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周恩來在七億人眼下的文革政治表現
作者按：《一個被掩蓋了的文革周恩來形象》是我1999年3月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AS——The－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第51屆年會上的一個學術報告的中文簡譯本。那次會議在美國波士頓（Boston）舉行，我論文的英文原題是A－Contradictory－Image－from－Diverse－Sources：The－Role－of－Zhou－Enlai－in－the－Cultural－Revolution。為了使學術界同行能認真討論這一歷史課題，虛心聽取意見，我還特地在論文的封面上打上了“Draft（草稿）”的字樣。不料這樣一個嚴肅的學術研究課題，竟然被中共安全機關認為是“攻擊中央首長”，成為我在去年在北京8月被扣押的深藏原因之一。而我在內蒙古文革舊貨地攤上購買的由北大紅衛兵組織印的《中央首長講話》，因為中間有周的兩篇對群眾組織的講話，也被中共安全部門定為“機密情報”。且不說把文革中到處流傳的“中央首長講話”定為今天的“情報”有違中國小學生字典中對“情報”的定義；三十年前周在文革中七億人眼下的政治表現，又豈是今天的安全部門能一手遮天的？最令人可笑的是：有關審訊人員為了把我的學術報告和美國的情報機關硬扯上關系，非要“窮追猛打”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是否受了CIA的資助，差一點把擁有數千名學者教授的AAS也打成了“間諜組織”。把學術討論無限上綱地政治化（如對吳的《海瑞罷官》的批判），又把政治歧見別有用心地“間諜化”（如對楊尚昆竊取毛機密，對賀龍、羅瑞卿“二月兵變”的指控），實在是文革整人的慣用伎倆。可惜的是：中共的安全機關在這方面的進步實在不大。
不時聽到有人抱怨目下眾多的“紀實文學”曲解了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真實。其實，只要稍加留意，文革史的讀者們已不難分辨出它們中的文學性與歷史的真實性之間的區別。事實上，這些紀實文學的作家們也並不諱言他們的文學虛構。在我看來，更大的曲解來自某些貌似非常“歷史”而實際上悄悄地剪裁並掩蓋了歷史真實的“歷史著作”。如果不做深入的本文比較，即便是細心的讀者也難以一眼洞見底蘊。尤其當這些著作以年譜、傳記、文獻記錄影片等歷史的記載體（其實是某種“剪裁體”）形式出現，並伴隨著多卷本（集）的長度，准確的年月日，浩繁的引證，瑣碎的細節和清晰的圖片時，要剔精抉微地燭其真偽，確非易事。在中國大陸的“周恩來熱”中湧現的由中共最權威的黨史研究機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周恩來年譜》（三卷本，下稱《年譜》），《周恩來傳》（四卷本，下稱《傳》）以及十二集大型電視文獻記錄片《周恩來》（注1），卻不幸正是這樣一種以剪裁歷史見長的“歷史著作”。尤其是它們精心地剪裁出了一個文革狂瀾中“中流砥柱”的周恩來的形象（注2）。
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它不是完全的憑空偽造，所依的也可說是歷史事實的一部分。只是這些部分事實來自編撰者對歷史整體的一番或許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地加工與拼湊。與偽造者的讀者期待一樣，剪裁者也是為了掩蓋歷史的真實，誤導讀者得出與史實完全相反的結論。大約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國讀者不會再輕易地相信“毛林會師井岡山”之類的天穴來風式的神話，而編撰者認為自己只是剪裁歷史而不是偽造歷史又可以減輕撒謊的心理重負，因而這一方法在上述作品中可謂一脈流貫。這裡先舉一例，借一斑以窺全豹。在上述三種傳記中，都提到了周恩來反對毛澤東關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的事：“國慶節這天……林彪發表講話時，卻公開把矛頭指向劉少奇和鄧小平，宣稱‘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斗爭還在繼續’，要求紅衛兵小將們敢於斗爭，前仆後繼地把這場運動深入下去。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周恩來有不同看法，他曾當面向毛澤東表示了自己的意見。他擔心的是，這個提法將導致更多的領導幹部受到沖擊（注3）。這一故事還被幾乎所有大陸有關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書籍作為“周總理與毛主席對國內形勢的估計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證（注4）。這裡，姑且不論關於林彪講話中提出“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斗爭”有誤，因為林的原話是“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斗爭”（注5），兩者不可同日而語。更重要的是，有關周恩來反對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事，編撰者舍去了極為重要的結尾。關於這一史實的來源，《傳》原注為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的回憶。然而，王力的完整回憶卻是：周總理看到《紅旗》社論後曾對王力說：“黨內路線問題只有‘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提法。怎麼用了‘資產階級’，還‘反動’呢？我要去問主席。”問了以後，周總理告訴王力說：“主席同我用英文講了‘反革命路線’，‘反對革命路線’，‘反動路線’這三個詞的區別。我對主席說‘我懂了’。”（注6）
從上面的回憶中可以看到，周恩來所注目的主要是一個文字性的提法問題，他從來就沒有向毛當面表示過這“將導致更多的領導幹部受到沖擊”的不同意見。更耐人尋味的是，他當以一個小學生的姿態去問了毛後，馬上表態說：“我懂了”——這不僅清楚地表明他已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對毛個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線的支持。這裡哪有什麼“根本分歧”的蹤影？有的只是周恩來對毛“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的忠心。而當編撰者取前因舍後果地剪裁了歷史後，一段原本說明周在毛面前無原則地卑膝效忠的史實，竟成了周與毛當面斗爭的業績。而在這種黑色幽默式的顛倒剪裁中，歷史的整體性和真實性自然被破壞殆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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