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按語：

關於紅歌，記得有網友提起。我一直在想，歌前面為啥加個紅字呢？西方和東方的許多民族和國家，他們那兒會對歌曲作類似分類嗎？紅是顏色的特性，歌是一種普遍的從古就有了的一種文藝形式，啥時就帶上了顏色特性了呢？要是把紅歌翻譯成英語，那是不是要寫成red songs。我猜測第一次聽到這個詞組的加拿大的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一定會迷糊，歌難道會有顏色？

ZT一個帖子，供大家參考。如有質疑，請和作者聯系。我是來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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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歌不能承受之重
作者：席韜
2011-6-3

唱歌本是一種娛樂，一種消遣，一種情操的陶冶，如今卻成了熱議的對象，成為一種政治任務，需要嚴肅對待，這意味著什麼？唱歌除了其應有功能外，被賦予了更多的意義和責任，已經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當然，只有唱紅歌才有如此高的“待遇”。

紅歌應該是老一輩人的記憶，紅歌伴隨著他們的童年，是在最純淨的心靈裡留下的痕跡。但說到紅歌，對於我這個未曾經歷這些歲月的人來說，也有許多的記憶。記得小時候媽媽教我唱《北京的金山上》，小學老師教我唱《中國中國鮮紅的太陽永不落》，到了初中參加合唱團時唱的《解放軍的天》，平時鄉村組織文藝節目，唱得也都是今天備受爭議的紅歌。

人出名了，關注的人也多了，當然避免不了不同的評價，但是否引起這麼大的爭議，還得看他是如何出名的，是靠實力、靠金錢、靠關系還是靠權力？如是靠實力當然無可厚非，如是靠其他，特別是權力，則批評的聲音會不斷發出。有批評不是壞事，畢竟這也是公民社會的一種表現。

紅歌的備受關注也許就源於她靠權力出的名。2008年，重慶市委辦公廳發文（《渝委辦發〔2008〕26號》）規定：“為英雄的山城提氣提神”，要“認真組織實施，讓紅色經典歌曲唱響巴渝大地”。在這次紅歌傳唱運動中，有專門的組織部門——重慶文廣局社會文化圖書館處負責初選歌曲，然後交由薄熙來書記親自挑選，並委任了紅歌演出的總導演。據2011年初一份來自重慶官方的數據統計顯示，迄今，全市累計開展紅歌傳唱活動達10.4萬場，參與人次達到8000萬人次。

如今，唱紅歌運動有愈演愈烈之勢，不但進行了企業、事業單位、學校，還進行精神病院和監獄。唱紅歌不但成了傳承中華民族偉大精神、教育下一代的有力方式，也成了治療精神病的“良方”，成了“感化”罪犯的武器。唱紅歌成了萬能藥。

對於唱紅歌，目前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一種評價來源於政府、行政人員、官方傳統媒體及一部分大學學者，另一種觀點則主要來源於網絡及自由派媒體。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29日在會見港澳主要媒體高層參訪團並解讀重慶‘唱紅打黑’時表示……重慶的唱紅絕不是什麼極左運動，而是對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傳承，是對青年一代教育的一種負責任的態度。……主要是希望通過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幾個活動給人們傳遞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讓大家增長更多有價值的知識，活得更有精氣神。”（中國日報，2011年5月1日）

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認為“通過唱紅打黑，用一種創新的方式鞏固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其次，是贏得了國際發言權，樹立了新品牌。唱紅打黑特別是重慶經濟發展的案例模式應該是成為或者已經成為黨和國家的重要財富。”

中國政法大學經濟學教授楊帆在評論重慶模式時認為“唱紅是為了發動群眾積極揭發問題，這不是搞文化革命，而是實現有效的法治”。

河北省教育廳負責人說,組織這一活動是為了增進中小學生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真摯感情。河南師大後勤集團黨總支秘書韓舒認為“紅色文化不等於大學行政化,”“覺得聽紅歌總比看娛樂節目要受教育得多。”

2009年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欄目做了一期題為《紅色經典唱響山城》的節目。節目報道了一個紅歌之家，媽媽教女兒學唱紅歌《聽媽媽講過去的故事》，目的是讓孩子知道過去的辛苦。報道稱通過唱紅歌，讓孩子認識到了什麼是艱辛。這麼小的孩子能從這首歌裡讀懂什麼是艱辛嗎？體驗艱辛的方式有很多種，參加志願活動、學會獨立等也許更能讓孩子知道生活的來之不易吧。

另一種來源於網絡的觀點則是質疑聲占據主流。

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認為，地方政府倡導“紅色文化”無可厚非，但也應當尊重不同種類的文化，並允許多元文化發展。南方周末專欄作家蘇永通認為，如果將紅歌比作大紅花，則紫羅蘭、黃玫瑰也不能少。

網友小國寡民認為：利用國家資源組織所謂“紅歌會”除了彰顯為政者的“政”績外，並不能給老百姓帶來什麼實際好處外，這種做法，只是文革“八個樣板戲”統帥文藝的放大，違背美感基准，扭曲社會的娛樂生態。

本網專欄作家林明理在《重慶“紅歌”能否首先感動重慶官員》一文中指出，如果官員們不能像紅歌裡所唱的那樣展示“除了人民利益，沒有自己私利”的胸懷公開家庭財產，不能實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公布財政經費的明細賬目，也不能發揚“犧牲我一個，幸福幾億人”的“大局觀”大幅度減少三公消費，那麼他們就是在企圖愚民。

還有人認為“紅歌”是通過宣揚對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以達到鼓吹極左思潮的目的。紅歌傳唱運動意味著極左思潮卷土重來。

隨著紅歌運動范圍的擴大，爭議注定會繼續下去。她已經承載了太重的責任，已經不堪重負了。紅歌治病這種荒唐的做法我們暫且不論，紅歌在教育孩子、傳承中華民族偉大精神、鞏固執政黨的合法性、實現法治方面真能擔當重任嗎？也許對於老一輩而言，紅歌只是他們曾經唱過的熟悉而親切的歌曲，就像伴隨著現在年輕人長大的流行歌曲一樣，只是一首歌，而對於他承載多麼豐富的重大的政治意義，他們並不了解，也並不關心；對於今天被組織起來唱紅歌的人們，紅歌合唱只是他們娛樂活動的一種，可以離開公司、單位，大家熱熱鬧鬧的在一起唱上一嗓子，還可以將禮品、獎品領回家，又何樂而不為？但對於唱紅運動推動者的“良苦用心”他們也許渾然不覺；而對於那些還不知政治為何物的中小學生來說，就更難以領略紅歌的重大使命了。

把鞏固執政黨的地位、實現法治、教育中國的下一代、改造罪犯這些重任交給紅歌是不是有點太冒險了？與其花大力氣唱紅歌，不如改善民生，實現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醫來得實在；與其讓官員從紅歌中體驗革命的艱辛，還不如通過治理腐敗來讓他們明白清廉帶來的坦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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