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普林斯顿招生主任如是说......ZT(摘自草莓园博客)

BMF说的有些道理，量化应该是最让人无话可说的了。北美的确有对少数族裔优待的现象。比如这个例子，维基条目是：
en.wikipedia.org/wiki/...ra_Grutter

以下转贴：

写道:

赵剑侠：密西根大学招生歧视案情简介

四月一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最具争议性的案件：密西根大学本科生院和法学院的招生政策是否违宪一案。这是二十五年来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正视早已引起非议的“平权措施”问题。１９７８年，最高法院在“贝克控加州大学理事会”（Ｂａｋｋｅ　ｖ．Ｒｅｇ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一案中判决，禁止大学在招生时使用种族配额，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把考生的种族作为一个因素加以考虑。二十五年来，这一棱模两可的判决，引起了拥护和反对“平权措施”两派的激烈争论。预计今年七月，联邦最高法院将对密大招生政策是否违宪一案作出判决。这一次最高法院的判决，将影响美国所有大学的招生政策。　鉴于华人是一个最重视子女教育的族裔，本文试图通过对密大招生案情的简单介绍，以期引起华人对大学招生政策的关注，为争取有利于华人的招生政策而抗争。

在美国两百　多所国家级的顶尖大学中，密西根大学排行第二十五名；在美国五十个州的一千多所公立大学中，密西根大学排名第三。每年大约有２５，０００人申请密大本科生院，最后实际录取５２００人左右。在全美两百多所法学院中，密大法学院排名第七。每年大约有５０００人申请密大法学院，最后实际录取３５０人左右。这是一所入学竞争相当激烈的大学，也是许多优秀学生梦寐以求的理想大学。

家住密西根州的白人女学生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Ｇｒａｔｚ从小就把密大当作了自己的理想大学。１９９４年秋，１７岁的Ｊｅｎｎｉｆｅｒ，高中１２年级，向密西根大学递交了入学申请书，申请进入该校１９９５年秋季的文理学院读书。Ｊｅｎｎｉｆｅｒ的高中平均成绩在８３％的学生以上。Ｊｅｎｎｉｆｅｒ参加了许多课外活动，她是学校连续四年的啦啦队员，运动队员，学生会的副会长，一个全国性荣誉社团的成员。此外，她还抽出时间给低年级学生辅导数学，到老年人活动中心做义工。但是，对密西根大学来说，Ｊｅｎｎｉｆｅｒ做得还不够。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对采访她的电视台记者说，她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她参加了学校的啦啦队排练，回到家里，拆开了一封密西根大学的来信。还没有读完前三行，Ｊｅｎｎｉｆｅｒ的眼泪就哗哗流了下来，接着就失声痛哭。事后当她得知密西根大学拒绝她入学的原因是种族问题的时候，她内心里的失望痛苦就转化成了愤愤不平。

１９９６年秋，情况与Ｊｅｎｎｉｆｅｒ基本相同的白人男学生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ａｍａｃｈｅｒ，１７岁，密西根居民，高中１２年级学生，申请密西根大学１９９７年秋季的文理学院本科生。一开始他被密大列入等待录取学生名单，最后被密大正式拒绝入学。拒绝Ｐａｔｒｉｃｋ入学的原因也是种族问题。

事后经过调查发现，在拒绝Ｊｅｎｎｉｆｅｒ入学的１９９５年和拒绝Ｐａｔｒｉｃｋ入学的１９９７年，密大录取了所有学习成绩与Ｊｅｎｎｉｆｅｒ和Ｐａｔｒｉｃｋ相同的西语裔、非洲裔和印地安裔的考生，不管这些族裔的考生是密西根居民或者外州居民，甚至许多考生的还成绩远远低于Ｊｅｎｎｉｆｅｒ和Ｐａｔｒｉｃｋ。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Ｊｅｎｎｉｆｅｒ和Ｐａｔｒｉｃｋ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递交了诉状，代表所有受到种族歧视招生政策伤害的学生，控告密西根大学的招生政策偏袒非洲裔、西班牙裔和印地安裔考生，歧视白人、亚裔和阿拉伯裔的考生，违背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宪法基本原则。他们请求法院禁止密大继续使用带有种族歧视性的招生政策，并特别请求法院判决当时的密大校长Ｌｅｅ　Ｂｏｌｌｉｎｇｅｒ和刚离任的前校长Ｊａｍｅｓ　Ｄｕｄｅｒｓｔａｄｔ以个人家庭财产赔偿原告人的一切经济损失，因为他们作为一校之长，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密大的带有种族歧视性质的招生政策违背宪法。联邦地区法院将这个案件定性为集团诉讼，把案件（Ｇｒａｔｚ　ｖ．Ｂｏｌｌｉｎｇｅｒ）分配给法官Ｐａｔｒｉｃｋ　Ｄｕｇｇａｎ审理。

原告方的律师向法庭提交了收集到的一切证据。这些证据显示，从１９９５年到１９９８年，密西根大学对不同种族的考生使用了两种不通的录取标准。对西语裔、非洲裔和印地安裔的考生使用了一个比较低的入学门槛；对白人、亚裔和阿拉伯裔的考生使用了一个比较高的入学门槛。同样的成绩，有的考生被录取，有的考生被拒绝；甚至，优秀考生被拒绝，成绩差一大截子的考生被录取。在某些情况下，决定录取与否的主要因素就是考生的出身和种族。

从１９９９年开始，为了应付诉讼，密西根大学对其招生政策做了技术性的改动：取消了原来的两种录取标准，改为给西语裔、非洲裔和印地安裔考生额外加分的做法。按照新的综合计分的规定，满分为１５０分，凡是综合成绩超过１００分的考生，将自动被密大录取；成绩介于９９与９５之间的考生，列入录取或者等待录取名单（ａｄｍｉｔ　ｏｒ　ｐｏｓｔｐｏｎｅ）；成绩介于９４与９０之间的考生，列入等待录取或者录取名单（ｐｏｓｔｐｏｎｅ　ｏｒ　ａｄｍｉｔ）；成绩介于８９与７５之间的考生，列入推迟决定或者等待录取名单（ｄｅｌａｙ　ｏｒ　ｐｏｓｔｐｏｎｅ）；成绩在７４与７４以下的考生，列入推迟决定或者拒绝入学名单（ｄｅｌａｙ　ｏｒ　ｒｅｊｅｃｔ）。按照这套综合计分政策，一个考生的１６００分（满分）的ＳＡＴ成绩，只相当于１２分；一篇优秀论文，只得一分；密西根居民，可得１０分；父母亲是密大校友的考生，可得４分；出生于西语裔、非洲裔和印地安裔的考生额外增加２０分。现在密西根大学继续使用着这一套招生政策。按照这种招生政策，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ＳＡＴ考０分的非洲裔学生，比一个ＳＡＴ考１６００分的亚裔学生，录取的机会都要大。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和Ｐａｔｒｉｃｋ状告密西根大学本科生院的诉讼刚刚进行了三个月，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另一名白人女生，名叫Ｂａｒｂａｒａ　Ｇｒｕｔｔｅｒ，向联邦地区法院控告密西根大学法学院在入学招生中使用了带有种族歧视性的招生政策。由于Ｂａｒｂａｒａ声称代表她自己和一切受到种族歧视政策伤害的学生，这个案件也被定性为集团诉讼（Ｇｒｕｔｔｅｒ　ｖ．Ｂｏｌｌｉｎｇｅｒ），由法官Ｂｅｒｎａｒｄ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审理。

Ｂａｒｂａｒａ　１８年前（１９７８年）以优秀的学习成绩从密西根州立大学毕业，获得理工本科学士学位。她的大学平均成绩是３.８１，法学院入学考试成绩是１６１分。当时她决定先工作几年以后再去读法学院。一开始她给一家公司当健康顾问，后来晋升为部门经理。１９８６年，Ｂａｒｂａｒａ创建了自己的健康信息服务公司，经营非常成功。１９９６年，已大学毕业１８年，年龄４３岁，已有两个孩子的Ｂａｒｂａｒａ，决定实现自己当年的愿望：攻读法学院，拿一个法学博士学位。她申请密大法学院１９９７年秋季入学。一开始，密大学法学院把Ｂａｒｂａｒａ列为候补学生（Ｗａｉｔ－ｌｉｓｔ），最后又拒绝了她的入学申请。直到现在，Ｂａｒｂａｒａ还在等待法院的最后判决，准许她进入密大法学院实现自己当年的梦想。

事后经过调查发现，密大学法学院在拒绝Ｂａｒｂａｒａ入学的１９９７年，录取了许多成绩远远低于Ｂａｒｂａｒａ的考生，这些考生都是来自下列三个族裔：西语裔、非洲裔和印地安裔。Ｂａｒｂａｒａ的律师向联邦地区法院提供了许多证据。这些证据证明，密大法学院采取了每年给“特定族裔”考生保留一定配额的做法（１０％到１７％）。整个法学院有１０００多名学生。每年录取新生３５０人左右，其中保证招收４０到４５个西语裔、非洲裔和印地安裔学生。因此，为了保证招收１０％到１７％的西语裔、非洲裔和印地安裔的学生，法学院就制定了两种取标准：一种高标准用来录取白人、亚裔和阿拉伯裔考生；另一种低标准用来录取西语裔、非州裔和印地安裔考生。所以，同样的成绩，能否被录取，完全取决于考生的出身种族。密大法学院的这种给“特定族裔”保留一定配额的招生政策，使用至今，不曾改动。

密西根大学不否认其招生政策带有种族倾斜性和种族偏袒性，不否认在录取考生时使用了两种录取标准，不否认在某些情况下，考生的出身种族起了关键性和决定性作用，不否认在某些情况下，拒绝了优秀考生和录取了成绩差的考生。但是，密西根大学认为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促进学生群体的多元化。这样做有利于不同族裔之间的互相理解，有利于形成一个“白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气氛。这样做符合密西根州政府的重大利益。而且，联邦最高法院在１９７８年的“贝克控加州大学理事会”一案中准许把考生的种族作为一个因素加以考虑。所以，密大认为自己的招生政策根本不存在违法违宪问题。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和Ｐａｔｒｉｃｋ状告密大本科生院的案件经过三年多的折腾，其中包括原被告双方多次向法庭提交书面证据，专家证据，甚至统计学家的统计数据，双方互相交换证据，第三人申请介入诉讼的拒绝与批准，等等法律程序。２０００年１２月，联邦地区法官Ｐａｔｒｉｃｋ　Ｄｕｇｇａｎ认为原被告双方对案件基本事实没有争议，即密大的招生政策确实带有种族倾斜性和种族偏袒性，双方所争执的焦点在于密大的这种做法是否违背宪法。鉴于这只是法律的适用和解释问题，所以，法官Ｐａｔｒｉｃｋ　Ｄｕｇｇａｎ认为此案已没有开庭审理的必要，便直接对此案做出了裁决。法官Ｐａｔｒｉｃｋ　Ｄｕｇｇａｎ裁决密大本科生院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和１９９８年的双重标准的招生政策违背“人人生而平等”的宪法原则；但是，自１９９９年起，密大修改后的招生政策，即给“特定族裔”考生额外增加２０分的做法，属于“平权措施”的照顾范围，没有违背宪法，密大可以继续使用这种照顾“特定族裔”的招生政策。对于这个判决，原被告双方都不满意，都提出了上诉。原告方的上诉理由是：密大现行的招生政策与１９９９年以前的招生政策，根本没有实质上的区别，既然１９９９年以前的招生政策违宪，那么现行的招生政策，理所当然，也是违宪的。密大的上诉理由是：现行的招生政策与１９９９年以前的招生政策没有实质区别，既然现行的招生政策没有违背宪法，那么，１９９９年以前的招生政策也是合法的。于是，这个案件又摆到了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面前。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Ｇｒｕｔｔｅｒ状告密大法学院的官司也经过三年多时间的折腾，尽管双方所争执的焦点也是法律的适用和解释问题，但是，这一次法院却决定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并且由三位法官共同审理此案。经过四个星期的公开审理，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７日，联邦地区法院判决密大法学院的招生政策违背宪法。判决书指出促进学生群体多元化的做法并不是政府的重大迫切利益；即便是政府的重大迫切利益，密大法学院的做法也过头了，超出了应有的限制。因为这种照顾“特定族裔”的招生政策没有时间方面的限制；另外，每年保证招收１０％到１７％的“特定族裔”学生，与种族配额没有实质上的区别，这是最高法院在“贝克控加州大学理事会”一案中明令禁止的。联邦地区法院责令密大立即停止使用这种带有种族歧视性的招生政策。密大接到判决书以后，表示不服，当即提出上诉。于是这个案件也到了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

一般来说，上诉法院审理案件，通常由三位法官共同审理。但是，鉴于这两个案件在全美国的重大影响性，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决定由全体九名法官共同审理这两个案件。２００１年１２月，联邦第六巡回法院在辛辛那提市公开审理了密大本科生院和法学院的招生政策是否违宪的案件。双方律师在法庭上进行了激烈辩论，九名法官也向律师质问了许多尖刻的问题。法庭上的辩论结束了，但法院内部却又吵成了一锅粥，九名法官的意见严重分歧。五个多月以后，２００２年五月，联邦第六巡回法院九名法官以５比４的多数，以一票之差，推翻了地区法院的判决，认定密大法学院的招生政策没有违背宪法，密大法学院有权制定促进种族多元化的招生政策，促进种族多元化属于政府的重大利益。持不同意见的四名法官认为密大法学院的招生政策严重违宪；而且认为上诉法院审理此案的程序违法，否则，将会是另一种结果。２００２年八月，原告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此案。

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在同一天审理了密大本科生院和法学院的两起案件，虽然在五个月以后，以五比四的一票之差作出了对法学院招生政策的判决，但是，对密大本科生院的招生政策是否违宪一案，却迟迟作不出判决。在等待了十个月以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原告一方申请联邦最高法院直接审理此案，不需等待上诉法院的判决，因为不知道还要等多长时间；同时，原告也希望最高法院能够把密大法学院和本科生院的案件放在一起审理。这一请求实属罕见。

每年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案件成百上千，但是最高法院只挑选其中几十个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性的案件进行审理。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具有阐述法律精义，指导下级法院审案，补充法律空白的重大作用。但是，最高法院一般不轻易去触动政治色彩太浓的案件。自从１９７８年以５比４的微弱多数对“贝克控加州大学董事会”一案作出一个招致社会各界激烈批评的判决以后，最高法院曾经数次拒绝审理有关“平权措施”的案件。这一次最高法院决定审理密大法学院的招生政策，尤其是直接审理上诉法院尚未作出判决的密大本科生院的招生政策一案，确实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既令人兴奋，也令人纳闷。今年７月，最高法院将再一次作一个棱模两可、稀里糊涂的判决呢？还是彻底解决这一争论了二十多年的政治难题呢？　争议的双方都在举目以待。

作者认为从法律上来说，本案并不复杂。之所以把它称之为政治难题，是因为此案涉及到了黑人的利益问题。今天的美国黑人已经不是马丁路得金在世时的黑人。马丁路得金所提倡的那种“不合作”的和平的抗争方式，早已经被人们忘记和抛弃了。如果最高法院判决大学招生中的“平权措施”违背宪法，那就等于剥夺黑人的既得利益。到时候黑人是否会暴乱，上街打砸抢，这才是法官最头疼的问题。

前普林斯顿招生主任如是说......ZT(摘自草莓园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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