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臨終傳位的戲

四五運動又稱四五天安門事件，是以1976年4月5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大規模群眾抗議事件為代表的全國性的抗議活動。1976年4月4日至5日清明節期間，大批北京群眾自發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已故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同時表達對四人幫的抗議。4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認為紀念活動背後有人操縱，定性為“反革命”性質，當晚開始清理廣場上的花圈和標語。5日，在廣場的群眾發起大規模抗議，與清場的民兵、工人、公安發生沖突。當晚，北京出動1萬多民兵、公安和衛戍部隊，以木棒暴力驅散了在廣場進行悼念活動的群眾。事後，中央政治局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政治事件，認為鄧小平是事件總後台，撤銷了鄧小平在黨內外的一切職務。1978年，四五運動獲得平反[1][2]。

周恩來於1976年1月8日去世後，遺體遵其遺囑火化。靈車沿長安街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時，自發組織起來悼念周恩來的數十萬群眾聚集在道路兩邊表達哀思（即著名的“十裡長街送總理”[3]），全國各地也舉行了廣泛的自發紀念活動。周恩來骨灰於1月15日由一架安-2運輸機機載著鄧穎超分三次分別撒在北京密雲水庫、天津海河及黃河入海口（山東濱州）。3月19日，隨著清明節的臨近，北京市朝陽區牛坊小學的學生最先來到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敬獻花圈。許多群眾仿效，幾天內天安門廣場放滿了獻給周恩來的花圈。人們寫挽聯、祭文、大字報等表達哀悼，文體以詩歌居多，一時情緒激憤。
與群眾自發的紀念活動形成對比，“四人幫”控制的媒體刻意壓低對周恩來逝世紀念活動的報道規格。2月6日，姚文元控制的政府媒體《內部參考》還轉載香港雜志上攻擊周恩來的文章，[來源請求]這些做法引來全國范圍的不滿。3月5日，受“四人幫”控制的上海《文匯報》轉發新華社紀念雷鋒的報道，但遺漏了周恩來為學習雷鋒的題詞，許多人認為這是刻意而為。25日，《文匯報》頭版顯著位置發文不點名批判鄧小平（代以“那個走資派”和“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文中“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一句本指鄧小平和周榮鑫，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被普遍理解為影射“周恩來要把鄧小平扶上台”。[4][5]幾天後，南京的學生、工人首先上街揭露和聲討《文匯報》刪去周恩來題詞和影射周恩來的事件。28日，南京大學400余人抬著周恩來巨幅遺像和大花圈前往梅園新村悼念，途中大批群眾加入游行隊伍，掀起了全國抗議《文匯報》和四人幫的第一次大規模游行。29日，南京大學和其他學校數百名學生在街道張貼“警惕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上台”、“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揪出《文匯報》黑後台”等大標語，30日在南京火車站工人幫助下，將標語刷在列車上，將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呼聲傳向全國。[6]

南京三·二九事件後，警察開始少量逮捕天安門廣場的悼念者。4月2日，警察累計已逮捕26人，包括北京房修二公司工人韓志雄（小字報《悲情悼總理，怒吼斬妖魔》作者）。政府設立由北京民兵、警察、衛戍部隊組成，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南角一座三層小樓的聯合指揮部掌控局勢。
4月4日（清明節）～4月5日北京民眾為紀念周恩來，自發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發表演說、詩歌悼念周恩來。據後來政府人員估計，最多時約有200萬人[7]。人們隱諱地攻擊張春橋、江青等領導，聲討“白骨精”、“女妖”、“新慈禧”的詩，鋪天蓋地。有人表示支持正被批判的鄧小平。
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運動。華國鋒認為“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主席，很多攻擊中央”，吳德認為“這件事是鄧小平搞了很長時間的准備形成的。”政治局最後認為，多數人是悼念總理，少部分影射攻擊中央，個別非常惡毒，存在一個地下的“裴多菲俱樂部”有計劃地在組織活動，“是反革命性質的反撲”。毛遠新向毛澤東報告說，會議決定從4日晚開始清理花圈、標語、抓“反革命”，得到毛澤東的批准。[8]4月5日凌晨，北京衛戍區和汽車運輸公司用許多卡車運走花圈，聯合指揮部派人清場並逮捕在場民眾數人、封鎖天安門廣場。有人焚燒了幾輛汽車並包圍聯合指揮部希望談判，指揮部拒絕，隨後指揮部小樓被民眾焚燒，指揮部人員從南面窗戶逃離，無人受傷。聯合指揮部人員前往中山公園成立新指揮點，決定使用武力清場。晚上，一萬多民兵、工人糾察隊、五個營的衛戍部隊、三千名公安人員集結待命，手持木棍、皮帶，前往天安門廣場清場，廣場上民眾大部驅散，少部分被捕。根據官方報道，由於清場人員僅攜帶木棍未攜帶槍支，且當時毛澤東在群眾中還享有崇高的威望，故未發生流血沖突而事態得以解決。[來源請求]
4月6日，天安門廣場上已沒有花圈，天安門廣場持續戒嚴。當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牢牢掌握斗爭大方向》，堅持“批鄧”運動，並再一次將毛澤東不久前說的話“翻案不得人心”，以黑體字標出。[9]4月7日，華國鋒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指示：“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天安門廣場繼續戒嚴，中山公園停止開放。4月8日，《人民日報》工農兵通訊員發表文章《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門廣場，一小撮階級敵人打著清明節悼念周總理的幌子，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們明目張膽地發表反動演說，張貼反動詩、標語，散發反動傳單，煽動搞反革命組織。他們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語言，猖狂地叫囂“秦始皇時代已經過去”，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斗爭的大方向，進行反革命活動。"[10]4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將參加該運動的群眾說成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稱鄧小平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總代表”、“右傾翻案風的總後台”，“從清華少數人的誣告信，到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分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階級根源，其源蓋出於鄧小平”。[11]4月28日，《人民日報》梁效發表文章《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寫道：“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它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尖銳斗爭的一個突出表現，是黨內資產階級反革命猙獰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極力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是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垂死掙扎的一場表演。”“這次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以鄧小平炮制的‘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為旗幟的。…他們的真實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原來他們所說的‘四個現代化日’，就是紅旗落地、資本主義復辟之時！”[12]



1978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的11月12日，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中的東北小組討論會上提出：“天安門事件是幾百萬人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不同意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而且在全國許多大城市也有同樣的運動。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因中央工作會議開幕式上華國鋒提議“暢所欲言”，所以陳雲的發言得以在大會簡報上登出。全體出席者很快地知道了他在東北小組會上的“爆炸性發言”。
因為東北三省中黑龍江和遼寧在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中表現積極，而吉林則是鄧小平在前不久作了重要談話的省份，所以東北組勇於支持陳雲的發言。陳雲的提議引起了巨大的共鳴，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都堅決支持陳雲的發言。因此，依據黨內多數的意見，華國鋒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1978年11月14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四五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受迫害及被捕入獄者獲得平反。11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全體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會上正式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13]。
四五事件被寫入中學歷史課本，定性為反對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北京市民“十裡長街送總理”也被寫入小學語文教科書。


在此次運動中的目標表面上是紀念周總理實際是抨擊四人幫，大多數民眾都對壓制紀念周總理表達強烈不滿。當時毛澤東可能采取措施控制局面，因此事態得以草草收場解決。事件發生後，四人幫主導的中共中央、北京市委將此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四人幫被逮捕之後，此事件得到平反，並被定性為“革命事件”，與當時中國其他地方發生的悼念周恩來的集會並稱“四五運動”。許多人認為，此次運動打擊了毛澤東的心理，鼓舞了群眾以大規模運動的方式參與國家大事的熱情，是毛澤東去世後四人幫迅速失勢的主要原因之一。四五運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一次民眾自發反對運動。
政府在平反此次活動後，將天安門廣場以及各地流傳的詩歌編輯出版，名《天安門詩抄》。山西太原塢城路鐵三局機電隊青年王立山的《揚眉劍出鞘》成為名作：

“

欲悲聞鬼叫，
我哭豺狼笑。
灑淚祭雄傑，
揚眉劍出鞘。
”

中國人這點聰明勁兒精神頭，全消耗在內斗上了。。。

又是大雞院瞎編輯，騙騙輪子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