亞洲。
   
   　　葡萄牙人於1486年沿非洲西岸南下，發現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並於1498年繞過好望角抵達印度。西班牙則於1492年支援哥倫布西行，期望能抵達亞洲，不料卻歪打誤撞“發現”美洲。1519年，西班牙又支援麥哲倫西行，繞過南美南端的麥哲倫海峽，橫渡太平洋，經亞洲，回歐洲，完成環繞世界一周的壯舉。
   
   　　此後，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便在亞洲，從西而東，由南而北，一步步擴張他們的勢力。另外，荷蘭與英國也跟在“開拓者”葡、西後面，到亞洲來尋找經濟利益。
   
   　　西方人向亞洲“進出”已經成為一股無可抗拒的潮流。這股潮流一波接著一波不斷地從南亞往北亞推進，終於，潮流沖抵了位於東北亞的日本。時間是1543年。
   
   　　1543年，一艘從暹羅（現在的泰國）出發預定前往中國（明朝）寧波的商船，因途中遇到暴風雨，而漂流到日本九州南方的種子島。船上有3名葡萄牙人。這是歐洲人第一次踏上日本的領土，也是歐洲人首次“發現”日本。此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與英國的商船就相繼前來日本貿易。
   
   　　日本的統治者（織田信長、豐臣秀吉）起初很歡迎這些帶來貿易利潤的異國船只，可是慢慢地，卻覺得有點兒不太對勁。因為這些異國船不僅帶來商人與商品，還帶來傳教士與《聖經》。
   
   　　基督教是個排他性極為強烈的宗教。西方的基督徒深信只有他們的神（上帝）才是真神，其他的神都是偶像，其他的宗教都是邪教。為了讓所有的人類都能解脫罪惡，得到上帝的恩寵，基督教自成立之時，便展開了狂熱的傳教運動。為了傳播他們的真理，即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15、16世紀的種種地理大發現之後，基督教的傳教士就跟在商人與軍隊的後面，到美洲、非洲和亞洲傳教。
   
   　　二十六聖人殉教
   
   　　1549年，第一位基督教傳教士抵達日本傳教。此後，傳教士愈來愈多，而他們所獲得的日本信徒也快速增加。1551年時，只有1000至1500人；1570年時，增加到3萬人；1579年，增加到10萬人；1587年，增加到20萬人；1598年，增加到30萬人；到了1605年，全日本已經有75萬名基督教信徒了，其中甚至包括幾位大名（諸侯）在內。
   
   　　隨著信徒的急劇增加，日本的統治者開始坐立不安了。如果任憑信徒增加下去的話，將來大多數的日本人豈不都變成基督徒？屆時，會不會危及統治者的權力與權威呢？何況日本的佛教徒、神道教徒已經在提出抗議了。
   
   　　終於，豐臣秀吉於1587年下令驅逐傳教士，實行禁教。可是這項禁教令執行得並不徹底。因為豐臣秀吉采取“貿易歸?易，禁教歸禁教”的政策，而西方人（尤其是最熱心傳教的葡萄牙與西班牙）的貿易卻經常與傳教勢力糾結不清。傳教士仍舊或暗或明地繼續傳教。不料，1596年卻發生了一件大事。
   
   　　1596年，一艘從馬尼拉出發前往墨西哥的西班牙商船“聖菲利浦”號，中途遇到暴風雨，漂流到日本的浦戶港。該船派遣代表上岸求見豐臣秀吉，希望豐臣秀吉能夠允許該船暫時停泊浦戶港直到破損的船只修復完畢。秀吉立刻派手下大臣增田長盛前往浦戶港調查此事。
   
   　　增田長盛到了浦戶港後，召來“聖菲利浦”號船長詢問一番，在詢問的過程中，提到“西班牙在哪裡”、“領土有多大”時，該船長攤開世界地圖，指著西班牙、中南美洲以及東南亞幾個地方，得意地說：“這些都是西班牙的領土。”
   
   　　增田長盛驚訝地問道：“怎麼那麼多呢？西班牙是如何獲得那麼多的土地？”
   
   　　船長回答道：“西班牙先派遣傳教士到這些國家傳教，等信徒漸多之後，再派遣軍隊裡應外合地征服他們。”
   
   　　船長的驚人證言傳到豐臣秀吉耳中後，自然令這位日本的統治者怒發沖冠。他立即下令逮捕了6名外國傳教士、3名日本傳教士以及17名日本信徒，將他們游街示眾後於1597年在長崎處以死刑。這就是所謂的“二十六聖人殉教”。
   
   　　“聖菲利浦”號船長的證言證實了日本統治者多年來的隱憂——西方人的傳教是侵略的手段。從此，日本的統治者對西人來日便更加猜忌，而施以種種的限制。自江戶幕府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以下，歷經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限制愈來愈多，到了1639年，終於完成鎖國體制。在鎖國體制之下：
   
   　　1.嚴禁基督教。
   
   　　2.嚴禁日本人出國，在國外的日本人也不准返國。
   
   　　3.除了發誓不在日本傳教的荷蘭人以及本來就不是基督教的中國外，其他外國人不准到日本來。
   
   　　4.荷蘭人與中國人來日貿易時，也只限於長崎一港。
   
   　　5.荷蘭人來日時，限制住在長崎港外的一個人造小島上（這個小島名叫出島，面積3969坪），不准與日本百姓接觸。
   
   　　6.任何與基督教有關的書籍，無論漢籍或洋書，一律不准進口。
   
   　　這就是鎖國政策。從1639年起，一直到1853年佩裡敲開日本的國門為止，總共持續了215年。
   
   　　不過，日本在這215年之間，並未因鎖國政策而完全杜絕來自異國的幹擾。因為西方文明自從15世紀末期起就已經踏上了不斷向外擴張的不歸路（直到20世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8世紀60年代中期工業革命在英國爆發，以及隨後蔓延到法、荷、美等國，更加劇了西方文明向外擴張的速度與強度。
   
   　　因此，從18世紀末期起，日本的鎖國政策就開始面臨挑戰。日本列島四周的近海、沿岸不斷地有異國（英、法、俄、美）船只出沒，有的因遭遇暴風雨而漂流到岸邊；有的前來要求添加薪、水；有的好心將海上遇難的日本漁民送還；有的則提出通商的要求。江戶幕府自然為這些不速客們傷透腦筋。1825年，幕府對各藩下達“無二念打拂令”，翻成中文就是“只要看到異國船只接近日本，二話不說，立即驅逐！”可是到了1842年，當幕府從中國人與荷蘭人口中得知中國於鴉片戰爭中敗給英國後，為了怕與外國發生沖突，又趕緊取消“無二念打拂令”，改行“薪、水給予令”。
   
   　　這些18世紀末期以來像蒼蠅一樣嗡嗡嗡地不斷前來幹擾的異國船只，結果都被日本一一打發掉。原因是在於英、法、美、俄等國在這個時期還沒有迫切需要逼迫日本開國。而且，這些船只大部分是沒有大炮武裝的民間船只，很好打發。
   
   　　然而，1853年的佩裡艦隊卻不是蒼蠅，不只是來日本嗡嗡幾聲而已。如前所述，逼迫日本開國在這個時候已經成為美國經營亞洲不可或缺的一著棋。佩裡的高姿態已經充分表露出佩裡背後的美國政府的堅定意志。
   
   　　以上，我們把佩裡來日之前的日本歷史與權力構造作了一個概括的整理，接下來得回到故事的主題。
   
   　　開國
   
   　　佩裡艦隊的來航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震撼。這個驚人的消息由浦戶傳到江戶，再由江戶傳到日本各地。而且在傳播的過程中，消息的內容不斷地被渲染誇大。本來只來了4艘軍艦與1000名美國人，傳到江戶市街時，變成10艘軍艦與5000名士兵，消息抵達京都時，又增加成100艘軍艦與10萬名士兵。
   
   　　市井謠言滿天飛，幕府內部也是人心惶惶。當時幕府第12代將軍德川家慶正臥病在床，也不知是否受到佩裡來航的驚嚇，病情突然加重起來，7月27日，也就是佩裡離開日本後的第10天，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將軍在這節骨眼上的突然病亡，更加增添幕府惶惶不安的氣氛。34歲的幕府首席老中（宰相）阿部正弘此時心中充滿了悔意，因為對於佩裡此次來航，幕府早就獲得警告，卻沒有做妥善的准備。
   
   　　1844年，也就是鴉片戰爭結束兩年，荷蘭國王威廉二世寫了一封信給日本皇帝（將軍），勸他開國。信中首先敘述自古以來的大國——大清帝國如何在鴉片戰爭中慘敗的經過。然後說：貴國至今雖還沒有遭逢過這樣的災難，可是災難都是在倉促間發生的。近年來，在日本近海出沒的異國船只比往昔增加很多，難保哪一天不會與貴國民眾發生爭執而啟戰端。
   
   　　又說：
   
   　　盱衡古今時勢，天下萬民愈來愈親近，這股潮流絕非人力所可阻止。尤其在蒸汽船發明之後，更拉近了各國之間的距離。
   
   　　最後的結論是勸告將軍放棄鎖國政策。
   
   　　接到這封合情合理充滿善意的信函之後，幕府卻毫無所動，以“鎖國為日本的祖法”為由，拒絕了荷蘭國王的勸告。
   
   　　這是第一個警告。當時，阿部正弘已身列3名老中之一。
   
   　　1852年夏，阿部正弘收到了第二個警告。原來，美國在派遣佩裡前來日本之前，已經把這項計劃告知西方各國，並通知荷蘭，要求荷蘭駐長崎出島的商館長屆時能予以適當協助。荷蘭商館長得到這項消息後，立刻寫一份報告交給長崎奉行（幕府派駐在長崎的最高行政長官），再由長崎奉行轉呈給阿部正弘。
   
   　　可是阿部正弘卻對這份報告半信半疑，不但沒有采取積極對策，而且秘而不宣，只讓一二人知道此事。
   
   　　有了1844年與1852年兩次的警告，幕府宰相阿部正弘卻未采取積極的因應措施，由此可見其因循保守的個性。
   
   　　佩裡來航時，第12代將軍德川家慶正臥病在床，佩裡離日不久後，又病亡，因此這段期間的政治責任與決策的選擇全都落在首席老中阿部正弘身上。這豈是因循保守的阿部正弘所能承受的？因此，他采取了分散責任的方式來面對這個江戶幕府200多年來最大的危機。
   
   　　首先，他於7月20日派使節上奏京都朝廷，告知佩裡艦隊來航的消息。8月16日，又將美國總統國書的日語譯文上呈給朝廷。昔日被德川家康“下令”必須專心於學問不可插手政治的天皇，現在由於國難當頭，幕府無法單獨應付，而突然變得重要起來。
   
   　　其次，阿部正弘又於8月5日，把美國總統國書的譯文分發給各大名（諸侯），要他們不必有任何顧忌地提出自己的意見。數天後，又把咨詢的對象從大名擴張到幕府官僚、各藩藩士甚至一般民眾。換言之，任何人只要有什麼妙計都可提出。
   
   　　廣征眾議
   
   　　面對外交難題時，統治者不敢擅自做主，而向社會各界征詢良策，這在江戶幕府創立以來不僅是頭一遭，在日本歷史上也是前所未聞。阿部正弘萬萬也想不到這項破天荒的“民主”創舉竟然會埋下了幕府滅亡的導火線。因為在此之前，幕府掌控國家大政，根本不容旁人（天皇、大名）有插嘴的余地；可是在佩裡來航以及阿部正弘采取“廣征眾議”的創舉後，日本突然變得“熱鬧”起來，天皇以及其朝臣，大名以及其家臣（藩士）紛紛躍上了政治舞台。他們彼此串聯縱橫，有的是為了救國，有的是想趁機擴張自己的勢力，還有的是早就對幕府懷恨在心，想讓幕府的處境更糟。動機各式各樣，手段也五花八門。
   
   　　無論如何，對幕府而言，1853年之後的國內政局是一天比一天復雜，一天比一天失控。這一點，讀者將可在往後的敘述中得到印證。
   
   　　阿部正弘采取“廣征眾議”措施後，大名之中，有250人提出意見，幕臣（幕府的官僚）之中，也有423人提出意見，此外，藩士15人，學者22人，平民9人也提出意見。
   
   　　這些意見當中，有些是“沒有意見”。其他“有意見”的意見當中，有一小部分主張應斷然拒絕美國的要求——開國。例如長州藩主毛利慶親、越前藩主松平慶永等人就是如此主張。不過多數意見則是認為，以日本現在的軍備而言，實在無法與美國對抗，因此不妨與對方打太極拳，盡量拖延時間，或者暫時“有條件地”答應美方的要求，等軍備充實之後再驅逐敵人。由此可見，大多數人基本上還是不願開國。
   
   　　不過，也有少數人能夠洞徹世界潮流而提出積極開國的意見，例如幕臣勝海舟。他主張日本應該與外國貿易，貿易所得的利潤則用來充實軍備，以及用來制造大船，以前往海外貿易。換言之，勝海舟不但主張應該讓外國前來日本貿易，更主張日本也應該前往外國貿易。這是何等積極、開明的主張啊！可是，因循保守的幕府哪裡有采用這種意見的魄力呢？
   
   　　這些意見中，最具“創意”的是一名江戶妓院老板所提出來的。“我們可佯裝捕魚靠近異國船，然後送給他們薪木、水以及外國人最喜歡的漆器、繪畫，與他們建立友善關系。然後登上外國船，和他們喝酒，等酒過三巡，便假裝酒瘋開始打架，趁混亂的時候，放火點燃軍艦的火藥庫，並且拿出預藏的魚刀，殺光外國人。此計必然成功無疑。”
   
   　　幕府當然沒有采用這種近乎兒戲的意見。
   
   　　就在幕府手忙腳亂拿不定主意的當頭，長崎又傳來急報說俄艦4艘於8月21日強行駛入長崎港，要求與日本通?並劃定日俄國界。前門的虎剛走，後門又來了一匹狼。
   
   　　原來俄皇尼古拉一世采取南下擴張政策後，眼看著英國在中國大有斬獲，現在又得知美國派艦脅迫日本開國的消息，生怕東亞的利益全給英、美撈盡，便趕緊派普提雅廷海軍中將率艦前來日本分一杯羹。
   
   　　幕府趕緊派代表赴長崎，極力與俄敷衍。幸好此時俄國與土耳其發生克裡米亞戰爭（1853~1856年），由於土耳其背後有英、法兩國撐腰，因此英、法隨時有可能對俄宣戰。在這種情況下，普提雅廷也不敢在長崎逗留太久，或與日本發生不必要的沖突。結果，在獲得“等三四年後再說”的承諾後，普提雅廷離開了長崎。
   
   　　強敵一一出現，幕府除了開國之外，顯然別無選擇。
   
   　　時間過得很快，翌年（1854年）2月13日，佩裡再度來到日本江戶灣。這回他率領了7艘軍艦，比去年夏天多了3艘。
   
   　　毫無疑問地，這7艘黑色軍艦所散發出來的堅定意志立即震撼了整個幕府。佩裡不說一句話，就已經把他的決心很清楚地傳達給對方。
   
   　　而且，佩裡這次的舉動比去年更顯霸氣。去年他把船停泊在江戶灣口，這次他航抵江戶灣口後又繼續前進，深入江戶灣內，直到橫濱附近才停船。此時，江戶城已遙遙在望了。
   
   　　這個舉動自然強化了對幕府的震撼效果。
   
   　　幕府趕緊派代表與佩裡交涉。如佩裡所預料，幕府代表一開始就拼命打太極拳，找各種理由敷衍，例如幕府剛換了新將軍沒多久，對此事還不甚了解，必須從長計議等等。可是，佩裡怎會吃這一套？他只有一句話：“不開國，就開火！”
   
   　　結果不問可知，幕府最後還是點了頭。
   
   　　1854年3月31日，雙方在橫濱簽下了“日美親善條約”。這個條約的主要內容是：
   
   　　1.日本開箱館（即函館，位於北海道南端）與下田（位於靜岡縣伊豆半島南端）兩港，並提供糧食、水、煤炭給前往這兩港的美國船只。
   
   　　2.美國可派領事駐下田。
   
   　　3.美國享有最惠國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條約並沒有提到“通商”。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日方的堅持，另一方面，對佩裡來說，他已經獲得絕大部分他想要的，與日本通商並非是美國所迫切需要，因而也樂於妥協。何況將來美國若感覺有必要與日本通商，可以透過駐日領事與日本政府交涉。
   
   　　無論如何，佩裡帶著滿意的笑容離開江戶灣，幕府則像送走瘟神般松了一口氣。至於日本，這個被德川統治者封閉了215年的民族，當他們走近被佩裡撞開的國門時，發現門外的陽光是那麼強烈，強烈地讓他們的眼睛幾乎睜不開來。他們必須花一點時間來適應陽光，這樣才能看清楚門外的景象。
   
   　　兩名偷偷上船的日本人
   
   　　佩裡離開江戶灣後，先到下田視察，再到箱館視察，然後又回到下田。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插曲。
   
   　　4月25日半夜2點左右，“密西西比”號甲板上的守夜衛兵突然聽到舷側下面傳來響聲，探頭一看，嚇了一跳，一艘小木船緊靠著舷側，兩個日本人正沿著舷側的梯子爬了上來。衛兵喝道：
   
   　　“你們是誰！？上來做什麼！？”
   
   　　這兩位日本人顯然不懂英文，他們先深深地鞠了個躬，然後開始比手畫腳。從對方的手勢，衛兵猜知這兩個日本人希望能留在船上。
   
   　　衛兵趕緊去通報他的長官。不久，來了幾位長官級的人物以及一名懂漢文的翻譯員。翻譯員透過筆談得知這兩位日本人是長州藩藩士，一個叫吉田松陰，一個叫金子重輔。兩人都是文質彬彬、態度優雅的書生，尤其是那位叫吉田松陰的日本人，更是一手流暢典雅的漢文，顯然是一位深具教養的知識分子。
   
   　　吉田松陰告訴翻譯員，他們想留在船上，跟著軍艦去美國，以親眼看看美國的情形。並且說，幕府禁止日本人民出國，任何人若犯了這個禁令被抓到的話，一定會被判處死刑，希望佩裡總司令能夠答應他們的請求，別趕他們下船。
   
   　　兩人的態度是那麼誠懇而殷切，佩裡實在有點兒心軟。可是他想到萬一幕府知道他把兩名日本人“偷運”到美國，一定會很憤怒，以至於影響到美日兩國今後的關系。他可不願為了兩名陌生日本人付出這樣的代價。因此佩裡最後還是下令將兩人趕回陸地。
   
   　　這兩人之中，吉田松陰是幕末赫赫有名的人物，往後我們還有機會提到他。
   
   　　被佩裡撞開的日本國門，不但再也關不起來，而且還愈開愈大。因為緊跟著美國，其他西方列強也紛紛前來提出同樣的要求。
   
   　　1854年10月14日，英國東印度艦隊總司令史蒂林率軍艦4艘赴長崎，要求比照美國締約。11月，雙方簽訂“日英親善條約”。
   
   　　1854年11月，俄國海軍中將普提雅廷再度率艦來日。翌年2月，雙方簽訂“日俄親善條約”。
   
   　　此外，荷蘭也於1854年10月提出締約要求。幕府一開頭僅以口頭答應，後來拗不過荷蘭的再三催促，雙方才於1856年1月30日簽訂“日荷親善條約”。
   
   　充實海防
   
   　　經過1853年佩裡艦隊來航的沖擊之後，幕府才發覺原來日本的國防是那麼脆弱，以至於眼睜睜地看著外國艦隊在江戶灣耀武揚威、百般挑釁，卻一點兒也奈何不了對方，最後只得忍氣吞聲地簽下開國條約。
   
   　　因此，如何充實軍備、加強海防便成為當務之急。
   
   　　日本是個島國，四周都是海，海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談海防，就必須有軍艦，有了軍艦才能驅敵。可是當時全日本連一艘軍艦也沒有。不但沒有蒸汽軍艦，連帆船軍艦也沒有。怎麼會這樣呢？
   
   　　原來，德川幕府於17世紀實行鎖國政策時，下令全國各藩不准制造500石以上的大船——因為既然任何人都被禁止出國，也就沒有必要擁有能夠遠渡重洋的大船。從那時以後，大型船只在日本漸漸消失，經過200多年的太平生活，日本已看不到任何大型船只或軍艦，只剩下中小型的運輸船與漁船。這些中小型船只當然上不了戰場。
   
   　　因此，幕府便趕緊於1853年10月下令解除建造大船的禁令。另外又於同月，要求長崎的荷蘭商館長從荷蘭緊急進口有關軍艦、槍炮、軍事的書籍。
   
   　　當時，幕府的政治圈中，最熱心於海防，也最厭惡“夷狄”的，首推水戶藩前藩主德川齊昭。老中阿部正弘便與德川齊昭商量，請水戶藩為幕府造一二艘西式大船，費用由幕府負擔。德川齊昭一口答應下來。
   
   　　水戶藩有一名藩士叫鱸半兵衛，是個蘭學者。什麼是“蘭學”呢？“蘭學”就是透過荷蘭文書籍所學到的西方知識。自從德川幕府於1639年實施鎖國之後，荷蘭成為唯一與日本接觸的西方國家。為了與荷蘭人溝通，幕府在長崎培養了一群通曉荷蘭文的翻譯官。這些翻譯官除了擔任日荷雙方的翻譯之外，在與荷蘭人交往的過程中，也學得一些西方的學術知識。後來，有些翻譯官開班授徒，把他們的荷蘭文以及透過荷蘭文學到的西方知識，傳授給其他有心學習的日本人。久而久之，日本的知識界便形成了一群研究“蘭學”的學者，他們不但自己埋頭研究“蘭學”，還開設“蘭學”私塾，廣收門生。
   
   　　德川齊昭答應阿部正弘的請求後，於1854年1月命令鱸半兵衛造西式大船。鱸半兵衛接到這個命令後，嚇了一跳，說：“臣雖然曾經翻譯過有關造船術的蘭書，從書本上大略得知一些造船的知識，可是臣不但沒實際造過大船，連船都沒乘過，因此，究竟能否造出像樣的大船，臣毫無自信。而且，聽說即使西洋人造大船也得花一年左右的歲月與龐大的金額。現在若由我們日本人自己造大船的話，由於技術生疏之故，恐怕得花更多的時間與費用。”
   
   　　可是事關國家海防，毫無造船經驗的鱸半兵衛終究得硬起頭皮，按照蘭書上的記載，指揮工匠造船。或許是鱸半兵衛所持有的蘭書太舊，他仿造的是17世紀初期（亦即250年前）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型。即使如此，這種船型仍舊是當時日本最先進的。
   
   　　然而，就如鱸半兵衛所擔心的，這艘600~700噸左右的西式大船花了2年才完成，而且造船費用一再地追加，甚至一度讓幕府的會計部門受不了，而提議終止這項花費不貲的造船計劃。
   
   　　在德川齊昭與阿部正弘的堅持下，大船終告完成。幕府將它取了一個很雄偉的名字“旭日”號。可是當“旭日”號下水時，眾人嚇了一跳——怎麼浮在水面上的船身是傾斜的呢？如果連靜止時都無法保持正常姿態，那麼航行時會如何呢？顯然，這艘首度由日本人建造的西式大帆船是一件失敗的作品。
   
   　　“旭日”號的失敗說明了兩件事。一，西方的造船技術領先日本太多了。如果日本人連250年前的西方帆船都無法仿造得好，更不用談仿造西方最先進的蒸汽船；二，光靠西方的書籍（蘭書），很難獲得真正的西方造船技術。
   
   　　當然，如果光靠西方書籍，經過數次的錯誤嘗試後，或許可以逐漸修正錯誤，而造出比較像樣的西式大船。可是，那得投入多少的時間與金錢啊！？
   
   　　就在幕府為此事大傷腦筋的時候，幸運之神降臨了。
   
   　　前面曾提及俄國海軍中將普提雅廷於1854年11月再度來日，要求比照“日美親善條約”與日本簽約。沒想到這個時候日本突然發生大地震，停泊在下田的俄艦被海嘯所襲，嚴重破損。普提雅廷決定將這艘軍艦駛到伊豆半島西岸的戶田村修理，不料該艦卻在半途沉沒。普提雅廷因而向幕府請求提供材料與工匠，由俄人就地指揮另造一艘艦。幕府答應了普提雅廷的請求，由幕府的技術官僚江川英龍等人率領數十名日本工匠前往戶田村協助造船。100天之後，新船完成。
   
   　　就這樣，在俄國人的指導下，日本人終於學會了西式帆船的建造技術。之後，幕府就利用這個得之不易的技術，展開了西式帆船的建造計劃，在戶田造4艘，在石川島造6艘。
   
   　　可是，日本雖然擁有西式帆船，卻仍然不是蒸汽船的對手。蒸汽船不但速度較快，動作也較靈活。因此，能否擁有蒸汽船便成為日本海防政策?最大的關鍵。
   
   　　第一個企圖建造蒸汽船?是薩摩藩的藩主島津齊彬。在幕末各藩主之中，最開明也最有遠見的就是島津齊彬。當幕府於1853年10月宣布解除建造大船的禁令（不過各藩必須先向幕府報備，得到允許後才可建造）後，島津齊彬就立即向幕府申請建造一支由15艘軍艦所組成的艦隊。其中有12艘是帆船，3艘是蒸汽船。
   
   　　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計劃，如果成功的話，毫無疑問地，必然能與佩裡的艦隊相抗衡。
   
   　　1854年8月，薩摩藩同時進行4艘帆船的建造工程。翌年春季，4艘帆船完成，取名“大元”號、“鳳瑞”號、“承久”號與“萬年”號。其中，前2艘被幕府以6萬兩買走。
   
   　　由此可見，薩摩藩制造帆船的實力的確不容小覷。可是，蒸汽船呢？
   
   　　1854年春季，薩摩藩開始建造蒸汽船。蒸汽船中最重要的部分當然是蒸汽機。薩摩藩如何制造這個當時日本還不存在的東西呢？他們和水戶藩的鱸半兵衛一樣，憑著蘭書上有關蒸汽機的解說，邊看邊做。然而，如果蘭學者鱸半兵衛無法憑著蘭書制造出像樣的西式帆船，薩摩藩的蘭學者又有什麼本事憑著蘭書制造出蒸汽機呢？後者比前者要難多了。
   
   　　何況日本當時沒什麼工作機械。別說蒸汽機了，連蒸汽機中最普通的一個小零件，如螺栓，都得靠人工，以銼刀一來一往地銼成。這種制造方式與其說是在造蒸汽機，倒不如說是在造藝術品。
   
   　　訂購蒸汽船
   
   　　1854年8月，一艘荷蘭蒸汽軍艦“森賓”號駛入長崎港。薩摩藩聽到這個消息後，趕緊派幾名技匠前往長崎參觀。這幾名技匠登上“森賓”號，仔細研究船艦的各部構造後，終於覺悟以日本人現在所擁有的知識、技術和工具的水准，根本不可能造出這樣的蒸汽艦。
   
   　　從此，島津齊彬對造蒸汽艦一事轉趨消極，而幕府也得到了一個結論——現階段的日本若想擁有蒸汽艦，只有向西方購買一途。
   
   　　佩裡艦隊來日後，幕府曾經與荷蘭商館長克魯提斯接觸，詢問他對日本海防的意見。1854年，“森賓”號抵日後，克魯提斯就請“森賓”號艦長費比斯擬寫了一份對日建議書，交給長崎奉行水野忠德。費比斯的建議大致如下：
   
   　　1.以日本的地理條件而言，有必要創設西式海軍。
   
   　　2.帆船軍艦已經落伍了，現在是蒸汽軍艦的時代。而且西歐的新型軍艦已不采用裝在船舷兩側的外輪葉推進器，而是采用裝在船尾的螺旋槳推進器。
   
   　　3.為了培養海軍軍官與士兵，日本有必要設立海軍學校，或者派人赴先進國家留學。無論日本采取哪一種方法，荷蘭都願助一臂之力。
   
   　　4.海軍學校的學生必須學習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等基礎學科，以及測量術、機關術、運用術、造船術、炮術等軍事學科。
   
   　　幕府收到費比斯的建議書後，經過內部幾度商議，決定了3件事：
   
   　　1.向荷蘭訂購3艘蒸汽軍艦。
   
   　　2.創立洋式海軍。
   
   　　3.請荷蘭提供師資，協助日本設立海軍學校（當時的名稱是“海軍傳習所”）。
   
   　　荷蘭為什麼會這麼熱心幫助日本呢？說穿了也是為了一個“利”字。原來在日本200多年的鎖國時期，荷蘭一直獨占（除了中國之外）對日貿易。不料佩裡來航之後，美、英、俄反而後來居上，紛紛與日本簽訂“親善條約”。眼看著貿易大餅即將被其他西方列強瓜分，為了讓“損失”減到最低，荷蘭當然願意討好日本，與日本建立更友善的關系。
   
   　　因此，當幕府表明購艦要求後，荷蘭立即答應，並且非常大方地把中古蒸汽軍艦“森賓”號（後改名“觀光”號）贈送給幕府。“觀光”號成了日本第一艘蒸汽軍艦。至於幕府訂購的兩艘蒸汽艦，一艘於1857年9月交貨，取名“鹹臨”號，另一艘於1858年10月交貨，取名“朝陽”號。
   
   　　1855年12月1日，海軍傳習所在長崎舉行第一期開學典禮。傳習所的教師當然都是荷蘭人，第一期的學生則是包括勝海舟在內的40多名幕臣。
   
   　　長崎海軍傳習所前後總共召開3期。第一期自1855年12月起，至1857年3月止，約16個月。第二期自1857年2月起，至翌年7月止，約16個月。第三期自1857年11月起，至1859年5月底止，約18個月。
   
   　　從此，無論在硬件或軟件，日本總算擁有了一支海軍。這支海軍的規模當然還遠遠比不上西方各國，可是在當時的非西方國家中，卻是數一數二。
2. tang3 說道: 無題

   2012-10-18 21:21:56

   第二章 政爭與整肅
   
   　　“安政大獄”總共處分了100多人,可說是江戶史上空前絕後的大整肅,在井伊直弼的指示下,判刑之重,超乎時人的預料。
   
   　　通商條約問題
   
   　　1856年8月,美國駐日總領事哈裡斯(1804~1878年)乘艦抵達下田。幕府接到這個消息後,嚇了一跳。為什麼嚇了一跳呢?
   
   　　原來1854年簽訂的“日美親善條約”中,關於美國派遣駐日總領事一項,日文版與英文版的意思有點兒出入。日文版為“兩國政府認為此事(美總領事駐下田)有必要的時候”,英文版卻是“兩國政府中的一方認為此事有必要的時候”。如果按照前者解釋,美國派遣駐日總領事,事前必須得到日本的同意。可是若按照後者的解釋,美國根本不需經過日本的同意。
   
   　　無論如何,客人已經千裡迢迢地上門來了,何況又是理直氣壯地上門,幕府也不好下逐客令。一個月後,幕府同意讓哈裡斯駐居下田郊外的玉泉寺。事實上,在幕府還沒正式同意前,哈裡斯便已搬進玉泉寺,並於9月4日升起領事館旗(美國國旗)。哈裡斯當時在日記上如此寫道:
   
   　　1856年9月4日星期四,昨夜由於太過興奮以及受蚊子幹擾之故,只睡了很短的時間……今天下午兩點半,我升起了這個帝國(日本)有史以來第一面的領事旗。毫無疑問地,新的時代已經在日本展開了。我在心中自問——日本會因此而得到真正的幸福嗎?
   
   　　哈裡斯這一趟赴日身負著一件重要的使命——與日本締結通商條約。如前所述,1854年的“日美親善條約”並沒有提到“通商”。因為幕府一直很不願意與外國通商。為什麼呢?
   
   　　對幕府而言,“親善條約”所規定的事項並不至於給日本帶來太大的影響。以“開箱館、下田二港,並提供糧食、水與煤炭”來說,外國船只即使來到這兩個港口,只是與日本官方接觸(由官方提供所需補給物),不至於給日本民眾帶來“壞的影響”(如基督教),而且僅作短暫停留。這樣的條約內容也比較容易讓天皇勉強接受。
   
   　　然而通商就不一樣了。一旦與外國通商,外國商人勢必在日本長期滯留,而且會與日本民眾作廣泛的接觸。當年,德川家康等人就是因為害怕外國人會“帶壞”日本民眾,才斷然下令鎖國,想不到兩個世紀之後,德川家康的子孫還是得面臨同樣的問題。
   
   　　1856年10月25日,哈裡斯在其抵日兩個月後,向幕府提出要求——希望前往江戶晉見將軍,並交涉通商條約問題。幕府對哈裡斯駐下田一事本來就很勉強才同意,現在聽到哈裡斯又得寸進尺要求赴江戶交涉通商問題,當然更露難色。
   
   　　恰巧此時中國發生“亞羅”號事件,引來英法聯軍。1857年2月24日,荷蘭商館長向長崎奉行告知這個消息,並且提出忠告——幕府如果一味死守“祖法”,不讓外國前來日本貿易,將來很可能會步上中國的後塵。
   
   　　在這種情況下,幕府的姿態不得不逐漸軟化,而於1857年10月1日允許哈裡斯前來江戶。11月30日,哈裡斯抵達江戶,12月7日,晉見幕府第13代將軍德川家定,作禮貌性的拜會。數天後,哈裡斯與當時的首席老中堀田正睦會面(阿部正弘病逝於這年8月),長談了兩個小時。
   
   　　哈裡斯首先向堀田正睦分析世界情勢,指出鎖國政策已經落伍了,唯有通商才是富國強兵之道。接著又說,英、法、俄等國遲早會以武力脅迫日本開放通商,而美國則采取和平主義。趁著英法現在正忙著與中國打仗,沒空來日本之前,日本應趕緊和美國簽訂通商條約,如此,西方各國就會比照這個條約,與日本簽約,而免去一場戰禍。最後,哈裡斯提出通商條約的3項基本內容:①美國派大使駐江戶,②雙方人民自由貿易,政府官員不得居間媒介,③增開港口。
   
   　　對於哈裡斯的訂約要求,堀田正睦並沒有當場答復,只說這件事太重大了,必須與其他重臣仔細商討,再作決定。
   
   　　征求天皇同意
   
   　　12月16日,堀田正睦將哈裡斯的要求內容轉告給各大名,並要他們提出意見。這些大名大多認為與外國通商是無可避免的事。不過,其中有很多人主張應有條件地答應。有人主張應限定時間試辦幾年,看看開放通商會不會給日本帶來不利的影響。有人則認為通商無妨,但大使駐江戶一事卻萬萬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大名原則上同意,可是卻有一個共同的附帶條件,那就是必須先獲得天皇的許可。由此可見,日本在面臨這個前所未有的時代劇變關頭,天皇,這個號稱具有“神性”與“萬世一系”的精神上的大家長,其在凝聚人心上的重要性已逐漸浮現——只要天皇同意,本來想唱反調的人會因此保持沉默,原本就同意的人也會如虎添翼般更具信心。
   
   　　就在幕府猶豫不決的時候,苦等了一個月的哈裡斯已經按捺不住。他向堀田正睦抗議道:
   
   　　“我之所以不辭辛勞地來到江戶想與貴政府簽訂通商條約,完全是為了日本的未來。可是,你們卻把我當作囚犯似的丟在一旁,不聞不問,簡直像對待敵人一六。日本如果無論如何也要堅持鎖國,我只有斷然回國一途。屆時,美國必然不會再派和平使者,而是派大炮與軍艦前來日本。只有炮煙彈雨才能喚醒日本的迷夢!”
   
   　　堀田正睦看到哈裡斯如此大發雷霆,心裡甚是緊張,而且大多數的大名都已表明原則上同意,因此便派幕臣岩瀨忠震與井上清直為日方全權代表,與哈裡斯進行交涉。
   
   　　雙方自1858年1月25日起,開始交涉,歷經13次的談判,於2月25日達成條約的最終內容,只剩下簽約儀式。此時,日方代表岩瀨忠震告訴哈裡斯:
   
   　　“我們必須先獲得京都天皇的允許,才能簽字。”
   
   　　哈裡斯驚訝地說:“京都的天皇?將軍不是日本的皇帝嗎?為什麼還要天皇的允許?難道天皇比將軍還大?”
   
   　　岩瀨忠震說:“這是日本與其他國家不一樣的地方,很難解釋清楚。我只能說,將軍是實質上的皇帝,天皇是精神上的皇帝,很難說誰大誰小。”
   
   　　哈裡斯:“將軍無法做主簽約嗎?”
   
   　　岩瀨忠震:“平常的政務當然可以做主,可是這事比較重大,如果不先獲得天皇的許可,將來恐怕會生麻煩。”
   
   　　哈裡斯:“如果天皇不允許呢?”
   
   　　岩瀨忠震:“江戶幕府200多年來,天皇對將軍一向言聽計從,我們不會讓他拒絕的。”
   
   　　哈裡斯:“照你這麼說,天皇既然不可能拒絕,那請求天皇答應就只是一個儀式而已。”
   
   　　岩瀨忠震:“對,這只是一個儀式。不過,卻是個重要的儀式,不能馬虎。”
   
   　　哈裡斯:“我大致了解了。那麼,你們要花多久的時間來完成這個‘儀式’呢?”
   
   　　岩瀨忠震:“首席老中堀田正睦已經決定親自到京都獲取天皇的許可。把往返所需的時間計算進去的話,大約得花一個多月。”
   
   　　哈裡斯:“4月中旬可回到江戶嗎?”
   
   　　岩瀨忠震:“應該可以。”
   
   　　哈裡斯:“那麼,我們就定4月8日為簽約日吧!”
   
   　　貧窮的天皇
   
   　　1858年3月,首席老中堀田正睦率領幕臣川路聖謨、岩瀨忠震等人抵達京都。堀田和岩瀨一樣,認為要取得天皇的許可應該不是一件困難的事。畢竟200多年來,天皇一直是幕府的掌中物,德川家康還“教訓”過天皇得專心於學問。不過,為了慎重起見,堀田此行特地准備了數額龐大的“運動資金”,打算用來賄賂朝廷的公卿(朝臣)以及天皇,讓他們見錢眼開後沒有任何異議。
   
   　　當時,朝廷的經濟來源完全被幕府所控制。幕府為了不讓朝廷有多余的資金(有多余的資金便表示有能力招兵買馬),把朝廷的預算壓得很緊,每年只有1萬兩。因此,當時的朝廷實在窮得令人鼻酸。
   
   　　當時的天皇是孝明天皇(1831~1866年,在位1847~1866年)。孝明天皇喜歡喝點兒酒,可是由於太窮,他只能偶爾喝,而且喝的時候是3成的酒加上7成的水,混合著喝。其酒味之淡,不難想象。
   
   　　朝廷有個傳統習慣,每年的正月初一,天皇便召集各公卿一塊兒用餐,而且料理中一定有一道主菜——雉雞肉。可是有一年實在窮得撥不出錢買雉雞,只好將豆腐烤過之後,抹上一些味噌,“打扮”成雉雞肉的模樣,草草過關。
   
   　　有一位大名聽到這事後,覺得天皇太可憐了,便送給天皇一些鹽醃的鮭魚。天皇吃了一口鮭魚後,驚歎道:“天下怎麼有這麼美味的食物?”吃完後,還指著吃剩的魚骨頭,交代臣下說:“這魚骨頭不要丟,我明天要拿這個跟開水泡飯吃。”
   
   　　天皇既然窮到這個地步,公卿們當然也不例外。可以說幾乎所有的公卿都得找點兒副業來做,以彌補家計。有人教和歌、書道,也有人在空白的扇子上畫畫,然後拿去賣。連內大臣三條實萬都在家裡的庭院種梨樹,每年將梨子賣給果菜商。最可笑的是明治維新大功臣之一的岩倉具視,他居然把家裡的一部分房間租給外人開賭場。
   
   　　由於上自天皇,下至公卿,朝廷裡的每一個人都這麼窮,因此堀田正睦對他的賄賂計劃當然信心十足。他透過武家傳奏(武家傳奏的主要工作是替朝廷與幕府傳遞信息),獻給孝明天皇1萬兩(等於朝廷一年的總預算),以及獻給關白九條尚忠和前任關白鷹司政通各1萬兩。不料,卻沒有人願意接受這筆誘人的巨款。
   
   　　原來,孝明天皇自小生長於深宮,對外國情事完全不知,可是他卻滿腦子排外思想,認為西方人都是夷狄,與貓狗禽獸沒什麼大的差異。日本是神國,怎能讓這些夷狄上岸居住、貿易呢?這樣豈不把聖潔無瑕的神國給弄臓了?
   
   　　當他聽到堀田正睦帶著巨款,啟程前來京都要說服朝廷允許通商條約的消息時,寫了一封信給九條尚忠:
   
   　　假使如夷人所願(通商)的話,這可是天下一大嚴重事情。我若答應了,豈不成為千秋萬世的罪人?如何對得起伊勢神宮(指天皇的老祖宗天照大神,伊勢神宮祭拜的就是天照大神)?如何對得起歷代祖先?……聽說堀田正睦此回上京准備獻上巨款,那筆巨款無論如何龐大,我們若因而利令智昏,必然會給天下帶來災難。人的欲望之中,以金錢欲最容易迷惑人心。因為被金錢所迷惑而產生的弊害,有時候還不至於太大,可是這回若被迷惑的話,可就後患無窮了。我?決不可接受這筆錢,叫堀田正睦拿回江戶。
   
   　　朝廷彌漫排外氣氛
   
   　　除了孝明天皇之外,大多數的公卿也都是排外主義者。天皇曾就是否答應美國的要求一事征詢上級公卿的意見,結果提出的意見當中,多半是“順從美夷的要求為神國之恥”;“嚴拒對方的要求,不惜一戰”;“與各大名會商,嚴禁外人來日”之類的拒絕反應。
   
   　　為什麼朝廷上下這麼厭惡洋人呢?原因有下列三點:
   
   　　一,不只是朝廷,幾乎所有受過漢籍教育的日本人,或多或少都有輕蔑洋人的心理。他們心儀孔孟聖賢之道,也不知不覺地接受了中國儒者夜郎自大的世界觀,亦即“唯有受聖賢之道熏陶的中國才是禮儀之邦,才是文明國家,沒有受過聖賢之道熏陶的外國都是夷狄,與禽獸差不多”。日本自古吸收中華文化,也是受了聖賢之道的熏陶,當然可以“比照”中國,是禮儀之邦,當然也可以蔑視“夷狄”。
   
   　　此外,為了消除因為面對強勢的中華文化而產生的自卑感,日本人還不時地強調自己獨有的優越性,亦即日本擁有“萬世一系”以及“是神的子孫”的天皇,因而是神國,這在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連中國也沒有。
   
   　　無論是向中國儒家“借用”的世界觀也好,日本自己“發明”的神國思想也好,這兩樣意識形態都是在強調自己最優越,旁人差勁到極點。因此,在這兩樣意識形態的重復激蕩下,包括朝廷在內的大多數日本人之所以如此排外,便不難理解了。
   
   　　二,神國思想是以天皇信仰為中心的思想,因此,朝廷自然成為神國思想的大本營。而如前所述,“神國思想”幾乎可與“排外思想”畫上等號。而且,朝廷上下久居京都皇宮,很難收到外界的正確信息(收到的信息大多是三手、四手的傳聞)。封閉的環境久而久之便讓朝廷成為全日本最封建守舊的集團。
   
   　　三,強烈主張攘夷的水戶藩前藩主德川齊昭,通過與皇族的裙帶關系(德川齊昭的正室登美宮吉子是皇族有棲川宮家之女),不斷地向天皇灌輸攘夷思想。而京都的著名儒者梅田雲濱、梁川星岩等人也積極地向公卿鼓吹攘夷思想。
   
   　　就這樣,堀田正睦抵達京都時,朝廷已經彌漫著排外、攘夷的氣氛,賄賂攻勢因而挫敗。1858年5月3日,堀田正睦進宮參見天皇,請求勅写摠蔂C踉�,得到的答復卻是“回去與各大名仔細商議後,再來上奏”。天皇雖然沒有明白表示拒絕,可是已經暗示了拒絕的意思。這是日本人的美學。當某人想拒絕他人的要求時,通常不會明明白白地拒絕,而是拐彎抹角地拒絕。何況250多年來,天皇一直在幕府的武力下苟延殘喘,怎敢拒絕得斬釘截鐵呢?
   
   　　然而,無論是斬釘截鐵地拒絕,或拐彎抹角地拒絕,對堀田正睦而言,都是一樣的沖擊。他現在可真是進退維谷了。他答應哈裡斯於4月18日簽約,沒想到在京都“運動”了那麼久,與哈裡斯約定的期限早都過了,卻仍舊得不到天皇的首肯。他可以想象哈裡斯在江戶暴跳如雷的景象。一想到哈裡斯動不動就搬出大炮軍艦來恫嚇的態度,堀田就開始頭痛。
   
   　　幕府面臨危機
   
   　　照道理講,幕府本來不需得到勅许(天皇的許可),便可徑行和美國簽訂通商條約。理由是江戶幕府自從德川家康以來,一直是日本的實際統治者。幕府所作的任何決策,無論是內政或外交,從來不需得到勅袘唬今g媚煙�覊你,在幕府的武力下,天皇算哪根蔥?200多年前幕府采取鎖國政策時,根本不需得到天皇同意,為什麼200多年後,幕府決定解除鎖國政策時,卻必須得到天皇同意?
   
   　　顯然,就法理而言,堀田正睦上京求取勅许的緜R�首l砦蟮�,而天皇拒絕幕府的外交決策一事更是越權。然而,幕末的非常情勢卻使得堀田的“錯誤”與天皇的“越權”看起來很自然,好像事情本該如此。所謂非常情勢,是指:
   
   　　1.與十七世紀初期德川家康時代的“夷狄”比較起來,19世紀中期的“夷狄”強太多了。另一方面,經過200多年鎖國之後,19世紀中期日本的軍備反而不如17世紀初期時的日本。德川家康可以輕易地驅逐“夷狄”,幕末的日本卻完全沒有這個實力。由於敵我力量差距懸殊,幕府無法單獨應付這個危機,只好將天皇與大名拉上政治舞台,共赴國難。尤其是天皇,地位本來就很特殊(日本人精神上的大家長),這下子更成為舉國團結的關鍵人物。堀田正睦之所以上京奏請勅许,實在是時代的氣氛所造成。
   
   　　2.如果佩裡艦隊來航時,幕府的將軍是一個像德川家康那樣的英雄豪傑,那縱然對外無法驅逐外敵,起碼對內可維持幕府的權威,讓天皇與大名沒有插手政治的余地。不幸的是,佩裡艦隊來航時,第12代將軍德川家慶正臥病在床,連講話都講得含含糊糊,別提下什麼決斷了。德川家慶死後,由其子德川家定繼任第13代將軍。這位德川家定不但不是英雄豪傑,而且還體弱多病,經常無緣無故地發抖。
   
   　　也就是說,當幕府碰到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時,最高領導者——將軍,無論德川家慶或德川家定,竟然都無法承擔下重任,作出合適的決斷,而不得不將這麼大的責任交給老中。而保守有余,開創不足的前後任首席老中,阿部正弘與堀田正睦,也對重大政策不敢擅下決斷,而采取集思廣益的方式,讓天皇與各大名獲得了政治發言權。
   
   　　太過強大的外敵,以及太過無能的將軍,加上太過心虛的老中,終於導致幕府權威一天天地下降,以及天皇權威一天天地上升。德川家康若地下有知,必然扼腕長歎無疑。
   
   　　將軍繼嗣問題
   
   　　就在堀田正睦為了得不到勅写夬伤脑筋的时候,一場以將軍繼嗣問題為中心的權力斗爭已經浮上台面。
   
   　　如前所述,第13代將軍德川家定(1824~1858年)天生體弱多病,看起來不像能活得很久的樣子(果然後來只活到34歲)。更糟的是,可能是由於健康不佳而影響了生育能力,德川家定雖然先後娶了3名妻子,卻一直沒有子嗣。因此,趁著德川家定還活著的時候,趕緊找一位繼任後補便成為當時日本政壇的一件大事。
   
   　　按照幕府的規矩,將軍沒有親生兒子的話,必須從“御三家”與“御三卿”中,挑選一位適當的男子,過繼給將軍當養子,以便未來繼承將軍職位。
   
   　　德川家康當年把將軍職位讓給三男德川秀忠時,也把尾張藩封給九男德川義直,把紀伊藩封給十男德川賴宣,把水戶藩封給十一男德川賴房。尾張、紀伊、水戶這3家由於與宗家的血緣最近,被稱為“御三家”。一旦德川秀忠以下的直系血脈發生中斷,也就是將軍沒有親生子嗣時,便由血緣最近的“御三家”中挑選將軍後補。
   
   　　可是到了江戶時代中期,“御三家”與將軍家的血緣關系愈來愈疏遠,因此第8代將軍德川吉宗時,便以吉宗的二男德川宗武創設“田安家”,以四男德川宗尹創設“一橋家”,作為將軍後補人選的另外兩個“倉庫”。第9代將軍德川家重又以二男德川重好創設“清水家”。田安、一橋、清水這3家便被稱為“御三卿”,與“御三家”同樣是將軍後補的供給站。
   
   　　在這“御三家”與“御三卿”當中,適合繼任第14代將軍的後補人選有兩個,一個是紀伊家的德川家茂(原名慶福),一個是一橋家的德川慶喜。
   
   　　德川家茂(1846~1866年)的父親是德川齊順。德川齊順為第11代將軍德川家齊的六男,由於紀伊家沒有子嗣,便過繼到紀伊家延續香火。而第13代將軍德川家定是第11代將軍德川家齊的孫子,因此,德川家茂便是德川家定的堂弟,他們擁有同一個祖父德川家齊。
   
   　　第二位候補德川慶喜(1837~1913年)是水戶藩主德川齊昭的七男,1847年時,過繼到一橋家,成為一橋家的第九代主人。
   
   　　如果以血緣的遠近關系來作標准的話,毫無疑問,紀伊家的德川家茂應該是繼承第13代將軍德川家定的不二人選。因為家茂與家定是堂兄弟關系,而另一位人選德川慶喜與家定之間卻只是遠房親戚的關系。
   
   　　可是,德川家茂卻有一個很大的弱點——年紀太輕。1853年(這一年,佩裡艦隊首度來航,第12代將軍家慶死,第13代將軍家定即位)時,家茂只有7歲。另一方面,家茂的競爭對手德川慶喜卻已經16歲。而且,德川慶喜被各方公認為是個才智兼備的優秀青年。
   
   　　“一橋派”與“南紀派”
   
   　　當時,有兩幫人馬加入了這場將軍繼嗣爭奪戰。擁護德川慶喜的有老中阿部正弘、水戶藩前藩主德川齊昭(慶喜的父親)、越前藩主松平慶永、薩摩藩主島津齊彬、宇和島藩主伊達宗城、土佐藩主山內豐信、德島藩主蜂須賀齊裕等人,以及幕府官僚中比較開明的川路聖謨、岩瀨忠震、永井尚志等人。這些人被稱為“一橋派”。
   
   　　“一橋派”認為,現在強敵接踵而至,日本正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因此一定要有一個英明的領導者——將軍,大刀闊斧地鏟除積弊惡習,實施政治改革,帶領全國渡過難關。第12代將軍家慶與第13代將軍家定都無法負起這個責任,以致局勢日益惡化,下一任將軍怎能再讓一個乳臭未幹的幼兒——家茂擔任呢?這樣豈不更延誤改革的時機、更使得局勢惡化嗎?現在是非常時期,將軍繼嗣問題絕不能再拘泥於血緣的遠近關系,因此,應該推舉英明有為,年齡又很適當的德川慶喜為下任將軍的後補。
   
   　　值得注意的是,“一橋派”的成員當中,島津齊彬、伊達宗城、山內豐信與蜂須賀齊裕這4人是外樣大名德川齊昭與松平慶永是親藩大名,阿部正弘則是譜代大名出身。換言之,“一橋派”的重量級成員當中,有一半以上是外樣大名。
   
   　　我們曾經談過,外樣大名是德川家康在平定天下時或平定天下之後,才陸續投降稱臣的諸侯。和親藩、譜代比較起來,外樣大名與德川家的關系最為疏遠,對德川家的忠誠度也最低。因此,德川家康對這些外樣大名極為警戒,在分封時,故意把他們封到偏遠地區,以防止他們造反。當然,中央的政務也絕不讓他們插手。
   
   　　沒想到,250年之後,這些原本一直被幕府壓制的外樣大名,卻由於佩裡艦隊的來航,而取得了政治發言權。現在,他們甚至企圖“幹涉”德川家的繼嗣問題。這樣的發展豈是德川家康當年所能想象?
   
   　　與“一橋派”相對抗的是擁護紀伊家德川家茂的“南紀派”(紀伊又稱南紀)。“南紀派”的主要成員是以彥根藩主井伊直弼(1815~1860年)為首的幾位譜代大名。
   
   　　彥根藩藩祖井伊直政是德川家康的手下愛將,為“德川四大天王”之一。因此,井伊家在所有的譜代大名?中,地位最高,領地也最多,有25萬石。
   
   　　1850年,井伊直弼35歲時,繼承長兄直亮成為彥根藩第13代藩主。井伊直弼的個性相當剛強,他對阿部正弘的“軟弱”作風(自己不敢擅下外交決斷,而向各大名與幕臣征詢意見)很不以為然,認為中央的政務怎可讓各大名,尤其是外樣大名,插手呢?這樣豈不損害了幕府的權威?
   
   　　井伊直弼擁立德川家茂的理由是,德川家茂是將軍德川家定的堂弟,血緣最近,按照德川家的傳統規矩,家茂當然是下任將軍的不二人選。家茂雖然年幼,無法立即親政,但是老中可在旁輔佐,必要時還可設大老,掌控全盤政務。
   
   　　此外,井伊直弼也很懷疑“一橋派”外樣大名如此積極介入將軍繼嗣問題的動機。井伊懷疑他們想借這個機會在中央政壇獲取一席之地,甚至重劃日本的政治勢力地圖。事實上,井伊的觀察並沒有錯。
   
   　　活躍的雄藩
   
   　　從1853年佩裡艦隊來航起,到1867年幕府滅亡為止,在這動亂的14年間,出現了幾個活躍於政治舞台的藩,這些藩被稱為“雄藩”。“一橋派”的成員當中,越前藩、薩摩藩、宇和島藩和土佐藩都可算是“雄藩”(水戶藩後來因為內訌激烈,當不成雄藩,德島藩也沒什麼表現,算不上雄藩)。此外,長州藩、尾張藩、備前藩、安藝藩、肥前藩也算是“雄藩”。
   
   　　當時,全日本大約有260個藩。為什麼在這麼多的藩之中,只有少數幾個藩成為“雄藩”呢?換言之,成為“雄藩”的條件是什麼?
   
   　　一、必須有一定的經濟實力。經濟實力可用領地的大小來衡量,領地大的藩(大藩)才有辦法拿出充裕的資金從事政治活動,反之,領地小的藩(小藩)只能站在台下看戲。前面所提的9個“雄藩”,領地都在10萬石以上,毫無疑問都是大藩,尤其薩摩藩,領地73萬石,是全日本第二大藩。
   
   　　二、必須是外樣藩或親藩。因為譜代藩本來就有參與幕府政治的機會,沒有必要出來四處活動,爭取權力。反之,外樣藩250年來一直被排斥在權力圈外,因此當機會來臨時,他們爭取權力地盤的欲望也特別強烈。至於親藩,除了“御三家”可提供將軍後補之外,其他親藩一直無法染指中央權力。“御三家”雖然有機會提供將軍後補,但是那必須在將軍家沒有子嗣的時候。事實上,250年來,“御三家”之中的尾張家與水戶家就從來沒有出過一位將軍。
   
   　　三、對於外國船艦的頻頻來犯必須有強烈的危機意識。18世紀末期以來,外國船只頻頻出現於日本四周,甚至登上日本陸地。對這個現象最感到憂心忡忡的自然是擁有很長的海岸線的藩,因為他們首當其沖。以薩摩藩為例,薩摩藩位於九州南端,不但擁有很長的海岸線,而且其勢力范圍還遠達南方的琉球(沖繩)。1853年佩裡艦隊前往江戶灣之前,便先到琉球探勘,離開江戶灣後,又到琉球要求琉球政府讓其在當地興建倉庫,以貯藏煤炭。因此,在各藩當中,薩摩藩的危機意識特別強烈——洋人既然可以到琉球要求東、要求西,當然也有可能到離琉球不遠的薩摩藩要求東、要求西。
   
   　　有了危機意識之後,第一個想到的當然是如何加強海防。可是自己的海防再怎麼充實,其他藩如果不采取同樣的措施,藩的安全仍然有問題。換言之,自藩的安危已經與整個日本的安危息息相關,很難獨善其身。
   
   　　因此,擁有強烈危機意識的藩,很自然地便會“關心”起幕府的政治,甚至四處活動,聯合與自己的理念相近的其他藩,以影響幕府的人事與決策。
   
   　　1857年,越前藩主松平慶永的手下第一智囊橋本左內(1834~1859年)在其寫給朋友的信中,提出了改革幕政的構想,以挽救日本。這個構想的主要內容是:第一,擁立德川慶喜為將軍;第二,力行政治改革;第三,移植西方科技,以富國強兵。
   
   　　在第二項“力行政治改革”方面,橋本左內主張在此非常時期,德川幕府應該拋棄壟斷政權的私心,讓有能力的親藩大名與外樣大名也能入閣,參與政治決策。他提出了一份具體的人事名單:讓越前藩主松平慶永、水戶前藩主德川齊昭與薩摩藩主島津齊彬這3人擔任“國內事務宰相”,讓肥前藩主鍋島齊正擔任“外國事務宰相”,讓尾張藩主德川慶勝與鳥取藩主池田慶德(德川齊昭的兒子,德川慶喜的哥哥)守護京都,以及讓宇和島藩主伊達宗城與土佐藩主山內豐信防衛蝦夷(北海道)。
   
   　　這是橋本左內的政治構想,也是“一橋派”的政治改革構想。他們想要打破幕府250年來只讓譜代大名擔任幕閣的傳統,而讓有能力的親藩大名與外樣大名(更具體地說,是“一橋派”大名)掌握政權。
   
   　　這樣的政治改革構想怎會不引起由譜代大名所組成的集團“南紀派”的反擊呢?在“南紀派”領導者井伊直弼的眼中,“一橋派”這幫人之所以想擁立德川慶喜,其主要目的根本就是想重新劃分日本的政治勢力地圖,講得露骨一點,就是想奪權(從譜代大名手中)。
   
   　　於是,在“南紀派”與“一橋派”之間,一場表面上以將軍繼嗣問題為爭執點,台面下卻是以權力的重新劃分與否為主軸的斗爭,就這樣展開了。
   
   　　“一橋派”的美人計
   
   　　客觀地說,“一橋派”的主張比較接近真理。所謂“比較接近真理”,意思是如果“一橋派”的政治構想得以實現——讓比較有能力的人當將軍,讓比較有能力的人進幕閣,會對日本較為有利。然而,對既得利益者“南紀派”而言,不管基於什麼樣的理由(例如,挽救日本),都不願意釋出手中的權力。任何人提出這樣的要求,都是陰謀篡權。
   
   　　“南紀派”與“一橋派”兩邊的實力可說旗鼓相當。“南紀派”以譜代大名為主,本來就廁身於幕府權力圈中,勢力龐大。“一橋派”的成員雖然大多位居幕府權力圈外,較為吃虧,可是人才濟濟,尤其先後獲得了阿部正弘與堀田正睦的支援,更添實力足以和“南紀派”分庭抗禮。
   
   　　雙方既然旗鼓相當,第13代將軍德川家定的意向就成為勝負的關鍵。也就是說,德川家定究竟屬意於德川家茂,還是屬意於德川慶喜,作為他的後繼者?
   
   　　“一橋派”的中心人物之一島津齊彬為了影響將軍德川家定的意向,想出了一個美人計——把自己的養女敬子嫁給德川家定,希望透過敬子的媚功來左右大局。不過,島津齊彬是外樣大名,按照幕府的規矩,外樣大名的女兒若嫁給將軍是門不當戶不對,很難被接受。因此,島津齊彬先安排敬子給朝廷右大臣近衛忠熙當養女,再以右大臣女兒的身份,嫁給將軍。在名分上,右大臣與將軍都是天皇的重臣,雙方通婚算是門當戶對。
   
   　　敬子很順利地成為將軍的第三任夫人,可是她的“間諜”任務卻沒有順利達成。為什麼呢?因為將軍德川家定打從心眼裡就討厭德川慶喜。
   
   　　德川慶喜不僅被各方公認為是個英明人物,而且長得英俊瀟灑,一表人才。幕府後宮的宮女們每次見到這位英俊的青年時,總是露出仰慕的神色,私下談論起她們的共同偶像時,也難掩欣喜之情。相反的,德川家定不僅體弱多病,而且由於小時候生過痘疹的緣故,臉上坑坑窪窪。無論就外貌、才幹或健康,德川慶喜都遠遠勝過德川家定。因此,德川家定極為嫉妒德川慶喜,連見都不願意見到他,更別提收他為養子,作為自己的接班人。而且,德川家定只比德川慶喜大13歲,對家定而言,要收一個只比自己小13歲的青年當養子,的確有點兒尷尬。
   
   　　另一方面,紀伊家的德川家茂比德川家定小22歲,對家定而言,這樣的歲數差距感覺起來才像“父子”。而且,德川家茂還只是個平平凡凡的幼兒,不像德川慶喜那麼“搶眼”,會刺痛家定的自卑感。
   
   　　對“一橋派”來說,如果連最具關鍵性的將軍都已倒向“南紀派”,屬意德川家茂作為自己的接班人,那還有什麼戲可唱?他們為此而陷入焦躁、不安——難道第14代將軍候補真的得由一個幼兒擔任嗎?難道幕府政權仍舊得被譜代大名把持嗎?難道日本面臨了這麼大的危機,卻仍舊無法擺脫傳統的窠臼,無法大刀闊斧地實施政治改革以因應變局嗎?
   
   　　祭出天皇牌
   
   　　“一橋派”不願就此認輸,他們祭出了最後一張王牌,以此力挽狂瀾。這張王牌就是天皇——策動天皇,請天皇下聖旨指定德川慶喜為將軍德川家定的接班人。
   
   　　這是“一橋派”的最後一張王牌,然而卻是一張很沒把握的牌。為什麼呢?首先,天皇不見得會答應“一橋派”的要求,介入將軍繼嗣問題。其次,即使天皇答應,並下聖旨,這個聖旨究竟有多大的效用還是個很大的疑問。換言之,幕府會准許天皇幹涉幕府的“家務事”嗎?250年來,只有幕府幹涉過天皇的繼嗣問題,從來就沒有一位天皇“敢”幹涉將軍的繼嗣問題。
   
   　　不過,至少就“一橋派”會想到抬出天皇來扭轉劣勢這一點來說,便可知道當時孝明天皇的權威,與250年來歷代天皇的權威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1858年3月,老中堀田正睦帶著3萬兩賄賂金前往京都,求天皇勅写摠蔂C踉際�,越前藩主松平慶永便派遣他的第一智囊橋本左內,薩摩藩主島津齊彬也派遣得力助手西鄉隆盛(1827~1877年),兩人攜手跟在堀田正睦後面,也前往京都。不用說也知道,橋本與西鄉的任務是要設法讓天皇下旨指定德川慶喜為將軍後繼人選。
   
   　　“南紀派”的首領井伊直弼獲得這項情報後,也趕緊派出他的心腹長野主膳前往京都“活動”。對井伊直弼而言,萬一天皇真的被“一橋派”蠱惑成功,出面幹預將軍繼嗣問題,那事情可就棘手了。因為天皇的權威日漸上升是個不爭的事實,以“一橋派”為首的各大名又愈來愈不“聽話”,如果這兩股勢力結合在一起,共同對抗幕府,好不容易居於優勢的“南紀派”很可能會因而轉趨劣勢。
   
   　　當時的朝廷有300百多位公卿。這些公卿大致可區分為上級公卿、中級公卿與下級公卿三類。在上級公卿之中,尤其以“五攝家”(近衛、九條、二條、一條、鷹司)的地位最高。只有“五攝家”才有資格擔任“攝政”或“關白”這兩個朝廷內最高的官職。孝明天皇在位的期間(1847~1866年),關白一職便是先後由鷹司政通、九條尚忠、近衛忠熙、鷹司輔熙與二條齊敬5人擔任。
   
   　　“南紀派”的長野主膳以及“一橋派”的橋本左內、西鄉隆盛等人當然都不可能直接見到天皇。因此,雙方人馬便以“五攝家”為主要目標,進行說服工作,希望透過“五攝家”或其他有力公卿來影響天皇的意向。長野主膳的“工作”對象是當時的關白九條尚忠。西鄉隆盛的對象是與薩摩藩島津家有姻戚關系的近衛忠熙。橋本左內則與朝彥親王和三條實萬(三條家屬於“清華家”,“清華家”在朝廷的地位僅次於“五攝家”)接觸。此外,橋本又跑去見堀田正睦,與堀田達成協議,即:堀田幫助“一橋派”,設法說服天皇下旨指定德川慶喜為將軍後繼者;橋本左內也幫助堀田,透過他的人脈關系說服天皇允准通商條約。
   
   　　就這樣,一場以天皇為中心點的拔河比賽在京都展開了。
   
   　　對孝明天皇而言,如前所述,他極端厭惡洋人,因此也絕不願允准通商條約,另一方面,在將軍繼嗣這個問題上,他卻漠不關心,認為那是幕府的家務事,何必要他這個“局外人”出面表達意見?然而,“一橋派”與“南紀派”正透過他周遭的公卿來爭取他的“意見”,這樣的形勢已無法讓他置身事外。換言之,從這時候起,不管天皇本身願不願意,他已經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他必須對某些敏感的政治問題表示意見——即使他根本不了解這些政治問題的本質與背景,即使他根本無法判斷表示某項意見之後的可能結果。
   
   　　京都的拔河比賽起初是“一橋派”獲得優勢——天皇總算答應下聖旨表達對將軍繼嗣問題的意見。“一橋派”希望天皇最好能夠在聖旨中具體指名德川慶喜為將軍後繼人選,如果天皇認為具體指名不太妥當,那麼起碼得列出“英明、人望、年長”3個將軍後補的條件。不用說,“英明、人望、年長”當然是指德川慶喜。天皇果然采用了這種比較委婉的表達方式。
   
   　　可是,在最後關頭,孝明天皇卻經不起關白九條尚忠的苦苦相勸,而將“英明、人望、年長”等字眼完全剔除,改成“國家當前正處多事之秋,只要能早一點確立將軍養子就行了。”
   
   　　這一改,使得“一橋派”在京都的“工作”前功盡棄。
   
   　　1858年6月1日,堀田正睦回到了江戶。他這一趟的京都之行,既沒達成讓天皇允准通商條約,又沒達成讓天皇指定德川慶喜為將軍後繼,內心之懊惱可想而知。不過,此時他已決定加入“一橋派”的陣營,因此一抵達江戶城,便立刻晉見將軍德川家定,向將軍大力推薦松平慶永擔任“大老”一職。
   
   　　這當然是“一橋派”在京都挫敗之後,處心積慮想出的一著妙棋——即使將軍後繼落在“南紀派”德川家茂身上,只要“一橋派”能夠獲得“大老”(地位在老中之上,情況特殊時才設立)職位,由於德川家茂還只是個小孩,“一橋派”仍舊可掌握幕府政權。
   
   　　可是,“一橋派”哪裡曉得,在堀田正睦前往京都的這一段期間,“南紀派”便趁機在將軍身上下工夫,讓將軍完全倒向“南紀派”。因此,任憑堀田正睦怎麼賣力說服,德川家定就是不點頭。而且,3天之後(6月4日),德川家定宣布指派井伊直弼為“大老”。
   
   　　這個消息對“一橋派”而言可真是晴天霹靂。如今,不但是將軍後繼,連“大老”這個具有無比權力的職位都落到“南紀派”手裡。他們爭了半天,什麼也沒爭到。
   
   　　舉兵計劃夭折
   
   　　此時,薩摩藩主島津齊彬再也按捺不住,他決定采取一項驚人的舉動——以“護衛天皇”為理由,率大軍前往京都,把京都朝廷置於掌中,然後再以天皇的名義命令幕府實行“政治改革”。如果幕府不從,便以武力討伐。屆時,薩摩藩不但擁有“一橋派”各藩的支援,而且手上握有“天皇”這張王牌,應該有幾分勝算。
   
   　　這當然是一著險棋。但是,對島津齊彬而言,這樣總比眼睜睜地看著“將軍後繼”和“大老”落在“南紀派”手裡,自己卻一籌莫展好多了。
   
   　　7月28日,島津齊彬命令西鄉隆盛前往關西為舉兵一事布局。8月15日,西鄉隆盛抵達大阪,可是卻發現幕府的密探盯得很緊,讓他無法放手“工作”。8月22日,西鄉隆盛潛入京都,與梁川星岩商討情勢,兩人最後得到的結論是:局勢急速惡化,薩摩藩應該立即舉兵。哪裡曉得,島津齊彬竟然於8月24日病亡,享年49歲。舉兵計劃因而夭折。
   
   　　島津齊彬是幕末各藩中,最開明,也最有遠見的藩主。佩裡艦隊來航後,日本彌漫著一股排外攘夷的氣氛,島津齊彬卻力排眾議,主張開國。而且他的開國主張與幕府的不一樣,幕府是受佩裡艦隊的脅迫,不得已才開國,島津主張的卻是積極的開國。
   
   　　島津齊彬對西方事物極感興趣。他曾經告訴左右:“物理與化學是經濟的根本,今後的經濟應該以這兩樣學問為基礎。”由此可見他對西方文明的認識絕不止於皮毛。
   
   　　島津齊彬於1851年42歲時,繼承父親島津齊興的位置,成為薩摩藩主。他一上台,就延聘高野長英、川本幸民等著名的蘭學者到薩摩藩來,從事物理與化學的研究工作。這些蘭學者的研究成果相當輝煌,他們不但翻譯了很多蘭書,而且還根據這些蘭書成功地制造出硫酸、鹽酸、硝酸、火藥、玻璃、陶瓷器等,並且也從事電信的實驗與照相術的研究。1852年,島津齊彬下令建造反射爐與西式熔礦爐,以煉制鋼鐵。煉制成的鋼鐵便用來制造西式大炮。
   
   　　1857年,島津齊彬把所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一起,設立一個包括研究、實驗與制造三項目的科技園區,取名為“集成館”。當時,在“集成館”工作的員工總共多達1200人。
   
   　　此外,島津齊彬深感海防的重要性,因此也花了不少心血來從事西式軍艦的研究與建造。在他的努力下,薩摩藩成立了一支雄冠各藩僅次於幕府的海軍艦隊。
   
   　　島津齊彬從1851年即位起,到1858年去世止,總共在位7年。在這7年的期間,他讓薩摩藩擁有了當時全日本最精良的槍、炮與軍艦。除了幕府之外,薩摩藩的軍備已經是全日本最雄厚的。這就是為什麼他敢下出“舉兵”這著險棋的最大原因。
   
   　　這樣英明而有遠見的人物,竟然在他把舉兵計劃付諸實行的前夕病故,這不僅是薩摩藩或“一橋派”的一大損失,也可說是日本的一大損失。如果島津齊彬能夠多活幾年,如果他能舉兵成功並掌握幕府政權,日本邁向現代化的途徑或許會更為平坦順利些。
   
   　　違勅签约
   
   　　井伊直弼就任大老後,他面?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解決與美國之間的通商條約問題。堀田正睦原先答應哈裡斯於4月18日簽約,可是這個日期早就過了,堀田正睦卻從京都空手而回。堀田回到江戶後,趕緊低聲下氣地跟哈裡斯賠不是,並且告訴哈裡斯天皇那邊有點兒頑固,不太容易點頭,不過幕府絕對有信心說服天皇,請哈裡斯再忍耐幾個月。哈裡斯此時也比較清楚日本政情的復雜,便同意把簽約期限延後到9月5日。
   
   　　井伊直弼聽完堀田正睦的報告後,趕緊派心腹長野主膳再度前往京都,與關白九條尚忠聯手進行說服天皇的工作。
3. tang3 說道: 無題

   2012-10-18 22:21:17

   　　可是堀田正睦與哈裡斯約定之後還不到兩個月,7月28日,哈裡斯突然向幕府要求立刻簽約。
   
   　　原來,哈裡斯從江戶回到下田後,得知了一件重大的消息——中國自去年起與英法聯軍之間的戰爭,到了這年5月,由於英法聯軍占領大沽炮台,直逼天津,中國不得不豎起白旗,並於6月與英、法、美、俄簽訂四國《天津條約》。條約的主要內容為:①公使入駐北京;②外人得入內地游歷傳教;③加開營口、煙台、淡水、汕頭、瓊州為口岸,長江開放通商;④確定領事裁判權;⑤修改稅則;⑥對英賠款400萬兩,對法賠款200萬兩。
   
   　　而且,消息來源指出,英法兩國很可能會挾著勝利的余威,派遣艦隊到日本來要求簽訂通商條約。
   
   　　哈裡斯聽到這個消息後,心裡甚是焦急。他從1856年8月抵日赴任以來,為了與日本簽訂通商條約,不斷地與幕府官員折沖周旋,軟的、硬的什麼手段都用了,兩年下來,卻還沒達成任務。如果英、法派艦隊來日,很輕易地獲得通商條約,那他這兩年的心血豈不白費?
   
   　　因此,哈裡斯趕緊與岩瀨忠震、井上清直見面,把上述消息加油添醋地告訴這兩人,並且說,英法艦隊來日後,一定會提出比美國更為苛刻的條約,而且這兩國動輒以武力相向,日本勢必得照單全收。因此,日本最好盡快與美國簽訂通商條約,等英法艦隊來日之後,美國願意居間調停,讓英法也比照“日美通商條約”簽訂條約。
   
   　　於是,在哈裡斯的恫嚇下,1858年7月29日,日美雙方在美艦“波瓦坦”號上,簽訂了“日美親善通商條約”。條約的主要內容為:①公使入駐江戶;②橫濱、長崎、新濔仮兵库(神戶)開港,江戶、大阪開市,自由貿易;③美國擁有領事裁判權;④劃定外國人居留地;⑤關稅采取協定制,稅率原則上定為20%。
   
   　　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很明顯的,這是個不平等條約。日本不但喪失關稅自主的權利,而且美國人在日本觸犯法律時,日本政府也無權審判。這樣不平等的條約,日本必須花半個世紀以上的努力,才達成改訂。
   
   　　第二,由於哈裡斯再三地催促、恫嚇,幕府不得不在尚未獲得天皇許可的情況下,徑行與哈裡斯簽約。這件事引起了極大的後遺症,使日本國內的局勢更加失控。
   
   　　條約簽訂之後,幕府草擬了一份關於此次與美簽約的報告書,由5名老中具名,派飛腳(郵差)送往京都朝廷。
   
   　　孝明天皇接到這份報告書後,大為震怒。他固然為幕府沒得到他的許可就與洋人簽約而生氣,更令他憤怒的是,這麼重大的事情,幕府竟然沒有派特使前來向他報告,而只是派飛腳送來,幕府的眼中還有他這個天皇嗎?(他忘記了250年來,幕府的眼中便一直沒有天皇。當然,這是時代的氣氛使他忘記了這點,讓他認為幕府“本來”就該尊重他。)
   
   　　朝廷內的大多數公卿也極為憤慨,認為幕府以如此草率的方式傳達如此重要的報告,實在太目無天皇了。朝廷上下充滿了一片反幕的情緒。
   
   　　8月1日,也就是簽約3日後,井伊直弼召集了各諸侯,宣布簽約之事。翌日,宣布罷免老中堀田正睦,遺缺由鯖江藩主間部詮勝就任。井伊直弼罷免堀田正睦的理由,表面上是因為堀田沒有從天皇那兒取得條約勅许,必須負起失敗的責任,真正的理由則是因為堀田的態度已經很明顯地與“一橋派”同一鼻孔出氣,對井伊直弼的獨裁體制而言,非除掉不可。
   
   　　井伊直弼沒有得到天皇的勅许就箱X釙┒┩ㄉ燙踉�,而天皇很明顯的是反對簽約,因此井伊直弼的這項行動便被稱為“違勅签约”。“一桥艂惚哉燅知这隔滬息后,一方面固然覺得很憤慨,另一方面卻也暗自竊喜,認為是逮到了一個攻擊井伊政權的大好機會。
   
   　　此時,幕府已決定於8月4日宣布立德川家茂為將軍繼嗣。
   
   　　繼嗣前夕的談判
   
   　　8月3日清晨,越前藩主松平慶永前往井伊直弼的宅邸談判。松平慶永打算借“違勅签约”为攻击题材,逼迫井伊在將軍繼嗣上做出讓步。
   
   　　松平慶永見到井伊直弼後,板起面孔說:“幕府已經和美國簽訂條約,可是聽說這事並沒有得到朝廷的准許。”
   
   　　井伊直弼回答道:“這件事的確沒得到朝廷的准許。不過,我前天已經派人赴京都奏請天皇許可了。”
   
   　　松平慶永:“這樣豈不是順序顛倒?先簽訂條約,再奏請天皇許可,天下哪有這種道理?”
   
   　　井伊直弼:“的確是順序顛倒,可是事情實在太急迫,我只好當機立斷。如果拒絕簽約的話,便會引發戰爭,一旦引發戰爭,我國便很可能會步上清國的後塵。為了避免戰爭,我不得不簽約。”
   
   　　松平慶永:“不管怎樣,你沒經過天皇的允許就與洋人簽約,就有獨斷專行之嫌。就算洋人再怎麼催促,你受了他們的恫嚇,便怕得乖乖點頭,違反了家康公以來的規矩,糟蹋了將軍家的威信,這樣子的做法能夠原諒嗎?”
   
   　　此時,江戶城傳來了鼓聲(提醒百官進城上班的訊號)。
   
   　　井伊直弼:“鼓聲響了,我得進城辦公。這事改天再談吧!”
   
   　　松平慶永:“那我也跟你一塊兒進城。”
   
   　　井伊直弼:“可是你也知道,今天不是大名的進城日。”(大名有一定的進城日)
   
   　　松平慶永:“是不是進城日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國家大事。我還得跟你談談將軍繼嗣的問題。”(這才是松平慶永真正想談的)
   
   　　井伊直弼:“這件事將軍早已決定了,還有什麼好談?”
   
   　　松平慶永:“無論如何我必須再跟你談談此事,一起進城吧!”
   
   　　井伊直弼:“我今天很忙,何況照規定,你今天不能進城,改天吧!”說完,便轉身往外走。
   
   　　松平慶永:“等等!條約的事,還有將軍繼嗣的事,這兩件事都是國家大事,怎能夠改天再談?你遲點兒進城,等談完再走。”
   
   　　井伊直弼:“照規定,進城必須准時,我可不願遲到。”說完,繼續往外走。
   
   　　松平慶永趕緊抓住井伊直弼的衣袖,說:“只有小官才在意是否准時進城。你身為大老,而且又是在談這麼重要的事,稍微晚一點兒進城,也沒人會說你怠惰。”
   
   　　井伊直弼:“就是身為大老,才更應該准時進城。我晚一分鍾進城的話,國家政務就延誤一分鍾。請放手,得罪了!”說完,便用力甩開松平慶永的手,直奔停在門口的轎子。
   
   　　松平慶永眼看留不住對方,便也趕緊坐進自己的轎子,跟在井伊直弼後面進城。
   
   　　這天,除了松平慶永外,德川齊昭(水戶藩前藩主)、德川慶篤(水戶藩主,德川齊昭之子)與德川慶勝(尾張藩主)也紛紛進城。他們采取的戰術和松平慶永一樣,首先以“違勅签约”为攻豁d睦磧�,將井伊直弼痛罵一頓,然後要求:①重用松平慶永;②暫緩宣布將軍繼嗣;③改立德川慶喜為將軍繼嗣。可是,老謀深算的井伊直弼怎會答應呢?在口沫橫飛的指責聲中,他很機巧地一一予以回絕。
   
   　　按照幕府的規定,這天是三卿(田安、清水、一橋)的進城日。身為三卿之一的德川慶喜自然也進城了。他也和父親德川齊昭等人一樣,當面指責井伊直弼為何“違勅签约”。策��由又G婕白隕淼睦�益,他倒沒有提到將軍繼嗣的問題。
   
   　　翌日(8月4日),幕府命令各大名進城,正式宣布立德川家茂為將軍繼嗣。
   
   　　至此,“一橋派”的努力終告全盤敗北。“一橋派”的成員死的死(阿部正弘、島津齊彬),下台的下台(堀田正睦),大老與將軍繼嗣又全給“南紀派”拿走,現在已毫無抵抗的能力了。
   
   　　然而,井伊直弼卻不因而滿足,他正在擬定一個徹底摧毀“一橋派”以及其他任何反對勢力的計劃。他相信唯有這樣才能穩固幕府的統治基礎,讓幕府的權威恢復到佩裡艦隊來航前的狀況。
   
   　　此時,原本就體弱多病的將軍德川家定患了腳氣病,而且病情日漸惡化,隨時有斷氣的可能。井伊直弼因而決定在將軍去世之前,發動他的整肅計劃,以免夜長夢多。
   
   　　鏟除異己
   
   　　8月13日,井伊直弼以已經奄奄一息的將軍(第二天去世)的名義,宣布對以下各人的處罰:
   
   　　德川慶勝 隱居(讓出藩主位)、反省(在家反省,不得隨意外出)
   
   　　德川齊昭 反省
   
   　　德川慶篤 禁止進城
   
   　　德川慶喜 禁止進城
   
   　　松平慶永 隱居、反省
   
   　　這是個相當驚人的整肅行動。“御三家”之中的尾張家(德川慶勝)與水戶家(德川齊昭、德川慶篤),“御三卿”之中的一橋家(德川慶喜),外加一個親藩(松平慶永),竟然同時被處罰。這在江戶幕府250年來是前所未有的事。由此可見井伊直弼鏟除異己的魄力。
   
   　　井伊直弼原以為這下子一定可收到震懾人心的效果,讓失控的局面恢復正軌。沒想到不久之後就從京都傳來朝廷強烈反彈的消息。
   
   　　自從佩裡艦隊來航,以及阿部正弘、堀田正睦前後兩任首席老中采取“廣征眾議”的政策後,有強烈企圖心的大名(如“一橋派”)紛紛躍上政治舞台。在他們的“示范”下,很多熱血沸騰、憂國憂民的各藩藩士也開始采取積極的“救國”行動。這些藩士被稱為“志士”。和朝廷一樣,他們也深受“神國思想”與“儒家世界觀”(洋人都是夷狄)的影響,加上佩裡來航時的態度的確蠻橫無理,因此這些志士(除了像橋本左內這樣的極少數例外)幾乎都是強烈主張攘夷。
   
   　　除了“攘夷”之外,他們還主張“尊王”(尊敬天皇)。尊王思想來自於儒家思想。日本自古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到了江戶時代,儒家思想可說已成為日本思想界的主流。可是若以儒家思想為尺度來衡量江戶時代的政治形態,則任何腦筋清醒的人都可發現其中大有問題。怎麼說呢?
   
   　　儒家思想最講究“秩序”,君、臣、父、子的“秩序”絕對亂不得。臣必須忠於君,不忠於君的臣就是逆臣,逆臣人人得而誅之。以這種儒家思想為標准的話,天皇應該在日本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與權力,將軍只是天皇的臣下之一,必須唯天皇之命是從,否則便是逆臣。然而江戶時代剛好相反,將軍握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天皇則唯唯諾諾像個小媳婦。
   
   　　這是個非常、非常大的矛盾。包括統治者(幕府)自己在內,大多數的日本人都很尊奉儒家思想,可是實際上的政治形態卻與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秩序”理念背道而馳。
   
   　　以鑽研儒書為職志的日本儒者不可能沒有發覺到這個矛盾現象。可是武人掌政、天皇退居幕後又是個無法改變的事實。這個事實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而是遠自12世紀末期以來就一直存在的“傳統”。天皇親政固然是更古老的“傳統”,可是這個古老的傳統由於年代太過久遠,早已被“新傳統”所掩蓋,因而只在人們的腦海中留下極為模糊的記憶。
   
   　　如果12世紀末期以來的武人統治者能夠效法中國的英雄豪傑,把皇帝(天皇)幹掉,自己取而代之,成為名副其實的皇帝,那事情便簡單多了。偏偏這些包括德川家康在內的武人統治者下不了這個決心,而滿足於實際的政治權力。結果,從12世紀末期以後,日本出現了一個令外國人很難理解的政治現象——日本有兩個皇帝,一個是實際上的皇帝(將軍),一個是精神上的皇帝(天皇),前者在名義上雖然是後者的臣子,可是後者卻完全受制於前者,簡直就像前者的臣子。
   
   　　由於政治理想(儒家思想)與政治現實(將軍與天皇間的倒錯關系)存在著如此大的矛盾,因此,雖然早在江戶時代初期,水戶藩便已提出“尊王”的主張,當時的尊王論卻甚為抽象空洞(講得太具體會危及幕府的統治基礎),徒具形式而已。
   
   　　可是到了江戶時代末期,尤其是佩裡艦隊來航後,日本陷入了空前的危機,加上幕府又無法有效地應付這場危機,讓洋人予取予求,天皇的重要性因而開始顯現。本來源自於儒家思想,內容曖昧不明的尊王論,這時突然脫胎換骨,變成一項具有強烈號召力的政治主張,亦即,以日本人精神上的大家長——天皇為中心,團結全國的力量(包括幕府與260個藩),共同抵御外侮(攘夷)。
   
   　　“尊王攘夷”因而成為各藩志士的共同口號。必須注意的是,這些志士雖然主張尊王,可是在初期卻還沒有推翻幕府的想法(這種想法要晚一點才逐漸顯現)。他們雖然對幕府的種種措施極為不滿(例如讓洋人予取予求,違勅签约壹s敖�军继藟羰题),可卻還沒有不滿到非推翻幕府不可的程度。為了糾正幕府的“失政”,他們所想到的唯一手段,就是說服朝廷出面,以天皇的權威左右幕政。
   
   　　因此,佩裡艦隊來航之後,京都就逐漸匯集了來自各藩的志士。他們有的是奉主人(大名)之命,來這兒從事政治工作(如橋本左內、西鄉隆盛),有的則是憑著滿腔的救國使命感,來這兒結交同志、交換情報。就這樣,京都成了各路英雄好漢大串聯的場所。
   
   　　如前所述,由於井伊政權違勅签约,而且又以很馬虎的方式(飛腳)通知天皇這件事,因而讓天皇極為震怒。井伊直弼整肅德川齊昭等人的消息傳到京都後,朝廷上下以及京都的志士們更加憤慨,認為井伊直弼實在太過專權霸道了。
   
   　　下詔書事件
   
   　　於是,在志士以及攘夷派公卿的策動下,天皇下詔書給幕府和水戶藩。詔書的大致內容是:
   
   　　1.責備幕府不該與美國簽約,以及不該處罰德川齊昭等人。
   
   　　2.幕府今後應該多與各大名商議國策,以團結力量,抵御外侮。
   
   　　3.以上內容,請水戶藩代為轉達給三家、三卿、親藩以及被幕府處罰的人士。
   
   　　這份詔書的內容當然很令井伊直弼不滿,更令他不滿的是,同樣的詔書,水戶藩於9月14日便已收到,幕府卻於9月16日才收到,晚了兩天。本來天皇直接下詔書給藩就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250年來從未發生過),同樣的詔書,水戶藩竟然比幕府早兩天收到,這令井伊直弼有“天皇重水戶、輕幕府”的感覺。
   
   　　無論如何,下詔書一事已經充分表明了天皇對井伊政權的不友善態度。對井伊直弼而言,這是一大沖擊。然而,還有一件事更令他震驚,那就是關白九條尚忠的辭職事件。
   
   　　在朝廷的公卿之中,關白九條尚忠的親幕色彩相當濃厚。當“一橋派”與親“一橋派”的各公卿策動天皇下聖旨,要幕府選擇具有“人望、英明、年長”三條件的人(德川慶喜)為將軍後繼的時候,若不是九條尚忠百般阻撓,這件事早已成功。因此,親“一橋派”的公卿對九條尚忠極為不滿。“違勅签约」P錄�发生之后,這些公卿就把一肚子氣發泄在九條尚忠身上,聯手逼迫九條尚忠辭去關白職位。
   
   　　九條尚忠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不得不答應辭職。可是按照當時的規定,關白的更替必須先得到幕府的批准。井伊直弼當然不會准許親幕派的九條尚忠辭去關白,九條尚忠因而得以繼續留任。然而,這件辭職風波已經足以讓井伊直弼膽戰心驚。
   
   　　下詔書事件與關白辭職事件,這兩個事件讓井伊直弼深深地認識到即使在肅清“一橋派”各大名之後,他的統治權威仍舊被另一股勢力——朝廷所挑戰、威脅。而根據他的心腹長野主膳從京都傳回來的情報,朝廷之所以會對井伊政權采取不友善的態度,主要的禍因是在於京都的志士與朝廷的部分公卿沆瀣一氣,千方百計地煽動天皇與幕府對立之故。
   
   　　安政大獄
   
   　　因此,井伊直弼便決定在京都發動另一波的整肅行動,把所有的陰謀分子——反幕的志士與公卿掃除一空,以恢復幕府的威望。
   
   　　肅清“陰謀分子”的工作由老中間部詮勝、京都守護職(幕府派駐京都,負責京都治安的最高指揮官)酒井忠義以及長野主膳三人主持。
   
   　　10月13日,肅清運動展開。第一個逮捕的是對公卿有極大影響力的攘夷志士梅田雲濱。第二個逮捕的對象是儒者梁川星岩,可是梁川星岩卻很“幸運”地於數天前死於霍亂。京都的志士們聽到幕府已經采取逮捕行動的消息後,紛紛作鳥獸散,逃離京都。可是幕府怎肯就此罷休?除了繼續在京都、江戶大肆逮捕外,並且下令各藩交出逃回去的“陰謀分子”。
   
   　　除了志士之外,井伊直弼也下令逮捕公卿。左大臣近衛忠熙、右大臣鷹司輔熙、前關白鷹司政通以及前內大臣三條實萬得知這個消息後,覺得被人逮捕太失尊嚴,便向天皇奏請自願出家當和尚。孝明天皇不忍讓這些大臣出家,因而遲遲不肯答應。1859年3月,酒井忠義交給關白九條尚忠一份名單,要天皇照這名單處罰,名單上寫著:
   
   　　朝彥親王 反省
   
   　　鷹司政通(前關白)隱居、出家、反省
   
   　　三條實萬(前內大臣)隱居、出家、反省
   
   　　近衛忠熙(左大臣)辭官、出家
   
   　　鷹司輔熙(右大臣)辭官、出家、反省
   
   　　孝明天皇雖然極力與幕府討價還價,可是在幕府的堅持下,最後還是幾乎完全遵照幕府的原案,以天皇之名下令處罰。孝明天皇心中的委屈與無奈可想而知。
   
   　　此外,一條忠香、二條齊敬、近衛忠房、久我建通、中山忠能、三條實愛等公卿也被下令“反省”。
   
   　　逮捕行動結束後,井伊直弼指派了5位高級幕臣,組成審判團,對那些被冠以“陰謀叛亂”罪名的志士,進行審問、斷罪的工作。5位審判官中,有人主張嚴罰,有人主張輕罰,意見不一。井伊直弼便把主張輕罰的審判官統統撤職,代之以主張重罰的幕臣。
   
   　　審判團的判決分3次宣布,即1859年9月23日,11月1日,11月21日。被處罰的主要人物如下:
   
   　　〔大名部分〕
   
   　　德川齊昭(前水戶藩主) 永遠隱居
   
   　　德川慶喜(一橋家主)隱居、反省
   
   　　德川慶勝(尾張藩主)隱居、反省
   
   　　松平慶永(越前藩主)隱居、反省
   
   　　山內豐信(土佐藩主)反省
   
   　　〔志士部分〕
   
   　　安島帶刀(水戶藩家老)切腹
   
   　　茅根伊予之介(水戶藩士)死刑
   
   　　鵜飼吉左衛門(水戶藩士)死刑
   
   　　鵜飼幸吉(水戶藩士)獄門(處死後,把首級掛在木架上示眾)
   
   　　鲇澤伊太夫(水戶藩士)流放遠島
   
   　　橋本左內(越前藩士)死刑
   
   　　賴三樹三郎(著名儒者賴三陽之子)死刑
   
   　　吉田松陰(長州藩士)死刑
   
   　　當時的年號為“安政”,所以後人就把這場大整肅稱為“安政大獄”。“安政大獄”總共處分了100多人,包括大名、公卿、各家家臣、幕臣、藩士、儒者、和尚、商人等,可說是江戶史上空前絕後的大整肅,而且在井伊直弼的指示下,判刑之重,超乎時人的預料。
   
   　　井伊直弼為什麼要發動這麼大規模的整肅,而且又堅持處以重刑呢?理由只有一個——他要恢復幕府的權威。他無法忍受“不在其位”的人“幹涉”幕政。大名與公卿的幹涉幕政已經讓他難以忍受了,何況連藩士、浪人、和尚都跑來起哄、鼓噪。如果不采取斷然措施,而讓這種幹涉幕政的風氣繼續發展下去的話,幕府的權威必然愈來愈低落,直到完全喪失統治能力為止。因此,站在幕閣閣揆的立場,加上井伊直弼個人的剛直性格,“安政大獄”可說是必然的結果,其間的是非曲直很難一口斷定。
   
   　　然而,井伊直弼還是錯了。他錯估了形勢。日本當時的形勢已經注定幕府的權威非低落不可,而且是愈來愈低落,即使德川家康在世也無法挽回。
   
   　　如果井伊直弼是在佩裡艦隊來航時擔任大老,或許還有可為(指維持幕府權威),可是在歷經阿部正弘、堀田正睦兩位首席老中的“廣征眾議”政策之後,朝廷、雄藩大名以及滿腔熱血的攘夷志士紛紛躍上了政治舞台。在“救國”這個至高無上的使命感的驅使之下,這些人一旦上了舞台就再也趕不下去了——無論如何打壓、整肅。而且愈是打壓、整肅,愈是激起他們對幕府的敵意。“安政大獄”之後,攘夷志士不但沒有因而畏懼退縮,反而采取了更激烈的抗爭手段——暴力、暗殺。而井伊直弼就是死於攘夷志士的暗殺,這哪裡是他當初發動大肅清時所能預料?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安政大獄”之後,攘夷志士雖然走向激烈的抗爭方式,可是他們的主人(大名)卻不一定同意這種方式。對大名而言,他們雖然不滿幕政(尤其不滿井伊直弼主導下的幕政),可是畢竟也是現存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因而不願見到這個體制有太過劇烈的轉變,以致危害到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主張在體制內進行和平改革(例如,讓親藩與外樣大名也能參與幕政),以強化體制,抵御外侮。然而,攘夷志士的暴力化卻已經超出大名的“期望”,而且可能破壞整個封建體制,這是大名們所不願見到的。
   
   　　此外,志士之間,在很多觀點上也不一定能取得共識。
   
   　　以“攘夷”來說,有人主張不管三七二十一必須立即攘夷(這一派人數最多),也有人主張等日本蓄積一定程度的實力之後再攘夷,甚至還有極少數像橋本左內的開明志士,主張日本不但不應攘夷,而且必須積極開國。在行動方面,大部分的志士只著眼於結交同志,作橫的聯系,以共同對抗幕府;但是也有政治嗅覺比較敏銳的志士,如薩摩藩的大久保利通,認為光憑志士零散的力量不足以成大事,必須依附在大名(諸侯)的權力底下,利用整個藩的力量與幕府對抗,才有成功的希望。
   
   　　橋本左內
   
   　　在“安政大獄”中被處死的志士裡面,有兩個人值得一提,一個是橋本左內,一個是吉田松陰。
   
   　　橋本左內(1834~1859年)是越前藩醫橋本長綱之子。15歲時,前往大阪,進入蘭學者緒方洪庵所開設的適塾學習蘭學。1854年,20歲時,前往江戶游學,一方面目睹了幕府窮於應付佩裡的窘境,一方面也結交了西鄉隆盛等志士。回到越前藩後,橋本左內受到了藩主松平慶永的賞識,從此便以松平慶永的心腹身份,四處奔波活動。
   
   　　1858年,堀田正睦帶著3萬兩“賄賂金”上京都時,橋本左內也奉松平慶永之命,帶著500兩公款前往京都。後來他發覺500兩根本不夠用,便趕緊寫信回越前藩,要求補給更多的“銀彈”。由此可見,當時各方勢力對朝廷所發動的金錢攻勢是何等“慘烈”。
   
   　　橋本左內在京都會見了很多公卿,他拼命地想說服他們兩件事,一件是拋棄攘夷思想,另一件是擁立德川慶喜為將軍後繼。可是他發覺後者還容易些,前者可就難如登天了。那些公卿的腦筋陳腐到極點,一點兒外國知識都沒有,卻對洋人懷有幾乎是與生俱來的厭惡感。最後他只好放棄說服前者,專心於後者。反正只要德川慶喜能當上將軍,其他事可慢慢解決。
   
   　　橋本左內與其他成天把“尊王攘夷”口號掛在嘴上的志士不一樣,他是個冷靜而又極有遠見的理論家。他於1857年構思的幕政改革計劃(前文曾介紹過)中,主張日本應該向美國與俄國聘請50名各種學術領域的教師,到各藩教學,移植西方學術。這樣的構想豈是血氣方剛、徒具愛國情操的攘夷志士所能比擬?
   
   　　可是,這麼優秀的人才卻於1859年11月1日,被幕吏押到刑場斬首。時年25歲。
   
   　　橋本左內原先以為自己根本沒有謀反之心,不至於被判什麼重罪。因此他在牢裡還勤讀《資治通鑒》。
   
   　　行刑那天,牢頭(典獄長)紅著眼睛對他說:
   
   　　“你那麼年輕,又滿肚子學問,實在太可惜了。如果可能的話,我真願意拿我這條命換你那條命……”
   
   　　吉田松陰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吉田松陰。
   
   　　吉田松陰(1830~1859年)是長州藩下級藩士杉百合之助的次男,6歲時過繼給吉田家當養子。吉田家代代在長州藩教授山鹿流兵法。吉田松陰過繼到吉田家後,便注定將來長大後要繼承這個職務,因此他從小就得學習山鹿流兵法。
   
   　　日本的兵法原本學自於中國的《孫子兵法》、《吳子兵法》、《三略》、《六韜》等。到了戰國時代(1467~1568年)以後,有些人將這些兵法融會貫通並加入新觀點,而自成一家,先後形成甲州流、北條流、山鹿流等。吉田家便是尊奉山鹿流兵法。
   
   　　1850年,20歲時,吉田松陰前往九州平戶游學。他在平戶碰到了一位改變他一生的人——葉山佐內。葉山佐內是個很關心海外時勢的儒者,家裡有不少關於鴉片戰爭的資料(如魏源的《聖武記》、鹽谷宕陰的《阿芙蓉匯聞》)以及西方炮術書。吉田松陰便向他借了這些書,連夜精讀,並抄錄重要的部分。
   
   　　吉田松陰一邊讀這些書,一邊冒冷汗——很明顯地,中國之所以在鴉片戰爭中慘敗,是因為“英夷”擁有堅船利炮。換言之,堅船利炮已經成為現代戰爭中制勝的關鍵。而無論是中國的《孫子兵法》、《吳子兵法》也好,日本的甲州流、山鹿流也好,根本沒有提到這種威力強大的武器。在堅船利炮之前,這些自古傳下來的兵法能發揮什麼作用?
   
   　　吉田松陰愈想愈沮喪,愈想愈對山鹿流兵法沒信心。於是,在平戶待了50天之後,他跑去長崎,想看看西方(荷蘭)的船艦究竟長得什麼模樣。看到荷蘭的船艦之後,他終於對山鹿流兵法死了心。
   
   　　如果山鹿流兵法不行,那麼什麼才行呢?經過一段苦悶期之後,1853年,吉田松陰前往江戶,拜在蘭學者佐久間象山的門下。佐久間象山聰明絕頂,是當代一流的思想家。他原本是個儒者,後來奉藩主之命研究外國情事才發覺蘭學的重要性,因而一頭鑽進蘭學的世界。後來,他提出了一句極有名的口號“東洋道德西洋藝”。
   
   　　1853年7月,佩裡艦隊再度來日。在佐久間象山的鼓勵下,吉田松陰決定搭美國軍艦,偷渡到國外,親眼看看西方到底是怎麼個富強法?這是個極為大膽而又危險性十足的計劃,甚至可說是異想天開。第一,200多年來,幕府一直嚴禁人民到海外,任何人若觸犯這條戒律被抓到的話,一定會被處以重刑。第二,即使吉田松陰偷渡成功,他如何在異國謀生?又如何返國?這些都是未知數。然而,吉田松陰不管那麼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親自到外國看看,怎麼知道外國的真面目?不知道外國的真面目,又如何抵御外侮?兵法上最強調的不就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嗎?
   
   　　為了“知彼”,吉田松陰決定以生命作賭注。
   
   　　可是天不從人願,如前所述,這個偷渡計劃失敗了。吉田松陰被佩裡趕上岸後,失望之余,竟然跑去衙門自首。結果,經過一番審訊,由於吉田松陰偷渡的動機還算情有可原,而且又是主動前來自首,因此只在長州藩的牢獄裡關了兩年。
   
   　　出獄後,吉田松陰回故鄉開設私塾,培育天下英才。他的學生當中,有很多是日後在政治舞台上大放異彩的人物,如高杉晉作、久阪玄瑞、前原一誠、井上馨、山縣有朋、伊藤博文、品川彌二郎等。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的木戶孝允雖然不是吉田松陰的學生,可是也受了他極大的影響。
   
   　　1858年10月,井伊政權命老中間部詮勝在京都展開逮捕志士的行動。吉田松陰聽到這個消息後,非常憤怒,立即與學生策劃暗殺間部詮勝。然而,暗殺計劃還沒實行,就被幕府逮捕了。審判團原先判處吉田松陰“流放”,可是判決書交給井伊直弼批示時,井伊朱筆一揮,把“流放”改成“死刑”。
   
   　　1859年11月21日,吉田松陰服刑。時年29歲。行刑前,他在牢裡作了一首詩:
   
   　　即使身朽武藏野
   
   　　長留天地大和魂
   
   　　(注:“武藏”指江戶一帶,“野”為荒郊野外之意)
   
   　　西鄉隆盛
   
   　　說完了橋本左內、吉田松陰這兩位“安政大獄”的犧牲者之後,我們再來介紹一位幸免於難的志士——西鄉隆盛。
   
   　　西鄉隆盛(1827~1877年)是薩摩藩士西鄉吉兵衛的長男。薩摩藩的武士大致可分成3個階級,地位最高的是城下士,其次是城外士,地位最低的是在村鄉士。城下士之中又分成10等級,西鄉吉兵衛便是屬於城下士中的第9級“御小姓與”。
   
   　　城下士的子弟自6歲起,便被編列到一個叫做“鄉中”的團體,接受文武合一的教育。為了培養身為武士所需具備的膽量,“鄉中”有兩門別出心裁的必修課程。一個是在深更半夜前往刑場挖取死刑犯的肝臓。一個是大伙兒圍著圓圈盤坐,圓圈上方則掛著一串鞭炮,鞭炮點燃後在大伙兒頭上亂舞亂炸,此時,每個人都得維持原來的姿勢,不得露出恐懼的神色或閃避鞭炮。西鄉隆盛便是接受這樣的教育長大的。
   
   　　1844年,17歲的西鄉隆盛開始擔任“郡方書役助”。“郡方”是藩政府的一個部門,主要任務為巡回各農村,監督村吏,促進生產,收取年貢。“郡方”的最高長官為奉行,其下為書役,書役助便是書役的助手。
   
   　　西鄉隆盛在“郡方”做了10年,由書役助升到書役。在這10年當中,西鄉隆盛親眼看到周遭同事腐敗的情形而深覺憤慨。例如,負責收取年貢的藩吏總是向農民收取額外的年貢,據為私有。而且這事是在半公開的情況下進行,因為大家都公認收取額外的年貢是擔任這項肥職所應得的報酬。
   
   　　29歲那年,西鄉隆盛寫了一份農政意見書呈給藩主島津齊彬。在這份意見書中,西鄉隆盛痛陳薩摩藩農政的種種弊端與藩吏剝削農民的情事。或許是這個緣故,島津齊彬開始注意這位懷有強烈正義感的青年藩士。後來,當島津齊彬與其他“一橋派”大名攜手活躍於政治舞台時,西鄉隆盛便被島津齊彬提拔為身邊親信,四處聯絡奔走。
   
   　　西鄉隆盛在京都從事運動時,認識了一名法號月照的和尚。月照是京都清水寺成就院的住持,由於與朝廷公卿頗有來往,因此西鄉隆盛便透過月照的關系與公卿接觸。
   
   　　間部詮勝在京都展開肅清行動時,月照也被列入逮捕名單。西鄉隆盛獲知這個消息後,趕緊委托好友平野國臣將月照與月照的仆人重助護送到薩摩藩,自己則先行一步到薩摩藩安排月照的藏匿處。
   
   　　然而,此時的薩摩藩已經與島津齊彬在世時不一樣了。島津齊彬去世後,藩主之位由齊彬的弟弟島津久光的兒子島津忠義繼承。不過,實際的政權則是握在島津久光的手裡。西鄉隆盛雖然深受島津齊彬賞識,可是卻與島津久光合不來。因此,當西鄉隆盛安排月照前來薩摩藩避難時,島津久光把月照視為燙手山芋(幕府已經將月照的人頭畫像分送各藩,下令通緝),不但拒絕予以庇護,而且還命令西鄉隆盛立即將月照送往日向的法華岳寺。按照薩摩藩的規矩,把他藩人士“送往日向”便是暗指送往日向後就地殺害。
   
   　　西鄉隆盛接到這個命令後,萬念俱灰。原以為自己有能力保護月照,而安排月照潛逃到薩摩藩,哪裡想得到新的權力者島津久光卻一點兒也不買自己的賬,落得月照現在只有死路一條。西鄉愈想愈難過,愈想愈覺得對不起月照,便下定決心與月照同赴黃泉。
   
   　　1858年12月20日,西鄉隆盛、月照、平野國臣以及重助四人乘著船前往日向。船行錦江灣,月光盈滿水面,西鄉隆盛指著岸邊的一間寺廟,對月照說:
   
   　　“那間寺廟叫做心岳寺,與島津家有很深的淵源。”
   
   　　月照:
   
   　　“願聞其詳。”
   
   　　西鄉:
   
   　　“當年豐臣秀吉派兵攻打島津家時,島津歲久公就是據守在心岳寺,後來因抵擋不住,便在寺內切腹自殺。薩摩藩士因感於歲久公的義烈,經常前往該寺參拜。師父雖然不是薩摩藩人,今日因緣際會經過此地,何妨一拜?”
   
   　　月照:
   
   　　“說得也是。歲久公既然在此寺壯烈成仁,貧僧自當一拜。”說完,便閉起眼簾,朝著心岳寺合掌膜拜。
   
   　　西鄉隆盛見狀,一言不發地張開雙手抱緊了月照,跳入海中。
   
   　　平野國臣聽見物體落水的聲音,又不見月照與西鄉隆盛的蹤影,心知不妙,趕緊喝令船夫停船。眾人一陣子打撈之後,總算救起二人。然而,月照已經回天乏術,西鄉隆盛雖一息猶存,也已不省人事。
   
   　　經過三天兩夜的昏睡之後,西鄉隆盛終於蘇醒過來。當他知道月照已經不在人世,而自己卻仍活著時,內心悲痛不已。平野國臣等人怕他又尋短見,拼命地曉以大義。或許是朋友們的苦勸奏了效,西鄉隆盛最後決定忍辱偷生。
   
   　　9年後,西鄉隆盛率領討幕聯軍擊敗幕府軍隊,推翻江戶幕府,也算是為月照報了仇。
   
   　　月照死後40年,也就是1898年,在中國,由康有為、梁啟超等改革派主導的百日維新因清廷保守派的反撲而告挫敗,改革派紛紛作鳥獸散。當時,梁啟超極力勸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跟他一塊兒到日本大使館避難。譚嗣同卻說:
   
   　　“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又說:
   
   　　“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
   
   　　由此可見,當時中國的改革派知識分子對明治維新的過程可真下了一番工夫研究。
4. tang3 說道: 無題

   2012-10-18 23:52:46

   第三章 尊攘志士的暴力化
   
   　尊攘志士借暗殺手段掌控朝廷的意向,他們把暗殺稱之為“天誅”(替天行道)。
   
   　　櫻田門外之變
   
   　　1860年3月24日。已經是初春的季節了,這天江戶卻很不尋常地下起大雪。
   
   　　早上9點,大老井伊直弼和往常一樣坐上轎子,由60名武士護衛,從彥根藩邸出發,前往江戶城上班。由於下大雪的關系,武士們都戴著雨笠,穿著雨蓑,連武士刀也用柄袋包緊,以防止雪水沾濕。
   
   　　一行人來到櫻田門(江戶城內郭門之一)外時,突然聽到一聲槍響,從左右兩方沖來十數名怒目橫眉、殺氣騰騰的浪士,手持銀光閃閃的武士刀,見人就砍。
   
   　　護衛的武士雖然人數較多,可是每個人都穿戴著雨笠、雨蓑,行動極為不便,加上武士刀又包在柄袋裡,慌慌張張中,還來不及取出,大多數人已被突襲者砍倒。沒被砍倒的武士眼見不敵,也紛紛抱頭鼠竄。
   
   　　數名突襲者來到轎旁,以武士刀猛刺轎內。接著,一名浪士掀開轎簾,把已經身負重傷的井伊直弼一把拖出轎外,然後揮刀而下,井伊直弼的首級頓時滾落雪地。
   
   　　井伊直弼,這位拼命想挽回幕府權威,並不惜發動江戶時代250年來最驚心動魄的大整肅的強人,恐怕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橫死在幕府的權力中樞——江戶的街道上。而且是死在他深惡痛絕的攘夷志士手裡。
   
   　　參與這項暗殺行動的浪士總共有18名。其中,17名是水戶藩浪士,一名是薩摩藩浪士。他們不滿井伊直弼違勅签约,更痛恨井伊發動“安政大獄”,而把井伊視為大奸巨賊,非除去而後快。
   
   　　這個事件由於是發生在櫻田門外,因此便被稱為“櫻田門外之變”。“櫻田門外之變”震驚了整個日本,同時也對幕府的權威造成相當大的傷害。堂堂幕府的宰相,而且一上任沒多久就采取斷然措施,發動“安政大獄”,威風八面的井伊直弼,竟然於光天化日之下,在首善地區的江戶,被人亂刀砍死。這在江戶時代250年來是前所未聞的事。
   
   　　井伊直弼發動“安政大獄”的目的是要借這種恐怖手段來鎮壓反抗勢力,以重振幕府權威。可是,“櫻田門外之變”卻證明了他的策略是錯誤的——鎮壓的力量愈大,被鎮壓者便愈反抗,反抗的方式也愈暴力化,結果,幕府的權威便愈受到挑戰而愈趨低落。
   
   　　井伊直弼被暗殺之後,幕政由久世廣周與安藤信睦兩位老中主導。這兩位老中明白如果繼續沿襲井伊直弼那套高壓統治的作風,只會激起更多的反彈,讓局勢更加無法收拾,因此他們決定采取妥協性的策略——公武合體,以維系日漸低落的幕權。
   
   　　公武合體
   
   　　“公武合體”是什麼意思呢?“公”是指公家,也就是朝廷;“武”是指武家,也就是幕府。“公武合體”的意思就是說朝廷與幕府應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以凝聚力量,共赴國難。
   
   　　井伊直弼死後,久世廣周與安藤信睦兩位老中受逼於形勢,不得不采取公武合體策略,以緩和反對勢力。他們打出的第一張公武合體牌,就是讓將軍與天皇結成親家。
   
   　　當時(1860年)的將軍德川家茂年僅14歲,未婚。而當時的孝明天皇有一位同父異母的妹妹和宮,也是14歲,也未婚。對幕府而言,如果能促成德川家茂與和宮結婚,會有下列的好處:
   
   　　一、今後天皇即使對幕政有什麼不滿,看在妹妹和宮與妹夫德川家茂的分上,也不好意思太過責難。
   
   　　二、天皇既然與將軍結成親家,那些口口聲聲“尊王”的攘夷志士也不得不收斂對幕府的抗爭行動。因為攻擊幕府就等於攻擊天皇的親家。
   
   　　換言之,幕府想借著這項政治婚姻來拉近與天皇的關系,並借此化減反幕勢力。
   
   　　不過,這個公武聯姻的構想存在著一個頗為棘手的問題。那就是和宮雖然尚未正式結婚,卻已經與有棲川宮熾仁親王訂有婚約。而且,和宮本人極不願與熾仁親王解除婚約,嫁到將軍家。因此,幕府雖然一再派人提親,孝明天皇卻狠不下心逼迫和宮答應。
   
   　　後來,公卿之中最長於謀略的岩倉具視(那位把家裡房間租給別人開賭場的公卿)為幕府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寫了一封意見書給孝明天皇,勸天皇答應這門親事。這封意見書的內容是這樣:幕府的權威現在已急速墜落,不復昔日威風。這由大老井伊直弼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暗殺一事便可看得出來。因此,幕府已經沒有掌政的能力了……不過,朝廷若太過急於想恢復權力,而與幕府兵戎相見,則恐怕會引起內亂並招致外國的侵略。因此,現階段重要的是舍名取實。現在,幕府既然那麼熱切地請求和宮下嫁將軍,皇上不妨以公武合體為由,允許這樁親事,並且附帶命令幕府,今後無論是外交問題或內政問題,只要事情重大,都必須先向朝廷上奏後,才可實施。如此一來,表面上雖然仍由幕府執政,實際的政權卻操在朝廷手裡。
   
   　　從這封意見書可看出岩倉具視已洞徹出時代的變化並且為朝廷規劃出東山再起的藍圖。
   
   　　日本自從12世紀末期以來,政權便由朝?轉移到武士首領手中。從12世紀末期起,一直到1853年佩裡來航為止,在這長達將近7個世紀的期間,上起天皇,下至下級公卿,整個朝廷像個小媳婦般,仰武人的鼻息過活。他們在唉聲歎氣之余,有時也難免會懷念起12世紀末期以前那段光榮輝煌的歲月。何時朝廷才能東山再起,重掌政權呢?這樣的美夢在7個世紀之間,必定有幾個天皇、幾十個公卿偷偷幻想過。
   
   　　沒想到佩裡來航之後,日本的政局起了相當大的變化——幕府權威日漸低落、天皇地位日漸上升、“尊王”口號響徹雲霄。這些變化顯示出“朝廷東山再起,重掌政權”的美夢似乎不再是個“夢”,而是個頗具可能性的歸趨。
   
   　　岩倉具視是朝廷之中對這個變化最為敏感的公卿,他知道朝廷在忍辱偷生了7個世紀之後,現在總算等到了從武士首領(將軍)手裡奪回政權的時機。不過他也明白現在還不是與幕府“兵戎相見”的時候,現階段的戰略應該是一步步削弱幕府的權力,以及一步步增添天皇的權力,只要這個戰略能夠順利地推展下去,時間久了,自然瓜熟蒂落。屆時,或許不必與幕府“兵戎相見”,就可接收政權。
   
   　　現在幕府前來提親,請求和宮下嫁將軍。對方此舉固然有其意圖(化減反幕勢力以鞏固幕權),可是何妨將計就計,以“幕府今後的重大決策都必須先向朝廷上奏,才可實施”為交換條件,答應幕府這門親事。如此一來,朝廷便可左右幕府的決策,而向“重掌政權”之路邁進一大步。
   
   　　這是岩倉具視的如意算盤。這個如意算盤果然打動了孝明天皇的心。
   
   　　其實,孝明天皇不是個雄才大略的君主,他並沒有想到要奪回喪失了7個世紀的江山,他之所以被岩倉具視的意見所打動,並非像岩倉具視有那麼大的“抱負”,他只想借此逼迫幕府攘夷罷了。
   
   　　如前所述,孝明天皇是個極為厭惡“夷狄”的人,他不願讓“夷狄”與神國日本發生任何接觸,更別談讓“夷狄”踏上日本的領土與日本人來往貿易了。因此,他非常反對幕府與美國簽訂通商條約。可是在井伊直弼發動大整肅之後,整個京都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孝明天皇也只好三緘其口,不再幹預幕政。
   
   　　如今,強人井伊直弼死了,新的幕閣又采取公武合體的妥協性策略,若能如岩倉具視所說的,以答應和宮下嫁來交換左右幕府決策的權力,那麼天皇便可逼迫幕府實行攘夷。這有什麼不好呢?這是孝明天皇的如意算盤。當然,孝明天皇的算盤與岩倉具視的算盤比較起來,格局顯然小多了。
   
   　　至於和宮本人不願下嫁將軍一事。若是和宮的“犧牲”能夠換得幕府力行攘夷,而讓神國日本得以保持安寧,那也只好委屈和宮了。
   
   　　於是,孝明天皇答應了幕府的提親,條件是,幕府必須毀棄通商條約並且實行攘夷。
   
   　　幕府為了實現和宮下嫁將軍以化減反幕氣焰的目的,竟然也答應孝明天皇的條件,信誓旦旦地說:
   
   　　“現在日本還沒有能力與外國打仗,不過幕府會盡全力制造軍艦、彈炮,在七八年或十年之間,一定會與外國交涉,廢棄通商條約,如果交涉不成,便發動戰爭,將洋人趕出日本。”
   
   　　1860年10月,孝明天皇正式勅许震A徘資隆�1862年3月11日,將軍德川家茂與皇妹和宮在江戶城舉行結婚典禮。
   
   　　這樁政治婚姻滿足了幕府、孝明天皇與岩倉具視(雖然這三者各有各的意圖),可是卻激怒了攘夷志士。攘夷志士認為幕府之所以要求皇妹和宮下嫁將軍,根本就是想把和宮當作“人質”,讓朝廷以及其他反幕勢力投鼠忌器,不敢對幕府作太過強烈的攻擊。此外,攘夷志士也認為天皇之所以答應這門親事,一定是被周遭的不肖公卿所蠱惑,而這些不肖公卿必定是收了幕府的巨額賄賂。
   
   　　和宮一行人是於1861年11月從京都出發,前往江戶。在此之前,坊間就流傳攘夷志士計劃在途中截擊下嫁行列,把和宮送返京都。因此,幕府緊張兮兮,下令12個藩派兵護衛和宮東下,以及下令29個藩做好沿途的警備工作。結果,下嫁行列浩浩蕩蕩,總人數多達7856人。以這樣盛大的陣容相伴,以及滴水不漏的警戒,和宮當然是無事抵達江戶。
   
   　　阪下門外之變
   
   　　除了和宮下嫁將軍一事之外,還有一件事更加激怒攘夷志士。攘夷志士不知從哪兒聽到一件消息,說:幕府覺得孝明天皇意見太多,是個麻煩人物,因而決定廢掉孝明天皇,另立一位比較聽話的天皇。為此,幕府已經命令國學者塙次郎研究歷史上是否有廢掉天皇的前例。消息來源並且指出主持這項“廢帝”計劃的是老中安藤信睦。
   
   　　和宮被迫下嫁將軍,加上“幕府陰謀廢掉孝明天皇”這則聽起來很像真有其事的傳言,這兩件事讓一部分攘夷志士忍無可忍,決定刺殺安藤信睦。
   
   　　1862年2月13日。這天是農歷正月十五元宵節,各大名按例都得進城謁見將軍。早上8點,江戶城響起了鼓聲。老中安藤信睦坐上轎子,在50名武士的護衛下,從藩邸出發,前往江戶城。
   
   　　一行人抵達江戶城阪下門外時,一名男子拿著一份訴狀走向安藤信睦的轎子。轎旁的衛士正想上前阻攔,那名男子突然從懷裡掏出一把手槍,朝著轎子射擊。隨著槍響,道路左右兩旁沖出了5名持刀武士逢人便砍。
   
   　　這幅景象簡直就是兩年前“櫻田門外之變”的翻版。可是“櫻田門外之變”之後,幕府已提高了警覺,因此50名護衛的武士並沒有太過慌亂,迅速拔刀反擊。而且刺客這回只有6名。結果,安藤信睦只挨了一刀,並未中及要害,6名刺客在數分鍾後一一倒地就斃。
   
   　　由於這個事件是發生在江戶城阪下門外,後人便稱此為“阪下門外之變”。
   
   　　“阪下門外之變”之後,安藤信睦雖然幸免於難,可是卻被迫辭去老中職位。或許幕府覺得讓安藤信睦下台才能夠緩和攘夷志士的怒火吧。
   
   　　和“櫻田門外之變”一樣,“阪下門外之變”也對幕府的權威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傷害。如果任何藩的任何武士都可因為不滿政府的施政,而對主政者動刀動槍,這樣的政府還有什麼權威可言?
   
   　　幕府的處境現在可說是每況愈下。而“公武合體”這條新路線也證明不見得好走多少。
   
   　　談到“公武合體”,接下來我們得介紹長井雅樂與島津久光,因為這兩人也是“公武合體”的倡導者。
   
   　　長井雅樂(1819~1863年)出身長州藩的名族,在長州藩的藩士之中,他被視為“智辯第一”。1861年(井伊直弼死後翌年)4月,長井雅樂向長州藩主毛利慶親提出一份建議書,主張“航海遠略策”。
   
   　　攘夷派與開國派
   
   　　佩裡艦隊來航以來,日本的政局之所以紛亂不斷,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各方勢力對如何因應“夷狄”意見分歧。這些意見大致可分成“攘夷派”與“開國派”兩種。當然,如果細分的話,“攘夷派”又可分成“立即攘夷”與“先把軍備充實好之後再攘夷”;“開國派”也可分成“消極的開國”(既然打不過對方,只好應對方要求開國)與“積極的開國”(與世界各國來往貿易為時代潮流,日本若不想被潮流淘汰,只有開國一途)。
   
   　　幕府由於身處最前線與外國折沖,所獲得的情報最多,知道攘夷行不通,可是又不敢斷然揚棄傳統包袱,因此只好采取“消極性開國”的方針。
   
   　　至於孝明天皇與其下的多數公卿,由於久居深宮,又沒有與外國交涉的經驗,因此完全不了解世界情勢,只會情緒性地主張攘夷。
   
   　　一邊采取“開國”方針,另一邊強烈主張“攘夷”,這就是公(朝廷)武(幕府)雙方總是處於緊張對立狀況的主要原因。
   
   　　長井雅樂果然不愧為長州藩“智辯第一”,他的“航海遠略策”把“開國”與“攘夷”兩個表面上看起來水火不相容的主張巧妙地結合起來。
   
   　　“航海遠略策”的內容是這樣:日本必須攘夷,可是絕非不管三七二十一看見洋人就砍的情緒性攘夷,而是采取積極性開國的方針,努力富國強兵,稱霸於全球,將洋人壓制於腳下。這樣才是真正的攘夷。
   
   　　這個既開國又攘夷的巧妙理論,可想而知,必定較容易被公、武雙方所接受,而達到公武合體的目的。
   
   　　長州藩主毛利慶親立刻采納了長井雅樂的建議書,將“航海遠略策”定為長州藩的方針,並且派遣長井雅樂前往京都與江戶,向朝廷與幕府游說。
   
   　　如果長井雅樂的“航海遠略策”能夠獲得各方的共識,那麼日本的現代化腳步或許還會再快幾年。可是長州藩的攘夷派勢力實在太過頑強了,他們認為長井雅樂是個奸人,他的“真攘夷論”根本是站在幕府的立場,為幕府的“失政”辯護、粉飾,以欺瞞天皇,讓天皇也同意開國。結果,在藩內攘夷派的猛烈攻擊下,長井雅樂不僅丟官失職,還被迫自殺。
   
   　　此後,攘夷派控制了長州藩藩政,長州藩成為全日本各藩之中最強烈主張攘夷的雄藩,也成為幕府的死對頭。
   
   　　接下來,再來談談島津久光。
   
   　　島津久光的活躍
   
   　　島津久光(1817~1887年)是薩摩藩前藩主島津齊彬的同父異母弟弟。島津齊彬於1858年病逝之後,藩主之位由島津久光的兒子島津忠義繼承,不過藩政的實權則操在島津久光手裡。
   
   　　島津久光雖然不像哥哥島津齊彬那麼英明,卻頗認同齊彬的路線而決定沿襲,亦即,以薩摩藩的武力為後盾,介入中央政治,一方面逼迫幕府實行政治改革,一方面借機擴張薩摩藩的勢力。
   
   　　這裡所說的“逼迫幕府實行政治改革”,其實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內容,只不過是仿照昔日“一橋派”的構想,將幾位“一橋派”大名送進幕閣,以掌握幕政。
   
   　　和當時大多數人一樣,島津久光也很討厭“夷狄”,可是他卻反對尊攘(尊王攘夷)激進派志士的作風。從1860年大老井伊直弼被刺,以及1862年老中安藤信睦被刺,兩個事件就可看出,這些志士已經走上了暴力路線。而且,他們的政治理念也逐漸由“反幕”轉變成“倒幕”(推翻幕府)。
   
   　　島津久光主張改革,但那只是體制內的改革,絕不是推翻舊體制,另創新體制。對他而言,以及對絕大多數的大名而言,尊攘激進派志士的暴力手段與倒幕主張是極端危險的。因為那很可能會危及他們在現存體制中的既得利益。
   
   　　安藤信睦遇刺之後,本來就呈衰頹走勢的幕府權威更加下落,島津久光看到這個情形,知道自己登場的時機成熟了。1862年4月,他率領1000多名藩兵從薩摩藩出發,前往朝廷的所在地——京都。
   
   　　這在江戶時代250年來可真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按照幕府的規矩,沒有幕府的允許,任何大名都不可進入京都與朝廷接觸,當然更不准率兵入京都。島津久光不是大名(他只是大名的父親),卻擅自率兵入京都,如果是在幕府強盛的時代,肯定會被冠以“陰謀造反”的罪名而遭處死。此時幕府權威的低落由此可見。
   
   　　島津久光率兵赴京的目的並不是想打擊幕府的權威,他只是想從孝明天皇那兒獲得逼迫幕府實行政治改革的“聖旨”罷了。
   
   　　然而,島津久光此舉卻讓各地的尊攘志士雀躍三丈。他們認為島津久光膽敢突破幕府的禁忌,率兵入京,一定是想幹一場轟轟烈烈的大事。所謂“大事”,自然是“勤王倒幕”。於是,各地志士紛紛前往京都,准備“共襄盛舉”。
   
   　　島津久光於5月14日抵達京都後,發現他率兵入京的意圖竟然被眾人誤解,不但各地志士匯集京都,摩拳擦掌,連京都守護職(幕府在京都的最高行政長官)酒井忠義都因為聽說島津久光要把他幹掉,而在家裡足足躲了5天,不敢與島津久光見面。
   
   　　島津久光可不願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成為“倒幕”的先鋒。他決定以行動來證明自己的政治立場——他只是想促成公武合體以及改革幕政,絕沒有推翻幕府的企圖。
   
   　　寺田屋之變
   
   　　當時,薩摩藩激進派首領有馬新七等人住宿在京都近郊的旅館寺田屋。他們由於等不到島津久光的倒幕舉動,心急之下,便決定先把親幕府的關白九條尚忠以及所司代酒井忠義幹掉再說。島津久光獲得這個情報後,於5月21日派九名劍客到寺田屋鎮壓。雙方經過一場大廝殺後,激進派之中,有馬新七等6名陣亡,另有2名受重傷。這便是所謂的“寺田屋之變”。
   
   　　“寺田屋之變”立即產生了兩個影響。第一個影響是,匯集在京都的尊攘志士原來對島津久光抱有很高的“期望”,如今,期望破滅,一時之間再也不敢輕舉妄動。尤其是薩摩藩的激進派,受到藩公島津久光的無情鎮壓後,元氣大傷。
   
   　　第二個影響是,島津久光因此而獲得了孝明天皇的信賴。我們談過,孝明天皇雖然因為厭惡“夷狄”,而不滿幕府的“開國”政策,可是他卻絲毫沒有奪回政權的野心,他只是想恢復佩裡艦隊來航之前那種“平靜”的日子。尊攘志士雖然打著“尊王”的旗幟,他們的暴力手段與倒幕主張卻令孝明天皇極感不安。因此,島津久光鎮壓自藩尊攘志士而維持了京都治安一事,讓孝明天皇深為滿意。
   
   　　在這種情況下,島津久光很順利地從孝明天皇那兒獲得了他所要的“聖旨”。“聖旨”的內容是要求幕府做下列3件事:
   
   　　一、將軍立即率領各大名赴京都,與朝廷共商攘夷策略。
   
   　　二、任命沿海五大藩的藩主為五大老。
   
   　　三、任命德川慶喜為“將軍後見職”,以及任命松平慶永為“大老”。
   
   　　這3項要求之中,島津久光真正想要的只有第3項。
   
   　　當年,“一橋派”與“南紀派”在角逐政權時,雙方首先爭奪“將軍繼嗣”,結果“一橋派”所推舉的德川慶喜敗給了“南紀派”所推舉的德川家茂。接著,雙方又把爭奪的目標移到“大老”一職,結果,“一橋派”的松平慶永又輸給了“南紀派”的井伊直弼。
   
   　　如今,物換星移,幕府的權威大不如昔,島津久光如果能趁這個機會,把德川慶喜與松平慶永分別送上“將軍後見職”與“大老”的坐椅,“一橋派”昔日功敗垂成的美夢不就在他手裡完成了嗎?這是島津久光的功名心。
   
   　　“將軍後見職”當然比不上“將軍”。所謂“後見”,就是“未成年者的監護人”,因此,“將軍後見職”是指將軍在未成年時,輔佐將軍的官職。這個職位在江戶時代250年來一直沒存在過,直到1858年第13代將軍德川家定去世,第14代將軍德川家茂以12歲的幼齡繼位,加上政局紛擾不定,才“創造”出這麼一個職位,由田安家的田安慶賴擔任。可是由於是新創的職位,其權責的范圍沒有前例可循,因此田安慶賴雖然擔任這個看起來地位蠻崇高的“將軍後見職”,可是卻沒什麼明顯的影響力。
   
   　　問題是事在人為。如果德川慶喜能夠擔任“將軍後見職”,而且如果德川慶喜的“野心”比田安慶賴大得多,那麼,德川慶喜或許能把“將軍後見職”這個“看起來”地位蠻崇高的職位變成“實際上”地位很崇高、很有影響力的職位。如此一來,“一橋派”雖然無法獲得“將軍”,卻也相去不遠了。
   
   　　1862年6月,朝廷接受了島津久光的建議,派遣勅使大原重德(公卿)前往江戶幕府傳達聖旨。護衛大原重德東去的當然是島津久光以及久光所率領的藩兵。
   
   　　7月初,一行人浩浩蕩蕩地進入江戶。
   
   　　幕府接獲聖旨後,自然是面露難色。結果,經過幾番折沖,幕府答應讓德川慶喜擔任“將軍後見職”,至於松平慶永的“大老”部分,幕府拒絕了,不過卻答應另外設立一個新職位“政事總裁職”,讓松平慶永擔任。
   
   　　這是幕府的計謀。“大老”的權力之大,從井伊直弼擔任“大老”後所施展的獨裁作風就可見一斑。如此權高位大的職位怎可讓“一橋派”的松平慶永擔任?相反的,“政事總裁職”和“將軍後見職”一樣,都是看似權高位大,其實卻是權責不明的虛位。這樣的虛位讓給德川慶喜與松平慶永過過幹癮又有何妨?
   
   　　然而,即使是如此,?位來自偏遠地區的外樣大名(嚴格地說,島津久光還不算是大名)居然敢挾著天皇的權威,率兵入江戶,脅迫幕府答應這個答應那個,而且還獲得幕府某種程度的妥協,這可真是前所未聞。
   
   　　生麥事件
   
   　　島津久光眼看他的要求獲得了相當程度的實現後,志得意滿地於9月離開江戶,前往京都。不過,在前往京都的途中,卻碰到了一個意外事件。
   
   　　9月14日下午兩點,島津久光率領著400名藩兵來到神奈川附近的生麥村(現在的橫濱市鶴見區)時,遇見4名乘馬的英國人迎面而來。
   
   　　這4名英國人分別是:從上海來日本度假的商人理查德森,從香港來的菠蘿迪兒夫人,以及住在橫濱的馬歇爾與克拉克。
   
   　　他們顯然不太清楚日本的國情。一般的日本人如果在路上看到迎面走來數百名佩劍荷槍的武士,不是立即回避,就是趕緊跪在路旁,動也不敢動。因為幕府的法律規定,任何民眾若對武士有什麼不禮貌的行為,武士可當場殺死對方而不需負刑責。
   
   　　走在薩摩藩一行最前頭的武士,望見4人騎馬迎面而來,趕緊打手勢要他們回頭。可是這4名英國人也不知是沒看到手勢,還是看不懂手勢,仍舊繼續往前。
   
   　　就在雙方人馬交錯的刹那,薩摩藩一行人中,突然沖出一名武士,邊怒喝:“無禮的東西!”邊揮刀砍向理查德森。理查德森挨了一刀後,忍痛騎著馬往後逃,逃了100米,還是撐不住,從馬上摔了下來。另一名武士見狀,便跑上前去,又砍了幾刀,把理查德森當場砍死。
   
   　　剩下的3名英國人中,馬歇爾與克拉克也身受重傷,不過卻得以突破重圍,逃到神奈川的美國領事館。菠蘿迪兒夫人或許因為是女性之故,沒有受到傷害,只被削去一束頭發後,逃回橫濱的外國人居留地。
   
   　　這就是“生麥事件”。
   
   　　天誅
   
   　　島津久光回到京都後,發現京都的局勢竟然完全逆轉。3個月前,他派人鎮壓自藩的尊攘志士(寺田屋之變),使得京都的尊攘志士銷聲匿跡,不敢再有什麼舉動,並使得公武合體派的公卿掌握了朝廷的方針。不料,3個月後,整個京都可說已“淪陷”在尊攘派志士與公卿的手裡。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尊攘志士發覺島津久光根本沒有“倒幕”的意思之後,便決定靠自己的力量來完成勤王倒幕的使命。可是他們沒有軍隊,僅有零星的武力,所能想到的方法只有一個——暗殺。
   
   　　1860年,井伊直弼被暗殺。1862年,安藤信睦被暗殺(未遂)。這兩個轟動一時的事件使得幕府的權威直墜谷底,證明了暗殺手段的有效性。
   
   　　如果暗殺手段用在幕府的閣揆,可以讓幕府不得不改變政策(由高壓獨裁變成公武合體),那麼,同樣的手段用在親幕派公卿身上的話,是否也會產生令尊攘派志士滿意的結果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因為,朝廷的公卿比幕府的高官要膽小得多。
   
   　　那麼,如果親幕派公卿因為恐懼志士的暗殺,而不得不改變親幕主張,甚至辭職隱居,使得朝廷變成只有“反幕”或“倒幕”的主張,而聽不到“親幕”的聲音,那不就等於尊攘志士完全掌控了朝廷的意向?屆時,尊攘志士要進一步達成勤王倒幕的使命便容易得多。
   
   　　這是尊攘志士的如意算盤。
   
   　　他們把暗殺稱之為“天誅”(替天行道)。第一位死於“天誅”的是島田左近。
   
   　　島田左近是前關白九條尚忠的家臣。九條尚忠原本是持反幕(反對條約勅许)的態度,可是島田左近卻被井伊直弼的謀臣長野主膳買通,在島田左近的說服下,九條尚忠轉而采取親幕的立場。
   
   　　此後,島田左近成了幕府在京都最有力的爪牙,從將軍繼嗣爭奪戰、安政大獄,到皇妹和宮下嫁將軍,島田左近無處不在,為幕府立下不少汗馬功勞。當然,他也從幕府得到很多好處。
   
   　　尊攘志士對島田左近可說恨之入骨。別的不說,光是因為島田左近的通風報信而遭幕府逮捕的志士就不計其數了。因此,尊攘志士會第一個找島田左近開刀,一點兒也不意外。
   
   　　島田左近有6個妾,事件發生當天(1862年8月15日),他正窩在其中一個妾的住處。突然,有3名殺氣騰騰的薩摩藩武士闖進來。島田左近心知不妙,拔腿就跑。可是3名武士動作比他更快,一刀砍中島田左近的背部。島田左近發出殺豬般的哀號聲,仆倒在地,抬起頭來,忍著痛說:
   
   　　“你……你們弄錯人了,我不是島田左近。”
   
   　　“島田左近?島田左近是九條家的家臣,我們哪敢殺他?我們要殺的是他的手下,就是你!”
   
   　　島田左近一聽,趕緊說:
   
   　　“我就是島田左近,剛才是騙你們的。”
   
   　　3名武士互相看了一眼,差點忍不住要笑出來。
   
   　　“我們要殺的正是島田左近,剛才也是騙你的。”
   
   　　說話者是這3名刺客中為首的田中新兵衛。話畢,田中新兵衛就武士刀一揮,把島田左近的頭砍下來。
   
   　　3天之後,島田左近的頭出現在離京都繁華區不遠的一條河的河岸。這顆頭被行凶者插在竹竿上,並懸掛著一塊木板,木板上寫著:
   
   　　此人島田左近與大逆賊長野主膳沆瀣一氣,惡事做絕,為天地難容之大奸賊,因而誅戮之,並梟首示眾也。
   
   　　島田左近在京都的名聲一向很壞,他除了蓄養6個小老婆外,還放高利貸,有時也搞搞恐嚇詐財。因此,當島田左近被殺的消息傳出後,不只尊攘志士歡欣鼓舞,連一般市井小民也覺得大快人心。
   
   　　在這種情況下,為首行凶的田中新兵衛一躍而成為眾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不僅到處有人請他吃飯喝酒,連零用花費也都有人提供。
   
   　　田中新兵衛的“成功”,激勵了尊攘志士,使得他們對“天誅”躍躍欲試。而田中新兵衛本人在嘗到了甜頭後,更是欲罷不能。就這樣,京都開始流行起“天誅”。
   
   　　第二號“天誅”的犧牲者是一位名叫文吉的捕快。
   
   　　文吉在京都惡名昭彰的程度,與島田左近比較起來,可說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本來是個市井的小混混,由於頗有點兒小聰明,受人提拔成為捕快。為了攀結權貴,他把自己的養女送給島田左近當妾。安政大獄時,他與島田左近聯手,逮捕了很多尊攘志士,而獲得幕府頒授巨額獎金。他除了與島田左近一樣,也放高利貸外,還經營妓院。
   
   　　9月23日,文吉被3名土佐藩志士殺死。刺殺的方式相當殘忍——行凶者先把他的衣褲剝光,再以削尖的竹子刺穿其陰莖,最後再用繩索將其勒死。
   
   　　這樣的刺殺方式所造成的恐怖效果可想而知。京都每一位具有親幕色彩的人,上起公卿,下至捕快,無不寢食難安。
   
   　　10月16日,九條家另一名家臣宇鄉重國被殺。
   
   　　幕府接獲京都接二連三發生暗殺的消息後,極為震驚,趕緊命令京都奉行所的4名幕吏回江戶。因為這4名幕吏在安政大獄時也逮捕了不少志士,如果繼續留在京都,遲早會遭毒手。不料4名幕吏在前往江戶的途中,還是被尾隨而至的志士“天誅”掉。參與刺殺的志士達20多人,其中包括土佐藩12人,長州藩10人,薩摩藩2人。
   
   　　京都奉行所一名也有鎮壓志士“前科”的幕吏,聽見他的4名同事中途遇難的消息後,知道自己也難逃一劫,便幹脆引刀自殺。另一名幕吏則是把頭發剃光,打扮成和尚的模樣後,逃到隱秘的地方躲起來。
   
   　　以上所敘述的,只是1862年下半年將近20件“天誅”事件的其中幾件。到了1863年,“天誅”更是層出不窮。
   
   　　血腥的行動
   
   　　在“天誅”的恐怖壓力下,朝廷中的親幕派與公武合體派公卿人人自危,促成和宮下嫁將軍一事的岩倉具視也被迫辭職隱居。如尊攘志士所期盼,朝廷現在只聽得到反幕攘夷的聲音了。
   
   　　島津久光從江戶回到京都時,發現京都已成為攘夷論者的天下,失望之余,他只好先回薩摩藩靜觀其變。
   
   　　島津久光離開京都後的翌月(1862年11月),尊攘派策動朝廷,任命公卿三條實美為勅使,由土佐藩主山內豐范(山內豐信之子)率兵護衛,赴江戶逼迫幕府攘夷。一行人於12月抵達江戶。
   
   　　兩個月前,幕府好不容易才把勅使大原重禐V妥�,想不到氣還沒喘定,現在又來一位勅使三条实美要求幕府尽藘吧取攘夷行动。由于“攘夷」P嗆凸�箱涋将军时,孝明天皇開出來的條件,當時幕府一口答應了,現在當然無法拒絕。
   
   　　結果,幕府答應實行攘夷。至於如何攘夷,何時攘夷等細節部分則等幕閣商議妥當後,再由將軍率員親赴京都向天皇報告。三條實美得到這樣的答復後,滿意地離開江戶。
   
   　　1863年2月3日,“將軍後見職”德川慶喜從江戶出發,前往京都。他的任務是先到京都布置好有利於幕府的環境,再讓將軍上京。可是此時的京都正延續著1862年下半年以來的“天誅”野火,而且愈燒愈旺。
   
   　　1863年1月,長野主膳(井伊直弼的謀臣,安政大獄的主要執行者)的妾,村山可壽惠被尊攘志士脫光衣服,綁在京都三條大橋的橋柱。村山可壽惠的兒子多田帶刀則被殺害。
   
   　　3月11日,儒學者池內大學被殺。行凶者割下他的兩只耳朵後,附上恐嚇信,一只丟到公卿中山忠能家裡,一只丟到公卿三條實美家裡。兩人看到血淋淋的耳朵,嚇得魂飛魄散,趕緊辭去公卿職位。
   
   　　3月17日,公卿千種有文的家臣賀川肇被殺。千種有文和岩倉具視一樣,是促成和宮下嫁將軍的主要角色,賀川肇則是其得力助手。
   
   　　賀川肇的屍體被充分利用。凶手把他的頭與一封恐嚇信放置在德川慶喜(此時他已來到京都)住宿的東本願寺門口。兩只手則分別送到千種家與岩倉家,當然也都附了恐嚇信。
   
   　　“天誅”足利三代的木像
   
   　　4月9日,尊攘志士三輪田綱一郎等人闖入京都等寺院,把供奉在院裡的3尊木像——足利尊氏、足利義詮與足利義滿的頭砍下,拿到賀茂川岸曝示,並在3顆木像頭的上方釘一塊木牌,牌上寫著:現為正名之時,吾等考量?倉時代以來之逆臣,先將此三巨魁之丑像予以天誅。
   
   　　此外,這批人又在三條大橋張貼較詳細的控訴文,文中的最後一段是這樣:當今之世,有些人的罪惡比這三位奸賊還大得多。如果這些人不立即悔改,一掃鐮倉時代以來的惡弊,輔助朝廷,回復古昔,以贖償過去所犯的罪過的話,全天下的有志之士必將鍥而不舍地追討其罪。
   
   　　這裡必須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曾經提過,日本的天皇在古代曾經掌握過政治實權(天皇親政),到了9世紀中期,政權落入外戚手中(攝關政治),11世紀末期,政權又落入上皇或法皇手中(院政)。不過在攝關政治和院政的時代,天皇還算受到相當的尊重。可是到了12世紀末期,武士首領掌握政權後,天皇的地位便開始明顯下降。
   
   　　第一個武士政權始於1192年,終於1333年,稱之為鐮倉時代。第二個武士政權始於1338年,稱之為室町時代。足利尊氏便是室町時代的第一任將軍(武士首領),他的兒子足利義詮為第二任將軍,義詮的兒子足利義滿為第三任將軍。這三任將軍在位的期間,天皇的地位每況愈下,足利義滿甚至還曾經想篡奪皇位。這就是為什麼尊攘志士對這三位足利將軍恨之入骨,即使已經死了五個多世紀,仍舊要拿木像來“天誅”的原因。
   
   　　當然,除了出氣之外,尊攘志士“天誅”足利氏祖孫三代還有一個更大的目的,那就是對現在的將軍德川家茂以及其下重臣提出警告。警告他們必須“立即悔改”,“一掃鐮倉時代以來的惡弊”(所謂惡弊,是指奪占天皇的權力),並“輔助朝廷”,“回復古昔”(回復到古代天皇掌握實權的政治狀態),否則就會像三代足利將軍一樣,被“天誅”掉。
   
   　　由此可知,尊攘志士借著這個事件至少向幕府傳遞了兩個信息。
   
   　　一、將軍必須把政權交還給天皇(王政復古)。
   
   　　二、如果不從,將軍以及其下的重臣會被列入暗殺的對象。
   
   　　這麼一來,幕府當然無法再坐視,立即下令逮捕“行凶者”,結果抓到了三輪田綱一郎等9名尊攘志士。可是,尊攘派通過種種關系向幕府施壓,要求放人。最後,本來應該處死刑的這9名犯人,幕府卻不得不交給原屬各藩,由各藩自行處罰。由此可見尊攘派此時在京都的勢力之大。
   
   　　在這種情況下,將軍德川家茂於3月31日,率領兩位老中水野忠精、板倉勝靜,以及各有關隨員、衛士,總共3000名,從江戶出發,4月21日抵達這個對幕府懷有敵意的古都——京都。幕府將軍若沒什麼特殊情形是不會上京都的,上一回幕府將軍上京都是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1604~1651年)的時候,距離這次德川家茂上京都有二百數十年。
   
   　　京都的尊攘派各勢力早已摩拳擦掌,等候德川家茂的大駕光臨。
   
   　　埋下王政復古的伏筆
   
   　　4月22日,德川慶喜以“將軍後見職”的身份,代表將軍入宮覲見孝明天皇,獲得“國家大政仍舊照往常一樣委任將軍負責,攘夷之事亦請將軍盡力”的勛岦。
   
   　　嚴格地說,孝明天皇的這個勛岦蟿蚧扭曲了历史事实。当年德川笺灥之所议嗆创立江户幕府,掌控統治日本的權力,並非是因為天皇的“委任”,而是因為“武力”。換言之,德川家的權力並不是天皇授予的,而是靠自己的武力奪來的。既然如此,孝明天皇有什麼資格說“國家大政仍舊照往常一樣委任將軍負責”這句話?沒錯,在名義上,將軍是天皇的臣子,可是名義究竟只是名義,改變不了歷史事實。
   
   　　然而,此時的幕府卻很需要“國家大政仍舊照往常一樣委任將軍負責”這句話。為什麼呢?因為現在的幕府太弱了,弱到必須得到天皇這句話,才能夠昭示天下——你們看,天皇已親口答應把政權委托給將軍,因此將軍依舊是全日本合法的統治者。違逆將軍的人,就等於違逆天皇!
   
   　　這是將軍此回上京都的最大目的,至於攘夷這種根本行不通的事,能夠敷衍就盡量敷衍。
   
   　　就天皇這邊來說,天皇的歷代祖先雖然從未將政權“委任”給德川將軍,政權是被對方搶去的,這是歷史事實,可是現在雙方已經同意推翻這個事實,而制造出新的事實——德川家的政權是來自於天皇的“委任”。這麼一來,不但更加確立將軍是天皇的臣子這層關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一天天皇不想再“委任”將軍掌管政權,而命令將軍繳出政權的話,就於法有據了。
   
   　　因此,這個“勛岦”对朝廷与幕府双方而言,可說皆大歡喜。幕府因此而增添了統治的合法性,朝廷因此而為將來可能出現的“王政復古”埋下了伏筆。可是尊攘派卻不滿足,他們趕緊策動天皇修改勛岦闹R蕁�
   
   　　果然,過了兩天,也就是4月24日,將軍德川家茂進宮覲見天皇時,天皇告訴他:“國家大政照往常一樣委任閣下,可是有些政治問題,依情況需要,朕亦可能直接對各藩下指令。”換言之,天皇雖然把政權委任給將軍,可是卻非無條件的委任,當情況需要時,仍可發動一國之君的指揮權。這顯然與兩天前天皇對德川慶喜說的話有相當大的出入。
   
   　　幕府吃了這個暗虧,卻無計可施。更糟的是,在朝廷的壓力下,德川家茂不得不答應於6月25日開始發動攘夷。
   
   　　幕府當然知道以日本現在的國力貿然發動攘夷的話,結果必然是步上中國的後塵。因此,幕府在通知各藩這件事時,便改口說“如果對方(外國)來襲,便予以反擊”,亦即,幕府並不鼓勵各藩於6月25日主動攻擊外國。但是卻有一個藩於6月25日當天,真的主動攻擊外國,實行攘夷。那就是攘夷的急先鋒——長州藩。
5. tang3 說道: 無題

   2012-10-18 23:56:10

   第四章 攘夷路線的挫敗
   
   　　尊攘派的舉動在出發點上是違反歷史潮流(攘夷),結果卻是推動了歷史潮流(倒幕)。
   
   　　長州藩實行攘夷
   
   　　長州藩位處本州的西南隅,和九州只隔著下關海峽。下關海峽由於連接瀨戶內海與日本海之故,自古以來便是極重要的海上通道。
   
   　　1863年6月25日傍晚,一艘從橫濱出發,預訂前往上海的美國商船,來到下關海峽。長州藩的兩艘軍艦“庚申號”與“癸亥號”發現這艘美國商船後,采取了攻擊行動。不過由於美國商船的航速較快,因而得以逃脫。
   
   　　13天後(7月8日),一艘法國軍艦在下關海峽遭到岸上長州藩炮台以及“庚申號”、“癸亥號”的聯手炮擊。那艘法國軍艦被打得莫名其妙,便放下一只小木船想前往問明開火炮擊的緣由,不料小木船才剛放下,就被長州藩的炮火擊碎。法國軍艦只好且戰且走,在炮火中逃離下關海峽。
   
   　　3天後(7月11日),一艘荷蘭軍艦同樣在下關海峽遭到長州藩炮台與“庚申號”、“癸亥號”的炮擊。該艦艦長本已獲知法國軍艦遇襲的消息,可是他認為荷蘭與日本自古以來便一直維持著很好的關系,長州藩應該會手下留情才對。沒想到長州藩還是照打不誤。結果,這艘荷蘭軍艦被擊中30多發,除了船只嚴重受損外,還死了4人,重傷5人。最後勉強逃脫。
   
   　　長州藩尊攘派此時可真得意到極點,仿佛佩裡艦隊來航以來日本所受的委屈,在這3場炮擊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泄。可是他們的得意並無法持續太久。
   
   　　5天後(7月16日),美國軍艦“懷俄明號”從橫濱來到下關海峽,對長州藩采取報復行動。結果,長州藩軍艦“庚申號”與“壬戌”號被擊沉,“癸亥”號受重傷,龜山炮台幾近全毀。
   
   　　4天後(7月20日),法國軍艦“塞米拉米斯”號與“湯克雷德”號也前來報復。這兩艘法艦首先以猛烈的炮火重創長州藩各炮台,然後再由250名陸戰隊隊員登陸摧毀各炮台,並把炮台的彈藥全部丟入海中。
   
   　　“夷狄”只來了3艘軍艦,就讓長州藩受到這麼重大的損害,這是長州藩尊攘派做夢也想不到的。
   
   　　有趣的是,長州藩於6月25日實行攘夷(史稱下關事件)後,立即向朝廷與幕府報告。朝廷對長州藩的英勇行動贊譽有加,幕府卻極為惱怒,下令長州藩:“今後對外國船只不可再胡亂炮擊!”同樣的舉動卻引來朝廷與幕府正反兩極的反應,站在尊王攘夷立場的長州藩自然對幕府的命令視若無睹,而繼續“胡亂炮擊”外國船只。
   
   　　薩英戰爭
   
   　　長州藩與法國艦隊交戰後約一個月,這回換薩摩藩與英國艦隊交戰。
   
   　　如前所述,1862年9月14日,島津久光從江戶前往京都的途中,在橫濱附近的生麥村,發生了“生麥事件”。一名英國人被砍死,兩名英國人被砍傷。事件發生後,英方極為震怒,向幕府要求交出行凶者以及賠償10萬英鎊。幕府最後雖然賠償了10萬英鎊,可是卻交不出行凶者。因為薩摩藩告訴幕府:“行凶者是一位名叫岡野新助的下級武士,這個人已不知去向。”顯然,薩摩藩不肯交出犯人,而且“岡野新助”根本是個憑空杜撰的假名。
   
   　　英國眼見幕府命令不動薩摩藩,便決定派艦前往薩摩藩討回公道。1863年8月6日,7艘英國軍艦從橫濱出發,8月11日,抵達鹿兒島灣。
   
   　　翌日,雙方開始以書面往返的方式進行談判。英方要求薩摩藩:①把“生麥事件”的犯人處以死刑,②賠款25000英鎊。
   
   　　薩摩藩告訴英方:以書面往返的方式談判太不方便了,不如請英方的談判代表駐日代理公使尼魯與艦隊總司令古柏等人上岸詳談。
   
   　　這是薩摩藩的計謀——萬一雙方談不攏,便可立即捕獲英方的首腦,而居於有利地位。然而英國人豈會那麼輕易上當,自然一口回絕。
   
   　　在談來談去談不出什麼結果的情況下,英方再也按捺不住,於8月15日動手捕獲了停泊在鹿兒島灣內的3艘薩摩藩蒸汽船。這3艘蒸汽船是薩摩藩以高價向歐洲購買的,分別為746噸的“天祐號”(購價13.8萬美元)、532噸的“白鳳號”(購價9.5萬美元)以及492噸的“青鷹號”(購價8.5萬美元)。
   
   　　於是雙方展開了炮戰。薩摩藩參與戰斗的炮台有十多處,總共有83門炮,使用舊型的球狀炮彈,射程1公裡。英方的7艘軍艦總共擁有100多門炮,使用最新型的圓錐狀炮彈,射程4公裡。兩邊的火力頗為懸殊。可是薩摩藩卻占了一點便宜,那就是英艦所停泊的位置正好是薩摩藩炮台平常演習時炮擊的假想目標。因此,薩摩藩的炮雖然數目較少,火力也較弱,命中率卻較高。
   
   　　結果,英軍戰死13名,負傷50名;薩軍戰死5名,負傷十多名。英國的7艘軍艦幾乎艘艘中彈,分別受到輕重程度不等的損害;薩摩藩則除了炮台遭受嚴重破壞,以及損失了數艘船只外,鹿兒島市由於受到英艦的炮擊,市內有500戶民家被炮火燒毀,連島津齊彬建造的“集成館”也難逃一劫。
   
   　　就人員的傷亡來說,英方的損失較大,可是就硬件被破壞?程度而言,則是薩摩藩較為慘重。雙方可說是兩敗俱傷。
   
   　　英國軍艦眼看占不了什麼大便宜,便於翌日離開鹿兒島灣。
   
   　　這場“薩英戰爭”產生了一個意外的結果,那就是薩摩藩與英國不打不相識,雙方的關系在戰後愈來愈親密。
   
   　　就薩摩藩這邊來說,前文曾經提過,薩摩藩前藩主島津齊彬是位英明而極有遠見的人,他在位的期間,延聘各方著名的蘭學者,全力引進西方科技,使得薩摩藩的軍備武力雄冠各藩。後來島津齊彬去世後,薩摩藩的軍事力量雖然多少有點衰退,可是卻依舊是全日本各藩中(幕府除外)最強大的。薩摩藩以此自負,島津久光也是因為有這股軍事力量作後盾,才敢縱橫於京都與江戶。
   
   　　然而,與英國一仗打下來,薩摩藩才知道西方武器之精良,遠遠超過了這邊。對方的大炮射程為4公裡,這邊的大炮射程卻只有1公裡。下回對方的軍艦若停在較遠的地方炮擊,那薩摩藩豈不只有挨打的分?
   
   　　薩摩藩的決策層本來就不熱衷攘夷,前藩主島津齊彬還是個開國論者,主張攘夷的只是底下的一些武士,而這些武士在經歷過“薩英戰爭”後,大多已覺悟攘夷是一件不切實際的事。因此,“薩英戰爭”之後,“開國”成了薩摩藩的共識。既然如此,今後與英國的關系就應該是“和”,而不是“戰”。
   
   　　就英國這邊來說,英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在中國耀武揚威、無往不利,認為中國不堪一擊;來到日本後,也是懷著類似的心態。沒想到與薩摩藩一仗打下來,竟然落個兩敗俱傷的結果,並沒有占到什麼大便宜。從此,英國對薩摩藩刮目相看,覺得與薩摩藩硬碰硬不是好辦法,能和就和。
   
   　　就在這種雙方都有和解意願的情況下,英薩於橫濱展開了談判。薩摩藩答應賠償英方25000英鎊(相當日幣7萬兩),並答應處罰生麥事件的犯人。
   
   　　7萬兩雖然是一筆龐大的金額,可是薩摩藩卻一點兒也不吃虧,因為這筆巨款是向幕府借來的。幕府起初以“財政拮據”為理由,不肯借,島津久光的謀臣大久保利通便放話恐嚇:“如果幕府不肯借7萬兩,我就先殺死英國公使,再切腹自殺。”幕府擔心事態惡化,只好借錢。而這筆7萬兩的借款,薩摩藩始終沒有還。
   
   　　經過“薩英戰爭”與橫濱談判之後,英國人發現了3件事:
   
   　　一、薩摩藩的武力不容小覷。
   
   　　二、薩摩藩並不主張攘夷,是個可以溝通的對象。
   
   　　三、幕府命令不動薩摩藩,已喪失中央政府應有的權威。
   
   　　和美、法等國一樣,英國一直認為幕府是日本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將軍是最高統治者,可是“薩英戰爭”之後,英國修正了這種看法,認為日本將來很有可能會出現一個以薩摩藩為中心的雄藩聯合政府。
   
   　　“八•一八政變”
   
   　　現在我們再把焦點移到京都。
   
   　　前面曾經提過,在“天誅”的橫行下,從1862年夏到1863年夏,京都成了尊攘派的天下。將軍德川家茂上京後,尊攘派策動朝廷,逼迫將軍答應於1863年6月25日實行攘夷。可是將軍雖然口頭上答應,卻陽奉陰違,過了6月25日並沒有什麼顯著的攘夷行動。長州藩認真攘夷,還挨了幕府一頓罵。尊攘派對此極為不滿,便計劃策動天皇實行倒幕(推翻幕府)。
   
   　　然而,孝明天皇雖然也是個攘夷論者,卻沒有想要倒幕。對他而言,尊攘派的倒幕計劃實在太過激進,也太過危險了。
   
   　　於是,在孝明天皇的授意下,中川宮朝彥親王、前關白近衛忠熙父子、右大臣二條齊敬等公武合體派公卿密謀發動政變,把尊攘派趕出京都。政變的執行工作則交由會津藩與薩摩藩負責。
   
   　　幕府派駐京都的最高指揮官原本是“京都守護職”,後來由於京都的情勢愈來愈混亂,幕府便於1862年增設一個權責在“京都守護職”之上的職位,叫“京都守護職”,並由親幕府的會津藩藩主松平容保擔任。公武合體派公卿請松平容保出兵趕走尊攘派,松平容保自然一口答應。
   
   　　至於薩摩藩為什麼也答應參與政變,理由很簡單,因為島津久光也是主張公武合體,也是反對尊攘激進派。島津久光於1862年6月說服朝廷派遣勅使大原重德和他一块儿赴江户时,是何等意氣風發,可是當年9月他回到京都時,發現京都已成為尊攘派的天下,而不得不黯然離開時,又是何等懊惱。如今,公武合體派公卿要他出兵趕走尊攘派,他豈有拒絕之理?而且“薩英戰爭”之後,更加讓他確定激進攘夷是條錯誤的路線。
   
   　　1863年9月30日(農歷八月十八),政變發動。當天凌晨一點左右,中川宮朝彥親王、近衛忠熙父子、二條齊敬等公武合體派公卿,以及京都守護職松平容保、京都守護職稻葉正邦(澱藩藩主)相繼入宮。會津藩、薩摩藩與澱藩的藩兵則進入皇宮,將皇宮周遭的9個門緊緊鎖上,不准任何人進入。
   
   　　接著,孝明天皇與公武合體派公卿舉行緊急朝廷會議。會議中決定:①禁止尊攘派公卿進宮,並且予以軟禁;②攖町門(9個宮門之一)的警衛工作原先由長州藩負責,今後予以免除,改由薩摩藩接替。
   
   　　此時,被摒除在皇宮外面,不得其門而入的尊攘派公卿,只好與長州藩士(京都尊攘派的主力)以及各藩的尊攘派一塊兒退到大佛妙法院。這群總共2600人的京都尊攘派就在這兒共商對策。
   
   　　朝廷現在已完全落入公武合體派手中。這場政變究竟是不是天皇的真意,尊攘派無從得知。然而,即使不是天皇的真意,又能如何?難道尊攘派敢攻入皇宮,“奪回”天皇?他們當然不敢。莫說武力不及對方,“攻擊皇宮”可是一個天大的罪名,誰敢承擔?
   
   　　結果,尊攘派決定先撤離京都再說。第二天早晨10點左右,三條實美、三條西季知、澤宣嘉、東久世通禧、四條隆歌、錦小路賴德與壬生基修7名公卿,跟著長州藩兵離開京都,前往攘夷急先鋒的長州藩避難。
   
   　　另外還有一小部分的尊攘派留在京都,可是他們只能做地下工作,不敢像以前一樣公然活動。因此,對尊攘派來說,京都已經“淪陷”了。
   
   　　這場政變因為是發生在陰歷8月18日,故稱之為“八•一八政變”。
   
   　　尊攘派對這場迅雷不及掩耳,以致讓他們措手不及的政變很難釋懷。他們毫無與天皇見面的機會,就被趕出了京都。究竟天皇的真意如何?這場政變是出自於天皇的意思呢?還是“佞臣”(公武合體派公卿)假借天皇的名義發動的?尊攘派無從得知。當然,尊攘派傾向於相信後者,因此他們不肯就此罷休,他們矢志要卷土重來,奪回京都以及天皇。天皇成了政治斗爭的最大關鍵,誰“掌握”了天皇,誰就占盡優勢。“八•一八政變”證實了這一點。
   
   　　尊攘派雖然懷疑天皇的意志遭到扭曲,可是從下列這封天皇寫給中川宮朝彥親王等人的信,就可明白看出天皇是站在支持政變的立場。
   
   　　“攘夷原本是皇國的一件大事,朕也為此而積心苦慮。可是三條實美等人的粗暴做法,實在令朕痛心。他們一點兒也不照朕的想法去做,而且與浪士之輩謀議,自作主張,任性妄為。他們表面上說是為了重振朝威,可是實際上卻違反了朕的真意。……如今,無恥的國賊三條實美等人被逐出京都,這真是國家的大幸,令朕深為喜悅。”
   
   　　“八•一八政變”之後,京都的尊攘派勢力被掃除盡淨,由公武合體派公卿取而代之。朝廷立即命公武合體派中最具實力的島津久光上京。島津久光興高采烈地率領15000名藩兵(包括步槍隊12隊與大炮隊2隊)於11月13日抵達京都。
   
   　　島津久光及其下屬智囊此時懷著一個重組日本政治結構的藍圖。這個藍圖大致是這樣:
   
   　　一、幕府權威日益衰頹,已喪失單獨統治日本的能力。
   
   　　二、朝廷無錢、無兵、更無野心,當然也沒有能力統治日本。
   
   　　三、因此,新的政治結構應以天皇為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實際的政權則操在由各雄藩與幕府聯合組成的政府手裡。
   
   　　四、為了達成這個目的,現階段先設立一個由各雄藩大名與幕府代表組成的“參預會議”。“參預會議”的工作是擬定各項政策,並上奏給天皇,天皇若同意,便交由幕府實施。
   
   　　於是,在島津久光的策動下,與島津久光理念相近的舊“一橋派”大名——松平慶永、山內豐信、伊達宗城,以及昔日“一橋派”極欲擁立為將軍繼嗣的德川慶喜(現在是將軍後見職),加上將軍德川家茂,全都被朝廷叫來京都。
   
   　　成立“參預會議”
   
   　　翌年(1864年)2月7日,天皇任命德川慶喜(將軍後見職,代表幕府)、松平容保(負責京都治安的最高指揮官)、松平慶永、山內豐信與伊達宗城5人為“參預”。島津久光因為無位無官,便趕緊由天皇授予“從四位下左近衛權少將”,於2月21日就任“參預”。
   
   　　如島津久光所願,“參預會議”成立了。對幕府而言,現在面臨兩個抉擇,一個是乖乖地接受島津久光的安排——讓“參預會議”騎在幕府的頭上,成為幕府的上級機關。如果幕府不願接受這樣的安排,那麼另一個抉擇就是設法解散“參預會議”。幕府當然選擇了後者。
   
   　　“參預會議”所商討的第一個問題是要不要關閉橫濱港。根據1858年日美雙方簽訂的通商條約,橫濱已於1859年7月4日開港,現在怎麼會有關閉橫濱港的問題呢?原來,“八•一八政變”之後,孝明天皇仍舊念念不忘“攘夷”,因而不斷向幕府施壓。幕府幾經考慮,決定以關閉橫濱港來討好天皇,並於1864年2月6日派使節赴法國,打算先求得法國的同意後,再要求其他歐美國家同意。
   
   　　“關閉橫濱港”原本是幕府討好天皇的手段,可是“參預會議”成立後,這個問題就成了幕府摧毀“參預會議”的引爆劑。因為幕府知道以島津久光為首的舊“一橋派”成員一定會站在“開國”的立場,反對關閉橫濱港。如果幕府命令德川慶喜在“參預會議”中堅決主張關閉橫濱港,而島津久光等人又不肯讓步的話,“參預會議”不就瓦解了嗎?而且孝明天皇是站在“關閉橫濱港”這邊,等於幕府與天皇成了戰友,共同對抗雄藩,如此一來,島津久光等人的野心(重組政治結構)就很難達成了。
   
   　　果然,如幕府所預料,在“參預會議”中,代表幕府的德川慶喜堅決主張關閉橫濱港,島津久光、伊達宗城、松平慶永等人則持反對意見,雙方僵持不下,最後不歡而散。
   
   　　3月27日,山內豐信辭掉“參預”一職,返回土佐藩。4月,德川慶喜、松平慶永、伊達宗城、島津久光、松平容保也相繼辭去“參預”。“參預會議”就此瓦解。
   
   　　禁門之變
   
   　　“八•一八政變”之後,以長州藩為首的尊攘派被趕出了京都,可是他們很不甘心,認為這場政變應該不是出自於天皇的意思,即使是出自於天皇的意思,天皇也必定是被佞臣所蒙騙,才會對尊攘派產生“誤解”。因此,“八•一八政變”之後,尊攘志士仍舊不斷地潛入京都,准備伺機奪回天皇與京都。
   
   　　可是這回他們卻碰上了很厲害的對手——新撰組。
   
   　　新撰組是幕府於1863年組成的殺手集團,專門用來對付尊攘志士。他們的劍術相當了得,紀律也很嚴厲,任何成員若做了什麼讓組織蒙羞的事,只有死路一條。“八•一八政變”之後,新撰組便整天在京都的大街小巷尋覓尊攘志士的蹤影。
   
   　　1864年7月初,一名叫做古高俊太郎的尊攘志士被新撰組捕獲。新撰組在古高的家中搜出了一些秘密文件,得知尊攘志士正在籌備的兩個計劃。一個是放火燒皇宮,並趁著混亂之際,把天皇“送”到長州藩。另一個是暗殺中川宮朝彥親王與松平容保。
   
   　　尊攘志士聽到古高被抓的消息後,趕緊於京都的一家旅館“池田屋”聚會,商量對策。這群尊攘志士總共有20多名,包括長州藩的木戶孝允(明治維新三傑之一)、吉田稔鯯、杉山松助,土佐藩的北添佶摩,以及肥後藩的宮部鼎藏等人。
   
   　　不料,尊攘志士於“池田屋”聚會的事又被新撰組探知。7月8日晚上10點,新撰組闖入“池田屋”,與尊攘志士展開激斗,沒多久,京都守護職的屬下3000兵卒也趕來支援。結果,尊攘志士死的死,被捕的被捕,只有木戶孝允等兩三名志士得以逃脫。這就是“池田屋事件”。
   
   　　尊攘派的龍頭長州藩接獲“池田屋事件”的消息後,整個藩彌漫著激昂憤慨的情緒。“八•一八政變”之後,長州藩本來就心理很不平衡,現在聽到志士在京都被殘殺、逮捕的消息,哪裡按捺得住。於是便由長州藩的三名家長老率領藩兵前往京都。尊攘派的理論大師真木和泉,以及長州藩的尊攘派大將久阪玄端等人也隨軍同行。
   
   　　長州藩出兵的名義表面是要向朝廷要求解除藩主毛利敬親所受的冤罪(因為“八•一八政變”之後,長州藩主毛利敬親被朝廷冠上“不忠不義”的罪名),可是實際上仍舊是打算伺機奪回天皇與京都。
   
   　　8月19日,長州軍與幕府聯軍(包括幕府軍、薩摩藩軍、會津藩軍等)在京都市內展開激戰。戰況相當慘烈,長州藩的大炮還對著皇宮猛轟,其中一枚炮彈落在皇太子祐宮(後來的明治天皇,當時12歲)的房間前面,把祐宮震得當場昏倒。
   
   　　結果,長州藩由於寡不敵眾而遭到慘敗,多數尊攘志士也在這場戰役中戰死或自殺,包括久阪玄瑞與真木和泉在內。京都則受戰火波及,大火連燒3天3夜,總共燒毀了28000戶民宅。
   
   　　這場戰爭,由於雙方在蛤御門(皇宮9個禁門之一)附近的戰斗最為激烈,因而被稱之為“蛤御門之變”或“禁門之變”。
   
   　　“禁門之變”是以長州藩為首的尊攘派所做的最大膽、最強烈的反撲。而他們的慘敗也意味著尊攘派的歷史使命至此可說已畫上了句點。
   
   　　尊攘派的意識形態其實和中國的義和團很類似。他們認為日本是神國,是全世界獨一無二了不起的國家,這麼一個了不起的神國,卻於1853年佩裡艦隊來航之後,飽受“夷狄”的欺凌侮辱,這口氣叫他們怎麼咽得下?因此他們要攘夷(趕走夷狄)。另一方面,幕府不但不攘夷,不但接二連三地向“夷狄”低頭妥協,而且還大力鎮壓尊攘派,因此他們(尊攘派)憤而將攻擊的矛頭也朝向了幕府。
   
   　　就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攘夷是一件違反世界潮流的舉動。因為唯有敞開國門,全力吸收西方的科學、民主文明,讓日本早日脫胎換骨成為現代國家,才是順從世界潮流的明智之舉。因此,就這個角度來看,尊攘派顯然是反動派。
   
   　　可是尊攘派攻擊幕府,讓幕府的權威每況愈下,這卻是一樁推動歷史的舉動。怎麼說呢?因為幕府是封建時代的統治者,幕府的決策層在下種種決策時,腦中所考慮的總是把如何維持或強化德川家的政權列為最優先,當日本的利益與德川家的利益相沖突時,幕府一定是犧牲前者。而且幕府想要攘夷的心思不見得不如尊攘派,只是一旦發動攘夷,第一個被“夷狄”攻擊的一定是代表日本的幕府,幕府怎肯吃這個虧?因此,在幕府這個舊時代統治者的統治下,日本很難去舊換新,成為真正的現代國家,唯有推翻幕府,另外樹立一個較具改革企圖心的新政府,日本才有可能擺脫舊時代、舊文明的束縛。
   
   　　因此,很奇妙的,尊攘派的舉動在出發點上是違反歷史潮流(攘夷),結果卻是推動了歷史潮流(倒幕)。
   
   　　縱然如此,這也絕非尊攘派的本意。他們的本意是攘夷,誰反對攘夷,他們就攻擊誰。他們為了“尊皇攘夷”的信念,拋頭顱、灑熱血,前仆後繼,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的確令人感動,而且在歷史的發展上也起?很大的推動作用,可是他們卻沒有足夠的知識與眼光。他們想要打倒幕府,卻完全沒有建設新日本的藍圖。他們的視野只看得到打倒幕府,幕府倒了之後呢?那是一片空白。
   
   　　他們只具匹夫之勇,只是感情用事,缺乏冷靜的計算與對大局的觀察。這是他們在“禁門之變”慘敗的主因。他們完成了歷史使命,也退出了歷史舞台。接下來推動歷史往前進的主角必須由智勇雙全的人擔任。他們不僅要擁有拋頭顱、灑熱血的精神,而且必須對如何推翻幕府,以及推翻幕府之後如何重組新政權等,有冷靜的計算與策劃的能力。
   
   　　四國聯合艦隊與長州藩
   
   　　長州藩是攘夷的急先鋒,也是反幕府反得最凶的藩,因此一直是幕府的眼中釘。“禁門之變”(1864年8月19日)之際,長州藩竟然炮打皇宮,這個舉動無論是故意或無心,無論是出自於什麼樣的動機,都已經犯了大逆不道的罪名。換言之,長州藩炮打皇宮的舉動,不僅砸毀了自己的“勤王”招牌,而且還背上“朝敵”的罪名。
   
   　　幕府抓到了長州藩的這個大辮子,怎會輕易放過?當然要大大地鳴鼓而攻之,重重地修理長州藩不可。於是,幕府便策動朝廷,讓朝廷於8月24日下令征伐長州藩,幕府則於翌日(25日)下令與長州藩鄰近的21個藩准備出兵。9月,幕府任命前尾張藩主德川慶勝為征長總督,越前藩主松平茂昭為副總督。
   
   　　長州藩可真是流年不利,噩運當頭。1863年的“八•一八政變”,長州藩被公武合體派趕出了京都,藩主毛利敬親還被朝廷冠上“不忠不義”的罪名。為了洗刷這個冤屈,3名家老揮軍北上,爆發了“禁門之變”,結果損兵折將不要緊,又被冠上更嚴重的“朝敵”罪名。現在,幕府逮到機會,准備大舉出兵征討長州藩。而且,屋漏偏逢連夜雨,征長軍還沒來犯,長州藩便已遭到英、美、法、荷四國聯合艦隊的猛烈攻擊。
   
   　　前面曾經提到長州藩於1863年6月25日發動攘夷,炮打經過下關海峽的美國商船、法國軍艦與荷蘭軍艦,結果遭來美艦與法艦於翌月的報復攻擊。之後,長州藩並沒有因為美、法的報復而放棄敵視外國的姿態,因此外國船只依舊無法航行下關海峽。這令外國人極為不滿。
   
   　　當時,西方各國的對日外交以英國為馬首。英國駐日公使歐爾柯克眼看日本國內的攘夷聲浪日漸高漲,便打算趁這個機會,聯合西方各國共同以武力制裁長州藩,讓長州藩以及其他攘夷派見識西方武力的強大,並因而放棄攘夷的主張。
   
   　　1864年5月30日,英、美、法、荷結成軍事同盟。7月,幕府接獲四國的通知,內容是:20天以內,長州藩若不改變對外國船只的敵視態度,並保證將來外國船只經由下關海峽時的航行安全,四國將采取軍事行動。
   
   　　幕府對四國的通知當然做不出什麼有效的回應。因為幕府根本命令不動長州藩,況且,幕府還真希望四國能夠重重地“教訓”長州藩一頓呢。
   
   　　當時,長州藩士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正在英國留學。他們於1863年抵達英國以來,見識到西方文明的強盛,也了解攘夷根本是一件愚蠢的事,現在突然接獲英、美、法、荷四國正准備聯合攻打長州藩的消息,知道長州藩一定不是四國的對手。伊藤博文與井上馨便顧不得繼續求學,趕緊束裝返國,打算說服長州藩決策層,要他們放棄攘夷,以避開這場必敗無疑的戰爭。
   
   　　兩人抵達橫濱港後,先與英國駐日公使歐爾柯克會面,要求四國聯合艦隊暫緩出發。歐爾柯克答應了。兩人又趕緊回到長州藩展開說服工作。可是面對毫無西方經驗的長州藩尊攘派,兩人的說服終告徒勞。
   
   　　1864年8月28日,四國聯合艦隊從橫濱港出發,前往長州藩。聯合艦隊由17艘軍艦組成,其中,英國軍艦9艘,炮164門,士兵2850人;法國軍艦3艘,炮64門,士兵1155人;荷蘭軍艦4艘,炮56門,士兵951人;美國軍艦1艘,炮4門,士兵58人。合計軍艦17艘,炮288門,士兵5014人。由英國海軍中將任聯合艦隊總司令,法國海軍少將任副總司令。
   
   　　講和條約
   
   　　9月5日,聯合艦隊開始攻擊。戰斗延續了4天,結果不問可知,長州藩慘敗,沿岸的炮台幾乎全毀。長州藩不得已,只好於9月14日與四國講和,並簽下講和條約如下:
   
   　　1.今後外國船只經過下關海峽時,長州藩必須和氣對待。
   
   　　2.長州藩必須將煤炭、水、食物以及其他的船上耗用品賣給經過的外國船。
   
   　　3.外國船在鄰近海上遇難時,可以登陸長州藩。
   
   　　4.長州藩不得建築新炮台,被四國聯合艦隊摧毀的炮台也不得修復。
   
   　　5.長州藩應對四國賠償,賠償的金額等四國公使議定後再通知。
   
   　　講和條約的第5項賠償問題,本來規定由長州藩支付,可是後來四國公使商量過後,卻認為長州藩之所以會在1863年6月25日實行攘夷,炮打外國船只,都是因為朝廷與幕府下的命令,因此這個責任必須由日本的中央政府——幕府來負,幕府必須賠償四國300萬美元(分6次繳納,每次繳納50萬美元,1年繳納4次)。四國代表並告訴幕府,如果幕府覺得這筆賠償金額太過龐大,而不願繳納,那也無妨,只要幕府答應將下關或瀨戶內海沿岸一處適當的港口開放給外國船只,那就可以免付這筆賠款。結果,幕府因為害怕開港又會引來朝廷的指責,因而寧願選擇賠款。
   
   　　前面曾經提過“薩英戰爭”結束之後,英國向薩摩藩要求25000英鎊的賠償,結果這筆錢是由幕府代墊。現在長州藩與四國之間的戰後賠償,仍舊是由幕府掏腰包。幕府由於身背著“中央政府”(雖然一點兒也沒有中央政府的權威)的名義,因而不得不替薩摩藩與長州藩惹出來的麻煩負賠償責任,幕府可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四國聯合艦隊挫敗長州藩之後,長州藩內部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那就是原先強烈主張攘夷的志士當中,很多頭腦轉得比較快的人察覺到攘夷的不切實際。他們坐下來一面聆聽伊藤博文與井上馨的西方經驗,一面冷靜地思考日本的未來。
   
   　　如同“薩英戰爭”讓薩摩藩的尊攘派得到了反省的契機一樣,四國聯合艦隊也讓長州藩放棄了幼稚的攘夷主張。如果沒有這樣的改變,薩摩藩與長州藩不可能在日後的明治維新擔起最重要的角色。如果沒有這樣的改變,日本的尊攘派或許會以愛國為名,替自己的國家惹來天大的災難。
6. tang3 說道: 無題

   2012-10-19 00:01:05

   第五章 幕府與長州藩的戰爭
   
   　　幕府要求各藩出兵共同討伐“朝敵”長州藩,可是大多數的藩卻不願意參與這場戰爭,征長軍開始發動攻擊後,長州藩幾乎無役不勝。
   
   　　第一次征長戰爭
   
   　　現在我們再把焦點轉到幕府討伐長州藩一事。在幕末史上,幕府前後討伐了長州藩兩次,一次是在1864年“禁門之變”之後,另一次是在1866年。因此,1864年的討伐就稱為“第一次征長戰爭”,1866年的討伐就稱為“第二次征長戰爭”。
   
   　　在“第一次征長戰爭”之中,薩摩藩的西鄉隆盛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我們曾經提過,西鄉隆盛於1858年抱著月照和尚躍入錦江灣自殺,結果月照死了,西鄉隆盛卻於3天後蘇醒過來。後來,由於幕府仍舊想緝捕西鄉隆盛,薩摩藩便幹脆把西鄉流放到九州南方的奄美大島,以免麻煩。1862年,島津久光允許西鄉回薩摩藩,可是西鄉與島津久光合不來,惹火了島津久光,因而又被流放到外島。
   
   　　然而,西鄉隆盛在薩摩藩士之中頗受愛戴,大久保利通等人也極力勸島津久光重用西鄉,因此島津久光便又於1864年將西鄉召回薩摩藩,並派遣西鄉前往京都負責統帥京都的薩摩藩兵。
   
   　　“禁門之變”一役,京都的薩摩藩兵在西鄉的指揮下,驍勇善戰,痛擊長州藩兵。因此,幕府決定出兵討伐長州藩時,西鄉隆盛便被任命為征長軍的總督參謀。而且由於征長軍總督德川慶勝非常信任西鄉隆盛,大大小小的事都交由西鄉負責處理,因此征長軍的實際大權可說操在西鄉手裡。
   
   　　西鄉隆盛任掌總督參謀之後,立刻派遣密探潛入長州藩收集情報,因而得知長州藩對如何應對幕府討伐一事內部分成兩派,即武備恭順派與單純恭順派。武備恭順派認為表面上可先派人與征長軍作政治談判,暗中卻加緊充實軍備,一旦談判破裂,便不惜一戰;單純恭順派則認為長州藩經過“禁門之變”與四國聯合艦隊炮轟下關炮台兩役之後,元氣大傷,很難打贏這場仗,因此無論付出什麼代價,都得與征長軍達成和解。
   
   　　其實,征長軍這邊也有一個困難。那就是幕府雖然下令各藩出兵討伐長州藩,可是大多數藩卻覺得這場戰爭“事不關己”,而且一旦出兵,就得擔付龐大的軍事費用,因此大都表現得意興闌珊,能夠敷衍就盡量敷衍。
   
   　　“不戰而勝”的戰略
   
   　　因此,西鄉隆盛在權衡這兩種情況(長州藩內部意見分歧與各藩缺乏戰意)之後,覺得與其和長州藩硬碰硬,掀起一場大戰,而落得國困民窮的結局,倒不如采取“不戰而勝”的戰略。
   
   　　征長軍15萬人已經對長州藩布好包圍陣勢,並定12月16日為總攻擊日。西鄉隆盛趕緊在總攻擊發動之前,通過種種關系向長州藩的決策層告知征長軍的意向,亦即,只要長州藩能以具體行動表示出低頭認罪的誠意,征長軍便馬上停止攻擊計劃。
   
   　　西鄉隆盛的戰略果然奏效。12月9日,長州藩向幕府表達恭順之意,命令“禁門之變”時率兵北上的3名家老切腹自殺,以及處死了4名參謀。之後,還派人把3名家老的首級送到廣島的征長總督大本營。征長總督大本營收到首級後,便下令各藩暫緩攻擊。
   
   　　征長軍雖然暫時停止攻擊計劃,可是還沒有撤軍。征長軍總督德川慶勝與西鄉隆盛商議後,對長州藩提出了3項撤軍條件,即:
   
   　　一、長州藩主毛利敬親父子必須親筆寫一封謝罪書。
   
   　　二、長州藩必須拆毀其最重要的城堡山口城。
   
   　　三、“八•一八政變”後逃到長州藩的五位尊攘派公卿(本來有七位,其中一位已離開長州藩,另一位病死)必須移送到其他藩。
   
   　　長州藩接獲了這三項的撤軍條件後,立即實施了前兩項,第3項則由於5位公卿與長州藩諸隊的反對,而無法實行。
   
   　　諸隊又稱為有志隊。前面曾提過,1863年7月,長州藩因實行攘夷,而遭受美艦與法艦的報復攻擊。事後,藩政府覺得必須創設一支強力的軍隊,因而命令高杉晉作(吉田松陰的門生,尊攘派志士的首領之一)組織。這支軍隊叫做奇兵隊。為什麼叫奇兵隊呢?因為在江戶時代,打仗是武士的義務,也是權利,一般民眾根本與槍劍無緣,可是奇兵隊的成員卻不限於武士身份,士農工商任何人都可加入,因而叫做奇兵隊。
   
   　　之後,類似的軍事組織陸續誕生,有膺懲隊、游擊隊、集義隊、義勇隊、八幡隊、南園隊、御楯隊、鴻城隊、第二奇兵隊、力士隊等等。這些隊總稱為諸隊,是長州藩的軍事主力。
   
   　　西鄉隆盛得知長州藩之所以無法答應將五卿移往他藩,最大的阻力是在於諸隊的反對,因此便決定親自前往長州藩說服諸隊。西鄉隆盛的這個舉動風險極大。為什麼呢?因為長州藩對薩摩藩懷有極深的敵意。1863年的“八•一八政變”是薩摩藩與會津藩聯手將長州藩趕出京都,1864年的“禁門之變”又是薩摩藩與會津藩、桑名藩等合力擊垮長州藩。長州藩的尊攘派志士對薩摩藩與會津藩可說恨之入骨,有些志士還在木屐的底面寫上“薩賊會奸”四字,天天踐踏?以泄心頭之恨。
   
   　　西鄉隆盛不僅是薩摩藩士,而且還是這回征長軍的總督參謀,以這樣的身份竟然敢深入虎穴,要求對方讓步,西鄉隆盛的膽子的確大得驚人。西鄉周遭的人自然一再地勸他不要冒生命危險前往長州藩。可是西鄉卻說:
   
   　　“他們不敢殺我,殺了我只會使他們的處境更糟。”
   
   　　西鄉隆盛真的有把握長州藩那群血氣方剛的志士不敢殺他嗎?或者是當年他打算與月照一同殉死,卻一人獨活之後,便將死生置之於度外?甚至在潛意識裡,一直在尋找死亡的機會,以解脫對月照的愧疚?
   
   　　1865年1月8日,西鄉隆盛帶著兩名手下,前往長州藩諸隊的大本營——下關,與諸隊的首領高杉晉作、山縣有朋等人會面,展開說服工作。
   
   　　西鄉隆盛的勇氣與誠意感動了對方。結果,雙方達成妥協,亦即,征長軍先撤兵解散,長州藩再將五卿移送到築前藩。
   
   　　1月14日,征長軍總督德川慶勝下令撤兵。就這樣,“第一次征長戰爭”根本沒有開打,便已落幕。
   
   　　這樣的結局產生了兩個影響,一個是原本想重重教訓長州藩的幕府,覺得這樣的結局太過便宜了長州藩,因而仍舊想找個機會再度討伐長州藩。另一個影響是,長州藩原本對薩摩藩懷有極深的敵意,可是這回在西鄉隆盛的縱橫折沖下,長州藩只付出了少許的犧牲,便得以免去一場浩劫,因而不但對西鄉隆盛個人產生了好感,也大幅降低了對薩摩藩的敵意。長州藩對薩摩藩的這種態度上的改變,可說是給未來兩藩聯手倒幕的歷史性壯舉埋下了種子。當然,這顆種子是西鄉隆盛埋下的——即使他當時並不一定有這樣的企圖。
   
   　　關系的改善
   
   　　現在我們再把焦點移到長州藩。前面曾經提到,征長軍包圍長州藩時,長州藩內部分裂成“武備恭順派”(原來的尊攘激進派)與“單純恭順派”(保守派)。結果,“單純恭順派”取得優勢,掌握政權,並對“武備恭順派”進行鎮壓。可是沒有多久,以高杉晉作為首的“武備恭順派”便展開反擊,打敗“單純恭順派”,重掌政權。
   
   　　長州藩由“武備恭順派”掌握政權後,與幕府的關系更加對立。“武備恭順派”也知道幕府對“第一次征長戰爭”的結局極為不滿,絕不會就此罷休,因此為了應對即將來臨的第二次戰爭,長州藩必須趕緊進口大量的西方槍炮才行。
   
   　　可是“禁門之變”之後,長州藩成了“朝敵”,幕府便以此為理由,要求各國不得賣武器給長州藩,長州藩只好靠走私進口武器。然而走私畢竟是偷偷摸摸,數量上無法滿足長州藩的需求。
   
   　　就在長州藩陷入這個困境時,薩摩藩伸出了援手。
   
   　　薩摩藩與長州藩原本是敵對關系,可是後來由於下列幾個原因,而使得雙方的關系由敵對而轉趨友好,並且由友好而升級成結盟。
   
   　　第一,長州藩原本強烈主張攘夷倒幕,可是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前往英國留學之後,發現攘夷根本不可行,加上四國聯合艦隊以“實力”讓長州藩的尊攘派志士覺悟攘夷的不切實際。之後,攘夷的聲浪在長州藩便愈來愈小,取而代之的是開國倒幕的主張。
   
   　　另一方面,薩摩藩原本主張公武合體,並無意推翻幕府,可是“參預會議”的瓦解證明公武合體路線行不通,薩摩藩因而逐漸趨向倒幕。此外,“薩英戰爭”的結果也讓薩摩藩內的尊攘派明白攘夷的不切實際。結果,薩摩藩也和長州藩一樣,趨向於主張開國倒幕。
   
   　　雙方的意識形態由歧異而轉為相近,這是關系改善的一大原因。
   
   　　第二,如前所述,西鄉隆盛為長州藩化解一場浩劫,同時也化解了彼此的敵意。
   
   　　第三,土佐藩士阪本龍馬與中岡慎太郎從居中調和。
   
   　　幕末的志士大致可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依附於藩體制,借用藩的力量來達成自己的理想的志士;另一種是離開藩,單槍匹馬(當然,他們也會結交志同道合的志士)地投入政治活動的志士。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人屬於前者,阪本龍馬則是後者的代表。
   
   　　體制型的志士由於參與現實政治的運作之故,格局往往較大,思考也較具彈性;相反的,非體制型的志士由於遠離現實政治之故,格局通常較狹隘,思考也較一廂情願,他們所能幹的“大事業”很難超越“天誅”的層次。
   
   　　有洞見的阪本龍馬
   
   　　阪本龍馬(1835~1867年)卻是極少數的例外之一。他雖然屬於非體制型志士,格局之大與思考之全面並不亞於任何一位體制型志士。他的思想總是能隨著他的人生歷練而不斷成長。有這麼一則有趣的傳說。
   
   　　有一回,阪本龍馬看見一位志士腰間佩掛著一柄很長的武士刀,便從懷裡掏出一把匕首,說:
   
   　　“真正在緊急的時候,長刀反而礙事,倒不如匕首來得輕便靈活。”
   
   　　過了一段期間後,阪本龍馬再度碰見那位志士,發現對方果然接受了自己的建議,舍棄長刀,改帶匕首。不料,阪本龍馬又從懷裡掏出一把手槍,說:
   
   　　“刀子已經落伍了,這個才是最好的防身武器。”
   
   　　又過了一段期間,阪本龍馬又碰見那位已經改佩手槍的志士,這回阪本從懷裡掏出一本《萬國公法》,說:
   
   　　“時代不同了,你們這些動不動就想用武器解決問題的人,遲早會被淘汰掉,今後?時代必須靠這個。”
   
   　　這則傳說由於情節太過巧妙,是否真有其事很令人懷疑,不過卻也頗能描繪出阪本龍馬洞徹時代變遷並立即拋棄舊想法的卓越能力。
   
   　　阪本龍馬是土佐藩一位鄉士的次男。1853年,18歲時,他前往江戶,拜在北辰一刀流千葉定吉的門下,修習劍術。這年剛好是佩裡艦隊來航的那一年。阪本龍馬在當時寫給父親的家書中,有這麼一段話:
   
   　　異國船只接踵而來,近期內或許會爆發戰爭。屆時,我希望能砍下異國人的頭顱,以榮歸故裡。
   
   　　由此可見,阪本龍馬當時的思想層次與一般尊攘志士並沒什麼兩樣。可是翌年(1854年),他回到土佐藩並認識了儒學者兼畫家的河田小龍後,視野便寬廣起來。
   
   　　土佐藩有一名叫中濱萬次郎的漁夫,於1841年出海捕魚時遇難,經過半年的海上漂流,被一艘美國的捕鯨船救起,並送到美國。中濱萬次郎在美國接受了英語、數學、航海術、測量術等的教育後,於1850年回到日本。
   
   　　河田小龍得知這件事後,便去拜訪中濱萬次郎,詳細詢問中濱萬次郎在美國的所見所聞,並以此寫成一本書《漂巽紀略》。
   
   　　此外,河田小龍還於1854年奉土佐藩之命,前往最熱心於研究西方科技的薩摩藩,參觀那裡的反射爐、熔礦爐等設施。
   
   　　因此,阪本龍馬認識了河田小龍之後,便從河田那獲得很多海外知識以及薩摩藩發展西方科技的狀況。這些知識開拓了阪本龍馬的視野,讓他的心不再只專注於修習劍道以及“砍下異國人的頭顱”。
   
   　　第二個影響阪本龍馬的人是勝海舟(1823~1899年)。
   
   　　勝海舟於22歲時拜在蘭學者永井青崖的門下,學習蘭學。佩裡艦隊來航時,勝海舟上書老中阿部正弘,主張開國貿易,因而受到阿部正弘的賞識,任用為幕府的翻譯官。接著,又被幕府派遣到長崎的海軍傳習所,接受荷蘭人的訓練,而學得西方船艦的航海技術。1860年,幕府為了與美國交換通商條約的批准書,派遣使節赴美,並由勝海舟率領“鹹臨號”護航。勝海舟返國後,官愈做愈大,而於1862年升任軍艦奉行(相當於海軍總司令)。
   
   　　由上述經歷也可得知,勝海舟是幕府官僚中極少數具有西方經驗的開明人物,因此他對幕府的封閉守舊習氣也深為不滿。當他從美國返日後,幕府的幾位老中把他叫去,問道:
   
   　　“美國與日本,什麼地方最不一樣?”
   
   　　勝海舟想了一想,回答道:
   
   　　“最不一樣的是,在美國,擔任政府要職的人都是有能力的人。”
   
   　　言下之意,幕府中擔任要職的高官都是靠家門世襲,以至於沒有能力的人也能掌握大權。
   
   　　由於勝海舟的西方色彩濃厚,又主張開國貿易,因此被部分尊攘志士戴上了“奸賊”的帽子。1862年,阪本龍馬與另一名志士千葉重太郎一起去拜訪勝海舟。名為拜訪,其實是想探知勝海舟是否如傳言所說的出賣日本的奸賊。如果真如傳言所說,就打算當場把對方刺死。
   
   　　主客坐定後,勝海舟開門見山,說:
   
   　　“兩位大概是來殺我的吧!”
   
   　　阪本龍馬與千葉重太郎嚇了一跳。勝海舟不等對方答話,繼續說:
   
   　　“不過,在殺我之前,請先聽聽我對時局的一些看法。”
   
   　　阪本龍馬與千葉重太郎此時殺氣盡失,只是點點頭。勝海舟繼續說:
   
   　　“你們主張攘夷,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如何殺洋人,如何把他們統統趕出日本。這樣的想法太膚淺了。想想看,你們的劍術再高超,能夠抵擋人家的堅船利炮嗎?光憑血氣之勇成不了什麼大事。真正要攘夷的話,首先必須充實國力,添購軍艦,培養能夠操縱軍艦的人才。這樣才是救國之道。你們反幕府,老實說,我也覺得幕府不會有什麼大作為,將來日本還得靠你們這些年輕人去振興。所以,別再浪費精力做無益的事了。”
   
   　　阪本龍馬曾經從河田小龍那兒獲得一些海外知識,因此馬上就能了解了勝海舟一番話的意義。他感動地低下頭,雙掌平貼榻榻米,說:
   
   　　“先生的一席話真如暮鼓晨鍾,令人茅塞頓開,請收我為弟子,以便時時聆聽先生卓見。”
   
   　　於是,從這天開始,阪本龍馬成為勝海舟的入門弟子,跟著勝海舟學航海技術。當時,他在寄給家中姐姐的一封信裡,提到這件事時,這麼寫道:
   
   　　“今天,我成為全日本最了不起的人物勝海舟的弟子。”
   
   　　由此可見阪本龍馬對勝海舟是如何地折服。
   
   　　薩長同盟
   
   　　1863年,幕府在神戶設立海軍操練所(海軍學校),由勝海舟擔任校長,阪本龍馬擔任學生長。可是勝海舟的辦校理念與幕府的不合,勝海舟打算替“日本”培養出一群海軍人才,幕府卻意在培養“幕府”自己的海軍人才。更令幕府不滿的是,勝海舟所招收的學生當中,有很多是持反幕立場的尊攘志士。因此,幕府便於1864年解除勝海舟的職位,並關閉海軍操練所。
   
   　　當時,海軍操練所中有不少學生是阪本龍馬介紹進去的,操練所關閉之後,這些學生一時不知何去何從。阪本龍馬覺得大伙的航海技術才學得一點皮毛就要解散,未免可惜,便透過勝海舟的安排,與薩摩藩達成協定,亦即,薩摩藩答應借一艘船給阪本龍馬,由阪本龍馬以及舊海軍操練所的一部分學生在長崎設立一家海上運輸公司。這樣,阪本龍馬等人便可以一邊做生意,一邊學習航海技術。條件是,這家運輸公司的盈利必須分一部分給薩摩藩。
   
   　　1865年7月,運輸公司“社中”成立後,阪本龍馬開始進行他的另一個大計劃,那就是促成薩摩藩與長州藩這一對冤家握手言歡。
   
   　　如前所述,“第一次征長戰爭”之後,長州藩急於購買西方槍彈,可是又受限於幕府的嚴密監視,而找不到門路。於是,阪本龍馬便取得薩摩藩與長州藩的同意,以薩摩藩的名義向外國軍火商購買武器,再由“社中”的商船運到長州藩。另外,長州藩也答應通過“社中”把米糧賣給薩摩藩。
   
   　　阪本龍馬促成薩摩藩與長州藩的經濟合作關系後,接著又著手促進雙方達成政治合作。與阪本龍馬聯手進行這項計劃的是中岡慎太郎。
   
   　　中岡慎太郎與阪本龍馬一樣,也是土佐藩出身的志士。1863年“八•一八政變”發生之時,他正在京都從事尊攘運動,政變之後,他便跟著七卿逃到長州藩。
   
   　　阪本龍馬與薩摩藩很熟,中岡慎太郎則在長州藩的尊攘志士間擁有廣泛的人脈,而且相對於薩摩藩與長州藩而言,阪本與中岡都是第三者,因此這兩人可說是居間促成薩摩藩與長州藩達成政治合作的最佳和事佬。
   
   　　於是,在阪本龍馬與中岡慎太郎的奔走折沖下,1866年3月7日,薩摩藩的代表與長州藩的代表在京都的薩摩藩藩邸舉行了一場歷史性的密會。薩摩藩的代表是西鄉隆盛與小松帶刀(薩摩藩家老),長州藩的代表是木戶孝允,居間作見證人的是阪本龍馬。結果,雙方達成了6項協定。
   
   　　1.長州藩若與幕府發生戰爭,薩摩藩便立刻派2000兵士前往京都,派1000兵士前往大阪,控制這兩地的情勢。
   
   　　2.長州藩若在戰爭中居於優勢,薩摩藩應盡量向朝廷說長州藩的好話。
   
   　　3.萬一長州藩居於劣勢,薩摩藩應盡力予以援救。
   
   　　4.幕府若還未開戰便撤兵(和“第一次征長戰爭”一樣),薩摩藩應上奏朝廷,解除長州藩的冤罪(長州藩此時還是“朝敵”)。
   
   　　5.如果德川慶喜、京都守護職、京都守護職等幕府勢力挾持朝廷,百般阻撓薩摩藩對朝廷的說項工作(為長州藩洗刷冤罪),薩摩藩便與幕府翻臉,向其宣戰。
   
   　　6.長州藩的冤罪若得以解除,今後薩長兩藩應真心誠意地為振興皇國、恢復皇威而攜手努力。
   
   　　1866年3月7日的這場密會,以及密會中所達成的六項協定,史稱“薩長同盟”。“薩長同盟”充分顯示了幕末志士的成長。過去他們只具血氣之勇,腦中想的只是要攘夷,誰反對攘夷,就幹掉誰,經過幾番挫折後,他們懂得坐下來冷靜地規劃未來——戰爭發生時怎麼辦?不發生時怎麼辦?打贏時怎麼辦?打輸時怎麼辦?所有可能的結局都列入他們的考慮。這種縝密的態度哪裡是過去不惜犧牲生命也要硬幹到底的尊攘志士所可比擬?
   
   　　薩摩藩與長州藩這兩大雄藩的結盟,固然是由阪本龍馬與中岡慎太郎從中協調湊成,可是如前所述,如果沒有西鄉隆盛在“第一次征長戰爭”時對長州藩的寬大處置,以及這兩藩在政治主張上的趨於一致,很難產生這樣的結果。
   
   　　第二次征長戰爭
   
   　　薩長兩大雄藩的結盟對幕府是一項非常大的威脅,可是幕府卻毫不知道這件事,而且正興致勃勃地准備發動“第二次征長戰爭”。
   
   　　1865年6月,幕府宣布由將軍德川家茂親自率兵征討長州藩。為什麼要由將軍親自出馬呢?因為幕府認為上次征討長州藩時,將軍沒有親征,長州藩便乖乖臣服,這次由將軍親征,聲勢更為浩大,必定更容易讓長州藩低頭認罪。至於征討長州藩的理由,幕府只是很曖昧地宣稱“因為長州藩圖謀不軌”。顯然是個相當牽強的借口。
   
   　　6月9日,由將軍率領的征討軍浩浩蕩蕩地從江戶出發,7月,抵達京都。將軍進宮向天皇報告此次出兵征討長州藩的理由後,前往大阪,並以大阪為大本營。
   
   　　幕府接下來的動作就是要求各藩出兵共同討伐“朝敵”長州藩。可是大多數的藩卻不願意參與這場戰爭,因為他們認為:
   
   　　一、幕府征討長州藩的理由太過牽強。
   
   　　二、出兵的話,需要花費龐大的軍事費用,嚴重影響藩的財政。
   
   　　三、幕府若贏得這場戰爭,便會造成幕權的高漲,而強化對各藩的控制。
   
   　　此時,薩摩藩的意向廣為各方注目。為什麼呢?因為薩摩藩是武力最強大的雄藩,只要薩摩藩願意與幕府並肩作戰,即使其他藩采取中立,幕府依舊有十足的勝算。然而,薩摩藩已經和長州藩密結同盟,怎會答應幕府的要求呢?
   
   　　幕府老?板倉勝靜為了說服薩摩藩參戰,命令薩摩藩邸派一位重臣到大阪城會談。大久保利通知道後,便自願赴會。兩人見了面,板倉勝靜自然是開口要求薩摩藩出兵,大久保利通卻假裝患了耳疾而誤聽對方的話,說:
   
   　　“什麼!幕府要討伐薩摩藩?薩摩藩到底犯了什麼罪?”
   
   　　板倉勝靜被大久保利通的這個突來的奇招弄得手足失措、思緒大亂,趕緊解釋道:
   
   　　“不,不是要討伐貴藩,是要討伐長州藩。”
   
   　　大久保利通依舊板著臉孔,說:
   
   　　“那也不成,幕府攻打長州藩是一種私斗的行為,名不正,言不順。這種莫名其妙的戰爭,敝藩一名兵士也不出!”
   
   　　兩人自然不歡而散。
   
   　　5月28日,大久保利通向幕府提出正式的出兵拒絕書。板倉勝靜以沒有薩摩藩主的具名為由,退回出兵拒絕書。於是大久保利通又以薩摩藩主的名義,提出拒絕書。板倉勝靜收到後,暴跳如雷,怒責大久保利通說:
   
   　　“薩摩藩離這兒那麼遠,書信往返起碼也得花一個月,怎麼可能兩三天內就接到薩摩藩主具名的拒絕書?”
   
   　　大久保利通神色不改,說:
   
   　　“敝藩主已經全權委任我處理此事。”
   
   　　板倉勝靜辯不過大久保利通,卻仍舊退回拒絕書。大久保利通也不示弱,再度提出拒絕書,如此一來一往好幾回,板倉終究奈何不了大久保,而不得不放棄說服工作。
   
   　　薩摩藩的拒絕出兵嚴重打擊了征長軍的士氣。新撰組的隊長近藤勇前往廣島與長州藩的使節會談後,向會津藩作了如下的報告:
   
   　　“長州藩的使節表面上裝作很恭順的姿態,骨子裡卻懷著決一死戰的打算。他們不會同意任何的讓步。至於幕府軍方面,雖然大軍接踵而至,可是毫無士氣可言,每個兵士都在采購禮品,期盼早日撤軍返鄉。在這種情況下開戰的話,我方一點兒勝算也沒有。因此,如果長州藩願意在形式上低頭認罪,幕府最好不要再追究。”
   
   　　連以豪勇見稱的近藤勇都如此不看好幕府的征長軍,這場仗的結果如何可想而知。
   
   　　果然,征長軍於1866年7月18日開始發動攻擊後,長州藩幾乎無役不勝。長州藩的勝因主要有下列三點:
   
   　　1.長州藩軍的武器配備大多是這幾年從西方進口的新式槍炮,幕府軍的武器配備則極為老舊。
   
   　　2.長州藩軍擁有多次的對外作戰與內戰的經驗,幕府軍則多半無作戰經驗。
   
   　　3.長州藩軍擁有明確的作戰目的,士氣旺盛,幕府軍則不知為何而戰,士氣低落。
   
   　　就在幕府軍節節敗退的時候,1866年8月29日,坐鎮在大阪的將軍德川家茂因腳氣病發作而去世,時年20歲,將軍在任期間為8年多(1858~1866年)。
   
   　　征夷大將軍
   
   　　第14任將軍德川家茂去世後,德川慶喜成為幕府內部一致認同的最佳繼任人選。當年為了將軍繼嗣問題,支持德川家茂的“南紀派”與支持德川慶喜的“一橋派”演出了一場激烈的政治斗爭。結果,“一橋派”慘敗,德川慶喜不但當不成將軍候補,而且還被井伊直弼列入整肅的對象。如今,物換星移,周遭的每個人都要他繼承德川宗家與將軍職位,此時,他反而有點兒猶豫。
   
   　　如果8年前由德川慶喜擔任第14任將軍,或許還有一番作為,可是8年後,局勢已經變得非常險惡,誰出來擔任將軍,誰就得收拾這個爛攤子。聰明的德川慶喜不會看不出這個情況。可是,他不出來收拾,誰出來收拾呢?
   
   　　在周遭的苦勸下,德川慶喜終於答應了繼承德川宗家,可是對將軍一職卻一直不肯答應接受。
   
   　　這是德川慶喜以退為進的戰略。首先他得擺出堅決拒絕將軍一職的姿態,如此一來,幕府內部甚至朝廷必然會以大局為重為由苦苦相求,屆時,他便可以開出接受將軍一職的條件,亦即,他一旦上任,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改革,任何人包括老中都不得反對。
   
   　　果然,一切如德川慶喜所預料,老中們不得不答應他開出的條件。1867年1月10日,天皇任命德川慶喜為征夷大將軍。
   
   　　德川慶喜擔任第15任將軍後,大刀闊斧地實施了很多政治與軍事上的改革,讓人耳目一新。薩摩藩與長州藩等倒幕派看到這個情形,無不憂心忡忡。長州藩的志士領袖木戶孝允還禁不住贊歎道:
   
   　　“德川慶喜的膽略實在不容小看,簡直是德川家康再世。”
   
   　　然而,德川慶喜再怎麼英明,時機畢竟已經太晚。他的種種改革只是德川政權200多年來最後的回光返照罷了。歷史當然不會有“如果”,可是,如果當年“一橋派”能贏得政爭,讓德川慶喜擔任第14任將軍,他必然會重用島津齊彬、橋本左內之類的智慧人物,協助他進行種種改革,那日本的近代史又會是何種面貌呢?
   
   　　德川慶喜繼承德川宗家後,本來打算親自前往前線征討長州藩,後來獲知戰況極為不利的消息後,便打消此意,並以將軍德川家茂去世為理由,請朝廷下旨宣布停戰。就這樣,德川家茂的去世給了幕府一個很好的下台階。本來這場仗如果繼續打下去的話,幕府軍最後必然得丟盔棄甲落荒而逃,這對幕府的權威自然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堂堂幕府居然打不過一個小小的外樣藩。因此,德川家茂恰好在這個節骨眼去世,可說是替幕府維持了一點顏面。這或許是德川家?對幕府所做出的最大的貢獻吧。
   
   　　1867年1月30日,也就是德川慶喜擔任將軍後的第20天,這回換孝明天皇去世,時年35歲。後繼者是年僅十五歲的明治天皇(1852~1912年)。
   
   　　根據御醫的診斷,孝明天皇是死於包瘡,然而,當時的朝廷內外卻流傳著天皇是死於毒殺的謠言,而且還有人指名道姓,認為是岩倉具視下的手。
   
   　　究竟孝明天皇的真正死因是什麼?若是他殺,凶手又是誰?直到現在這依舊是個謎。不過,按照常理推斷,倒幕派或倒幕派的岩倉具視的確有毒殺孝明天皇的動機。動機有兩個:
   
   　　一、倒幕派主張推翻幕府,可是孝明天皇完全沒有此意,他寧願維持現狀,也就是由幕府負責實際政務。因此對倒幕派而言,孝明天皇的存在是一大障礙。若能除掉孝明天皇,繼任者是年僅15歲的明治天皇,對倒幕不倒幕根本沒有任何成見,而且明治天皇的外祖父中山忠能主張倒幕,將來不難透過中山忠能策動明治天皇偏向倒幕。
   
   　　二、倒幕派此時已傾向開國主張,而孝明天皇卻是個頑固的鎖國攘夷論者。開國或攘夷,這個決定日本未來命運的重大選擇,雙方的想法南轅北轍,毫無交集。若能除掉孝明天皇,問題便迎刃而解。
   
   　　因此,不論孝明天皇的死因是什麼,他的死有利於倒幕派,而不利於幕府。
7. tang3 說道: 無題

   2012-10-19 00:06:08

   轉貼自：
   
   data.book.hexun.com/book-4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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