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沃爾瑪所到之處帶來的不光是低價還有貧窮

日期: 2024-12-29 | 來源: 加美財經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羅傑·卡瑪（Rogé Karma）是《大西洋月刊》的一名專欄作家，他報道說，新的研究表明，即使考慮到著名的低價，沃爾瑪也使其經營所在的社區變得更加貧窮。

Walmart Corporate from Bentonville, USA, CC BY 2.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沒有哪家公司像沃爾瑪一樣在美國經濟中占據如此重要的位置：既是美國最大的私人雇主，以低工資著稱；也是最大的零售商，以低價格聞名。

從這個意義上說，沃爾瑪的主導地位，體現了一種在過去半個世紀中主導美國政策制定的理念：低廉的消費價格是衡量經濟健康的首要標准，比低失業率和高工資更重要。

事實上，沃爾瑪的許多支持者認為，這家公司對貧困家庭和中產家庭是福音，因為他們每年通過在沃爾瑪購物可以節省數千美元。

不過，兩篇新研究論文對這一觀點提出了挑戰。

這些研究采用了創新的方法，發現沃爾瑪不僅導致收入降低，還增加了社區范圍內的失業率，這些成本超過了為消費者節省的資金。

研究得出結論，總體而言，沃爾瑪讓所在的地區變得比沒有開業前更貧困。

有時，消費價格可能是對經濟福祉一種不完整甚至誤導的信號。

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科技巨頭還沒有成為關於企業力量討論的主角時，沃爾瑪是一個熱門的政治話題。紀錄片和書籍層出不窮，例如《沃爾瑪：低價的高成本》和《沃爾瑪如何摧毀美國（和世界）》等。

這些負面宣傳，一度嚴重到讓沃爾瑪在2005年專門建立了一個“作戰室”來改善公司形象。

經濟學界的支持隨之而來。2005年，傑森·弗曼（後來成為奧巴馬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發表了一篇題為《沃爾瑪：一個進步的成功故事》的論文。他在文中辯稱，盡管沃爾瑪給員工的工資相對較低，但“潛在危害的規模與其為消費者在雜貨店節省的錢相比微不足道”。

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這種觀點成為許多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主流看法。

不過，全面評估像沃爾瑪這樣主導市場的公司影響是一項復雜的任務。消費者成本節省很容易計算，但這並不能全面反映公司對社區的總影響。

沃爾瑪的到來會對當地經濟產生連鎖反應：消費者改變購物習慣，員工更換工作，競爭對手調整戰略，供應商改變生產輸出等。

兩篇新的研究論文，通過創新方法來分析沃爾瑪的經濟影響。研究結果顯示，沃爾瑪的影響並不像“進步的成功故事”那樣樂觀。

第一篇論文由社會科學家盧卡斯·雷納、扎卡裡·帕羅林，以及經濟學家克萊門特·皮格納蒂和拉斐爾·平特羅·施密特聯合撰寫，於今年9月發表。

研究依托一個極為詳細的數據集——數據集追蹤了1968年以來超過1.8萬名美國人的多項經濟結果，通過這些豐富的數據，研究團隊設計了一種類似醫學臨床試驗的方法。他們將數據集中兩組具有相似人口特征的人進行配對，觀察當其中一組接觸到“治療”（沃爾瑪的開業）而另一組沒有時，會發生什麼。

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在沃爾瑪超級中心開業後10年，所在社區的平均家庭年收入下降了6%。按2024年的美元價值計算，相當於每年減少約5000美元。低收入、年輕和教育程度較低的工人遭受的收入損失最大。

理論上來說，這些人如果因在沃爾瑪購物省下的錢超過收入的損失，他們的處境可能會有所改善。

例如，根據沃爾瑪自己在2005年委托的一項研究，以2024年美元計算，沃爾瑪每年為家庭平均節省3100美元。盡管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一估算過於慷慨（考慮到研究的資助方，這並不令人意外），即便按這一估算，帕羅林和合作者發現，收入損失仍然遠遠超過節省的金額。

他們計算出，即使在最樂觀的節省成本情景下，沃爾瑪開業的地區貧困率仍然相對增加了約8%。

不過，這項分析存在潛在的局限性：無法考慮到沃爾瑪的選址可能並非隨機分布。沃爾瑪可能出於某些難以察覺的原因（比如去工業化或去工會化），選擇那些本身就容易陷入貧困增長的社區。這正是第二篇論文切入的重點。

第二篇論文由經濟學家賈斯廷·威爾特希爾撰寫，於去年12月發表。他將那些沃爾瑪開業的縣，與那些沃爾瑪曾嘗試開店但因當地反對未能開業的縣進行了比較。

換句話說，如果沃爾瑪是基於某些隱性特征來選擇開店地點，這些縣應該都具有這些特征。然而，威爾特希爾發現的結果與第一篇研究類似：沃爾瑪開業的縣中，工人收入的下降幅度超過了省下的購物成本，導致他們總體上處境更差。

更有趣的是，他發現收入損失並不僅限於零售業的工人，而是幾乎影響了所有行業，從制造業到農業。

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沃爾瑪會對收入和財富產生如此廣泛的負面影響？

這一理論較為復雜，大致如下：當沃爾瑪進入一個社區時，通過低價格擊敗競爭對手，迅速成為該地區的主導者，迫使當地的小型雜貨店和區域連鎖店削減成本，甚至直接關門。

結果，原本向這些零售商供應商品的本地農民、面包師和制造商。逐漸被沃爾瑪的全國性和國際供應商取代（據一些估算，沃爾瑪歷史上60%至80%的商品僅從中國采購）。

因此，根據威爾特希爾的研究，在沃爾瑪進入某縣後五年內，總就業人數下降約3%，大部分減少集中在“商品生產型企業”。

一旦沃爾瑪成為該地區的主要雇主，就會對工人產生經濟學中所謂的“買方壟斷權”。買方壟斷類似於壟斷，後者是指公司因缺乏真正的競爭對手而能夠收取高價，而買方壟斷則是指公司因工人幾乎沒有其他選擇而能夠支付低工資。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沃爾瑪的工資水平一直低於競爭對手，比如塔吉特和好市多，以及像Safeway這樣的區域雜貨商。

威爾特希爾說，“關於沃爾瑪的許多方面/與我們在經濟學101課程中教授的完全競爭市場模型相矛盾。很難找到比這更明顯的例子來說明，一個雇主如何利用對工人的權力壓低工資。”

沃爾瑪的規模，自然對供應商擁有巨大影響力。正如地方自力更生研究所聯合執行董事斯泰西·米切爾最近在《大西洋月刊》中寫道，沃爾瑪以壓榨供應商聞名，這些供應商因為害怕失去最大客戶而幾乎別無選擇，只能順從。以如此低的價格向沃爾瑪供貨，迫使本地供應商裁員，並降低留用員工的工資。

同時，他們自然會通過向其他客戶提高價格來彌補損失。這種惡性循環進一步鞏固了沃爾瑪的主導地位。

最新研究最直接的啟示是，沃爾瑪對美國社區而言，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樣劃算。當我就這一研究聯系弗曼時，他表示自己不確定該如何看待這些發現，並建議我咨詢勞動經濟學家。

更廣泛來說，這些發現質疑了促使沃爾瑪和其他巨頭迅速擴張的法律和概念轉變。

20世紀70年代末，反壟斷監管者和法院采用了所謂的“消費者福利標准”。這一標准認為，判斷一家公司是否過於龐大，或者某項並購是否削弱了競爭的適當指標，是看它是否提高了消費者價格或減少了生產者的產出。

換句話說，競爭法的目的被重新定義為“盡可能多的商品、盡可能低的價格”。但正如新的沃爾瑪研究所表明的，這一公式並不總能為美國消費者帶來最大福利。

即將卸任的拜登政府，在聚焦反壟斷時認識到了這一點。例如最新的執法指南指示政府在評估並購時，考慮對工人的影響，而不僅僅是對消費者的影響。反壟斷機構已經在多起訴訟中包含了此類主張。

問題在於，即將上任的特朗普政府是否會沿著同樣的路徑前進。

近來的歷史表明，威脅低消費價格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公眾對過去幾年通脹的反應表明，許多美國人寧願稍微貧窮一些，但保持價格穩定，也不願變得富有卻面臨更多的通脹。

這種態度可能會誘使政策制定者將低價格放在首位，並支持那些提供低價格的公司。

然而，如果沃爾瑪的案例揭示了什麼的話，那就是，從長期來看，低價格本身也可能帶來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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