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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亚洲已进入过劳死模式! 

2019-03-05 23:47:52
>>文章内容
@一条



森冈孝二是日本关西大学的名誉教授,
也是研究过劳问题亚洲第一人。
2005年,他写的《过劳时代》一经推出,
引爆了整个日本社会,再版12次,
今年1月,《过劳时代》终于被第一次引入中国。

在中国,过劳问题同样严重,
有数据称,超过30%的人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
近10%的人超过60小时。
近三成人,站在过劳死的边缘。

我们采访了《过劳时代》的中文序作者杨河清,
也在网上发布了一份问卷调查,
试图搞清楚:
为何在生产力越来越发达,
物质享受足够丰盛的今天,
我们的业余时间却越来越少,
每个人都疲于奔命?

[b][b][b]撰文 [b][b][/b][/b][/b][/b][/b] 倪楚娇



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中记录了大量“过劳”、“过劳死”的案例。

(匿名,公司干部,54岁)

去年年末,我在体检时查出得了重病,这个月初去住院并且做了手术。

平常,我以公司为中心,被工作追得团团转。而在医院,我又过起了规律作息的生活。一开始觉得很不方便,百无聊赖,甚至会感到焦躁不安。然而,等我适应了住院生活,才发现这样的生活节奏是多么平和、恬静。

没有必要时不时看表,也不必挤车去单位上班。妻子到医院照顾我,我也有时间和她聊聊天,增进夫妻感情。

在医院的这几周,我感到自己总算过了一段正常人的生活。

(匿名,丈夫是中小企业的干部)

我丈夫在公司的桌子上铺垫子小睡,也利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睡觉。虽然我是他妻子,却不知道他在单位具体做什么,只知道他一到单位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一周去两次他的单位,给他送换洗衣服,也趁机和他商量孩子的事。他常常忙得连午饭也没时间吃。

(男性过劳自杀者的妻子)

我的丈夫因为过劳而自杀。几天前,我把他的电子邮件全部打印出来,发现其中有一封公司经理发来的斥责信,信的内容让我这个家属看了都浑身发抖。收到这封信的第二天我丈夫就自杀了。从4月份到8月份,他平均每个月要加班76~90个小时,有的月份甚至接近100个小时。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也是不绝于耳,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朋友圈就会被“过劳死”的新闻刷一次屏。

2016年10月5日,44岁的春雨医生创始人兼CEO张悦,突发心梗过世。他曾坦言:“常常失眠,半夜两三点给人发邮件,探讨产品设计或者商业模式。一大早,又跑到各大投资现场,唾沫横飞地跟人阐述春雨的商业价值。”“每天吃不好睡不好,晚上睡前会担心资金链断了怎么办,早上又打起精神鼓励自己说,自己的产品解决了那么多人的痛苦,这么有价值。……精神的压力很快反馈给身体……”

2017年1月8日,国际知名的战略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教授,因病医治无效过世,享年58岁。在同事和学生的眼中,他是一个“科研疯子”,有严重的心脏病,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在主持的科研项目验收前,经常连续熬晚,查遗补漏。

2018年1月23日,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一名43岁急诊医生连续工作18小时后猝死……

森冈孝二

[b]死于过劳的森冈孝二 [/b]



连一生都在和“过劳”做战斗的森冈孝二,最终也没能逃过过劳死的宿命。

74岁的森冈孝二,在2018年8月1日,因慢性心力衰竭急性恶化倒在家中,送医院抢救无效逝世。这一天,离他完成《过劳时代》的中文版序,不到一个月。

1944年出生的森冈孝二,从小生活在日本大分县的农村,家境并不富裕,是七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为了让孩子接受教育,他的父母不分昼夜地工作。这给年少的森冈孝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世纪80年代,森冈孝二开始研究“过劳”问题。当时,日本的经济正处于泡沫之中。房价高涨,很多工薪阶层穷尽一生都买不起房子,而另一边却是奢侈品的大量消费,大批人投资国外房产,声称五年之内可以买下一半的美国,似乎有着花不完的钱。

人们失去了理智,讨论着“能否24小时战斗”的话题。这一切,在森冈孝二眼里是不正常的。

1989年,森冈孝二独立推算出,每年日本因过劳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是17000人,比当时一年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人数还多。“过劳死”这个话题开始在日本引发热议。

从此森冈孝二就一直战斗在第一线,除了学术研究以外,他还支援工伤申请和诉讼的活动,担任大阪过劳死防止协会会长,他的努力曾对日本《过劳死防止对策推进法》的颁布与实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哪怕是四年前退休后,近70岁的森冈孝二依然每天勤奋地工作,常常深夜两三点还在写邮件。他说:“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倒下,所以不能留下遗憾。”
maohu | 点击: 0 | 评论: 9 | 分类: 缺省 | 论坛: 生活互助 | 论坛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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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maohu
无题




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有过一个预言:在100年后,人类的劳动时间每周只需要10~15小时,人们会因为闲得无聊而烦恼。他认为,一旦贫穷问题得到了解决,享受闲暇的时代就会到来。

历史上,我们确实经历过一段“工作时间越来越短”的黄金岁月。

1995年5月1日,中国正式实行一周双休的政策,改变了原本一周工作6天的模式。对于一些发达国家而言,劳动时间缩短的趋势持续了1个世纪,但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形势急转直下。到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已经开始热议过劳问题了。

森冈孝二的《过劳时代》就试图找出,在这个生产力发达、物质享受丰富的时代,工作时间不降反升的背后原因。

[b]信息时代:每个人都在隐形加班 [/b]



当电脑和互联网被发明出来的时候,人们曾经期待这些新技术能够减少工作量、缩短工作时间。然而现实恰好走向反面。

过于发达的通讯,模糊了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界限,这是造成过劳的原因之一。在前不久“一条”发出的“过劳问卷”里,有超过40%的人认可这一点。

(夏,24岁,互联网)

我从来没有在精神上下过班,顶多只是肉体离开了办公室而已。哪怕是在家里,精神也是紧绷的,手机的每一个震动,我都不敢错过。

(丸丸,29岁,广告)

我不相信有人会比我更惨,多少次我正在和男朋友干柴烈火的时候,工作电话打进来,只能穿上裤子开始工作。

(春分,35岁,产品经理)

自从开始工作,我就再也不会说“我爱手机”这样的话了。现在年轻人一直在看手机,这真不是因为“爱”,而是“焦虑”!

现在能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关机,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比如——坐飞机。但听说,越来越多的飞机已经支持机上wifi了……我经常怀疑,科技的进步真的让我们更加便利和幸福了吗?

随时随地能被找到,就意味着,我随时随地都要工作。琐碎的、偷袭式的工作方式,耗费的精力远大于坐在办公室加班。



[b]“便利”的生活,最终让我们累死 
[/b]




互联网的速度,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和心理期待。以时间为核心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工作速度加快,工作量也加大了。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网上聊天时,“秒回”已经成了最高级的尊重,但同时也是最大的负担。这是一个很好、很便捷的时代,有24小时的超市,有2小时必达的同城闪送服务,有外卖,有随叫随到的客服。但没有人想过,我们既是这些服务的消费者,同样也是劳动者。

曾任美国劳动部长的罗比特·B·赖克说过:

“作为买方的我们越容易选择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作为卖方的我们就越要吸引消费者、维持顾客、抓住机会、签订合同,并为此而拼命奋斗。结果,我们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紊乱。”

就像有人在“一条”的问卷里吐槽的一样:“作为服务的乙方,没有太多话语权。甲方一发话,就没有下班的可能。”

而在生活场景中,没有永远的“甲方”。


2019-03-05 23:48:16 | 引用
无题
[b]越有钱,越过劳 [/b]



在我们的问卷中,有63%的人表示,过劳和钱直接挂钩:“经济压力繁重,需要养家,也想享受。”

(Grace,27岁,新媒体)

“我大学一个月600元的生活费,毕业后工资5000元,现在工资有20000元了,生活质量没有质的飞跃,却越来越焦虑,欲望越来越大,钱也越来越不够花了。公司定的KPI,我总想着要1.5倍得去完成,就想着多拿点年终奖,最后把自己累个半死。“

(雨辰,36岁,汽车流通)

“希望优秀,能有层级的上升,为孩子打好未来的基础,自己实际向往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没有太多欲望。”

(EVEV,30,影视广告)

 “消费多,消费快,房贷车贷。儿女教育,父母健康,未来自己的养老。社会整体的高速发展,都是互联网思维与时间赛跑。“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如果每小时的工资很低,劳动者可以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来增加收入;反过来,如果工资很高,就可以减少工作时间,来享受更多的闲暇。也就是说,低收入的人要比高收入的人工作时间长。

但事实恰好相反。

各种统计数据显示,高收入阶层比低收入阶层的工作时间更长,中产阶级上层白领的过劳现象最为严重。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工作与消费的循环”。

森冈孝二这样解释:“只要在经济上多多少少有些富余,就会在吃穿用度的每一个方面攀比,自己用什么东西、在哪家餐厅吃饭、假期去哪儿玩、孩子在哪所学校上学,等等。现代消费的这一性质因广告业和大众媒体的发展而不断被强化。”

消费成了彰显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贫富差距增加,每个人都不想成为被落下的那一个,所以赚钱的欲望就会越来越强烈。更可怕的是,整个消费文化形成后,身处其中的人并不会意识到“我这是在攀比”,只会以为“这是我需要的”。



[b]所有过劳,都是被逼的 
[/b]




森冈孝二在一次大学的研讨课上,和学生探讨过劳死的问题。有一个男同学表示:“如果一个人从工作中找到了人生意义,自发性地工作,就算累死不也算得偿所愿吗?”

在“一条”的问卷中,也有超过50%的人表示,他们是“自觉加班,想要在工作中获得更多成就”。

“自觉加班”真的存在吗?

森冈孝二认为,我们经常用的形容词诸如“热衷于工作”、“埋头工作”、“有干劲”、“做得到”等等,这些词语的背后,是渴望被别人承认,希望获得内在充实感、成就感。

他说:“如果没有某种强制、压力、竞争、奖励或制度性动机的存在,纯然‘自发的’过度劳动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无论是个人、某个公司,甚至大到整个国家、世界,过劳问题都是在相互“逼迫”中形成的。

森冈孝二在中文序言中专门提到,日本的长时间劳动,是阻碍中国缩短劳动时间的重要原因。因为目前是全球化市场,竞争关系也是全球化的。反过来,中国的长时间劳动又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过劳问题。

“在劳动时间问题上,其实全世界的员工都在进行艰难的博弈。如果世界各国的劳动者不能齐心协力,这场博弈的胜利者就不会是劳动者。”

2019-03-05 23:48:33 | 引用
maohu
maohu
无题




杨河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会长
适度劳动研究分会会长


Q:一条
A:杨河清

Q:上网搜“过劳死”,有不少报道称,在中国每年有超过60万人过劳死,这个数据准确吗?

A:这个数据我也看到过,最早是出现在《环球时报》,当时是2006年,它以《中国过劳死一年60万》为题进行了摘编,数据来源于《韩国经济》。

这引起了我对过劳死的关注,并且开始研究它。但同时我也觉得很奇怪,在中国没有关于“过劳死”的定义,韩国媒体是哪里来的数据呢?后来才知道是中华医学会的一项报告,称中国每年心脏性猝死60万,被人一引用就成了“过劳死”了。

要计算出“过劳死”的人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需要医学界的介入,来定义“过劳死”。过劳往往是诱因,病灶已经在那儿了,一劳累就容易引爆。很多“过劳死”可能隐藏在“脑溢血”、“心脏骤停”等等疾病之后,数据可能是庞大的。

Q:在中国,过劳的问题有多严重?

A:我国社会舆论、学术界对于过劳问题是最近十几年才开始关注的。但是,过劳问题早已有之。



我们分别在07年、09年、10年和15年做过调查,主要针对的是高校教师、科研人员、新闻工作者、医生、公务员、企业员工、出租车司机等。各项调查结果均表明: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的人员超过调查对象的30%,超过60个小时的近10%。

在做调查的时候,我们选用了日本过劳死预防协会提出的“过劳死的十大危险信号”。大家可以自己测一测,如果出现2项,那就是“黄灯”警告期,不需要担心;如果是3~6项,那就是“红灯”预报期,已经具备过劳死的征兆;如果是6项以上,那就是危险期,随时可能过劳死。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有38.4%的人处于“黄灯”区,有35.3%处于“红灯”预报期,有26.3%处于“红灯”危险期。将近3成人,站在过劳死的边缘。

Q:有哪些群体是过劳比较严重的?

A:过劳分为主动与被动。简单地说像大学教师、医生、科研人员、高管、还有媒体人、演艺界群体等,他们处于自我实现的层次,发展空间比较大,职业天花板比较高,比较容易拼得过度,倾向于主动过劳。另一种是被动过劳,比如基层公务员、中小学教师、警察、护士、货车司机、快递员、企业一线工作人员等。另外,不少医生处于主动、被动过劳均比较严重的混合状态之中。

Q:除了《过劳时代》中已经提到的原因,您认为还有哪些因素造成了过劳?

A:过劳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形成的原因很复杂,除了《过劳时代》所列的原因之外,我可以再列举几个。

文化的因素,中国人民是以勤劳著称的。我们的精英文化是倡导“奉献”的,例如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精神确实很令人敬佩,也潜在地激励了不少精英立此类信念,拼命劳作导致严重过劳。

从个人角度看,包括我们对“成功”的定义,世俗意义上还是和赚多少钱,和社会地位有关,很多人追求这种“成功”,很有可能造成过劳。

另外,从国家层面看,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不多,无法像某些国家那样主要靠丰富的资源红利来发展。中国还不能舒服地适度劳动,如果你也适度,那就永远赶不上去。





Q:从某种程度上说,轻度过劳是必要的吗?

A:轻度过劳是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但是,这不意味着无限度地加班就合理。在突破了轻重过劳临界点之后,加班的总效益就是负的。虽然企业仍然可能在赚钱,但是社会已经是负效应了,亏钱了,因为企业把它的一些成本转嫁给了社会。



Q:经济萧条,会带来过劳吗?

A:经济箫条意味着很多企业要干的活少了。但是,在过劳型国家,结构上会有一部分人仍旧过劳,还会有一部分人失业。大量失业人员的存在,对某些较易替代的在岗人员会形成很大的持续就业的压力,他就有这种焦虑,他就越需要向老板们显示自己的价值,甚至去说干更多的活,我不要涨工资。为了能保持自己的职位。

所以经济萧条的时候,仍会有一部分过劳存在,而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人过劳。

但是,过劳问题的产生的“根”不在于经济的周期,“根”还在于《过劳时代》以及前面所提到的一些原因。如何减少失业,让工作岗位上的人别太劳累。但作为企业来,它尽量雇佣少的人,让他们干更多的事,才能赚更多的钱。那怎么样来限制企业利用驱使员工严重过劳的方式赚钱?这是很值得思考的事。

Q:这是一个全民过劳的时代,我们个人可以做些什么呢?

A:全民过劳的说法不妥,即使处于劳动年龄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处于过劳状态,还有人处于失业状态。对于那些处于严重过度劳动状态的人,可以在心态上做一些调整,是否能放弃奢侈型的消费,逃脱“消费和工作的循环”。特别是“主动”过劳的精英人群,其实主动权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我们身边已经在出现一些反向的案例了。他们开始有意识地避免过劳问题。媒体上经常会报道,谁辞职搬去大山里开了个民宿。也有日本学者针提出了“菜园家庭革命”的构想,他们倡导每周工作两天,剩余五天可以做一些种植、或者做点手工。这些都是一种反抗吧。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9-03-05 23:48:56 | 引用
无题
亚洲人永远都为利益所驱驰,直至力脱而亡。

2019-03-05 23:52:50 | 引用
平行空间
坤朋
无题
房子孩子票子,压力山大

2019-03-06 17:37:01 | 引用
无题
所以说生活艰难啊

2019-03-06 17:39:27 | 引用
damnff
maxli
无题
亚洲的模式就是自虐也虐他的模式,搞到最后大家都死路一条

2019-03-06 21:15:02 | 引用
无题
全世界都一样,为了生活,多累,也得做

2019-03-06 22:05:52 | 引用
Hstt
喋喋不休
无题
大陆日益严重

2019-03-07 12:14:30 |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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