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何偉:一個美國人記錄的中國普通人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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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4-13 11: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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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偉:一個美國人記錄的中國普通人十年
2011-04-13 08:24 南方都市報

  離浸泡野豬仔的白酒壇幾米以外的地方,就是佛教神龕;兩瓶威士忌,與魏子淇幾年前從長城拆毀的明代信號炮比肩而立,還有一幅魏子淇入黨後村黨支部發的紀念懷柔基礎設施建設成就的日歷。

  ———有時候,何偉和魏家人圍著桌子吃飯的時候,禁不住感歎:“這樣的世界,有誰能夠看得明白。”

  南都記者 馬金瑜 發自四川涪陵

  在已經搬空的廠房裡,到處都是胸罩調節環:黑的,紅的,彎折的,破損的,一大堆襯骨像吸管一樣纏繞在一起。以前曾經種植水稻、小麥或者采摘橘子的手,現在生產這些薄如剃刀的胸罩襯骨,和重量只有0.5克的胸罩調節環。而生產胸罩調節環的機器,產生於一位四川鄉下來的工人劉宏偉憑借驚人記憶力描繪的圖紙———這種最早來自歐洲的機器,20世紀70年代漂洋過海來到台灣,再於90年代西渡海峽來到中國福建,然後被秘密復制到浙江麗水。

  這是今年2月9日《紐約客》記者何偉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講台上所作報告的一部分。

  報告中那位記住機器構造並仿制出來的工人劉宏偉具有了傳奇的色彩,何偉將他與19世紀初同樣會這一手的弗朗西斯凱博羅威爾相提並論。那一時期,美國社會蒸蒸日上,而英國人把卡特萊特水力織布機的設計圖紙看管得十分嚴實。不過,羅威爾冒名參觀了曼徹斯特的作坊,回到馬薩諸塞後,憑著照相機一樣的記憶力把那台機器組裝了出來。他所在的公司由此成為了美國紡織業的基礎。

  報告中也有這家工廠中以勵志圖書為引路哲學的工人小龍,他來自貴州省一個貧困的小村子,他的精神導師們包括了孔子、耶穌、洛克菲勒、毛澤東。他像許多麗水人民一樣———務工者、老板們、創業者們———搜尋那些具有美國主題的勵志書籍,他們的好奇心永無止境。何偉將他們比作“中國版本的工業革命”中完全可以跟狄更斯筆下的那些人物媲美的“普通人”,“他們在自主發明方面具有天資,他們踐行著沒有任何限制的資本主義模式,這樣的模式對於任何美國歷史學家來說都一眼能夠識別出來。”

  一截鋼絲,是浙江麗水的胸罩調節扣制造廠留給何偉的紀念品,和這截鋼絲有關的故事,被他寫進了《尋路中國》———這部記敘何偉2001年-2007年駕車漫游中國鄉村和城鎮所見所聞的書,見證了中國人由農業到工業再到商業,從鄉村變身城市的發展,何偉認為,“這正是1978年改革以來中國所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化。”

  無論是作為一個記者還是一名作家,何偉都認為自己是幸運的,從1997年到2007年,這是鄧小平去世後的第一個10年,也是何偉在中國的十年,何偉看到的是:“在這十年中,中國歷史的面貌開始變化,中國巨變的推動者變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農民,邊學邊幹的企業家,他們的能量和決心是過去這十年的決定因素。”從《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尋路中國》,何偉講述的都是他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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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懷念故鄉 說道: 無題

    2011-04-13 11:50:35

    ZT

    2

    “後毛澤東時代”年輕人

      1996年,何偉作為美國志願者組織和平隊的一員被派往中國,在四川涪陵師范學院任教,負責教授英美文學。學生們對文學動輒進行政治解讀,何偉十分無奈,他將自己的學生稱為“後毛澤東時代”長大的中國人———幾乎都來自農村,他們的父母許多都目不識丁,奶奶外婆有些還纏過足,許多學生都是他們村裡第一個大學生。

      何偉對中國最初的了解大多來自學生的作文,他們喜歡寫自己家裡的事情,堅忍和勤勞是他的學生共同關注的主題,國家大事經常讓他們感到困惑,“我是中國人,但我很難看清我們的國家。”一個名叫埃蕾的女生這樣寫道,“我相信許多年輕人像我一樣困惑。”

      “你是願意在尋常起伏中長壽而終呢,還是願意過上僅有20年的好日子然後西去呢?”某一天,他把這個假設性的問題拋給學生們,他的學生幾乎都選擇了前者,有幾個人說,他們家實在太窮了,他們不可能20年之後就去死。

      然而馬麗(音譯)選擇了那個短命而終的選項。只有19歲的她是班裡最小的學生。1997年的11月,她去了深圳的工廠做秘書,月薪870元人民幣,相當於105美元。馬麗每晚都會收聽深圳電台“夜空不寂寞”訪談節目,並且把節目主持人胡曉梅當成偶像。五個月之後,她打電話跟何偉說她加薪了,每月能掙到120美元。她的大部分老同學都在四川執教,每月大概能賺到40美元。

      何偉幾次前往深圳采訪馬麗,“橫空出世、急速暴富”,之後在《紐約客》發表的《新城女孩》(後收入《甲骨文》一書)中,何偉寫下了自己眼中的深圳。

      在完成“和平隊”的工作以後,2001年,何偉的《江城》出版。何偉作為記者繼續待在中國,並住了十多年。2008年5月,何偉給100多位學生發出了一份簡短問卷,借以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許多人都說他們的物質生活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學生們的反饋來自中國各個地方,從東部沿海的浙江到遠在西部的西藏。

      “當我問起他們最寶貴的財產時,70%的被調查者都認為是那些通常貸款買來的房產。還有一個人說的是他最近買的汽車。這些人依舊很樂觀,當問到對未來幸福感打幾分時(滿分為10分),他們回答的平均分為6.5.”

      當何偉問他們最擔心什麼。一些人提到了婚姻;一名女士寫道:“在中國,婚姻不再安安穩穩了,離婚已相當普遍。”但大家最擔心的似乎是抵押貸款。貝琳達寫道:“10年前,我擔心自己沒有一個美好、溫暖的家庭,現在我擔心還不起銀行貸款。”

      最後的安寺村

      2001年夏天,拿到中國駕照的何偉駕車前往青海,他准備為《美國國家地理》寫一篇旅途的故事。從山海關出發沿長城往西走,途經山西、內蒙古到陝西榆林,終於到達青海湖,兩個多月的時間,他進入“幾乎是前現代的中國”,第一次看見中國的西部村落,一路巨大的落差使得何偉產生了《尋路中國》的寫作想法,一條7年的道路從這裡開始。

      沿途何偉很少看見農民等著搭順風車,一般不出門,如果趕集會按他們既定的路線走。而搭車的人具有這樣的特征:見過一些世面,女人居多,她們穿戴整潔,一般穿著裙子和高跟鞋,頭發染得略顯暗紅,在車上直挺挺地坐著,後背不會靠著座椅。她們很少與人進行眼神交流,有問必答。通常情況下,“十來分鍾以後會問我從什麼地方來”,一次何偉搭載三個年輕人,“半個小時裡,什麼也不問我。”

      有時候,何偉一連走過好幾個被人遺棄的村莊,“人們對外出務工的誘惑幾乎難以抗拒,”在有些地方,人們離去得十分匆忙:石磨翻覆在地,泥土地板上散落著垃圾,房屋只剩下框架,與沉寂的墓碑比肩而立。土牆開始剝落,這些房子比明代的防御工事還要衰落破敗。每當看見這些空蕩蕩的村落,何偉就會對自己說:來晚了。

      在中國的北方,何偉開著車越往前走就越不明白,“這些村莊將會變成什麼樣子,二十年之後,誰還會住在那個地方?”他在各個村莊停車的時候,看到的只有老人、殘疾人和年齡很小的孩子,“在中國的農村,到處都有這樣的經典場景:很小的孩子,圍著一個走都走不動的大人,又蹦又跳。”

      在陝西靖邊附近的安寺村,一位拄著雙拐的老人讓其他6個孩子陪著何偉去看附近的長城。他一點都不關心何偉是誰,他要做什麼,這是何偉在北方農村的感覺———人們很少起疑心,他們邀請他進去喝茶或者吃飯。

      在駕車穿越這些即將消失的村鎮的過程中,何偉感到了些許的酸楚,“那是我瞥見的最後一線生機———最後的小鎮,最後的鄉村少年,也許還有最後的家庭,兄弟姐妹俱全的大家庭。鄉下人特有的誠實與信任,不會隨著遷居入城而繼續存在。世界上,陌生人受到毫不遲疑的歡迎,贏得孩子們的信任,這樣的地方並不常見。駕車離開安寺村的時候,我有些傷心。”

      魏子淇家的生活

      2001年,何偉開始在北京以北的農村尋找第二個家。“我希望找到一個這樣的地方,人們依舊在耕田種地,他們的生活節奏與農田時令合拍。”

      2002年春季的一天早晨,何偉找到了北京懷柔的三岔村,租下魏子淇家一個帶傳統土炕的鄉村別院。三岔村離北京市240公裡,核桃、板栗和榛子是村民的主要收入,年人均收入250美元。年輕人相繼搬離這裡,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個村子跌到了谷底,人口急劇減少,魏子淇成為村裡惟一的年輕人,留在村裡養家,他的兒子魏嘉是村裡唯一的小孩。

      為了掙錢,魏子淇先是養殖水蛭,失敗後又開始開客棧———隨著公路的鋪近,來自北京的汽車和游客越來越多,2003年,魏子淇和妻子曹春梅的客棧生意開始走上正軌。

      何偉注意到,首先變化的是魏子淇,他開始帶手機了,盡管村子裡還收不到手機信號。他開始注意起來,進城避免穿農民的裝束,他買了一套衣服,還買了適合城裡人穿著的鞋子:一雙價值三十多元的黑色皮鞋,商標名叫“意大利”,他還把鞋盒子放在家裡十分顯眼的堂屋。在村裡,跟大家一樣,他穿著草綠色膠鞋,不過每次去懷柔,他都會換上那雙“意大利”。

      魏子淇從務農轉成經商後,收入超過了3萬元,比前一年多了50%,但這個家庭的人都開始焦慮不安。魏子淇原來只是偶爾抽支紅梅煙,但現在一支接一支,晚上喝酒,妻子曹春梅問他哪裡不對勁,他說“隨時隨地感到很緊張”。入黨之後,魏子淇應酬變得多起來,經常很晚喝醉了回家,有時就倒在牆邊上。

      家庭的收入在增加,妻子曹春梅從中沒能夠得到什麼樂趣,她試著進城推銷自己做的玉米粉條,可沒有關系賣不掉,她很討厭在餐館裡剖魚和宰殺動物。有一次曹春梅聽到北京來的游客正在討論佛教,“每次,只要復雜的情況出現,他們都可以向佛祖求教。我覺得這個東西好。”曹春梅覺得北京游客帶來的經書也讓她感覺平靜了許多,沒過多久,她就在堂屋做了一個神龕,“請”來了兩尊塑像:觀音菩薩和財神爺。每天早上,曹春梅都要在塑像跟前點上幾炷香,然後擺上貢品:3個橘子,5個蘋果,3杯白酒。

      說到宗教,何偉認為,中國人還是非常實用主義的,人們信奉宗教的沖動,更多的是與尋求共同體有關,“在中國,急劇的變化讓很多人感到內心空虛,而移居和城市化則給社會結構帶來了巨大的變化,追求財富的新思想則好像很空洞,很容易使人倦怠。”

      因為很多農民都已離開大山,村莊周圍的土地越來越荒蕪。何偉住在三岔的幾年間,野豬開始變得常見起來。一年二月,魏子淇下套逮住了一只野豬,屠宰的時候他發現這只野豬已經懷孕,於是他把豬的胚胎割下來,泡在了白酒壇子裡,浸在清涼的液體中,“那玩意兒看上去可真像是個孩子的玩具———一只細小的白色豬仔。”何偉第一次看見這玩意的時候,極為震驚,連視線都無法收回,最後,他問了一句:“那個拿來做什麼?”

      “做藥。”魏子淇回答。在中國泡的藥酒中,何偉從來沒有見過白酒浸泡的哺乳動物。“我第一次看見這樣的動物制品,連村民們都覺得太毛骨悚然了。”這個罐子放在魏家的大屋子裡,離浸泡野豬仔的白酒壇幾米以外的地方,就是佛教神龕;兩瓶威士忌,與魏子淇幾年前從長城拆毀的明代信號炮比肩而立,還有一幅魏子淇入黨後村黨支部發的紀念懷柔基礎設施建設成就的日歷———有時候,何偉和魏家人圍著桌子吃飯的時候,禁不住感歎:“這樣的世界,有誰能夠看得明白。”

      為了讓兒子魏嘉身體健康,曹春梅和魏子淇不是讓孩子遠離垃圾食品,鍛煉身體,而是為孩子選了新的名字———通過電腦選取的“魏小淞”,計算機對這個名字及其未來前景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稱用上這個新名字之後,小男孩有望鴻運當頭,長命百歲,乃至大富大貴。

      魏子淇看不上他老婆的求神拜佛,他是村裡唯一看過三十幾本法律書的人,一心想競選村黨支部書記,暗地張羅一番後,還是失敗了。魏子淇喝酒喝得很厲害,並時常回憶起之前算命先生的話。後來他又修了一個水塘飼養虹鱒魚,為了確定那個地點修水塘最吉利,他請來開過天眼的人———這是魏子淇學到的又一樣東西,盡管他對堂屋裡的神龕視而不見,但再也不會把算命先生的警告當做耳旁風。

      “有時候,他們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兩個世界裡最糟糕的東西:最糟糕的現代生活,最糟糕的傳統觀念。”何偉在中國住得時間越久,就越擔心人們對快速變化所作出的反應。“我不反對進步。我明白,他們為什麼那麼急切地渴望擺脫貧困,我對他們願意努力工作,願意適應變化懷著一種深深的崇敬。但是,如果這個過程來得太快,是要付出代價的。”
  2. 懷念故鄉 說道: 無題

    2011-04-13 11:51:53

    ZT

    3

     浙江麗水的逐利者們

      2005年,溫州到金華的高速公路貫通後,何偉租車從溫州出發,走遍浙江的小鎮。以描述馬塞諸塞州Lowell鎮早期工業時代著稱的詩人John GreenleafW hittier曾寫過這樣的句子:“城市破繭而出,如同阿拉伯神話中的魔宮,就在一夜之間。”在發現浙江的“西藏”麗水時,何偉就有這樣的感受———“今天,中國這些工廠城也如同春筍般隔夜而出。人的力量勢不可擋:天不怕地不怕的創業者們,步履如飛的建築工人,年輕的移民。”

      它們如此相似,卻又如此不同,何偉寫道:“當美國的新興城鎮剛剛開始成型的時候,第一撥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銀行家,跟他們一起來的還有律師。當人們還在住帳篷的時候,當地的第一份報紙已經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築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然而,中國的新興城鎮裡存在的,只有商業這一樣東西:工廠、建築材料供應點、手機卡銷售商店等等。自由市場決定著發展初期的雛形,娛樂項目很快就出現了,卻很少有社會組織現身此地。在麗水市的經濟開發區,沒有人修建教堂或者寺廟,沒有任何法律事務所,也沒有任何非盈利組織。警察和政府幹部的身影差不多同樣難得見到。”

      在麗水市,經過一個個建築工地時,何偉琢磨的問題是:“誰為這一切買單?”———麗水屬浙江省欠發達地區,但麗水卻到處都在花錢,何偉終於發現,“答案就在那些建築工地的下面,就是土地,或者更准確地說,就是土地使用權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過程。”從類似交易中獲得的利潤是巨大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家王利娜告訴何偉,沿海地區的各大城市財政收入一般來自房地產交易。

      何偉在麗水市的夜總會見到27歲的房地產老板季勝軍,“他穿著黑色的普拉達皮鞋,黑色的普拉達褲子,以及紅白相間的范思哲襯衫,手裡拿著一只鍍金的都彭打火機,價值接近5000元。當然,他抽的是中華香煙……酒是馬諦氏尊者蘇格蘭威士忌,喝過一口酒,季勝軍都會躬身向前,將痰直接吐到地毯上,然後用他那雙普拉達皮鞋來回擦拭著。他沒有穿襪子。”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到了,陷入困境的銀泰房產因非法集資被政府凍結賬戶沒收財產,季勝軍被捕。在調查季氏家族的過程中,麗水市政府沒收了40多輛豪華轎車,其中包括一輛法拉利。

      何偉發現,浙江南部的溫州人對他們自身精明的商業頭腦是認同的,他們對於自己降低行業的毛利率和建立貿易網絡的能力頗感自豪。“他們信奉自身,信奉商業———做一個冷血商人不是什麼可恥之事。”他曾看到溫州一家報紙《財富周刊》登出一期情人節專刊,其中有一個關於本地男性百萬富翁的調查報告。報紙問那些男人,“一生中你最感動的時刻”,最普遍的兩個答案是“當我開始做生意的時候”和“當我離婚的時候”。另外一個問題是“如果在家庭和生意之間做出抉擇,你會怎麼辦?”在所有受訪者中,60%選擇生意,20%選擇家庭,另外20%無法選擇。

      在麗水,何偉一直跟蹤采訪一個生產胸罩調節環的工廠,原來這背後還有一場諜戰風雲。一個叫劉宏偉的人,偷偷地把台灣大老板壟斷的獨家設備畫下了圖紙,賣給了二老板,又賣給了三老板、四老板,每個老板都發了大財。劉消失了。何偉以嚴格的實證精神,考察了劉宏偉的傳說,采訪了當事人,最後,他甚至看到了那份偷畫的機器圖紙,它放在廣州市的一家機械制造有限公司,但是劉宏偉已經變成傳說,消失在江湖。

      來自貴州省一個貧困村子的小龍在這家胸罩調節環廠做胸罩調節環的染色工作,在他房間沒有粉刷的灰色水泥牆壁上,刻寫著:“人生何處不成名,學不成名誓不還”、“馬到成功”、“面對未來”。他還把曾經看過的《方與圓》書名刻在牆壁上。何偉看到這本書花了大量的篇幅教人怎樣為利益撒謊,操控工友,其中一句是:“如果你和好友相處愉悅,那麼你們現在是真正的朋友。不過,假定有一筆價值百萬的業務等著你們去做,如果你們不把他晾在一邊,或者他也不把你晾在一邊,那你們的腦子一定是進水了。”

      當胸罩調節環制造廠搬家時,陶家的兩個女兒決定跟著老板繼續工作,她們的母親有些驚慌失措地追著女兒到了工廠大門口,求她留下來。可是女兒主意已定,她把所有的財產裝在一個小包裡,等著搭乘搬家的卡車,她什麼話也沒有說,也不看她的母親,母親求著情,突然大哭起來,女兒依舊不為所動。最後,母親讓步了,大聲叫道:“去吧,你願意去就去吧!”

      母親一走開,女兒也不自禁大哭起來———她把頭埋在雙膝間,抽泣起來。母親的哀求無濟於事,卡車載著女兒消失在遠方。中國古老的鄉村就在這個細節裡掙扎著,又絕不回頭地消失了。

      何偉認為,在西方,報紙上講述中國的文章總是著眼於巨大的變化和政治的東西,“但是,根據我的所見所聞,這個國家最大的焦慮卻是極度個人的,極度內在化的。在把過去的經驗應用到現代的挑戰方面,他們遇到了麻煩,父母親和孩子分別處在不同的世界裡,他們的婚姻更加復雜———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樂的夫妻。要人們在如此變化的國家站穩腳跟,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人

      何偉十分喜歡中國導演范立欣拍攝的紀錄片《歸途列車》,中國有1.3億多農民工,他們每年只能在春節回一次家,春運也由此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人類遷徙。紀錄片一開始就是2008年的春運,因為中國南方雪災,40萬歸鄉人一起滯留在了廣州火車站的廣場上。當閘門打開,擁擠的人群中,武警戰士奮力把一位被擠得昏過去的女子抬到旁邊,她的妹妹哭喊著:“救救我姐姐,救救她……”而剛剛蘇醒過來的姐姐又一次把編織袋扛上肩頭,臉上淌著淚水,抽泣著再一次擠進回家的人群中。

      ———這正是何偉認為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人。何偉在中國十多年,目睹了中國發生巨大的變化,他認為其中最受沖擊、生活變化最大的,是這些從鄉村進入城市打工的農民,“對歷史來說他們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人,我的責任就是寫他們。”

      不斷有人問他,中國的改革會向哪一個方向走,何偉說,“我不知道,這不是我所關心的,我只希望記錄下這個時代。我寫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到2007年間的對象,是中國的流動人口和打工者,我認為中國的改變是因為他們推動的,而不是任何名人和領袖。”

      當何偉剛開始為《紐約客》寫文章時,中國的讀者還不太關注,但近幾年,這些文章越來越快地被翻譯出來了。何偉感到很驚訝,“這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是非常好的,我可以知道這裡的人們正在關注並思考這些故事。”同時,他也發現,美國人對中國越來越有興趣了。1999年他的代理人聯系出版社,只有兩三家簽了他的書,“他們說:‘中國沒意思,我們的讀者對中國不感興趣。’而現在,讀者比較歡迎這類書。許多美國人現在會承認中國是一個比較復雜的、有意思的國家。”

      《尋路中國》的中文版出版後,2011年3月中旬,何偉再一次來到涪陵師院老校區,這是他的中國三部曲開始的地方,他記憶中的一切即將變成廢墟,近百年歷史的校區即將拆遷,今後作為一個小區建設。春天的涪陵雨水很多,雨滴敲打著路上的石板,雨聲中,何偉用相機拍下了他曾經住的宿舍陽台,拍下爬滿青苔的老樹,“我以前總是在陽台上喝啤酒,揚子江就在前面,總有船的汽笛聲。”

      他安靜地站著,聽了一會雨聲,“真好聽。”———這不同於他在浙江麗水聽到的那些機器有節奏的聲音———割玻璃的嘎嘎聲,做塑料模具的隆隆聲,收卷銅線的嗖嗖聲,就是沒有一絲人聲———雨聲中,運送煤炭的貨輪駛過江面,“嗚———”,它顫抖著,發出巨大而沉重的汽笛聲,久久不息。
  3. abc2008 說道: 無題

    2011-04-13 11:56:00

    DING
  4. 懷念故鄉 說道: 無題

    2011-04-13 12:03:35

    “有時候,他們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兩個世界裡最糟糕的東西:最糟糕的現代生活,最糟糕的傳統觀念。”何偉在中國住得時間越久,就越擔心人們對快速變化所作出的反應。“我不反對進步。我明白,他們為什麼那麼急切地渴望擺脫貧困,我對他們願意努力工作,願意適應變化懷著一種深深的崇敬。但是,如果這個過程來得太快,是要付出代價的。”

    這正是何偉認為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人。何偉在中國十多年,目睹了中國發生巨大的變化,他認為其中最受沖擊、生活變化最大的,是這些從鄉村進入城市打工的農民,“對歷史來說他們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人,我的責任就是寫他們。”


    第二段好理解.

    第一段需要再研究,
    最糟糕的現代生活,最糟糕的傳統觀念。

    怎麼樣解讀?

    I wo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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