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決堤226米背後,這個年輕的湖泊發生了什麼?

日期: 2024-07-12 | 來源: 知識分子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7月5日下午，位於湖南華容縣團洲垸洞庭湖一線堤防發生管湧險情，緊急封堵失敗後堤壩決堤，決堤口寬度長達226米。

決口已於7月8日晚完成封堵合龍，但這並不意味著危險已完全解除。

據央視新聞，圍堰裡面有約2億立方米的積水，這大概是15個西湖的水量。而團洲垸地形兩邊高、中間低，排水大概需要12天；其余堤段繼續排水，將垸內澇水完全排出大約還需要5天。

實際上，今年洞庭湖的水位高度僅排在歷史第9位，並不算特別高，洞庭湖到底發生了什麼？災情何以至此？

“出乎意料、很不正常、

不應該發生”

團洲垸位於洞庭湖與藕池河交匯處，東南北三面臨湖，因其地勢險要曾被稱為“湖南第一險”。

面對再次被沖毀的全部家當，不少團西村村民不由回憶起28年前。那是1996年，洞庭湖洪水也曾導致團洲垸堤壩決口，洪水撕開長達460余米的口子，導致5500多戶人家受災，奪走了14條生命。

但是今年，洞庭湖標志性水位站城陵磯洪峰水位34.3米，排歷史第9位，並不是很高。

“出乎意料、很不正常、不應該發生”，和湖泊打了四十余年交道的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研究員姜加虎難掩不解。

他向《知識分子》解釋說，“洞庭湖湖口附近的防洪限制水位是34.40米（蓄滯洪區分洪標准），1998年長江流域洪水，城陵磯站的最高洪水位是35.94米，超過防洪限制水位（34.40）1.54米，都抗住了沒有分洪，當然也沒有出現第一線垮堤事件，今年的洪水位才33多米，連34.40米的防洪限制水位都沒有超過，怎麼會造成團洲垸一線防洪大提垮堤呢？放在平時，拿一張汛期水位數據表，可能看一下，料想一定不會出事。但是，垮堤的事件真實發生了，而且垮堤的部位並不是垸堤迎水面，是北部的回水區，令人無法理解和接受！”。

“一定不會出事”的堤防出了事。7月5日下午，團洲垸洞庭湖一線堤防（樁號19+800）發生管湧險情，繼而決堤。截至發稿時，降雨已停，洞庭湖水位正慢慢回落。

實際上，退水期間有可能發生“頂托消退”效應。在洪水期間，大堤承受巨量來水的頂托應力，而當洪水退去，應力驟減，受力平衡打破，就可能發生崩塌。同時，退水期水流回歸主槽後，河水流速激增，在河灣凹岸對堤岸的強烈沖刷進一步加劇了崩岸的風險。

此外，團洲垸的堤壩基礎是70年代圍墾時期打下的，先天不足。姜加虎說，雖然上面近年來不斷修高加固，但地基可以上溯幾百年來泥沙淤積形成的沉積砂礫層，土體松軟，極易產生不均勻沉陷。

“決堤事件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河海大學水文水資源學院特聘教授段青雲告訴《知識分子》，由於洞庭湖區的堤防基礎多為深厚砂卵石，夾有粉細砂，透水性強，在堤外河道漲水的情況下，超過1000多公裡堤壩的湖面水位長時間處於超警戒線的位置，這樣不可避免的導致管湧現象。

所謂管湧，即在高水位壓力下，堤、壩、閘等水工建築物地基發生滲漏侵蝕活動，這時，大量的水突然湧出來，會給大壩結構造成極大的沖擊力和壓力，進而造成壩體失穩甚至潰壩決堤。

段青雲說，管湧是這個區域較為常見的風險，如果巡查及時發現問題，能夠早點處理，可以避免決堤，但總是會有小概率決堤事件發生。

姜加虎說，“這次不幸中的萬幸是在白天，而不是夜裡；是在退水期而不是漲水期。否則，風險是很大的，後果不堪想象。防洪期間調子喊得挺高，大家都說要防洪，但是如何落實相關責任的，不得而知？不能排除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情況和風險，薄弱環節值得復盤反思，總結經驗教訓”。

不斷縮小的湖面，

持續累積的風險

在失去家園的圖片和文字後面，打下心碎、流淚表情的遠方的人們同時默默敲下這樣的留言——“能不能擇地重建啊？這一次一次的……”

這其實是一個異常沉重的問題，叩問的是洞庭湖區乃至整個長江的生態變遷。

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楊煜達告訴《知識分子》，為什麼洞庭湖圩垸堤壩有這麼多的問題？如果離開地理歷史的背景，僅僅把時間尺度放在最近的20年甚至50年，都是說不清楚的，一定要把它放在千年尺度上，我們才對整個洞庭湖的變遷有一個大致的把握，才能回答所謂“何以至此”。

八百裡洞庭名聲在外——1825年，洞庭湖面積達6300平方公裡，是為洞庭湖之全盛時期。然而，滄桑變化、興廢無常，特別是近百年來人進湖退、湖區堤垸屢經合並，已不復當年浩淼。

19世紀中葉，長江在藕池、松滋先後潰口形成四口分流後，破壞了持續300多年的江湖相對穩定的平衡關系，洪水挾帶大量泥沙湧入洞庭湖，受洞庭湖頂托，江水流速減慢，其承載泥沙的能力減弱，年沉積泥沙達1億立方米，加上人為的圍墾，洞庭湖的湖面迅速減少，淤成高洲，圍成垸田——是指四周築堤防止水侵並具有排水灌溉功能的水利田。

人為因素之外，地理決定了這裡異常復雜的江湖互動。洞庭湖的發展就和長江捆在一起，楊煜達說，盡管長江的泥沙含量總體不高，但水量巨大，分水進入洞庭湖的長江水與湘資沅澧四水並流，再從城陵磯排出。

這導致了雙重後果：一是城陵磯外排水流速低，長江帶來的泥沙大量沉積在洞庭湖；二是城陵磯外排的水量增大，導致荊江河段曲流加速發育，人地關系變得緊張。分水帶來大量泥沙，把洞庭湖分割得細碎無比，加之圍墾規模巨大，湖面越來越小。“城陵磯外排的水量越大，壅水情況越嚴重，從兩口分流進洞庭湖的水就越多，形成了惡性循環”，楊煜達說。

另一個惡性循環則體現得更為殘酷而現實，在極端洪水的時刻，一般會放棄不發達地區，來保住更發達的地區。

20世紀50年代後，洞庭湖的萎縮一直沒有停止。同時，先後三次整修洞庭湖，很多小堤接連成一道大堤，把許多細小的垸田合並成面積龐大的大垸，各種原來各小垸之間的河流成為農田灌溉的水道，加之不斷的並垸、並流，合修大圍，新建多個規模龐大的國營農場。到了60年代，圍墾的重點直接變成了抽排垸內湖水，將水抽低排高。

姜加虎把洞庭湖比作水盆，泥沙淤積主要積聚在湖底，使得盆子變淺，但湖的面積變化不大。然而，一旦進行圍墾，就像是把原本的大盆子變成了小盆子，顯著縮小了湖的面積。同時，湖泊泥沙淤積也很嚴峻，顯著影響了洞庭湖本身作為一個“容器”吞吐調蓄洪水的能力。

圍墾不僅從湖的邊緣開始削減湖面積，還逐步向內推進。隨著圍墾，堵水到不了外面，留在有限的空間裡只能越積越高。墾殖和自然淤塞互為因果。

現在單純來講堤壩如何修高加固，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洞庭湖周圍有無數圩垸，總會出現新問題，稍有不慎，不是這一處就是那一初，這是有深刻歷史地理背景的，楊煜達說，退一步想，堤壩目前的方向是在累積風險，把風險爆發點往後推。這在防洪歷史上表現得非常典型，風險累積到一定程度，就崩掉，之後河流奪回自己的水道。但長江沒有特別大的改道調整空間。

姜加虎強調，他旗幟鮮明地反對三點：一是湖泊水庫化，今天鄱陽湖要建閘控制，明天洞庭湖如果也要建閘，湖泊就要全變成水庫，那就不是湖了。二是河流渠道化，地球上沒有一條自然河流是筆直的，河流本來就是彎彎曲曲，大量采彎取直是不可取的，這違背河流自然演變規律；三是渠道水泥化，少量的在我國北方幹旱半幹旱可行，但大量實行，將嚴重威脅兩棲類生物的生存和敷衍。

“人與水爭地為利，

水必與人爭地為殃”

“人與水爭地為利，水必與人爭地為殃”，1998年洪水“中流量、高水位”的特點終於引起了人們關於圍湖造田降低了湖泊調蓄能力的反思。

1999年《國務院批轉水利部關於加強長江近期防洪建設若幹意見的通知》中提到，1996年和1998年長江防洪突出矛盾主要集中在城陵磯附近，盡快在這裡集中力量建設蓄滯洪水約100億立方米的蓄滯洪區，根據湖南、湖北兩省對等的原則，各安排約50億立方米的蓄滯洪區，洞庭湖區選擇錢糧湖、共雙茶垸、大通湖東垸等分洪垸。

二十余年來，當地工作文件中不時提及由於投資不到位，安全建設工作尚未完成，蓄滯洪建設進度明顯延宕滯後。直到2023年11月，據岳陽市水利局官網，錢糧湖、共雙茶、大通湖東垸分洪閘工程才通過竣工驗收。

延宕日久，自因牽涉廣泛。在1998年洪水之後，作為“4350”規劃專家的姜加虎反復強調一個數字“4350平方公裡”，這是解放初期洞庭湖的水域面積，也是恢復的目標。

他回憶說，當時第一種提法叫洪水趕，這個地方本來是湖，但老百姓不願意走，如果洪水總是上泛，也是把他們往市裡趕；第二種提法是吸引，岳陽市生活工作都挺好的，慢慢把湖區百姓吸引出來。

“從長遠來看，這條路還是這麼走，但是肯定過程不容易、代價也很大”，姜加虎說。據他此前在洞庭湖區圩垸做過調查，青壯年大多出去務工，還在垸內生活的以留守兒童和老人為主，“比如這次團洲垸潰壩轉移人口是7800人，遠遠少於戶籍登記的2.5萬人”。但缺少勞力沒有減輕此次潰壩轉移的壓力，反而成為不少老弱面臨的具體困境。

按照長江防洪規劃，平垸行洪、退田還湖采取單退和雙退兩種模式。“雙退”顧名思義就是退人退田，村民徹底搬出圍垸，垸內的田地也不耕了，圩堤保留缺口，為洪水騰出空間；“單退”即村民搬出去，但裡面的田裡還可以繼續耕種，但在圩堤上增設了溢流堰或水閘，一旦特大洪水發生，在防汛關鍵時刻，可以主動進洪。

中國水科院水資源研究所正高級工程師楊明祥說，實際情況是，很多“雙退”慢慢變成“單退”，田就是農民的命根子，何況是大多數年份可以正常耕種的肥沃地塊，洪旱交替、年際變化的地界就是這個問題，不走水就是肥沃地界兒，種啥長啥，不種就是“浪費”；“單退”往往又會變成“退不了”，既然種上了莊稼，就不希望即將收獲的果實被洪水淹沒。

以設計而言，對運用幾率較高的蓄滯洪區，“退”出來的人員應該外遷為主，或者以安全區為重點進行設施建設，但媒體2016年曾探訪建設好的錢糧湖垸蓄滯洪區試點，有村民在當地政府的鼓勵下在安全區買房裝修，但依然住在自己安全區外的房子裡，“住在安全區？住在那裡吃天上的雲嗎？”村民講。

蓄滯洪區在工程上的建設標准“分得進、蓄得住、退得出”達到了竣工的標准，但大量人口平時並不常住在規劃好的安全區，大量財物依然集中在分洪區，那分洪將依然是一個困難的決定，也必然損失巨大。

相關國家水利科研機構研究人員告訴《知識分子》，整個長江沿線蓄滯洪區的問題都很集中，對於基層水利管理部門來說是比較棘手的。嚴格來說蓄滯洪區內不允許開展生產生活工作，但是洪水發生是個概率上的問題，可能十年、二十年甚至從劃定開始就沒有啟用過。在日常管理工作中，部分蓄滯洪區逐步發展為生活區，長期積累過後就可能形成無法妥善解決的問題。

經過多年高速發展，許多城市的建成區擴展到了原有防洪圈之外，以前認為經濟價值密度不高的農村如今也是“處處都淹不得”，起碼處處心疼。為此，人們期望不斷擴大防洪保護范圍，提高防洪排澇標准。

楊明祥認為，工程防洪能力依據規范設計，總有一定限度，特別是在氣候變化影響下，同頻降水形成的洪水往往峰更高、量更大，使仍按原標准設防的區域洪澇風險加大。

環境史專家伊懋可認為，水利設施可能產生某種技術鎖定，即由於建造水利工程，繁重、昂貴的區域維護費用會約束子孫後代的抗洪舉措，日後也同樣依賴經濟成本更高的同類設施。

楊明祥承認路徑依賴的普適性，同時指出，水利、防洪工作，說到底就是平衡取舍。其中不得不面對的就是人與水爭地之間的平衡，我國人多地少，降水年內分布不均、年際變幅很大、人口資產分布與受洪水威脅區域高度重合，這意味著部分土地“小水歸人，大水歸水”的情形將很難改變。

百病纏身的洞庭湖

進入新世紀以來，洞庭湖更多時候見諸報章是因為幹旱，所謂“來洞庭湖看草原”。洞庭湖全湖區旱災呈現惡化趨勢已是不爭的事實，每隔一段時間，洞庭湖消失的討論就會激起小小的水花。楊煜達說，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未來，洞庭湖泥沙淤積的速度超過湖盆沉降的速度，預示著湖盆將繼續萎縮。

在團洲垸建成的1977年，洞庭湖的湖泊面積為2740平方公裡，曾經的“八百裡洞庭”湖面縮減了近一半。衛星照片量算枯水水面只有645平方公裡，已經是一個冬陸夏水的季節性湖面。

對此，楊明祥再次提到“平衡”，人與湖的平衡以及長江與洞庭湖之間江湖關系的平衡。在考慮實際情況的基礎上，不妨考慮采用一種各取所長、各讓一步的折中模式，例如“沿堤設溢流堰，自動溢流進洪”。對於圩堤不是全線加高，而是在適當堤段局部降低，改造成可過水的寬頂堰。水位超過堰頂即自然入流，避免人為開閘分洪決策難、風險大的矛盾。這種方式下，人與水各讓一步，通過設置合理的溢流高度，既給洪水以出路，也給人以出路，如果輔以精准的預測預報和完善的保險保障，完全可以在人和水之間取得平衡。此外，如果考慮在圩區內部采取分區滯洪等減災措施，還可以進一步減輕洪水的危害范圍與不利影響。

姜加虎說，如果沒有人類的圍墾幹預，洞庭湖也要泥沙淤積，但作為這麼年輕的湖，進展到消亡可能要數百上千年，但我們一系列圍墾將這一過程大大加速了。

“洞庭湖整體的環境生態問題不容樂觀，把該得的病全得了，水多（洪水）、水少（幹旱）、水臓（污染）、水渾（泥沙含量大，沉積速率高），一身病可不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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