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論文工廠到學術難民,被AI揭開的學術傷疤

日期: 2025-03-13 | 來源: 青年志Youthology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難民 | 字體: 小中大
自chatGPT的誕生到DeepSeek的火爆出圈，被AI取代的焦慮，在全球高校研究者和學生之間愈演愈烈。人文社科學界，正在經歷一場靜默的身份危機。

在小紅書、豆瓣等社交媒體上，充斥大量和AI焦慮相關的內容，其中許多發布者是全球知名高校的在讀碩博研究生，甚至已取得博士學位的成熟研究者。在一篇美國華人(专题)歷史學博士發布的帖文中，就描述了DeepSeek如何十幾秒內完成歷史學研究者耗費多年的史料搜集、考證和編碼工作，揭示了歷史學科以史料學為基礎所面臨的研究范式危機。

當AI能瞬間完成史料爬梳、自動生成符合期刊規范的政治學模型、對哲學思想進行准確無誤的權威解讀時，研究者們遭遇著對自我價值的普遍質疑。

然而事實上，人文社科研究的范式危機並不是AI誕生之後才出現的，學科體制內部早已存在的系統性困境。AI僅僅是催化了這一危機，把隱藏的問題拋到了明面上。

學術評價體系的規訓、學術體系的工具化與資本化，以及主流話語的霸權，共同構成了當今世界人文學科的內部困境，甚至由學科內部蔓延到了更加廣泛的社會文化生產中去。正是這一工具化、模式化的學科困境，使得AI更容易復制並取代人文社科的研究工作，加劇了學術生產者普遍的無意義感和價值焦慮。

“格式化”的人文社科研究已成主流，而關注社會動態、人類經驗和處境的研究領域卻不斷地被排擠、甚至被取締。在數量年年增長的文科博士群體裡，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由於對學術體制的失望和學術理想的幻滅，選擇退出，加入了“博士退學潮”。就像他們所自嘲的那樣：humanities（人文學科）中已沒有human（人）。

人文社科的傳統價值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又為何發生？AI沖擊之下，人文社科將何去何從？本文將逐一回應這些問題，探討人文精神在當代的存續危機。

被AI揭開的學科傷疤

要理解人文社科的困境，必須揭開當代大學體制的“新自由主義”面紗——這場始於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思潮，不僅重塑了全球經濟，更將大學推向了市場化的深淵。

1. 從“知識工廠”，到“學術臨時工”

英美大學作為當今全球學術界的風向標，人文學科的體系變化帶動著世界主流學界的變化。傳統人文社科的“務虛”性在當今的主流學術領域逐漸變成了”務實“。人文學科的前沿研究通常以實證分析和量化分析為主，概念性的、辨析性的理論研究被逐步邊緣化，不僅僅離開了學科主流，還被擠壓出學科領域，轉移到了其他話語更加微薄的領域去。

一個對於智識、思想有追求、對於生命和意義有疑問的年輕人，或許可以通過任何一家書店裡已出版的經典文學與哲學發現人生困惑的解答，卻實際上和當今主流的專業哲學話語毫無關系——通常這些哲學研究都建立在大量的邏輯訓練和專業背景的基礎上，具有極強的學科壁壘，幾乎無法進入普通人的視野，更不關心與普通人可能關心的問題。

主流的哲學研究以分析哲學為核心，強調邏輯推理和語言分析，試圖用數學般的精確方式拆解概念、澄清語義。它們轉向了更加務實的方向——因為其固定、系統的學術范式，更易於科學技術領域結合，形成當今哲學的前沿研究，如技術哲學、AI倫理、科學哲學等。

而其他人文社科領域，諸如政治學，越來越接近政府決策的需求，選民行為分析、政策效果評估、數據驅動的治理優化，而非對於政治概念和思想的辨析；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也不再關注社會結構、體制等問題，而轉向量化分析和實證主義。

《寫作與斗爭》劇照

那麼那些關心生活中的困惑、社會結構的不公、存在本質的意義或者是文學與思想的價值的學術研究在哪裡呢？

在哲學系中難以找到，致力於量化研究和實證分析的政治學、經濟學等也將之邊緣化。在很多大學裡，這些議題通常只占據各個學科裡不起眼的一隅，有時甚至只能在傳統一級學科之外的小型部門找到。以我所在的倫敦大學學院為例，它們被統籌歸類為一個叫做歐洲語言與文化（European Language and Culture）的學系。不同的大學也有不同的分類方式，例如牛津大學就將其中的古典語言文學、比較文學、文化理論、歐陸哲學等領域歸類為中世紀語言和現代語言（medieval language and modern language）。通常在這些領域裡，既保存了傳統人文學科對於人類經驗的關注和洞察，又兼具了跨學科、非西方中心主義的開放性視角。

然而，當比較起我就讀的大學內哲學系與“歐洲語言與文化”系的教職工及研究人員列表時，發現哲學系盡是有tenure（即終身教職）的正教授，而歐洲語言與文化則一眼望去盡是Dr.頭銜的“學術臨時工”，並且數目龐大，遠超哲學系的全體教職工人數。Professor和Dr.頭銜之分背後代表著研究者薪資、工作穩定性和學術話語權的差異。通常擁有終身教職的正教授就像是有著鐵飯碗的高級公務員，享受著穩定持久的待遇保障、良好的工作環境和穩固的學術話語權，而Dr.則更像是通往擁有終身教職的學術升職路線的必經之地——在這一階段，研究者通常和大學是短期的合同關系，需要盡可能地爭取研究經費、發表更多論文、努力教課，在各個大學之間輾轉。

而這種系與系之間大面積的差異，並不代表”歐洲語言與文化“學者都是不夠成熟、沒有能力做教授的研究者，而解釋了一種結構性不公，即學術體制內，跨學科、人文向、理論思辨型研究者長期缺乏學術認可度和穩定支持。

赫布·柴爾德裡斯在《學歷之死——美國博士消亡史》中，描述的理想大學是：一所具有價值的大學致力於培養和尊重其人際關系網絡，這樣的大學是一種由全體教師創造和引領的文化，它將所有人置身於不斷學習的環境中，並要求定期地、公開地展示學習成果。

而現實的大學是：一所大學應該更加重視內容知識本身而非這些知識的提供者，這樣的大學是一家由職業經理人打造和引領的企業，它讓所有人扮演擁有固定技能的固定角色，僅憑學科內部成員的評估對知識代理人進行打分。

[美]赫布·柴爾德裡斯，楊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9月出版

以項目，而非以人為導向的高校體系，塑造了大量在學界兼職的二等文科公民，大量的研究者們被迫在學術市場上不斷流動，難以獲得足夠的研究經費和工作回報，即使出版過專著、也有頂尖大學的學者人脈，卻仍然無法獲得基本職業穩定性，成為難以回頭的“學術臨時工”。而無數研究者對於同一教職位的激烈的競爭以及制度性劣勢（例如國內大學體制的“非升即走”政策）更加劇了這些年輕研究者的個體困境。

這類秉承著傳統人文學科價值和人文精神的領域，由於其開放性而無法被固定的學科范式及評價方式吸納，難以得到主流認可；且因為並不迎合與市場、政策和科技領域結合的潮流，無法得到資本化的學術市場的支持，缺少研究經費。然而現實中，學術資源、評價體系、發表壓力都在推動這類研究向固定的模式靠攏，也走向了一定程度上的學術范式規訓和對政治正確的迎合。

2.工具理性時代下，人文價值的悖論

人文社科的整體轉變有其合理性的價值——在一個高度技術化、數據化的時代，能夠進行量化分析、提供政策優化方案、與科技結合的人文學科才更加契合當今時代發展的需要，更能證明自己的價值、獲得生存和延續（盡管總是作為STEM學科的附屬）。

然而當價值單純服務於工具理性和資本利益，這個“價值”本身開始動搖。以政治學為例，關於“何為民主？”“如何實現公平？”的辨析被縮減，單一概念及立場成為量化研究的默認前提，卻可以造成對於“公平”本身的偏離。例如美國建國時期的“天賦人權”概念總是被直接應用於對中國、伊朗等體制不同的國家的評價，卻少人追問這些概念的本土化思想根基，或檢視它們在不同社會、歷史及文化語境中的適用性。《經濟學人》民主指數和《自由之家》自由指數等政治評級體系，幾乎都建立在歐美自由民主的制度框架之上，對其他政治文化的適用性沒有什麼討論空間。這無疑加劇了全球話語權的偏移和兩極化的對立，使得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更加難以自我反思。

當然，與這類話語相關的去西方中心主義研究，仍然在西方語境中具有十足的分量，有時甚至被簡單化為人稱“白左”的政治正確口號。這其中展現的是當代思想理論領域的議題化趨勢，即所有思想都被簡單歸類為對身份政治的站隊。這類論調雖然倡導自由、平等、包容，卻逐漸趨向某種政治正確，難以容忍任何批判性立場（即便不是反對性的）的出現，成為了一種思想規訓。以至於對原本對於公平正義的關注變得僵硬排外，喪失了對於社會的真實洞察力。而這一現象甚至延伸到了西方更加廣泛的文化場域中，使得文學作品、新聞媒體趨向同一議題，僵化了文化與藝術產業本有的自由性和創造性。

而真正有思辨性的後殖民主義研究卻偏居於非主流的學術空間（例如之歐洲語言與文化部門，或者電影研究、現代語言更小型的領域），或是變成了人類學領域的主要課題。然而正如我先前提到的，在這些領域內的許多學者所面臨的不僅是學術理想的苦苦消磨，甚至是關於基本生存保障的脆弱不可靠。

人文學科曾經提供的對於人類真實境況的關懷、洞察和思考正在消失，而這種消解與此同時是危險的。大量年輕學者雖仍有志於此，甚至占據著人文社科研究者數量的主流，卻遭受著集體失聲的系統性困境。

文科，怎麼走到現在這一步的

那麼，是什麼使當代的人文社科領域成了這個樣子，並蔓延到了全球高校？將背後的原因僅僅歸結於科學技術（STEM學科）的強勢發展碾壓是不准確的（事實上科學技術和文化思想的本質向來不是對立的兩端），而更多在於西方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於當今大學體制的塑造。

20世紀中葉，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美國留下的不僅是巨量的全球財富，也包含了歐洲最為豐富的文化和藝術遺產。戰後流亡到美國的詩人、藝術家、思想家，包括納博科夫、布萊希特、漢娜阿倫特、杜尚等我們所熟知的先鋒知識分子，使得世界文化中心從歐洲轉移到了美國。美國一躍成為學術與藝術殿堂，占據著全球藝術與思想創造的主流話語。

然而，這一狀況很快隨著70年代美國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而改變。新自由主義主張的自由市場和小政府不僅影響了經濟政策，也重塑了教育體系和學術機構，使得大學不得不參與自由市場以獲取資金。裡根政府在1980年代推動大規模高等教育改革，減少對公立大學的財政支持，進一步推動大學財政自負盈虧，增加私人資本的介入。

這一背景下，人文學科的邊緣化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關注人類經驗、批判社會結構、思考存在意義的學科無法直接被商品化的價值所定義，在市場邏輯下癱瘓，成為了“無用”的學科。而科學實證主義則由於其可計算、可推測的固定模式，與科學的結合中使人文學科在當代重煥新生，成為了更受推崇的主流。

不過歐洲流亡美國的知識分子仍然具有廣闊的影響力，同時大量以批判資本主義為主的新生代思想者也陸續湧出，使得人文精神得以延續。然而時至今日，隨著20世界中下葉那批知識分子的陸續離世，大學內的批判性思想領域大多沒有了新的後繼者，標志著他們所帶來的思想傳統在該大學內徹底斷絕。

許多人文社科學子在申請心儀的博士項目時，往往直觀地面臨著這種思想傳統的斷層：隨著關鍵導師的退休或離世，這一學術方向幾乎失去了繼續存在的可能，使得他們不得不重新尋找能夠接納他們的學術場所，甚至放棄這一研究領域。

學術體制的市場化和資本化隨著全球化發展蔓延到了非西方地區，甚至也進入了中國大學。在這種背景下，學術研究的主要資金來源從政府轉向了企業和基金會，能夠直接帶來經濟效益的研究的往往更受到企業和政府的青睞，而無法被市場邏輯評估的研究則難以得到資助，由此造成了人文社科研究的困境，甚至改變了人文社科的研究方向。研究者們被迫參與研究經費的競爭，轉向了和科學技術結合的跨學科領域，而另一部分則學會了”包裝“自己以迎合基金會或政府機構的興趣方向--盡管這樣看似“有失風骨”，卻是為了生存不得不妥協的辦法。

此外，市場邏輯所強調的可評估、可量化，也使學者從知識分子變成了“科研績效者”，思想的價值不取決於思想本身，而是變成必須可以量化的KPI。根據《Nature》2023年的一項調查，主流學術評價體系越來越依賴論文數量、引用率等量化指標，而非學術思想的深度。許多青年學者的職業生涯被考核體系所束縛，他們需要不斷發表論文，而不是花時間進行長周期的思想研究。而這種對學術KPI的狂熱追捧甚至也無差別地蔓延到了任何人身上--最近一則六旬老教授、學科領頭人，因”論文發表質量、數量不合格“而被高校淘汰的新聞由此沖上了熱搜。

在近年高學歷泛濫的社會趨勢下，“博士退學潮”這一逆流正反映了學術體制內的個體困境。打開小紅書，在搜索框內輸入“博士退學”四個字，映入眼簾是數不盡的“退學博士”的經驗分享。這些寒窗十數載，憑著智力、運氣和熱愛走到今天文科博士，為何到最後卻紛紛放棄了學術理想？稀少的研究經費、學術體制的邊緣化和發表指標的壓力或許都可以漸漸消磨掉追求思想的初心，而或許最令人心寒的是為了發表而迎合、諂媚主流話語，喪失了學術的自主和思想的純粹，同時又因學術范式的規訓而麻木了文科研究對於人本位的關注，使人文社科研究不再帶來感動。

在實證主義主導的學術體系下，大學有了自己的生產流水線，學術場變成了功利場，范式的高塔隔絕著普通人的經驗——人文社科與”人“逐漸割席。

AI沖擊之後

那麼，在學術生產高度模式化的今天，如chatGPT，Claude，DeepSeek等AI工具不斷迭代更新，是否加劇了這一人文社科的內部困境，抑或是產生了新的問題？

《愛與死》劇照

相信使用過AI輔助學術生產的讀者已經有所體會，AI不僅可以用來設計研究計劃、完善量化模型，更能夠通過使用者的想法拓展成更加系統完整的理論框架，寫出符合學術要求的完整論文。盡管有時胡編亂造、邏輯混亂，但如果用戶指令得當，較成熟的AI模型（如chatGPT o1）生產的論文可以相當於一個成熟的碩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生水平。

正如許多人所討論的那樣，在AI誕生之後，最重要的能力或許就是“問出正確的問題”。然而，當今文科的困境就在於無法問出“正確的問題”，甚至於無法問出恰當的問題。

或許我們可以提問AI美國大選的結果預測，又或者要求推理出一個實證模型的結論，但這樣的提問是有路徑可循的，不需要過多思考——這樣的提問並不建立在人類經驗和社會的洞察之上，不是由對現象的層層辨析和拆解所作出的最根本、最關鍵的質疑與批判。其實只要給出足夠多的材料，AI可以自動推理延伸出潛在問題的答案。

當然了，大選民調分析這樣的問題尚且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其他時候，為了提出”獨特“的idea，從而獲得更多的論文發表和學術名譽，一些問題甚至只是“為提而提”—--看似足夠”創新“，實際上卻仍然局限在問題土壤原有的框架內，既沒有建立新的思想體系、又不具備任何現實意義。這一研究方式雖然看似無法被AI取代，卻從自身就難以立足。

這一現象下，一部分當代理論研究泛濫著有名無實的學術黑話，實則怎麼也突破不了傳統認識論、本體論的幾個基本框架。而這一現象，甚至是學院派當代藝術所最為推崇的—在倫敦的幾所著名當代藝術院校中，許多“先鋒”藝術脫離了繁雜的理論堆砌幾乎無法自我顯現，使藝術喪失了自主權和獨立性，僅僅成為了語詞的附庸（如若此，藝術的價值又如何區別於文學、哲學而自足呢？）。毋用說這些頂尖藝術院校一邊合理化自身的極端資本市場邏輯（其資本化和市場化遠甚於一般學術機構），一邊擔當起左翼思想陣營對於資本社會的批判—--批判得還很差勁。更諷刺的是，在小紅書上有不少英美頂尖藝術院校的學生做起了這些理論術語的科普，形成了一種高度商品化的思想消費景觀。

因此，在實證的、量化的當代文科研究中，即使是提問本身也更多只是模式化的產物，可以被AI復制粘貼甚至舉一反三。“問題意識”作為探究社會問題的出發點，尚且可以輕易被AI掌握，更不要提有著既定邏輯和規范的文科研究本身了。在這種情況下，文科研究者們對於被AI取代的普遍焦慮，是十分有理有據的真實情感。

那麼這一危機該如何消解呢？文科當真失去了自有的價值，無法免於沉淪，直到被AI真正取代嗎？答案或許在於文科對於本真性的個體經驗的徹底回歸。

先不談AI是否能完全模仿人類意識、直覺、感知等這一多有爭論的話題，至少當今的AI發展還遠未達到完全替代人類經驗、行動的地步，而只是遵循著信息整合、連接和提取這一固定的設置。神經科學和仿生技術前沿尚未完全突破對人體奧秘的解讀，因此參與世界、感知世界以及反饋世界的本能仍然是人類存在的基礎和獨特性所在。

AI所無法模仿的不僅僅是我們在真實生活中對於情感的接受和反饋，也是我們每個人在世界中的行動與洞察。而這是從蘇格拉底時代哲學的誕生起就一直延續在人文社科傳統裡的血脈。人類參與社會和世界的過程並不建立在任何艱深的理論基礎上，個體對於周遭世界的觀察和感知也幾乎不需要任何思想深度—--一切僅建立在存在與生命的本真性基礎之上。而文科真正的生命就在於此。

《漢娜阿倫特》劇照

所以，文學、哲學、藝術這樣的靈魂大師並不是虛無縹緲、高於大眾的存在。相反，能夠跨越時間與空間、語言與文化的思想往往是對於人類真實境況的投射。文科的精神不在於高高築起的象牙塔，而是在與世界真實的交互中，在於個體情感、經驗的共同構建之中，在於關心（care）而非不關心（indifference）之中。就像我們誰也不會質疑魯迅的筆下的社會批判和對於革命的熱情如何仍持續影響著我們每個人的精神與行動。

AI的到來已經向我們充分展示了工具理性的內涵—--模式化、結構化的文科研究，本質上即具有極高的可替代性，而這同時也將研究者異化為了工具性的個體，消解了個體存在的獨特價值。盡管許多大學已經吸納AI作為強有力的科研工具，卻也有一些大學恐懼AI，嚴令限制碩博研究生的使用權限。如果說大學對於本科生使用AI的限制是出於培養基礎能力的考量，那麼碩博研究生作為相對獨立的研究者，如果仍恐懼於自身研究被AI取代的可能性，不更是反饋了科研工作本身的可被替代的弊病嗎？因此，讓工具僅僅成為工具而非對於個體價值的挑戰，要求我們重新喚回真正創造性的思考。這樣，AI所為時代進步的產物，才能發揮出其應有的寶貴作用。

結論

規范的學術體制的確能帶來更加公平、統一的評判標准，而學術議題和范式的轉變也順應了科技發展的時代潮流。因此，當下的學術體制有其自在的合理性和價值。然而，在AI時代，這一規范的、統一的學術體制正面臨著時代變革的要求。或許，我們應該回歸更加靈活、自由的學術評價體系和更具有人文關懷的社會洞察，而非用發刊水平、發表數量一杆子打死。對青年學者多些理解和耐心，允許成熟的見解在更加自然的周期內開花結果。

在技術洪流和市場霸權中，AI的出現提醒我們人類個體經驗的寶貴--畢竟，在科技幾乎沒有不可能的當今，只有“人”不是機器，不可取代。

一切都處於流變之中，對於人類真實境況的關注、對於思想和創造的堅持卻可以跨越所有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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