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有點長但絕對值得讀--從中國歷史上氣候暖化對經濟的影響看全球暖化大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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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道友 2009年12月04日20:25:14 於 [世界軍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全球暖化論者聲稱“溫室效應會毀滅地球”，據說全球暖化會導致幹旱並打擊農業生產，並於本月在哥本哈根召開氣候峰會，企圖限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由於中國正處於工業化城市化的關鍵時期，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等於限制中國的能源使用，也就給中國的發展戴上了緊箍咒，因此搞明白全球暖化到底對中國有利有弊非常重要。氣候本是長期問題，西方很多國家歷史不是很長，但中國卻有5千年歷史，據說以史為鑒可知興衰。所以在聽別人販賣思想觀點前，不妨先回過頭來先來看看自己5千年的歷史。

　　氣溫和降水是氣候的兩大因素。研究表明，在中國歷史上，溫暖期也常常是降水較多的時期，寒冷期則降水相對較少[1]，表現出暖濕聯姻、幹冷相配的氣候特色，這與最近發表在Science上的科學論文是符合的，該衛星觀測結果證明，溫度每升高一度，大氣中的水汽含量和降雨量就增加7%。而近 5000年來中國的歷史氣候變遷，則明顯的表現出暖濕與幹冷交替出現的波動式變化過程[2]。盡管其中的變動幅度僅在±3℃以內，在數量上不算大，但卻對不同時期中華文明的發展起到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

　　從經濟發展進程來看，中國近5000年來的氣候雖是冷暖交替出現，但總的趨勢是暖濕期越來越短，溫暖程度一個比一個低，幹冷期則越來越長，寒冷程度也一個比一個強[3]。這種自然生態環境，直接影響到不同地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基本上決定了中國古代經濟重心不可逆轉的由黃河流域南遷到長江流域的走勢。

　　同整個古代世界一樣，古代中國也是一個農耕國家，農業是整個經濟生產和生活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生產部門，它在發展進程中的盛衰繁榮，直接關系到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水平，並進而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與否。古代社會，生產技術和生產方式落後，即使有所改進和提高，也是很緩慢的，因此氣候的好壞以及由此導致的自然災害的有無多少、農作物病蟲害的有無多少等自然因素，就成了影響農業生產的重要乃至決定性因素。研究表明，溫暖濕潤的氣候在總體上是有利於農業生產的，而寒冷氣候則引起農業蕭條[4]，從而直接導致整個經濟的衰退。因此從理論上說，暖濕期也就應該是國家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的時期。考察中國歷史，情況也正是這樣。

　　從公元前3000年到前1100年，也就是從仰韶文化到商朝後期，是我國近5000年來的第一個溫暖期。黃河中下游地區為亞熱帶氣候，年均氣溫比現在高2℃左右。這種暖濕氣候為農業生產提供了有利條件，以致商代畜牧業雖有其古老傳統而基礎雄厚，但農業已經上升為具有決定意義的國家生產部門，後世的主要農作物品種也大多已有，加上土質疏松，易於耕作，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商王大多酗酒，而且有不同種類的農產品釀造的酒，說明當時有豐足的糧食生產。而此時的南方，河湖沼泊太多，水域面積過大，人們的生產技術低下，排水困難，加上土壤粘性太強，不易耕作，因而黃河流域最先成為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形成燦爛的黃河文明。

　　從公元前1100年到前850年，是繼第一溫暖期之後的第一個寒冷期。因正值西周時期，所以習慣上也稱為西周寒冷期。周人在滅商前就注重農業生產，建國後的農業發展水平也比商代有所提高。但一般認為，這主要是地廣人稀，農業生產技術提高的結果。至於農業生產工具，則與商代沒有顯著區別。

　　從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也就是從春秋時期到西漢末年的700年間，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二個溫暖期。鐵制農具的使用與推廣，耕作技術的改進與提高，配以溫暖濕潤的優越自然氣候，促進了春秋戰國時期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戰國時期，農業、手工業、商業都獲得長足發展，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而西漢政權也憑借這一有利條件，僅用六七十年的時間，即完成了戰後休養生息的經濟恢復過程，迅速發展為經濟強大、實力雄厚的王朝，成就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享譽世界的封建文明，而其中心，正是在黃河流域。

　　從公元初年開始的長達600年的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第二個寒冷期。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紛紛南下，在中原地區大動幹戈，原中原人民在寒冷與戰火的交相作用下，大量南遷，在江南建立了許多僑置郡縣，為南方帶來了大量掌握先進生產技術的勞動力和生產者。另一方面，寒冷幹旱的氣候，不利於地處中高緯度的北方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當時黃河流域的年均氣溫比現在低2℃左右，此前在這一地區大面積種植的水稻等農作物，已經不再具有往日的勃發氣象。但這一氣候卻對低緯度的南方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則影響不大，因為南方的地理位置本身就比北方相對暖濕，而且幹旱對於南方大面積的水域澇地的自然排水，更是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加快了土地向適於農業耕作的轉化，使人們在生產技術不高的情況下，增強了土地的自然利用率。這些主客觀因素對江南經濟開發產生了極大的推進作用，使南方獲得了長足發展的大好時機，而黃河流域的先進文明則遭到極大破壞。

　　從公元600年到1000年，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三個溫暖期，因正值唐朝和北宋前期，一般也稱為唐宋溫暖期。其中，從8世紀中期以來氣溫已開始下降，但總體上仍處於暖期。唐代前期，黃河流域的農業文明再度興盛，農業生產迅速恢復，水稻在這一地區又重新得到廣泛種植，其他一些亞熱帶植物也比較普遍。因氣候暖濕，農業帶明顯向北推進，農業耕作區擴大，土地能夠利用的絕對面積增加，同時農作物品種的多樣化、農作物的生長期及復種指數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增長和提高，這使土地的單位面積產量大幅度上升，也使農業總產量相應提高，從而使國家經濟力量強盛，物質文明發達[5]。最為大家熟知的例子，就是杜甫的《憶昔》一詩所描繪的社會景象：“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到天寶八年（749）時，官倉的糧食儲存達到了粟米9600萬石[6]，創歷史最高水平。但也必須指出的是，這種發達也是深得南方經濟的支持。北宋人所修《新唐書》即明確指出：“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7]“督江、淮所輸以備常數。”“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8]這是以前所沒有的新動向。

　　唐末五代以來，中原地區飽受戰爭蹂躪，南方則戰火較少，經濟生產得到保證。從公元1000年到1200年的兩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又一個寒冷期。北方游牧民族活動頻繁，特別是12世紀初的氣候急劇轉冷，使東北的女真族因居住地生態破壞，基本的生產生活得不到保證，遂向南猛烈進攻，先後攻破遼國、滅亡北宋。酷烈的戰火遍及宋朝除四川、廣南和福建以外的各路，對先進的經濟和文化造成嚴重破壞，以致到13世紀中期，自黃河以南到長江以北的廣闊領域，大多人口稀少，經濟凋敝，沒有恢復到北宋末年的水平[9]，這是以前歷次少數民族政權南進過程中沒有出現過的現象。由於南宋政府推行投降政策，女真金朝與偏安江南的南宋政權長期對峙，穩固地占據了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他們在那裡大規模的掠奪農業耕地，建立牧場，強制推行落後的奴隸制，嚴重破壞了中原地區較先進的租佃制，使這一地區的農業生產遭到毀滅性破壞，社會發生嚴重倒退[10]。

　　在12世紀以後的800年間，中國的氣候雖也曾幾次冷暖交替，出現過一些短暫的溫暖時期，但總的來說則是以寒冷期為主。而直接受到寒冷氣候影響的，正是處於中高緯度的黃河流域。那裡的農業生態環境繼續遭到破壞，北方農業區向南遷移，農田單位面積產量明顯下降，加以幹冷使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頻繁，黃河流域屢受戰亂，人民流離，生產受到極大破壞。而低緯度的南方，不但受幹冷氣候影響的幅度較小，而且這一氣候也有利於南方水域面積的減少和沼澤地區土壤的熟化，對該地區的農業生產有利。再加上北方流民勞動力與生產技術的大量湧入，戰亂也比北方少，遂使南方到南宋時，發展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人口數量和密度、經濟發展水平、重要的工商業城市等，都以南方占絕對優勢[11]。

　　明清兩朝幾百年間，氣候學上俗稱為小冰期時期，氣溫很低，黃河流域及以北地區的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土地的沙漠化、荒漠化進一步向南推進，黃河流域所受的旱災也比其他時期多而且重，特別是在1629-1643年間，竟發生了連續14年、赤地幾千裡的嚴重幹旱，長江以北大部分地區禾草俱枯，川涸井竭，人民相食，亙古罕見。各地農民揭竿而起，為生存而斗爭，東北女真族貴族建立的後金政權也趁機南下，最終導致明清易代，但幹冷氣候並沒有隨著清王朝的建立而結束，因而由氣候而引起的黃河流域經濟的進一步衰退的狀況，也並沒有得到遏止。而南方的經濟則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有的地區還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這使中國古代經濟重心由北而南的轉移，終致不可逆轉。

氣候變遷對中華文明進程的影響，如果可以用優劣來評價的話，那麼可以發現，就中華文明進程來說，溫暖濕潤的氣候對文明的發展是有著積極地推進作用的，而幹冷的氣候則正好相反。元朝末年，政府官修《遼史》順利完成，其《營衛志》中有這樣一段話：“天地之間，風氣異宜；人生其間，各適其便。……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為家。此天時地利所以限南北也。”這段話的權威性當然不容置疑，因為修史者與被修者都是游牧民族出身，對其民族特性有著深刻而切實的認識。天時地利、冷暖幹濕的自然氣候因素，已經限定了人類本能和自我創造的先決條件。雖然“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21]，但任何人都不能隨心所欲的創造，而只能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人類當然可以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從而一定程度地改變環境和條件，彌補其不足。但從歷史上看，這也只能是在較小的空間內進行，而大部分情況下，則是在氣候因素的自然作用下，在“天地之間”尋找適合自己的“各適其便”之地。是人類主動適應自然，而不是自然適應人類。

然而，現在西方發達國家卻在全球暖化會毀滅地球的謊言下，吹起了跟地球太陽戰斗的號角。如前所述，在中國歷史上，溫度高時不是問題，反而溫度低時，因空氣中水汽量減少，時常導致大規模的幹旱，且植物在低溫時生長減慢，糧食生產減少而有發生毀滅性的災難的可能。現在全球暖化論者卻不顧歷史上比如唐朝商周時期氣溫比現在高得多，人類並未毀滅，反而處於文化興旺發達，農業生產大發展的事實，開動媒體機器，使用納粹戈培爾的洗腦宣傳方式，盡力渲染溫度上漲會毀滅世界的謊言，這些人對給溫室效應提供95%的影響的水汽選擇性失明，對影響地球溫度最大的太陽也視而不見。卻把罪惡加在對溫室效應的貢獻只有3.6%的二氧化碳上面，為其利益把本來不是污染物的二氧化碳妖魔化，結果把控制污染的重點諷刺性地轉為控制非污染物，從而達到限制發展中國家使用能源的目的，而中國由於在氣候科學技術研究上水平不及西方，做決策的相關領導又缺乏當年毛澤東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和了解。既沒能學好別人的寶，又搞清楚自家的寶，結果在哥本哈根鴻門宴上只好在發達國家的威脅欺騙下任其糊弄，自設二氧化碳限排目標，給中國今後的發展戴上緊箍咒。

注釋：

[1]王錚、黎華群、孔祥德、張正遠：《氣候變暖對中國農業影響的歷史借鑒》，《自然科學進展》2005年第6期。

[2]竺可楨：《中國近5000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3]竺可楨：《中國近5000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4]王錚、黎華群、孔祥德、張正遠：《氣候變暖對中國農業影響的歷史借鑒》，《自然科學進展》2005年第6期。

[5]藍勇：《唐代氣候變化與唐代歷史興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1年第1輯。

[6]杜佑：《通典》卷一二《食貨（十二）·輕重》。

[7]《新唐書》卷五三《食貨志（三）》。

[8]《新唐書》卷一六五《權德輿傳》。

[9]王曾瑜：《盡忠報國——岳飛新傳》，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5頁。

[10]王曾瑜：《南宋初年的抗金斗爭》，《文史知識》2005年第11期。

[11]藍勇編著：《中國歷史地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3-57頁。

[12]《史記》卷一一©枴缎倥�´�¡�¡�

[13]《遼史》卷三二《營衛志（中）·行營》。

[14]前引藍勇《唐代氣候變化與唐代歷史興衰》一文，對“安史之亂”的自然與社會背景進行了分析，其中就有冷濕的氣候因素。前引藍勇《唐代氣候變化與唐代歷史興衰》一文，對“安史之亂”的自然與社會背景進行了分析，其中就有冷濕的氣候因素。

[15][英]道森編、呂浦譯、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7頁。

[16]《北魏書》卷三五《崔浩傳》。

[17]司馬光主編：《資治通鑒》卷一三八，齊紀（四）·世祖武皇帝（下），永明十一年五月丙子。

[18]司馬光：《傳家集》卷五©枴墩撐飨脑印罚臏Y閣四庫葋Ê�±�¡�

[19]滿志敏、葛全勝、張丕遠：《氣候變化對歷史上農牧過渡帶影響的個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

[20]《元史》卷二九《泰定帝（一）》。

[2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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