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領歐洲極右翼崛起的三個女人(圖

日期: 2025-01-06 | 來源: 香港01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對歐洲極右翼來說，2024年是繼續茁壯的一年，意法德三國尤其明顯。

在6月的歐洲議會大選中，極右席次從2019年的135席（占議席總數的18%）上升到2024年的187席（占議席總數的26%），當中包括2019年沒有向布魯塞爾推派極右議員的幾個國家：塞浦路斯、盧森堡、葡萄牙和羅馬尼亞。梅洛尼（Giorgia Meloni）領導的意大利兄弟黨（Fratelli d'Italia，FdI）更是成長驚人，從2019年的6.4%得票率上升到2024年的28.8%。

法國極右政黨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RN，前稱國民陣線）同樣表現亮眼，其得票率是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所屬復興黨（Renaissance，RE）的兩倍，這一結果直接導致馬克龍解散國民議會，提前大選。最終國民聯盟贏得142席，雖沒有成功問鼎總理，卻已拿下該黨史上最佳戰績，並且足以影響政局：在國民聯盟與其他政黨攜手合作下，法國巴尼耶（Michel Barnier）政府在12月垮台。放眼2027年的法國總統大選，國民聯盟的馬林勒龐（Marine Le Pen）依舊是有力候選人。

再來是德國。這次歐洲議會大選中，極右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獲得15.6%選票，同樣是該黨迄今最好成績。11月德國三黨聯盟瓦解後，總理朔爾茨（Olaf Scholz）在12月提請解散國會，新大選將在2025年2月舉行，根據Wahlen當前民調，AfD的支持度高達17%，領先總理朔爾茨的社民黨（SPD）2%，僅次於基民盟（CDU）與基社盟（CSU）的保守派聯盟（33%），並已提名愛麗絲·韋德爾（Alice Weidel）作為總理候選人，是AfD首次展現問鼎領導人的雄心。

當然，極右崛起不是義法德的單獨現象，而是當代歐洲變革的縮影。從宏觀視角出發，義法德三國既是舞台也是剖面：意大利極右已經取得政權，法國極右已能影響政府，德國極右則正在浮上台面；聚焦個人層面，梅洛尼、勒龐、韋德爾三人的政治實踐，既為歐洲極右擴充了復雜臉譜，也展演了“極右崛起”的虛與實。

12月4日，馬林勒龐在不信任投票辯論期間大笑。（Reuters）

勒龐：為了茁壯而“去妖魔化”

首先是三人之中最早參政的勒龐。

1986年，18歲的勒龐加入父親領導的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之後就以自身法學背景擔任該黨的法律部門領導人。2000年，32歲的勒龐入主國民陣線執委會，開始大力推動“去妖魔化”（Dédiabolisation）策略，目的就是消除國民陣線的“極右污名”。2003年，勒龐升任國民陣線副主席，並在2007年成為國民陣線兩名執行副主席之一，負責黨的培訓、溝通和宣傳。

2011年，43歲的勒龐以67.65%得票率當選國民陣線主席，正式接班父親職位，並在2018年改黨名為“國民聯盟”。直到2022年正式交棒巴德拉（Jordan Bardella）前，勒龐已經領導國民聯盟將近11年，參加過2012年、2017年、2022年三次總統大選。眼下勒龐面臨挪用公款的法律審判，如果法院無法對其定罪，勒龐預計再戰2027。

其實回顧歷史，國民陣線的“極右”實踐經歷多次變化。1972年創立之初，國民陣線匯集了各領域的民族主義者，主打反共、提高法國出生率、建立職業軍隊、廢除結束阿爾及利亞戰爭的《埃維昂協議》（évian Accords）、推動“法國與歐洲的文藝復興”，但這些主張其實無助國民陣線脫穎而出，尤其當年法國存在各種極右小黨，國民陣線不懂媒體宣傳、又極度依賴傳統極右話語，往往只能依靠選前的各種結盟操作拉抬得票，並被身為主流的中左翼當成分裂右翼的工具。

2024年10月22日，法國極右翼領袖，國民聯盟主席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在國會討論2025年預算案時上台發言。（Reuters）

但到了1987年，勒龐之父尚-馬裡·勒龐（Jean-Marie Le Pen）開始采取美式競選策略：頻繁出席各種電視辯論，並在煽情修辭加持下，成為高人氣、高仇恨值的“收視保證”，尤其為對選票市場進行區隔，尚-馬裡·勒龐還把自己定位成反“四大惡勢力”（保衛共和聯盟、法國民主聯盟、社會黨、共產黨）的人民代表，最後也在1988年的總統大選中，獲得14.4%的成績，雖然遠不到當選門檻，卻已是國民陣線的歷史性突破。

與此同時，國民陣線也從1980年代起持續聚焦反移民話題，尤其1989年杜福拉爾事件（Affaire du Foulard）後，法國社會的反伊斯蘭情緒持續湧動，國民陣線便趁勢掌握輿論熱點，開始大打反移民、反伊斯蘭的競選主軸，並且成功在1993年的國會大選第一輪投票中，獲得12.7%的支持度。

整體來說，國民陣線雖以“極右”身分站上法國政治舞台，卻從成立以來不斷變化立場身段，以適應各種政治氣候，表面看似瘋狂極端，行動還是奉行實用主義，最後也從眾多極右小黨中崛起。

而勒龐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入黨、接班，並在“去妖魔化”策略下，進一步推動國民陣線轉型，擴大選票基礎。例如勒龐首先驅逐了親維希（Vichy France）、同情納粹、反猶立場明顯的黨員，當中就包括自己的親生父親尚-馬裡·勒龐，後者曾稱“針對猶太人的毒氣室不過是二戰下的小細節”，勒龐為此公開反駁“種族滅絕是野蠻行徑的頂點”，顯然是要與父親進行切割。之後勒龐在2018年改國民陣線為國民聯盟，也同樣是要軟化黨的外顯形象，所以舍棄較有戰斗性的“陣線”一詞，甚至包括2022年推動有阿爾及利亞血統的“小鮮肉”巴爾德拉接班，也都是“去妖魔化”策略的一環。

甚至勒龐本人的立場變化，同樣是上述轉型的縮影。例如針對移民問題，現在的勒龐已不再主張系統性驅逐合法移民，而是要求降低每年的淨合法移民率、終止出生在法國即享公民身分的自動公民權；在對歐立場上，勒龐也從2019年起就不再主張法國脫歐、退出歐元區，而是認為歐盟應該“從內部改革”；在對北約立場上，國民聯盟原本主張法國退出北約，現在勒龐也改口稱是要退出北約的“一體化軍事指揮結構”；在死刑立場上，勒龐從2017年起就不再呼吁恢復死刑，而是宣布支持對“最嚴重罪行”判處永久監禁，同時承諾自己如果當選，會就是否恢復死刑舉辦全民公投。

法國會選舉第二輪投票：圖為2024年7月5日，馬林勒龐（Marine Le Pen）領導的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RN，前稱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與該黨主席巴德拉（Jordan Bardella）的海報，被張貼在法國巴黎國民聯盟總部附近。（Reuters）

基本上經過前述種種調整後，現在的國民聯盟已與早年的“極右”形象拉開距離，不斷往右翼、甚至中右靠近，正如勒龐受訪時總是不斷主張，“我們不是極右翼，我們的主張並不極端”；尤其國民聯盟的部分經濟政策帶有左翼色彩，這還導致法國前總統薩爾科齊（Nicolas Sarkozy）批評勒龐是“極左政治家”，以及前總統奧朗德（Fran?ois Hollande）稱勒龐的言論“就像共產黨傳單”。

當然，這些批評更多是競選時空下的政治攻防，但從選舉結果來看，勒龐也確實存在“可左可右”的選票空間。在2012年總統大選中，勒龐獲得了17.9%的選票，排名第三，雖然無法進入第二輪決選，卻已是國民陣線史上最好戰績。當時法國社會學家西爾萬·克裡龐（Sylvain Crépon）就對投給國民陣線的選民進行分析，認為“國民陣線的選民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包括因經濟危機和競爭而破產的小店主”。

到了2017年總統大選，勒龐以21.3%的得票率成功殺進第二輪，僅落後馬克龍（24%）些許，這時勒龐除了呼吁極左政治家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支持者投給自己，還積極走訪工廠，並且受到各地工人的熱烈歡迎，最後以33.9%的支持度落敗；2022年，再度殺進第二輪的勒龐最後得到41.45%的選票，顯然已經遠遠超出極右基本盤

整體來說，當法國執政黨無法回應選民怒氣，曾經的極右政黨又持續甩脫妖魔形象，不論是勒龐的崛起還是國民聯盟的茁壯，都已成為歷史偶然下的某種必然。

6月30日，馬林勒龐得知投票初步結果後見記者。（Reuters）

梅洛尼：執政後也可以是右翼

意大利的梅洛尼同樣進行了洗脫“極右”的政治工程，並且正用執政證明：自己也可以是右翼。

1992年，15歲的梅洛尼加入意大利社會運動（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MSI）下屬的青年陣線。MSI是意大利知名的新法西斯政黨，由墨索裡尼（Benito Mussolini）支持者在1946年成立，一度是意大利第四大黨，後來在政治變化下淪為邊緣，最後出於生存考量，黨內溫和派在1995年將MSI改組為民族聯盟（Alleanza Nazionale，AN），淡去了法西斯色彩。1996年，19歲的梅洛尼開始擔任民族聯盟的學生部門領導人，並在2006年代表民族聯盟進入意大利眾議院，也在同年成為該黨的最年輕副主席。

2008年，31歲的梅洛尼被第四屆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政府任命為青年部長，一直任職到2011年貝盧斯科尼下台。期間梅洛尼的政黨歸屬再度生變：2009年，民族聯盟與意大利力量黨（Forza Italia，FI）合並為自由人民黨（Il Popolo della Libertà，PdL），更加靠向中間右翼。不過這種作法顯然不能讓所有人滿意，梅洛尼就是其中一。

2012年12月，梅洛尼與幾位黨員宣布脫離自由人民黨，創立“更能代表右翼”的意大利兄弟黨，並在未來幾年內合並部分右翼小黨、擴大板塊，最後在2022年大選帶領中右翼聯盟（Centre-right coalition）獲勝。從現實來看，2022年的大勝明顯是2017年意大利選制改革遇上2022年大選左翼分裂、右翼整合，兩股脈絡共同作用而成，導致在2018年得票僅有4%的意大利兄弟黨，能在2022年暴增到26%成為第一大黨，45歲的黨主席梅洛尼也因此成為意大利總理。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24年7月29日下午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會見意大利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Reuters）

不過除了制度與板塊原因，梅洛尼本人對意大利兄弟黨的立場形塑也同樣重要：從2014年擔任黨主席開始，梅洛尼就跟勒龐一樣，不斷宣稱意大利兄弟黨不是“極右”、而是“保守右派”；且正如勒龐掌權前，國民陣線也存在不少親納粹、親維希政權的黨員，意大利兄弟黨同樣有崇拜墨索裡尼的底色，梅洛尼本人就是代表，只是這種代表性就像國民陣線的激進性，會因為選票而轉彎。

最早在19歲受訪時，梅洛尼曾經稱贊墨索裡尼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意大利”；2012年意大利兄弟黨成立後，梅洛尼特意在黨旗上添加了“三色火焰”，這個符號象徵墨索裡尼遺骸，也是意大利新法西斯政黨的常用符碼，2022年大選前曾有人建議梅洛尼移除三色火焰，以吸引更多中間選票，但梅洛尼最後沒有接受。

不過也是同一個梅洛尼，在2022年大選前開除了贊揚希特拉（Adolf Hitler，又譯希特勒）的黨員，並在投票前夕接受外媒采訪，表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已經成為歷史，自己其實與英國保守黨、以色列利庫德集團、美國共和黨共享類似經驗與價值觀。2022年10月議會對政府進行信任投票前，梅洛尼再度發表公開演講，“我從來沒有同情任何不民主的政權，包括法西斯主義，正如我一直認為1938年的種族法是意大利歷史的最低點，這是我們的恥辱。”

2024年6月24日，意大利總理梅洛尼（Giogia Meloni）和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an）在意大利羅馬會晤後握手發表聲明。（Reuters）

而這種對墨索裡尼遺產的同步繼承與否認，讓意大利兄弟黨不只能涵納極右選民，也擁有了向中間靠的潛力。從這個角度來看，梅洛尼執政後的立場轉變也就不那麼令人意外。

首先是移民問題。執政之前，梅洛尼就與許多歐洲極右一樣談論所謂“卡勒吉計劃”（Kalergi Plan）陰謀論，也就是宣稱左翼意大利政府已與境外邪惡勢力達成秘密協議，要引入大量移民取代本地人口，在意大利實施“種族替代”。但執政後，梅洛尼的論述迅速軟化為：意大利需要移民；而針對選前主張的“零容忍”政策，也就是不讓任何難民進入意大利港口，梅洛尼雖在阿爾巴尼亞設立了意大利運營的“收容中心”，將部分抵義難民轉往阿國，但根據意大利內政部說法，難民中的老弱婦孺依舊安置在意大利。換句話說，“零容忍”政策其實也沒有徹底執行。

再來就是對歐立場。選前的梅洛尼毫無疑問是疑歐派，認為應該“重新討論”歐盟條約並修改意大利憲法，讓意大利的法律位階高於歐洲法律，並且主張退出歐元區；但到了2022年大選投票前夕，梅洛尼直接公開喊話：勝選後保證不退出歐元區，其本人也確實在選後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進行務實互動，淡化了疑歐派底色。而這背後原因也很現實：除了選票考量外，還有執政後的財政問題，意大利不可能不需要歐盟撥款。

不過梅洛尼的轉彎並沒有導致地盤的流失。從2024年6月歐洲議會的選舉結果來看，意大利兄弟黨獲得了28.75%的選票，比2022年大選後的26%更高。如果除卻“極右”的陳年爭議，梅洛尼的成功似乎可以證明：本土主義、保守主義、對外現實主義所共構的“右翼路線”，不僅能在意大利選票市場勝出，也能在歐盟體系下生存。

2024年10月16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左一）與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右一）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和海合會 (GCC) 聯合峰會上發表講話。（Reuters）

韋德爾：極右政黨的得體門面

而勒龐與梅洛尼的成功轉身，其實與韋德爾的崛起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與一生從政的勒龐、梅洛尼相比，韋德爾算是半途加入的“政治新手”。作為拜羅伊特大學的經濟與商業管理畢業生，韋德爾先是在2005年7月到2006年6月擔任高盛（Goldman Sachs）分析師，又在之後轉往中國工作6年，據《華盛頓郵報》披露，韋德爾還在這段期間學會了說普通話，接著又在2011年獲得拜羅伊特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主題就是中國的養老金制度。之後韋德爾回歸業界，從2011年3月起在法蘭克福擔任安聯全球投資公司（Allianz Global Investors）副總裁，一直到2013年5月卸任。而也正是在同年10月，韋德爾加入了德國另類選擇黨。

該黨如今被識別為極右組織，甚至一度被德國聯邦安全局監控，但在創立之初，德國另類選擇黨其實吸引了各界精英參與，尤其是經濟學家與商界領袖，原因也很直接：該黨的成立宗旨就是呼吁德國退出歐元區，同時反對德國紓困南歐國家，而這顯然是對歐債危機的憤怒回應。

真正觸發該黨進一步右傾的，是2015年的弗勞克·佩特裡（Frauke Petry）掌權。比起脫離歐元區，佩特裡本人更關注移民問題與德國的“伊斯蘭化”，而德國另類選擇黨也確實在其帶領下持續聚焦種族、宗教、移民議題，這不僅導致部分成員退黨，還讓該黨在2016年被歐洲議會的歐洲保守與改革黨（ECR）除名，但這些發展都不能阻止同年的黨代表大會通過反伊斯蘭的政策綱領，包括主張德國禁止罩袍、宣禮塔、喚拜，以及提出“伊斯蘭是不是德國的一部分”這句口號。

當然這背後也有選票市場的驅動。在德國另類選擇黨成立兩年後，退出歐元區的話題已經有些退潮，倒是移民沖突持續湧動，且在主打反移民、反伊斯蘭綱領後，德國另類選擇黨的支持度確實有所提升，這就導致黨內的右傾趨勢不斷深化，即便2017年佩特裡退黨都不能停下，極右派系甚至將反移民的話題與反猶、白人至上、同情納粹的敘事相結合，進一步拉升了極化程度。因此2020年3月，聯邦憲法保護局就將德國另類選擇黨內部的極右派系Der Flügel列為“反對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右翼極端主義勢力”；到了2021年3月上旬，德國聯邦安全局已將整個德國另類選擇黨作為“涉嫌極端主義的組織”，進行監控。

德國2個位處前東德的州份2024年9月1日舉行州議會選舉，另類選擇黨（AfD）聯席主席魏德爾（Alice Weidel）8月31日現身圖林根州（Freistaat Thüringen）拉票。（REUTERS）

而在這個過程中，韋德爾作為黨內溫和派雖有活動，卻始終無法進入權力核心，不過還是憑藉自身表現讓大眾留下印象。從2016年開始，德國便有媒體討論韋德爾在德國另類選擇黨的“神奇存在”，包括該黨強烈反對同性婚姻與彩虹旗幟，韋德爾卻與同性伴侶組成家庭且收養子女；該黨主打反移民、反伊斯蘭，韋德爾卻雇用一位敘利亞難民來協助整理家務；該黨政治精英的外顯形象往往憤世嫉俗、慷慨激昂，韋德爾受訪卻總是輕松理性，平靜且有條不紊。這種“神奇存在”讓不少德國媒體評論稱，韋德爾是德國另類選擇黨的“希望”與“理性面具”。

而真正讓韋德爾走向掌權的，是2021年的全國大選結果。德國另類選擇黨雖在東部表現強勁，甚至成為薩克森州（Saxony）和圖林根州（Thuringia）最大黨，其全國支持度卻從2017年的12.6%下降到10.3%。當時韋德爾就提出解釋“德國媒體對另類選擇黨存在偏見”，時任黨主席默滕（J?rg Meuthen）則表示“黨應該致力向中間派發出強烈信號”。於是2022年默滕辭職後，韋爾德就與同為溫和派的克魯帕拉（Tino Chrupalla）共同擔任德國另類選擇黨的領導人。

當然，因為這個黨並沒有經歷勒龐推動的“去妖魔化”過程，整體還是一個囊括保守派、右翼、極右和不明確立場的“大拼盤”，所以不時發生“互相打臉”的內部矛盾。例如韋德爾的顧問哈特維格（Roland Hartwig）就被曝光在2023年11月參加一場極右集會，會上討論了驅逐德國數百萬移民的計劃，實施對象包括已取得德國公民身分者。這一消息引爆了全國示威，數十萬德國人為此走上街頭，要求政府取締德國另類選擇黨，韋德爾於是迅速解除哈特維格的顧問職務。

當然，韋德爾本人也不是毫無激進面，例如她至今都主張，德國應該退出歐元區，同時又稱如果自己擔任總理，可能就“德國脫歐”舉行公投；另在移民議題上，韋德爾雖不像黨內部分激進派系主張的“遣返所有移民、包括取得公民身分者”，卻也像執政前的梅洛尼一樣，稱移民潮背後隱藏著對歐洲白人進行“種族取代”的邪惡陰謀。不過整體來說，與黨內那些否認大屠殺、同情納粹者相比，韋德爾已經算是德國另類選擇黨的“得體門面”，正如她屢屢在受訪中糾正的，“我們不是極右，我們是自由保守派。”

圖為2023年9月，AfD聯席主席魏德爾（Alice Weidel）及其幕僚哈特維格（Roland Hartwig）出席新聞發布會。AfD於1月15日宣布解除哈特維格的職務。（Getty）

“極右崛起”的虛實與時代意義

而勒龐、梅洛尼與韋德爾的案例，其實都體現了歐洲“極右崛起”的復雜性。

首先是“極右”標簽的虛與實。三人雖都出身“極右”政黨，卻也都展現了對於“極右”的持續疏離，甚至正以行動推翻“極右”標簽本身，包括勒龐的“去妖魔化”策略、梅洛尼執政後轉向右翼，以及韋德爾對“極右”伙伴進行切割。

這背後當然是擴大選票的現實考量，且這些出身“極右”的政治精英看似挑戰政治正確，其實同樣懂得適時配合政治正確，尤其是勒龐與梅洛尼，兩人在俄烏戰爭前後的對俄立場變化堪稱經典。

2024年6月13日，在意大利舉行的七國（G7）集團峰會第一天，應邀出席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iy）與意大利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會面。（Reuters）

勒龐在戰前毫不掩飾自己的親俄色彩，包括在克裡米亞危機後公開表示“烏克蘭已經被美國征服”，同時激烈批評北約政策、東歐的反俄情緒，以及歐美國家不斷威脅制裁俄羅斯的惡意。但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勒龐隨即批評俄羅斯，並且主張收容烏克蘭難民。

梅洛尼的轉變則更有政策意義。俄烏戰爭爆發前，梅洛尼長期主張修復歐俄關系，包括解除克裡米亞危機後的對俄制裁，並且稱贊普京（Vladimir Putin）領導的俄羅斯“扞衛了歐洲價值與基督教認同”；但2022年戰爭爆發後，梅洛尼先是跟著譴責俄羅斯，又在執政後持續向烏克蘭提供軍援，並稱俄羅斯對於烏克蘭四地的並吞“毫無法律與政治價值”，同時支持烏克蘭加入歐盟。

再來是“崛起”敘事本身的虛與實。無可否認，極右政黨近年在歐洲的選舉表現確實不錯，但選舉成績不等於政治權力，6月的歐洲議會大選就是典型案例：極右政黨即便席次上升，也在左翼與中左翼、中右翼合作下，被排除在選後的權力核心外，例如任命新一屆歐盟委員會時，高層職位幾乎都由出身歐洲人民黨（EPP）、歐洲社會黨（PES）、歐洲自由民主黨聯盟黨（ALDE）的非極右候選人擔任；27名委員中只有一名屬於極右翼，那就是歐洲保守與改革黨的拉斐爾·菲托（Raffaele Fitto），來自梅洛尼領導的意大利兄弟黨。

梅洛尼本人的實際收獲更是差強人意，即便這次意大利兄弟黨成績不錯，梅洛尼還是被排除在歐盟幾個高級職位外：歐盟委員會主席、歐盟高峰會主席、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的高級代表。

圖中白衣女子就是法國極右翼全國集會領袖、議員馬林勒龐，2024年10月1日她在法國巴黎國民議會上聆聽法國總理巴尼耶( Michel Barnier )的演講。（Reuters）

類似情況也發生在法德。盡管國民聯盟在6月大選的第一輪表現亮眼，卻還是在第二輪滑落成第三，關鍵原因就是左翼、中左翼政黨為了不使國民聯盟得利，決定在許多選區進行合作以避免分散選票；同理，現在德國另類選擇黨的民調確實上升，但各方分析普遍認為，另類選擇黨能在未來參與聯合執政的機率微乎其微，因為該黨不像國民陣線經歷過“去妖魔化”進程，始終無法擺脫同情納粹的陰影，這在當今德國政壇仍是禁忌，且韋爾德的立場與已經“相對進入主流”的勒龐、梅洛尼相比，其實還是“反對派中的反對派”，在爭取選票上恐怕有其極限。

不過，即便“極右崛起”的虛實有其復雜性，這個現象所承載的時代意義還是不容忽視。以德國為例，另類選擇黨之所以能在東部崛起，與兩德統一後的發展不均有關：隨著年輕人和高素質人才向西遷移，東部人口大量外流，經濟發展也普遍落後西部，這種環境催生“被剝奪”的怒氣，也為反移民敘事提供彈藥火力，德國另類選擇黨正是把握了這種時代機遇，所以能在東部站穩腳跟。

而德國並不是孤例。基本上經歷全球金融危機、歐債危機沖擊，歐洲的福利國家模式持續崩解，“阿拉伯之春”引爆的難民危機更是加劇原有矛盾。但作為歐洲執政主流的中左翼、中右翼精英沒能回應民眾需求，既無法顯著改善生活成本危機，也沒能調和社會分化與族群矛盾，最後只能訴諸道德、歐洲價值等虛無話語，結果就是距離民眾愈發遙遠，並讓右翼、甚至極右越來越有市場。

歸根結柢，勒龐、梅洛尼、韋德爾的崛起，就是歐洲之變的時代縮影。在這三位“鐵娘子”身上，極右實踐不只是排外怒吼或保守回歸，更是對於全球化失衡的激烈抗爭，以及對於民眾焦慮的深刻洞察，即便民族主義與反建制的烈焰炙熱，卻也不能脫離實用主義的冷峻計算。而這正是歐洲“極右崛起”的真實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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