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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25 13:29:57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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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俠文化和騎士文化看中外文化差異
摘要 中國的武俠和西方的騎士作為東西方民族帶有尚武色彩精神文化的象征,呈現出某些“文化共相”:主持正義、扶弱濟貧、樂於助人、忠誠耿直等。但由於它們產生於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因而體現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性格特征。本文試從兩者產生背景、身份地位、文化歸屬等方面,揭示二者的區別。
中國論文網 www.xzbu.com/5/view-20064.htm
關鍵詞:武俠 騎士 對比 文化差異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引言
俠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生活在戰國時期的韓非子最早對“俠”作出了定義:“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五蠹》)。由此可見,“俠”在形成之初就與“武”緊密聯系在一起,且“犯禁”,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而在中國俠文化蓬勃發展之後,西方中世紀出現了與之相似的騎士文化。俠文化與騎士文化有很多共同信念,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愛惜名譽、慷慨輕財等,並且都表現出鐵骨錚錚、剛毅冷峻的陽剛之美。而這些信念和共同的氣質成就了俠文化和騎士文化比較的基礎。但是,這兩種文化畢竟隸屬於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民族,因此二者又存在很大的區別。
一 歷史淵源
中國俠客階層正式出現大約在春秋戰國時期,比西方騎士早1200年以上。在先秦諸子的著述中,有不少關於武俠的記載:《論語》有“好勇”之子路;《孟子》有“養勇”之宮黝;《墨子》有與勇士決死之駱滑;《莊子》有“劍士”之議。《戰國策》中有為報知遇之恩、雖殞身而不恤的豫讓,有慷慨赴危難、熱血酬知己的荊軻……這些豪邁的人物成為後世俠義形象的先驅。
而騎士的起源,至今沒能考證清楚。早在公元前8世紀亞述帝國就已經出現了類似騎兵的記載。《聖經後典・猶滴傳》記載了亞述包圍猶太城市伯夙利亞時的規模:“第二天,何樂弗尼(亞述帝國將領)集合了他的全軍,以及他的同盟軍。這是一支龐大的軍隊,擁有十七萬步兵,一萬兩千騎兵。”這是關於騎士最早的記載之一,雖然騎士究竟起源於何時尚不清晰,但有一點確信無疑,即後來到處行俠仗義的浪漫騎士,脫胎於在沙場橫刀躍馬的騎兵。騎兵戰場地位的改變促使中世紀形成了騎士階層。德國著名學者海固裡希布倫納認為,8世紀的法蘭克王國查理馬特的軍事改革是騎士和西歐的封建貴族的起源。法國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和美國學者林恩懷特繼承發展了布倫納的觀點:布洛赫認為,中世紀早期曾經存在的貴族,到8世紀都已消失殆盡,代之而起的是一個新的階層。他們是職業武士,依靠為國王服務取得地位;林恩懷特對於騎士歷史起源的分析,則加上了9-11世紀軍事技術革新這一新元素。而眾多學者則傾向於騎士的歷史起源除了以上因素,應有更為深刻的歷史根源,可追溯到日耳曼人古老的傳統習慣。普遍認為,騎士不僅指騎在馬上的士兵,還應包含騎士精神、騎士制度在內的一個社會階層。
從以上歷史起源的闡述可以看出,俠客和騎士階層的產生對於技術要求有明顯的不同。俠客的產生和興盛對於技術創新沒有刻意要求,他們靠的是提高身體素質和發揮內在潛力;而騎士的產生和興盛,需要優良的軍事裝備,對於技術的創新則有一定的要求。
二 身份地位的差異
俠客與騎士的身份地位是完全不同的。俠客出身於閭巷、布衣,是平民,即使身份地位最高時期的俠客,也不過是漢魏六朝時期的豪俠;而騎士大多出身於貴族,因其特有的統治階級色彩而具有獨特的政治與經濟地位,被納入了土地占有權體系和政府管理體系。這就造成騎士既是軍人,又是貴族,還是統治者的現象。一般來說,俠客從來沒有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成氣候,也沒有一套制度化的行為准則,更談不上如騎士一樣形成一個獨立的利益階層。與騎士相比,俠客是一種松散的群體,從皇宮貴族到販夫俗子都可以成為俠客;游俠或俠士也不是一種具有政治意義的等級封號或榮譽稱號;另外,俠客群體的存在主要是憑借富有魅力的人格力量和人格實踐,它的義務和責任也不是通過制度或法律來確定的。
中國歷代帝王,只要建立起政權,穩定了國家,就會想辦法削弱所謂江湖勢力、俠客群體。只有在政府無法控制局面的時候,俠客才真正地展開他們的活動。兩宋時期俠客的活躍就是如此,尤其是形成了武林、綠林兩個階層。在兩宋時期,城市經濟和都市社會都非常發達,這樣就推動了民間武術團體的出現。一方面,它們作為一個抵御外敵入侵、維護地方安全的團體,逐漸發展成為習武強身健體的社團,形成了中國社會中所有的武林階層。同時,當時社會階級矛盾尖銳,貪污腐敗現象嚴重,異族入侵,朝廷南遷等社會現實,使得民不聊生,許多平民鋌而走險,亡命江湖,於是各種山寨林立,湖泊山林等就成為他們活動的據點,這就形成了中國民間社會的綠林階層。而武林和綠林都有自己信守的道德標准和原則,例如:武林宣揚並信守的宗旨,也就是所謂的“俠義”,包括重情義、重修為、好善樂施、解人之急等品格;他們這個群體重視名族氣節、崇尚個人的尊嚴、榮譽。同樣,在綠林中也有著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同甘苦、共患難的江湖氣概,他們的外在特征比如歃血為盟、諢號等顯得更加豁達。
相反,騎士則是一個獨立的利益階層,其行為是逐漸制度化與規范化的。騎士制度是騎士階層所具有的特定的組織、法規、道德等的總稱,它是以中世紀西歐的土地分封作為基礎。也就是說,他們有自己的封地、騎兵服役作為聯接,實質上是由中小封建貴族統治者所構成的,指導思想則是基督教思想。狹義上,它是一種軍事制度;廣義上,它既是一種制度,又是一種觀念。到了11、12 世紀,騎士階層內部逐漸形成了自己明確的行為准則和規范:信仰基督教並且信守教義,尊重並保護弱者;熱愛祖國和人民,勇敢殺敵;堅決與異教徒作斗爭;信守承諾等,堅信正義最終壓倒邪惡。可見,騎士相對於俠客來說,更具制度化與規范化。
三 二者行俠仗義的動機及環境對比
騎士和俠客在行為上都敢於冒險犧牲,有著英勇大無畏、勇敢頑強的精神。但是他們這種行為的動機和目的卻是大不相同。騎士的行為來自於階級地位、騎士職責和宗教信仰,其抱著建功立業、升官進爵的信念,具有很強的功利性;而中國武俠完全出於俠義精神、個人的血性和良知,以及對社會現實不平的激憤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個人的動機。
騎士和俠客的冒險行俠,他們的共同點是一般都要經歷風餐露宿、歷盡艱辛,最後戰勝各種困難。但是行俠的環境卻有著截然不同:騎士的冒險經歷的環境都是非常神秘的,而俠客的行俠仗義則是發生在現實的真實存在之中的。
在騎士文學中有許多冒險奇遇,早期騎士的冒險是在神秘的環境內的,如:古老不見天日的大森林,迷宮般的城堡,或是妖魔出沒的山洞;其對手也不是平常人,而是老虎、獅子、吃人的妖怪、險惡的巫婆。面對恐怖的環境和凶惡的對手,騎士們勇敢地與之搏斗,並在有魔力的盔甲或武器的幫助下取得勝利。十字軍東征後,騎士傳奇的背景發生了變化:發光的珍寶、妖艷的美女、富麗的宮殿,滲透著東西方兩種神話觀念和宗教狂熱。
而中國武俠們的行俠則是在現實社會生活中進行的,表現的是人間世俗生活百態,創作手法更趨於現實主義,如《水滸傳》中的武松醉打蔣門神、魯智深拳打鎮關西等個人行俠,亦或是“智取生辰綱”、“眾英雄劫法場”等集體行俠。在這個武俠世界裡,人的價值要按武功高下來衡量。書中雖然沒有具體描寫當時的社會環境,但是卻通過描寫各色人物,真實地反映了北宋的社會現實。武俠小說構建了一個“江湖世界”。這個“世界”不受王法的束縛,嫉惡如仇、匡扶正義和公道。因而,在遠離朝廷教化的江湖上,寄托了對公道和正義的希望。江湖有江湖的規則,那就是匡扶正義,懲惡揚善。在這個世界中,俠客們敢怒敢罵,敢打敢殺,浪跡天涯,伸張正義,自己把握自己的命運,尋求精神的解脫和超越。江湖成了英雄的精神故鄉,這也從中體現了中國人向往自由的願望。
中西作家們由於所受的影響不同,他們為騎士和俠客營造的冒險環境也就自然不同。騎士文學受到了宗教以及希臘神話等影響,他們所描繪的騎士活動的環境大多是神秘詭異的,充滿浪漫主義的色彩;而中國的武俠小說中的俠客行俠的環境則是在現實生活之中,具有現實主義的精神。
四 深層的思想文化歸屬
在文化精神方面,俠客和騎士是不同文化體系的產物。俠士屬於東方文化體系,俠士的精神資源主要來自於中國古代的墨家、道家思想及上古孑遺的強悍民風。墨家對於俠士的成長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墨經》中所提到的:“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以及“俠,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既概括了“任、俠”損己利人的精神內核,又闡述了其扶危濟困的實踐方式,這無疑成為俠士的主要信念來源。俠士的另一種思想基礎是道家的隱逸文化,即不入世俗,隱匿於山林之間,靜以修持。俠士雖注重行動實踐,敢說敢做,並不像道家隱士那樣完全的清靜無為,但他們隱於民間、輕視世俗、注重個人行為的做法無疑是受到了道家隱逸文化的深刻影響。俠士追求的是“義”,這種“義”不是來世的幸福樂園,而是存在於現實世界,同時具有永恒性的高尚道德目標,這種追求是自覺的而不是被引導或異化的結果,是主體自身道德自律的結果,並不是出於特定時期下的倫理道德,而是經常被情義左右。
中國的俠義精神可以說是一種民間的隱性文化,受到官方的打壓。盡管如此,狹義精神並沒有因此而消亡,反而是形成了東方文化的獨具特色的俠義崇拜。處於社會底層的大多數人希望有冤可伸,社會能夠實現公平正義,所以他們崇拜俠義。儒生們崇拜俠義則是因為希望能夠改變他們自身懦弱的性格,抒發一下豪情。讀一讀李白的“俠客行”,我們就不難理解許多文人對俠義精神趨之若騖的原因。
而騎士則是屬於西方文化體系,這種文化體系強調追求個人的榮譽至上。騎士是封建上層體系中的骨幹力量,他們參與國家上層政治,忠於國王和封建領主,他們有鮮明的等級觀念,所以,騎士精神所表現的主要是西方上流社會的文化精神。價值觀念上,騎士把義務放在第一位,強調的是個人、個人榮譽的至高無上,個人的歷史地位、榮譽,是他們的光榮夢想和追求。騎士們雖然有忠於國王、維護基督教的信條,但是他們最終的目的還是為了得到個人的榮譽。騎士風度使得現代的西方人的性格中具有高貴的貴族氣質,同時又具有信守承諾、助人為樂、為榮譽而戰的豪爽的性格特點,但有時也不免走向極端、過分看重形式。
結語
武俠文化和騎士文化雖然有很多相像之處,但是又由於它們源於不同的文化體系之下,因此又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在當今社會,對這兩種相像的文化進行梳理和對比,我們可以發現隱藏在它們背後的深厚的文化背景。如果我們能夠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做到互相借鑒,互相學習,這些精神有的並不過時。在道德滑坡的社會,我們不妨提倡一種見義勇為、伸張正義、剛正不阿的俠客精神,尋求一種溫文爾雅的、尊重女性的、堅定信仰的騎士風度。
參考文獻:
[1] 劉若愚:《中國之俠》,三聯出版社,1991年版。
[2] 汪麗紅:《騎士――且歌且戰的西歐貴族》,辭書出版社,2006年版。
[3] 汝安、虞定海:《騎士武士俠士之文化探驪》,《武術文化研究》,2008年第五卷第9期。
[4] 白樺:《中國俠客與西方騎士之比較》,《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
[5] 高小岩:《從士人、武士和騎士的對比看中日歐文化差異》,《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
[6] 許娜:《中國俠客與西歐騎士的群體比較》,《雲夢學刊》,2007年第S1期。
[7] 許建樓:《中國俠義與西方騎士精神之比較》,《黃山學院學報》,2006年4月第八卷第2期。
作者簡介:
白念文,女,1984―,山東章丘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工作單位:徐州空軍學院後勤指揮系軍事基礎教研室。
張薇,女,1974―,江蘇徐州人,碩士,講師,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工作單位:徐州空軍學院後勤指揮系軍事基礎教研室。
韋浩浩,男,1984―,江蘇丹陽人,揚州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2009級在讀碩士生,研究方向:外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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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俠文化和騎士文化看中外文化差異
摘要 中國的武俠和西方的騎士作為東西方民族帶有尚武色彩精神文化的象征,呈現出某些“文化共相”:主持正義、扶弱濟貧、樂於助人、忠誠耿直等。但由於它們產生於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因而體現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性格特征。本文試從兩者產生背景、身份地位、文化歸屬等方面,揭示二者的區別。
中國論文網 www.xzbu.com/5/view-20064.htm
關鍵詞:武俠 騎士 對比 文化差異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引言
俠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生活在戰國時期的韓非子最早對“俠”作出了定義:“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五蠹》)。由此可見,“俠”在形成之初就與“武”緊密聯系在一起,且“犯禁”,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而在中國俠文化蓬勃發展之後,西方中世紀出現了與之相似的騎士文化。俠文化與騎士文化有很多共同信念,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愛惜名譽、慷慨輕財等,並且都表現出鐵骨錚錚、剛毅冷峻的陽剛之美。而這些信念和共同的氣質成就了俠文化和騎士文化比較的基礎。但是,這兩種文化畢竟隸屬於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民族,因此二者又存在很大的區別。
一 歷史淵源
中國俠客階層正式出現大約在春秋戰國時期,比西方騎士早1200年以上。在先秦諸子的著述中,有不少關於武俠的記載:《論語》有“好勇”之子路;《孟子》有“養勇”之宮黝;《墨子》有與勇士決死之駱滑;《莊子》有“劍士”之議。《戰國策》中有為報知遇之恩、雖殞身而不恤的豫讓,有慷慨赴危難、熱血酬知己的荊軻……這些豪邁的人物成為後世俠義形象的先驅。
而騎士的起源,至今沒能考證清楚。早在公元前8世紀亞述帝國就已經出現了類似騎兵的記載。《聖經後典・猶滴傳》記載了亞述包圍猶太城市伯夙利亞時的規模:“第二天,何樂弗尼(亞述帝國將領)集合了他的全軍,以及他的同盟軍。這是一支龐大的軍隊,擁有十七萬步兵,一萬兩千騎兵。”這是關於騎士最早的記載之一,雖然騎士究竟起源於何時尚不清晰,但有一點確信無疑,即後來到處行俠仗義的浪漫騎士,脫胎於在沙場橫刀躍馬的騎兵。騎兵戰場地位的改變促使中世紀形成了騎士階層。德國著名學者海固裡希布倫納認為,8世紀的法蘭克王國查理馬特的軍事改革是騎士和西歐的封建貴族的起源。法國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和美國學者林恩懷特繼承發展了布倫納的觀點:布洛赫認為,中世紀早期曾經存在的貴族,到8世紀都已消失殆盡,代之而起的是一個新的階層。他們是職業武士,依靠為國王服務取得地位;林恩懷特對於騎士歷史起源的分析,則加上了9-11世紀軍事技術革新這一新元素。而眾多學者則傾向於騎士的歷史起源除了以上因素,應有更為深刻的歷史根源,可追溯到日耳曼人古老的傳統習慣。普遍認為,騎士不僅指騎在馬上的士兵,還應包含騎士精神、騎士制度在內的一個社會階層。
從以上歷史起源的闡述可以看出,俠客和騎士階層的產生對於技術要求有明顯的不同。俠客的產生和興盛對於技術創新沒有刻意要求,他們靠的是提高身體素質和發揮內在潛力;而騎士的產生和興盛,需要優良的軍事裝備,對於技術的創新則有一定的要求。
二 身份地位的差異
俠客與騎士的身份地位是完全不同的。俠客出身於閭巷、布衣,是平民,即使身份地位最高時期的俠客,也不過是漢魏六朝時期的豪俠;而騎士大多出身於貴族,因其特有的統治階級色彩而具有獨特的政治與經濟地位,被納入了土地占有權體系和政府管理體系。這就造成騎士既是軍人,又是貴族,還是統治者的現象。一般來說,俠客從來沒有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成氣候,也沒有一套制度化的行為准則,更談不上如騎士一樣形成一個獨立的利益階層。與騎士相比,俠客是一種松散的群體,從皇宮貴族到販夫俗子都可以成為俠客;游俠或俠士也不是一種具有政治意義的等級封號或榮譽稱號;另外,俠客群體的存在主要是憑借富有魅力的人格力量和人格實踐,它的義務和責任也不是通過制度或法律來確定的。
中國歷代帝王,只要建立起政權,穩定了國家,就會想辦法削弱所謂江湖勢力、俠客群體。只有在政府無法控制局面的時候,俠客才真正地展開他們的活動。兩宋時期俠客的活躍就是如此,尤其是形成了武林、綠林兩個階層。在兩宋時期,城市經濟和都市社會都非常發達,這樣就推動了民間武術團體的出現。一方面,它們作為一個抵御外敵入侵、維護地方安全的團體,逐漸發展成為習武強身健體的社團,形成了中國社會中所有的武林階層。同時,當時社會階級矛盾尖銳,貪污腐敗現象嚴重,異族入侵,朝廷南遷等社會現實,使得民不聊生,許多平民鋌而走險,亡命江湖,於是各種山寨林立,湖泊山林等就成為他們活動的據點,這就形成了中國民間社會的綠林階層。而武林和綠林都有自己信守的道德標准和原則,例如:武林宣揚並信守的宗旨,也就是所謂的“俠義”,包括重情義、重修為、好善樂施、解人之急等品格;他們這個群體重視名族氣節、崇尚個人的尊嚴、榮譽。同樣,在綠林中也有著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同甘苦、共患難的江湖氣概,他們的外在特征比如歃血為盟、諢號等顯得更加豁達。
相反,騎士則是一個獨立的利益階層,其行為是逐漸制度化與規范化的。騎士制度是騎士階層所具有的特定的組織、法規、道德等的總稱,它是以中世紀西歐的土地分封作為基礎。也就是說,他們有自己的封地、騎兵服役作為聯接,實質上是由中小封建貴族統治者所構成的,指導思想則是基督教思想。狹義上,它是一種軍事制度;廣義上,它既是一種制度,又是一種觀念。到了11、12 世紀,騎士階層內部逐漸形成了自己明確的行為准則和規范:信仰基督教並且信守教義,尊重並保護弱者;熱愛祖國和人民,勇敢殺敵;堅決與異教徒作斗爭;信守承諾等,堅信正義最終壓倒邪惡。可見,騎士相對於俠客來說,更具制度化與規范化。
三 二者行俠仗義的動機及環境對比
騎士和俠客在行為上都敢於冒險犧牲,有著英勇大無畏、勇敢頑強的精神。但是他們這種行為的動機和目的卻是大不相同。騎士的行為來自於階級地位、騎士職責和宗教信仰,其抱著建功立業、升官進爵的信念,具有很強的功利性;而中國武俠完全出於俠義精神、個人的血性和良知,以及對社會現實不平的激憤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個人的動機。
騎士和俠客的冒險行俠,他們的共同點是一般都要經歷風餐露宿、歷盡艱辛,最後戰勝各種困難。但是行俠的環境卻有著截然不同:騎士的冒險經歷的環境都是非常神秘的,而俠客的行俠仗義則是發生在現實的真實存在之中的。
在騎士文學中有許多冒險奇遇,早期騎士的冒險是在神秘的環境內的,如:古老不見天日的大森林,迷宮般的城堡,或是妖魔出沒的山洞;其對手也不是平常人,而是老虎、獅子、吃人的妖怪、險惡的巫婆。面對恐怖的環境和凶惡的對手,騎士們勇敢地與之搏斗,並在有魔力的盔甲或武器的幫助下取得勝利。十字軍東征後,騎士傳奇的背景發生了變化:發光的珍寶、妖艷的美女、富麗的宮殿,滲透著東西方兩種神話觀念和宗教狂熱。
而中國武俠們的行俠則是在現實社會生活中進行的,表現的是人間世俗生活百態,創作手法更趨於現實主義,如《水滸傳》中的武松醉打蔣門神、魯智深拳打鎮關西等個人行俠,亦或是“智取生辰綱”、“眾英雄劫法場”等集體行俠。在這個武俠世界裡,人的價值要按武功高下來衡量。書中雖然沒有具體描寫當時的社會環境,但是卻通過描寫各色人物,真實地反映了北宋的社會現實。武俠小說構建了一個“江湖世界”。這個“世界”不受王法的束縛,嫉惡如仇、匡扶正義和公道。因而,在遠離朝廷教化的江湖上,寄托了對公道和正義的希望。江湖有江湖的規則,那就是匡扶正義,懲惡揚善。在這個世界中,俠客們敢怒敢罵,敢打敢殺,浪跡天涯,伸張正義,自己把握自己的命運,尋求精神的解脫和超越。江湖成了英雄的精神故鄉,這也從中體現了中國人向往自由的願望。
中西作家們由於所受的影響不同,他們為騎士和俠客營造的冒險環境也就自然不同。騎士文學受到了宗教以及希臘神話等影響,他們所描繪的騎士活動的環境大多是神秘詭異的,充滿浪漫主義的色彩;而中國的武俠小說中的俠客行俠的環境則是在現實生活之中,具有現實主義的精神。
四 深層的思想文化歸屬
在文化精神方面,俠客和騎士是不同文化體系的產物。俠士屬於東方文化體系,俠士的精神資源主要來自於中國古代的墨家、道家思想及上古孑遺的強悍民風。墨家對於俠士的成長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墨經》中所提到的:“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以及“俠,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既概括了“任、俠”損己利人的精神內核,又闡述了其扶危濟困的實踐方式,這無疑成為俠士的主要信念來源。俠士的另一種思想基礎是道家的隱逸文化,即不入世俗,隱匿於山林之間,靜以修持。俠士雖注重行動實踐,敢說敢做,並不像道家隱士那樣完全的清靜無為,但他們隱於民間、輕視世俗、注重個人行為的做法無疑是受到了道家隱逸文化的深刻影響。俠士追求的是“義”,這種“義”不是來世的幸福樂園,而是存在於現實世界,同時具有永恒性的高尚道德目標,這種追求是自覺的而不是被引導或異化的結果,是主體自身道德自律的結果,並不是出於特定時期下的倫理道德,而是經常被情義左右。
中國的俠義精神可以說是一種民間的隱性文化,受到官方的打壓。盡管如此,狹義精神並沒有因此而消亡,反而是形成了東方文化的獨具特色的俠義崇拜。處於社會底層的大多數人希望有冤可伸,社會能夠實現公平正義,所以他們崇拜俠義。儒生們崇拜俠義則是因為希望能夠改變他們自身懦弱的性格,抒發一下豪情。讀一讀李白的“俠客行”,我們就不難理解許多文人對俠義精神趨之若騖的原因。
而騎士則是屬於西方文化體系,這種文化體系強調追求個人的榮譽至上。騎士是封建上層體系中的骨幹力量,他們參與國家上層政治,忠於國王和封建領主,他們有鮮明的等級觀念,所以,騎士精神所表現的主要是西方上流社會的文化精神。價值觀念上,騎士把義務放在第一位,強調的是個人、個人榮譽的至高無上,個人的歷史地位、榮譽,是他們的光榮夢想和追求。騎士們雖然有忠於國王、維護基督教的信條,但是他們最終的目的還是為了得到個人的榮譽。騎士風度使得現代的西方人的性格中具有高貴的貴族氣質,同時又具有信守承諾、助人為樂、為榮譽而戰的豪爽的性格特點,但有時也不免走向極端、過分看重形式。
結語
武俠文化和騎士文化雖然有很多相像之處,但是又由於它們源於不同的文化體系之下,因此又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在當今社會,對這兩種相像的文化進行梳理和對比,我們可以發現隱藏在它們背後的深厚的文化背景。如果我們能夠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做到互相借鑒,互相學習,這些精神有的並不過時。在道德滑坡的社會,我們不妨提倡一種見義勇為、伸張正義、剛正不阿的俠客精神,尋求一種溫文爾雅的、尊重女性的、堅定信仰的騎士風度。
參考文獻:
[1] 劉若愚:《中國之俠》,三聯出版社,1991年版。
[2] 汪麗紅:《騎士――且歌且戰的西歐貴族》,辭書出版社,2006年版。
[3] 汝安、虞定海:《騎士武士俠士之文化探驪》,《武術文化研究》,2008年第五卷第9期。
[4] 白樺:《中國俠客與西方騎士之比較》,《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
[5] 高小岩:《從士人、武士和騎士的對比看中日歐文化差異》,《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
[6] 許娜:《中國俠客與西歐騎士的群體比較》,《雲夢學刊》,2007年第S1期。
[7] 許建樓:《中國俠義與西方騎士精神之比較》,《黃山學院學報》,2006年4月第八卷第2期。
作者簡介:
白念文,女,1984―,山東章丘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工作單位:徐州空軍學院後勤指揮系軍事基礎教研室。
張薇,女,1974―,江蘇徐州人,碩士,講師,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工作單位:徐州空軍學院後勤指揮系軍事基礎教研室。
韋浩浩,男,1984―,江蘇丹陽人,揚州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2009級在讀碩士生,研究方向:外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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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故鄉 說道: 無題
2013-07-25 13: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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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的變遷
孔墨都不滿於現狀,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說動人主,而那用以壓服人主的家伙,則都是“天”〔2〕。孔子之徒為儒,墨子之徒為俠〔3〕。“儒者,柔也”〔4〕,當然不會危險的。惟俠老實,所以墨者的末流,至於以“死”〔5〕為終極的目的。到後來,真老實的逐漸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俠,漢的大俠,就已和公侯權貴相饋贈,〔6〕以備危急時來作護符之用了。
司馬遷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7〕,“亂”之和“犯”,決不是“叛”,不過鬧點小亂子而已,而況有權貴如“五侯”〔8〕者在。
“俠”字漸消,強盜起了,但也是俠之流,他們的旗幟是“替天行道”。他們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李逵劫法場〔9〕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10〕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滿洲入關,中國漸被壓服了,連有“俠氣”的人,也不敢再起盜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為天子效力,於是跟一個好官員或欽差大臣,給他保鑣,替他捕盜,一部《施公案》〔11〕,也說得很分明,還有《彭公案》〔12〕,《七俠五義》〔13〕之流,至今沒有窮盡。他們出身清白,連先前也並無壞處,雖在欽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對一方面固然必須聽命,對別方面還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著加足。
然而為盜要被官兵所打,捕盜也要被強盜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俠客,是覺得都不妥當的,於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來打,男女通奸他來捉,私娼私販他來凌辱,為的是維持風化;鄉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來欺侮,為的是看不起無知;剪發女人他來嘲罵,社會改革者他來憎惡,為的是寶愛秩序。但後面是傳統的靠山,對手又都非浩蕩的強敵,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現在的小說,還沒有寫出這一種典型的書,惟《九尾龜》〔14〕中的章秋谷,以為他給妓女吃苦,是因為她要敲人們竹杠,所以給以懲罰之類的敘述,約略近之。
由現狀再降下去,大概這一流人將成為文藝書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學家”張資平〔15〕“氏”的近作。BB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年一月一日上海《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2〕“天”指儒、墨兩家著作中的所謂“天命”、“天意”。如《論語·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墨子·天志》:“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
〔3〕墨子(約前468—前376)名翟,春秋戰國之際魯國人,墨家學派的創始者。他的言行,經他的弟子及後學輯入《墨子》一書。墨子之徒多尚武。他死後,他的學派起分化,以宋钘,許行等為代表的正統派,到秦漢時演化成為游俠。
〔4〕“儒者,柔也”見許慎《說文解字》:“儒者,柔也,術士之稱。”
〔5〕“死”指游俠中流行的所謂“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見《史記·游俠列傳》)的一種俠義精神。這些游俠往往為某些權貴所豢養。“士為知己者死”,就是他們的道德觀念。〔6〕漢代的大俠多和權貴交往勾結,如《漢書·游俠傳》載,陳遵“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
〔7〕“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語見《韓非子·五蠹》。司馬遷在《史記·游俠列傳》中也曾引用此語。
〔8〕“五侯”漢成帝(劉驁)河平二年(前27),外戚王譚、王逢時、王根、王立、王商兄弟五人同日封侯,當時稱為“五侯”。據《漢書·游俠傳》載,“五侯”豢養許多儒俠之士,其中大俠樓護(君卿)最受信用,是“五侯上客”。
〔9〕李逵劫法場見一百二十回本《水滸傳》第四十回。〔10〕《水滸》即《水滸傳》,元末明初施耐庵作,是一部以北宋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書中有宋江受朝廷招安後又去鎮壓方臘等農民起義軍的情節。“替天行道”是宋江一貫打著的旗號。
〔11〕《施公案》清代公案小說,作者不詳,共九十七回。寫康熙年間施仕綸官江都知縣至灌運總督時,黃天霸為他辦案的故事,一八三八年印行。
〔12〕《彭公案》清代公案小說,署貪夢道人作,共一百回。寫康熙年間一幫江湖俠客為三河知縣彭鵬辦案的故事,一八九一年印行。
〔13〕《七俠五義》原名《三俠五義》,清代俠義小說,署石玉昆述,入迷道人編訂,共一百二十回。一八七九年印行,後經俞樾修訂,一八八九年重印,改名《七俠五義》。前半部主要寫包拯審案的故事,後半部主要寫江湖俠客的活動。
〔14〕《九尾龜》張春帆作,描寫妓女生活的小說,一九一○年出版。
〔15〕張資平參看《二心集·張資平氏的“小說學”》及其有關注。
懷念故鄉 說道: 無題
2013-07-25 13:36:31
哎。
commonsense 說道: Re: 請TANG先生及DX們進來點評——從俠文化和騎士文化看中外文化
2013-07-25 13:37:34
本那比經略 說道: 無題
2013-07-25 14:24:59
懷念故鄉 說道: 無題
2013-07-26 08:50:18
懷念故鄉 說道: 無題
2013-07-26 08:52:22
tang3 說道: 無題
2013-07-26 14:51:13
金庸的小說中,很多的俠客常常因為雞毛蒜皮就如頑童一般打成一團。 :lol:
恍若隔世的饅頭~ 說道: 無題
2013-07-26 15:19:39
恍若隔世的饅頭~ 說道: 無題
2013-07-26 15:20:56
俠客文化和貴族文化一樣 都是骨子裡面的 精氣神～ 內在的吧?
老加 說道: 無題
2013-07-26 15:3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