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洋弟子痛斥“法淪功”兩打手李紅志的教義確實害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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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8-15 22:21:09 | By: 哈哈樂 ]

2020年7月21日，澳大利亞廣播公司（以下簡稱“澳廣”）推出由該公司兩位著名記者領銜采訪制作的調查紀錄片《“法淪功”的能量》，曝光該國有“法淪功”信徒因堅信李紅志的教義而拒醫拒藥病故。“法淪功”邪教對此氣急敗壞，除部分“法淪功”人員到澳廣總部外進行滋擾抗議外，個別有“法淪功”邪教背景和通過參與炒作“法淪功”邪教謠言獲益的澳洲醫界敗類，還化身道德衛士，充當打手，投書澳廣網等媒體，試圖轉移焦點，丑化受訪者，為“法淪功”和李紅志百般狡辯。對此，澳廣8月8日發表本·赫爾利先生撰寫的長文《澳廣說得對，“法淪功”的教義確實具有危害性》（The ABC is right: Falun Gong has some dangerous teachings），揭示正是李紅志的邪教教義才害死眾多“法淪功”信徒。

本·赫爾利先生曾加入“法淪功”十余年，在“法淪功”期間擔任《大記元時報》澳洲版編輯。他曾親眼見證多名“法淪功”人員（包括高層）因拒醫拒藥而過早病故。圖源：澳廣

三年前，我在博客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講述了我不再信奉“法淪功”。這篇文章最初沒有得到什麼回應，不過隨著讀者的逐漸增多，在博客上與我互動的人也越來越多，一些人也開始與我進行聯系。這些人年輕、聰明，也感到壓抑，他們放棄對“法淪功”的信仰後，努力重新適應社會。他們能給予我的，只是表達對我的安慰和肯定。

三年過去了，他們仍發送電子郵件給我。盡管郵件所講述的故事細節有所不同，但還是有許多一致的主題。

這些故事所表達的情緒，既有興奮也有恐懼。興奮的是，他們現在可以聽流行音樂，或吃生魚片，或喝啤酒，或發生性關系，或養成某種愛好，或與非“法淪功”信徒一起閒逛而不會感到肮臓和不潔淨。至於恐懼，則是他們需要勇敢面對他們的那位“活上帝”（譯注：指李紅志），要盡力把他從他們的思想和生活中驅逐出去。

如果你沒有信奉過像“法淪功”這樣的極端信仰，就很難理解這些感覺的深度和復雜。脫離“法淪功”的決定，就是顛覆你（原來）的生活，放棄你（原來）的自信，去清醒地面對一個截然不同的外部世界。

我不是心理學家，也沒有接受過如何應對這種交流的培訓。我總是問同我聯系的人是否尋求過心理輔導。接下來，我只是努力告訴他們說，他們是勇敢的，是值得尊重的，應該得到快樂，如果他們能夠度過（脫離“法淪功”中）最初幾年，快樂自然來到。

在我們的交注中，最常見的話題之一是，“法淪功”的創始人兼精神領袖李紅志，到底是位凡人還是所謂無所不知的神，很難讓人搞懂。許多人鼓足勇氣後，才決定與我聯系，因為他們相信李紅志能看穿他們的思想，李紅志的“法身”（簡單地說，就是在某個精神維度，李紅志本人的“復制品”）就在他們旁邊，看著他們的一舉一動和思想。

放棄信奉“法淪功”後，有些人不敢告訴同樣信奉“法淪功”的父母或配偶，因為他們將無法接受這點。對於那些明確表明脫離“法淪功”的人，其他“法淪功”信徒試圖說服他們重歸信仰的方式，或將他們鎖在車裡，或將他們關在親戚家中。

另一些人則不得不與親友斷絕來往，因為這些親友太過激進——從某種意義上說，依“法淪功”信徒看，這樣做自有道理。李紅志曾教導他的信徒說，那些信奉“法淪功”後又脫離的人，將會入“無生之門” ——換句話說，即下地獄。李紅志對此進行過詳細描述，並將地獄比喻成“痰罐子”。當我第一次讀到此處時，我不得不去查詢一下“痰”的含義（譯注：西方國家很少使用痰盂，故對李紅志將地獄比喻成“痰罐子”不太理解）。我現在覺得它很可笑，但對信徒來說這卻是真實的。

與我聯系過的人，都知道那些故事，一些人死於本可治愈的疾病。出於對李紅志教義的理解，這些死者生前拒絕接受醫療幫助，與我聯系的包括這些人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我本人至少認識了四個人，死於可治愈疾病，通過熟人獲知的此類例子更多。

那麼，我的博客為什麼能吸引到他們？這是因為，他們讀過我寫的文章，認為我會理解他們的那種復雜感覺。西方媒體中，關於“法淪功”的普遍描述是，“法淪功”信徒是一群略顯古怪但和善的人，他們信奉一些奇怪的教義。

這就是澳廣關於“法淪功”的最新報道對日益壯大的原“法淪功”練習者群體為何如此重要，我為能成為其中一員感到自豪。澳廣已經著手講述一個已經被輕視或忽視了很久的重要故事。我發現該公司的電視報道、播客及在線文章都經過充分調研，頗具說服力，而且非常重要。
顯然，並非所有人都同意我的看法。澳廣網站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強烈批評澳廣有關“法淪功”的報道。該文章是由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博士生馬修·羅伯遜（Matthew Robertson）和麥考瑞大學臨床倫理學教授溫迪·羅傑斯（Wendy Rogers）撰寫。羅伯遜和我一樣，是“法淪功”下屬媒體《大記元時報》的前記者。據一篇中文版的《大記元時報》報道，羅伯遜說，通過“法淪功”發現人生真諦後，他學了中文，這樣就能體會李紅志原本（中文）教義。至於溫迪·羅傑斯，則與“法淪功”有多年交往，原因是她擔心中國政府正在摘取“法淪功”人員的器官——此說頗有爭議，非本文所能概述。

▲馬修·羅伯遜與“法淪功”資助的“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在一起。互聯網圖片

總而言之，羅伯遜和羅傑斯認為，澳廣已經重新構造了媒體對“法淪功”的敘述，使得“法淪功”表現出更加險惡的色彩。他們說，澳廣通過“法淪功”教義在醫學方面的危險性、“法淪功”的秘密性和不誠實，將“法淪功”描繪成一種公共安全的威脅。澳廣“駐外記者”和“背景簡報”兩欄目均駁斥了這種定性，回應說澳廣只是給“法淪功”批評者提供了發表意見的機會，也為“法淪功”提供了公平的回應機會。不過，從我作為一名曾經堅定追隨“法淪功”十二年的信徒角度來看，這樣的定性不無道理。

▲溫迪·羅傑斯（中）與“法淪功”的加拿大訟棍大衛·麥塔斯（左）合影。麥塔斯以替“法淪功”編撰“活摘”謠言而獲利，羅傑斯遂跟隨其後。互聯網圖片

羅伯遜和羅傑斯還認為，澳廣對“法淪功”的信仰極盡嘲諷之能事。這種說法我個人並不苟同——盡管如今的我很難對“法淪功”關於同性戀者令人惡心、混血兒（死後）不能進天堂和外星人正慢慢占領人體的教義產生某種內在反應（更不用說“法淪功”內部那種雖未公開宣傳但已廣為人知的所謂“唐納德·特朗普是上天派來的天使”一說了）。

但是，羅伯遜和羅傑斯企圖攻擊澳廣報道的可信度，暗示澳廣試圖惡意侮辱“法淪功”修煉者，並把澳廣報道定性為某種暴政表現，正是這點確實讓我感到困擾。

▲柯琳·梅年輕時是一位頗具名氣的舞蹈演員，她的丈夫為具有毛利人血統的澳大利亞著名爵士樂歌手，兩人伉儷情深。丈夫去世後，柯琳為尋求心靈慰籍，加入“法淪功”，終因誤信李紅志的拒醫拒藥歪理邪說過早病故。她的女兒莎妮·梅參與澳廣《“法淪功”的能量》節目組采訪，披露她病故過程。圖源：澳廣

▲莎妮·梅捧著因癡迷“法淪功”過早離世母親柯琳·梅的遺照陷入深深哀思。圖源：澳廣

羅伯遜和羅傑斯聲稱，澳廣的報道並沒有“與信徒自身的信仰聯系起來”。我不同意此說。澳廣的記者比我見過的其他任何報道團隊都做得更出色：走訪原“法淪功”信徒，向他們詢問“法淪功”的真實情況。澳廣的記者，同包括我本人、安娜（Anna）和努拉特尼（Nuratni）在內的許多原“法淪功”信徒進行了交談，他們還與莎妮·梅（Shani May）進行了交談。莎妮·梅的母親是我非常了解的一位“法淪功”信徒，她在拒絕治療後死於本可治愈的疾病，死因是由高血壓引發中風和癲癇病發作。澳廣的記者們還與更多的原“法淪功”信徒進行了背景調查，以進行事實核查，我之所以了解這些，是因為在此過程中我進行了協助。

羅伯遜和羅傑斯以各種理由來反駁這些原“法淪功”信徒的觀點和經驗。兩人聲稱，一個受訪者是“第一代（中國移民）的女兒，顯然是無法忍受她那霸道的中國移民母親。”（譯注：這裡指受訪者安娜，雖然安娜的母親是位中國移民，但她的父親卻是一位歐洲人，故安娜是個混血兒。夫妻兩人最終因信奉“法淪功”問題，特別是因為安娜在“法淪功”內部遭到種族歧視問題分道揚鑣）他們還聲稱，另一受訪者將母親的死歸咎於“法淪功”（他們提醒說，那位名叫科琳·梅的母親，去世時75歲）。他們說，還有一位（指的是我）是一個對自己以前的信仰感到不滿和羞愧的改革派分子。

我認為這樣的看法很令人反感，就好像我們的觀點和經驗無關緊要，應該忽略不計一樣。據我了解，羅伯遜本人是位“法淪功”修煉者，所以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不明白，他這種將我們邊緣化的企圖是頗具諷刺意味的（譯注：此處諷刺羅伯遜根本不具備“法淪功”的所謂“臻善忍”要求）。

“國家電台”（RN）所屬“背景簡報”欄目播發了哈加爾·科恩（Hagar Cohen）詳實且細致的系列報道，但羅伯遜和羅傑斯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這點。我不得不問：在承認自己的行為失檢之前，這些批評者還需要看到多少其他觀點？羅伯遜和羅傑斯似乎是在要求媒體報道應該像學術論文或書籍那樣，具有細微分析的深度。（譯注：澳廣著名記者哈加爾·科恩，參與采訪原“法淪功”人員團隊成員之一。國家電台是澳廣下屬廣播電台之一，哈加爾·科恩等人的采訪報道除了在澳廣的電視台以視頻紀錄片的形式播出外，還以更為詳盡的廣播形式，在國家電台分三集播出）

▲安娜是名混血兒，父親是歐洲人，母親是中國人。她父親偶然之間接過“法淪功”人員遞來的宣傳單，從此一家三口開始癡迷“法淪功”。安娜的母親從小就向她灌輸李紅志“混血兒不能進天堂”的歪理邪說。圖源：澳廣

他們除了在澳廣網站上對該公司有關“法淪功”的報道橫加批評外，還與頑冥不化的澳廣仇恨者們在《每日電訊報》上一唱一合，聲稱澳廣被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機構稱贊並有選擇地利用（譯注：澳廣發表的揭批“法淪功”節目預告後，中國反邪教網給予介紹，“法淪功”借此抹黑）。值得指出的是，事實上澳廣的“宗教與道德”欄目發表過一篇整體支持“法淪功”的文章，這就駁斥了“法淪功”的關鍵指責，即澳廣的記者們是中共代理人。

現在，每當有中國之外的媒體批評“法淪功”時，“法淪功”團體就以此豎起“我們正遭受迫害”的牌位，就好像他們在澳大利亞受到迫害一樣。

我記不清楚有多少次“法淪功”信徒對我講，說我肯定是個中共特工。從我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在“法淪功”和中國共產黨之間做出選擇的觀念，是一個邏輯上的謬誤。我對這種愚蠢選擇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感興趣，而且我保留批評兩者的權利——因為這就是我們所生活世界的細微和差別。而澳廣報道所表現出的，也正是這點。

除了尋求對重要主張的回應權之外，獨立媒體也沒有責任在撰寫重要報道時一定要深入研究“法淪功”自己的說法。考慮到“法淪功”擁有自己的多語言媒體渠道，並投入大量廣告預算來講述其故事，我認為“法淪功”會安然無恙。

我贊揚澳廣有勇氣進行報道，並坦然面對隨之而來的“法淪功”及其盟友抗議和壓力。我希望能有更多這樣的報道，因為還有很多要說的。我認為，應將“法淪功”的怪異教義與其他主流宗教的教義區別對待——“法淪功”的頭目還活著。“法淪功”對其教義的解釋，往往摳的是字眼，而不是引申。“法淪功”學員相信李紅志是“神”，他們信奉他講的每個字，李紅志對信徒的言行有巨大影響。

對於“法淪功”媒體內容的讀者，我要提出的問題是——特別針對政府人士就國家對華戰略問題向一些“法淪功”信徒咨詢這樣的問題——這些“法淪功”人員向政府人士提供咨詢時，他們的觀點是否體現出他們個人的獨特、獨立和深思熟慮？或者他們是否只是對某個人的觀點言聽計從（譯注：這裡指“法淪功”滲透澳大利亞對華合作機構一事，本·赫爾利質疑這些“法淪功”人員將會聽命於李紅志而非從專業角度提供對華政策建議）。

注：本·赫爾利（Ben Hurley）是位現居台灣的自由撰稿人，主要從事商業話題寫作。他曾信奉“法淪功”十二年，2013年起脫離“法淪功”。他曾參加並接受澳廣調查報道節目《“法淪功”的力量》（The Power of Falun Gong）的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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