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怎麼輸給了川普?最權威的分析出來了

日期: 2025-03-30 | 來源: 加美財經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特朗普 | 字體: 小中大
【一】民主黨輸在哪些人上？

民主黨失去了大批拉美裔和亞裔選民

上面的圖表按種族和意識形態列了2016、2020和2024年民主黨候選人的支持率，展示了一個明顯趨勢。

白人選民，不管是自由派、溫和派和保守派，搖擺幅度都是零，即沒有變化。哈裡斯在白人保守派、白人自由派、白人溫和派中的表現與希拉裡·克林頓完全一樣。

黑人選民的搖擺幅度不太大，民主黨只失去了少量黑人選民，其中多為保守派黑人。

但是，民主黨失去了大批拉美裔選民，也失去了大批亞裔選民。

拉美裔和亞裔選民對民主黨的支持率出現了兩位數的巨大跌幅。2016年，民主黨獲得了81%的拉美裔溫和派支持，而2024年只獲58%，下降了23%；民主黨在2016年贏得了34%的保守派拉美裔選民,到了2024年，比例下降了一半，僅為17%；民主黨2016年贏得了78%的溫和派亞裔，2024年降至67%，降幅為11%。

川普贏得了移民選票

這是《經濟學人》雜志的圖表。橫軸是每個郡外國出生人口比例，豎軸是共和黨得票率增長。可以看到，一個郡的移民比例，與川普的得票增長明顯呈正比。在紐約皇後區或佛羅裡達的邁阿密-戴德等郡，川普的得票率提高了10%，增長非常顯著。另一方面，民主黨的支持率在移民比例高的社區呈下降趨勢：2020年投給拜登的比例高出27%，2024年變成讓川普微弱勝出。

歸化公民約占選民總數的10%，這意味著移民支持川普的增長率，比整體選民增長率的中位數要大得多。肖爾猜測他們有23%背棄了民主黨。那麼，川普獲得的淨勝選票有一半來自移民。川普在紐約、加州、德州和佛羅裡達這四個移民集中的大州表現非常好。戰場州可能向川普傾斜了半個到一個百分點，那就足以讓他獲勝。

民主黨失去非白人選民和移民的原因：意識形態分化

Blue Rose Research的數據顯示，過去幾次選舉中，自認為是保守派或溫和派的非白人選民，投票方式越來越像保守派或溫和派的白人，他們的投票傾向越來越不取決於族群，而取決於意識形態。

肖爾認為這並不奇怪。現在的民主黨被看作是自由派的黨，但過去民主黨是自由派、溫和派和保守派的聯盟。其保守派和溫和派中，非白人比例很高。隨著自由派成為聯盟主導，聯盟中的保守派開始倒戈。

有人認為這不可避免：拉美裔和亞裔傾向於追隨其他移民群體的政治軌跡：最初幾代都支持民主黨，但隨著變得富裕和同化，他們在意識形態上開始分化。美國黑人也是類似的情況——種族壓迫和種族隔離緩解後，保守派黑人就考慮投票給共和黨。

同年，英國工黨在黑人和印度裔等亞裔選民中的支持率也有所下降，因此，美國的情況也可能是全球性移民和有色選民右轉現象的一部分。

令人震驚：年輕人顯著右轉

上圖按種族和性別，列出哈裡斯在各年齡段的支持率。X軸是年齡坐標，四條線是哈裡斯的支持率。藍色實線代表非白人女性，藍色虛線代表非白人男性，橙色實線代表白人女性，橙色虛線代表白人男性。可以看到，18歲的年輕人裡，哈裡斯只在非白人女性中勝出。在25歲左右的人群，兩黨在白人女性中的支持率基本持平，但白人年輕男性壓倒性支持川普。

八年前，年輕人比老年人更不喜歡川普，但這張圖顯示，75歲白人和非白人男性支持哈裡斯的比例明顯高於20歲的白人和非白人男性，這是個很大的轉變，也是最令人震驚的一點。

多年來，年輕人一直是民主黨的可靠選民。民主黨數據公司Catalist的數據表明，2020年，30歲以下的選民壓倒性支持拜登，其支持率高出23%。然而，美聯社VoteCast估算，川普2024年大選中贏得18-29歲選民的47%，高於2020年的36%。Blue Rose Research的數據顯示，川普在2024年甚至可能以微弱優勢在這一人群中勝出——這與出口民調不符，但Blue Rose Research的調查數據、選民檔案數據和選區級數據，都指向這一事實。

過去四年裡，25歲以下的每個群體——白人、非白人、男性或女性——都比千禧一代右傾得多，這是前所未有的。年輕人已從嬰兒潮以來某種意義上最進步的一代，變成或許是五六十年來最右的一代。而且這個趨勢還在加劇——AtlasIntel今年2月的民調顯示，自1月以來，川普在18-29歲人群中的支持率提高了近23%。

所以，預測2020年至2024年選民傾向的決定性變量就是年齡。與四年前相比，年輕人明顯右傾。(當然，其中很大部分的樣本是不同的人，因為人的年紀在增長。)

年輕選民2024年對民主黨的支持度驟降，也與其他趨勢相關聯：年輕人中，非白人的比例高於整體選民，與整體選民相比，年輕人的政治參與度也更低。

為什麼這一代年輕人更保守？Klein猜測，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經歷的政治事件會對世界觀產生持久影響。千禧一代在小布什第二任期的災難中長大，會將民主黨與極具魅力的奧巴馬聯系在一起，Z世代則將民主黨與拜登治下的疫情和通貨膨脹聯系在一起。

但肖爾認為原因不止於此，因為他看到這是個全球趨勢。英國大選中，雖然工黨勝出，但保守黨在18至24歲選民中的得票率卻增加了2-3%。因此，肖爾認為年輕人右轉不僅僅是因為通脹，也不僅僅是對現任政府不滿，而是全球趨勢。

早在2016年和2020年，“民主黨選民比例會越來越高”的說法已經不靠譜的了，但民主黨還相信，年輕選民最終會拯救他們：如果川普在老年人中支持率不上升，千禧一代和Z世代有了投票權，共和黨末日就到了。結果這完全錯誤。肖爾承認，四年前他也那麼認為。反過來說，民主黨在投票率高的老年選民中支持增多，會對兩年後的中期選舉有利。但如果不采取措施，民主黨的年輕選民問題仍會很嚴重。

年輕男性和女性的民主黨支持率：分化嚴重

這一張，是肖爾最震驚，覺得最可怕的圖表。橫軸是年齡，豎軸是男性和女性當中的哈裡斯支持率差距。可以看到，30歲以上的選民，性別差距相當穩定，約為10%，大致是美國政治整體上的性別差距，75歲以上的更低。但30歲以下的人群，性別差距懸崖式升高,翻了一倍：18歲男性支持川普的可能性比18歲女性高出23%，性別分化之嚴重，完全前所未有。

在其他國家，性別分化似乎也在加劇。例如在德國，年輕女性投票給左翼政黨“左翼黨”的比例非常高。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很多，也許和墮胎問題有關，但看一下非政治性的民意調查就會發現，網絡世界正在發生巨大的文化變革。挪威一項針對高中生的民意調查顯示，近年來，認為“性別平等走得太遠”的年輕男性比例激增。

新冠期間，MeToo興起，安德魯·泰特(Andrew Tate)[注]也在那期間開始走紅。某種意義上，民主黨成了一個對女性很友好的政黨，而年輕男性的政治觀點對此發生了巨大反彈。肖爾認為，我們正處於一場文化大變革，而人們對其影響認識不足。

[注]Andrew Tate，社交媒體紅人，前拳擊手，以在男性圈平台上宣揚富有爭議的觀點而著稱。

此外，Klein推測，手機和社交媒體的影響很大。這些年輕人從小就把社交媒體上的網紅當榜樣。社交媒體、網絡文化讓年輕人的媒體來源按性別高度分化：一個對終極格斗錦標賽感興趣的23歲年輕男性，會被帶入一個男性色彩強烈的網絡世界。而一個23歲的女性，如果其興趣與YouTube的算法一致，就不會進入那個世界，而進入一個相反的世界，會看布蕾妮·布朗(Brené Brown)[注]的演講。

[注]Brené Brown，休斯敦大學社會工作研究院教授，其很受歡迎的TED演講主題是脆弱、勇氣、共情、和領導力。

肖爾認為，網絡社區的性別分化遠遠高於線下社區，當年輕人的社交圈突然全部移到網絡上，就會導致政治局勢發生變化，那麼，民主黨在年輕選民中遭遇滑鐵盧，就不奇怪了。

不久前也有人指出年輕男性選民是民主黨的一大挑戰。2024年，政治學教授大衛·科恩(David B. Cohen)接受《新聞周刊》采訪時說：“年輕選民是民主黨基礎的重要組成，如果這一基礎受到侵蝕，該如何彌補？未來民主黨要想在全國范圍有競爭力，就必須想辦法讓年輕選民回歸陣營，尤其是年輕男性。” 肖爾認為，那些對政治和性別持有可怕、倒退觀點的年輕男性仍支持墮胎權，仍支持全民醫保，所以他建議民主黨政治家專注於在墮胎權和全民醫保上做斗爭，但其他人應努力改善網絡上對文化爭議性問題的討論。

政治參與度高的人群傾向民主黨，參與度低的紛紛拋棄民主黨

衡量政治參與的方法有很多：參加投票的次數、政治對身份認同的重要性、關注新聞的程度等。上圖數據來自內特·科恩(Nate Cohen)為《紐約時報》Upshot(可能是美國質量最高的公共民調)做的民調。這個圖表用是否在2020年投票作為政治參與度的一個指標，分析2024年的投票傾向。左圖顯示，2020年沒投票的人裡，拜登占微弱優勢。也就是說，2020年，如果沒投票的人都去投票，民主黨會贏得更多。而四年後，沒投票的人群從輕微傾向民主黨，變成支持川普的比例高出14%。右圖是每個選區2022年中期選舉的投票比例，和2020年到2024年民主黨得票率的變化，從中可以看到，投票率低的選區，川普得票率增加了6%，而投票率高的選區，哈裡斯的支持率有所提高。

另外，從對新聞關注程度作為政治參與度的指標來看，關注新聞的人更支持民主黨，不關注新聞的更保守。而後者數目龐大。

Klein問肖爾，不看新聞的人，他們對政治的看法，是基於物價等個人直接經驗嗎？肖爾認為，大多數人對現實的反應基於已有的立場。堅定的民主黨選民不會僅僅因為對高物價不滿就轉投川普。而政治參與度低的人，對經濟反應最大，絕大多數都將生活成本列為最關心的問題。

但不能都歸因於通脹。政治上不活躍的選民在奧巴馬時代堅定地支持民主黨，支持率高出10-15%，在2020年大致兩邊均衡，但在2024年，支持共和黨的比例上升了14%。

基於教育程度的嚴重分化

因此，除了通貨膨脹和社交媒體，還有一個長期趨勢，即民主黨的聯盟已從工人階級轉向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如今，政治參與度越低，受教育程度越低，社會經濟地位越低，投票給川普的幾率就越高。這與全球趨勢一致：過去三、四十年來，西方國家的一大政治趨勢就是基於教育程度的兩極分化：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向左轉，而工人階級則向右轉。所以，川普的崛起和回歸代表了這一全球趨勢。

下圖是肖爾早在2021年對英、法美、三國的選舉分析：每條線代表一個國家左翼政黨在教育程度低人群和教育程度高人群中的支持率差異，三條線都隨著年代推移上升，說明三個國家基於教育程度的差別都越來越大。[注]

[注] 美國的曲線從1964年開始大幅上升，也許可以解釋為《1964年民權法》通過後，教育程度低的白人基於種族原因抵觸民主黨；克林頓兩次當選時的差異為零，是因為吸引了很多教育程度低的工人階級支持；隨後差異又開始上升，但奧巴馬兩次當選時有所下降，肖爾說是由於大批白人投了民主黨；隨後差異急劇攀升，2016年時間段截止時為最高。

沒出來投票的前民主黨選民，更可能投給共和黨

廣為流傳的說法是：如果每個人都投票，民主黨就肯定贏——投票率越高，對民主黨越有利。選舉後第二天發布的、當時掌握信息有限的美聯社大選分析也將哈裡斯的失敗歸咎於民主黨投票率低。但肖爾發現實際情況正相反：投票的人越多，共和黨越贏。如果只有在2022年投過票的人去投票，哈裡斯會贏得普選和選舉人團；如果所有登記選民都去投票，川普將勝出5%(而不是實際的1.4%)。“提高熱情，動員所有人投票”的策略會讓民主黨輸得更多。

現在公布的各州選民檔案數據可以顯示選民改變投票意向與投票人數變化究竟各占多大比例。結果發現，2020年到2024年，民主黨選票份額的變化中，約30%是投票人的變化——投票率降低，另外70%是投票意向變了。這與過去30年中大多數選舉的細分情況是一致的。

一般來說，投票率和支持率的走向是一致的。在搖擺選民中失勢的政黨，往往投票率同時下降。原因很簡單。去年，許多民主黨選民對他們的政黨感到憤怒。他們大多是民主黨中的溫和派和保守派，對生活成本等問題不滿，他們還做不到投票給共和黨，於是呆在家裡沒去投。但他們的抱怨與那些從拜登陣營轉向川普的選民非常相似。

曾投票給拜登、而這次沒去投票的人的統計學特征是：受教育程度較低，不關心政治，很少看MSNBC那樣的新聞節目，而更多看福克斯。坦率地說，他們和那些背棄民主黨的選民很相似。因此，如果強迫他們去投票，他們很可能會投給川普。全國總體投票率確實有所下降，但在決定選舉的戰場州，投票率與四年前大致相當。顯然是很多人改變了想法，而通脹是個很大的因素。趕上通脹，而那些不大關注政治的人，對物價最不滿，認為執政黨要對物價負責。對這些非選民進行調查，問他們最關心的是什麼，他們會說是通脹，這也是所有選民群體壓倒性最關心的問題，這一點後面還有討論。

TikTok用戶政治參與度低，傾向於支持川普

過去四年中，從TikTok獲取新聞的年輕選民人數增長了四倍多，這是媒體消費領域最大、也是最快的變化，而且與民主黨支持率下降密切相關。TikTok的用戶更年輕，政治參與度也更低，民主黨在這一群體的支持率下降，是意料之中的。那些從TikTok上獲取新聞的群體，支持共和黨的比例比四年前高了8%，增長幅度相當大，而這正是選舉前川普承諾救下TikTok的原因。

Klein提出，人們擔心有一個可能，即TikTok背後的公司稍微做了手腳，通過算法把對川普有利的內容提升7%。對此，肖爾說他不知道答案，但認為完全有可能，因為在某些話題上，比如烏克蘭或，他們已經那麼做過。

但肖爾認為，TikTok確實是第一個真正去中心化的社交媒體平台。比如，Instagram Reels上的視頻觀看次數與創作者的粉絲數量緊密相關，而TikTok不是基於粉絲數量，而是用機器學習來分析視頻，對視頻是否會火，能提前做出准確預測。因此，如果視頻可能會吸引人，即使沒有粉絲，也能廣泛傳播。這確實更民主。

其次，TikTok隨機性更強，讓很多在推特或電視上無法獲得大量瀏覽的內容擺脫束縛，直接進入不太關心政治的人們的視線。這個巨大變化對共和黨有利。TikTok與之前的平台很不同，它的用戶多不關心政治、多為工人階級，而民主黨很難找到能吸引那些人的創作者和內容，因為民主黨裡沒有那種人。

在過去的傳統媒體世界裡，民主黨做得很好，但現在，戰爭的打法完全不同了。從前，要想傳遞信息，必須讓文筆好的人吸收你的信息，再發布出去。而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任何人都可以制作視頻的世界裡，只要視頻有吸引力，就會傳播出去。這個變化自然讓左派失去優勢，因為文筆好的人一般更左傾。

與此相關，Nate Cohn幾年前發布了一個有趣的統計數據：白人工人階級選民裡，過去一年裡讀過一本書的，比沒讀過書的更傾向於民主黨。

【二】民主黨輸掉的原因

川普依然不受歡迎，但民主黨也變成不受歡迎

這張圖表是根據2020年和2024年民主黨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支持率的出口民調，顯示川普在去年大選和2020年一樣不受歡迎，甚至稍微更不受歡迎。但變了的是，拜登的淨支持率曾為正6%，而哈裡斯的淨支持率為負6%。但肖爾認為不是不應換下拜登。相反，下圖顯示，正是拜登支持率太低，連累了哈裡斯。

拜登極不受歡迎

這張圖表顯示美國人支持及不支持拜登的比例。阿富汗撤軍後，拜登支持率斷崖式跌落，之後通貨膨脹、移民問題以及預算之戰都發生在秋季，支持率進一步下跌，再也沒恢復。拜登的淨不支持率一直在擴大，到大選時，人們對拜登政府已經很不滿了，今年1月的淨不支持率又高了一點，為20%。所以，肖爾認為拜登更難贏，因為如果哈裡斯都很難與拜登拉開距離，拜登就更難和他自己拉開距離了。

另外，黑人從2020年到2024年的整體搖擺幅度很小，只有0-1%。但根據Blue Rose Research的民調，換上哈裡斯之前，7–8%的黑人選民准備離棄民主黨。這也證明，民主黨不換候選人的話，會輸掉更多。2024年，在很不利的形勢下，哈裡斯的表現其實不錯——大選結果非常接近。

選民想要對制度進行重大改革

對於“目前最重要的，是維護制度，還是改革”這個問題，78%的選民回答“改革”。問到現狀，是“可以更好，需要改進，以回到從前”還是“太糟了，需要對系統進行沖擊”，大多選擇後者，比例是53%，選前者的是37%。這顯示選民希望發生大的變革。副總統哈裡斯被視為現有系統的一部分，這是她敗選的原因之一。

選民對現狀非常憤怒，想要個也一樣憤怒的候選人。但那得是一個在意識形態上不極端的、“憤怒”的溫和派。下圖就是選民對候選人意識形態的印象。

選民認為哈裡斯在意識形態上更偏激

Blue Rose Research問被調查者：你認為這位候選人：比你自己更自由派，更保守，還是接近你自己的觀點？49%的選民認為哈裡斯比自己更自由派，只有39%的選民認為川普比自己保守。因此，更多選民認為川普比哈裡斯溫和。這說明，對候選人意識形態的看法上，存在巨大差距。2020年大選，人們說他們在意識形態上更接近拜登，而不是川普。但隨著拜登支持率下跌，認為他過於自由派的比例也上升了。如果人們在經濟等重要問題上更信任共和黨，而不是民主黨，哈裡斯作為民主黨的領袖，被認為過於自由派就不足為奇了。

選民最關心的是物價，沒有之一

但肖爾認為哈裡斯可以做得更好，贏得那場選舉是有可能的。Blue Rose Research向被調查者展示國家面臨的兩個問題，問哪一個更重要。只要把生活成本或通脹與其他問題放在一起，十個人中就有八到九個認為生活成本和通脹更重要。這恰恰說明選民對拜登處理通脹、預算赤字問題上的做法非常不滿。

94%的選民認為生活成本比學生債務重要；70%認為生活成本比移民和邊境安全重要；80%認為生活成本比墮胎權重要；84%認為生活成本比環境和氣候變化更重要。84%認為生活成本比保護美國民主制度更重要。

這清楚表明，選民希望改善經濟，更關心物價，而不是維護美國民主制度。

Klein評價說，民主黨的選舉表現其實比其他國家的執政黨好些。英國保守黨的選舉結果差得多，法國執政聯盟也是，而民主黨的支持率下降幅度不大。如果當初川普贏了2020年大選，通脹就是在他的治下發生，會讓他和他的政府信譽掃地。那麼，是不是民主黨本身沒有問題，只是運氣不佳？

下一個圖表也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選民在關心的議題上，更信任哪個黨

Blue Rose Research的調查讓選民給40個問題按重要性排序，然後問：“在這些問題上，你更信任哪個黨？”

上面這張圖表分成四個象限。右上角是選民認為重要、而且民主黨更被信任的議題，那個象限幾乎空白。在精神健康上，選民對民主黨的信任度很高，但他們不認為那是個重要議題；氣候變化、環境和生育權的重要性都排在精神健康後面。唯一亮點是醫療保健——選民認為相當重要，民主黨也明顯占優勢的議題。

2020年，人們最關心疫情和醫保，而那些也是人們最信任民主黨的議題。因此民主黨只需談論疫情和醫保。他們那麼做了，結果贏了。

這次困難得多。選民最關心的議題是生活成本。排在生活成本之後的是聯邦政府規模、預算赤字、移民、犯罪及醫保。幾乎在所有這些問題上，人們更信任共和黨的比例高出兩位數的百分點。民主黨在醫保上更被信任，但僅領先2%，這個歷來民主黨占優勢的議題，領先度下降很多。人們在氣候變化和生育權問題上更信任民主黨，但選民並不大關心那些。

這次選舉中，選民在所有最重要問題上對共和黨的信任度都遠遠高於民主黨，但他們同時也認為川普是個可怕的人，不能信任他掌權。所以選舉結果才如此接近。

但四年後，川普不會還是候選人，共和黨也許會提名一個同樣不討人喜歡的候選人，也許不會。但如果民主黨不擺脫這種信任危機，就依然災難深重。

民主黨信任度下降的一個原因是，拜登非常不受歡迎。數據表明，隨著拜登越來越不受歡迎，民主黨在所有問題上的受信任度都下降了很多，這個轉變是大面積的。

另一個原因是選民對現實中的具體事情做出了反應。通常，經濟在兩黨優勢上是中性的。但通貨膨脹後，選民對共和黨在經濟方面的支持率從高出5%上升到高出15–16%，經濟成了共和黨的優勢。教育曾是民主黨的強項，但疫情期間，這個優勢坍塌，現在基本勢均力敵；2021年的弗吉尼亞州州長選舉中，教育甚至成為共和黨的優勢。另一方，生育權曾是個中性議題，但高院推翻墮胎權之後，選民在生育權上對民主黨的信任度直線上升。所以，世界在過去四年裡確實發生了很大變化，還會繼續變化，民主黨必須根據變化做出調整，不要以為做什麼都不重要。

信息傳遞

Blue Rose Research對競選廣告進行隨機對照測驗：對於某個廣告，把1000人分成幹預組和對照組。500人看廣告，500人不看，之後問他們投票給誰，然後看兩組的差異。最有效的一個廣告是哈裡斯直視鏡頭，說：“我知道生活成本太高了，我將建造更多住房，打擊租金過高和價格壟斷，來解決這個問題。你們辛辛苦苦賺的薪水，應該有更多留在手中。”

另一則廣告稱，“川普在為自己和他的億萬富翁朋友而戰。他打算征收全國銷售稅——川普稅，讓中產階級家庭的開支每年上漲4000美元。我們將為中產階級減稅，而不是加稅。”

這些都是最好的競選廣告。也證實了選民最關心的是生活成本，而且選民對現狀不滿。哈裡斯能在廣告中承認：事情的確很糟糕，正是那條廣告測試效果好的一個原因。

哈裡斯競選了三個月，一開始主要講經濟平民主義，但後來主要講捍衛民主。民主黨面臨的一個重大戰略難題是：民調告訴他們，應該談選民關心的經濟或物價，但那些問題很難吸引眼球。另一方面，川普每天都在做叫人生氣和擔心的壞事——起訴政敵，大肆濫用行政權力，但測試結果卻是，選民不關心，也不想聽那些。對民主和獨裁話題的關注程度，因政治參與度和教育程度的不同有很大差異。

即使測試已指明什麼更有效，但民主黨的信息沒有集中在經濟上，而過於關注捍衛民主，也過於關注多元化、覺醒、和變性問題。除了經濟問題不易被媒體關注，肖爾稱也有民主黨捐款大戶對廣告內容提出要求、施加壓力的原因。

測試表明，川普最好的廣告，基本上是關於經濟、油價、移民和犯罪的。此外，川普競選最後幾天的廣告是開垃圾車和在麥當勞賣漢堡。自由派覺得荒唐可笑，但其視覺效果很貼近底層人民。哈裡斯真的在麥當勞打過工，但系上圍裙在麥當勞作秀的卻不是她。

肖爾認為，民主黨必須明白，他們深陷信任危機，他們想說服的人，價值觀與之不同，對現實的看法也完全不同。而且，很多人根本不用民主黨的信息源。

民主黨想要贏得工人階級，就必須努力改善信息傳遞，向他們伸出手，並開始使用新平台。

【三】民主黨怎樣才能贏回來

攻擊川普的最大弱項

這張圖表有60來個圓點，每個都代表川普的一個行政命令或競選政策，其中最受歡迎的包括：不對小費征稅；在邊境部署軍隊；實施選民身份證法；停止聯邦雇員的遠程工作。但很多川普和馬斯克在全力執行的東西都不得人心，也是共和黨的最大弱項：削減醫療補助、廢除奧巴馬醫保、延長對億萬富翁減稅。肖爾認為，如果民主黨堅決反對川普這些不受歡迎的改革，就有機會回到2012年的局面。

此外，肖爾他們還把川普將要做的58件事情，根據這些事情改變投票意向、讓人不支持川普的說服力進行排序。民主黨最關心的很多事情——馬斯克導致聯邦政府混亂、削減醫療補助、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及延長富人稅收減免——排名都很靠前。這等於共和黨自己在主動失誤。

有項是“川普廢除了降低處方藥成本、給胰島素花費制定上限的法律，這將增加數百萬人賴以救命的藥品成本”，這一條將轉而不支持川普的比率提高了1.9%，這是能想到的最直白、最民主黨的信息。但它的測試效果不如這條：川普“讓馬斯克在沒有監督和制衡的情況下削減聯邦預算；馬斯克向川普競選捐了2.5億美元，現在川普讓馬斯克以馬斯克獲益的方式重塑政府，不惜傷害美國工人階級的利益”。很難有什麼能比得過保護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但馬斯克被排在最前面，說明馬斯克的行為實在是惹了眾怒。

這些數據表明，接下來幾個月中，民主黨應該做兩件事：一是反對削減社會福利，二是抨擊馬斯克制造混亂。這兩點，既符合民主黨的理念，也是選民非常關心的問題。

川普其實很脆弱

數據中看到：川普的反對率升得很快——今年1月末，他的反對率是40%，短短三個星期後就升為47%；同時他的支持率在下降。這說明，他做的很多事不得人心，他其實很脆弱。民主黨只需找到最好的攻擊點。

意識形態與民主黨品牌

美國約有37%的人認同保守派，36%溫和派，自由派有25%(根據問題不同，分布也可為40%、40%、20%)。

但肖爾指出，其實，意識形態劃分並不是想象的那麼嚴格。溫和派，尤其是非白人溫和派，他們中很多人對經濟和社會問題都持進步觀點，而川普的選民中很多是支持墮胎的。對各類選民的測試表明，經濟平民主義的信息非常有效。另一方面，城市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與其他人群存在巨大的文化鴻溝，如果把那些人的文化特征作為民主黨的形象和品牌，占大多數的其他人就會不支持民主黨。

所以，品牌上，民主黨不應過分強調意識形態，而應注重經濟平民主義。

應對人工智能的挑戰

當前的討論還陷在意識形態之爭，但肖爾認為，人工智能可能會迅速且不可逆轉地改變政治格局：不久的將來，人工智能將導致大規模失業，民主黨選民更受影響，其帶來的社會和政治沖擊會加劇美國的黨派對立。

Blue Rose Research與經濟學家喬納森·赫什(Jonathan Hersh)和丹尼爾·洛克(Daniel Rock)合作，對哪些工作受人工智能影響最大進行了估算。他們的研究表明，有大學文憑的人比勞工階級受影響更大。原因很簡單，大型語言模式(Large Language Model，LLM)的發展速度比機器人快。人工智能對城市和郊區就業的影響將大於農村地區，對女性的影響大於男性。換言之，人工智能對民主黨的選民負面影響更大。

肖爾預測這也可能是本世紀最大的文化戰爭，並擔心這會加劇文化分歧，帶來破壞性的後果。疫情期間，民主黨的應對措施加劇了2016年就存在的文化分歧，其影響持續到現在，使民主黨更難贏得選舉。但與疫情不同的是，民主黨有機會提前看到下一次沖擊，必須為此做好准備，主動思考人工智能問題，而不是把頭埋進沙子裡。

未來選舉展望

肖爾認為，即使民主黨什麼都不做，2026年也可能會贏回國會，因為那些從TikTok上獲取新聞、不關心政治的選民——25歲以下的選民——中期選舉的投票率極低。

贏回參議院比較難。2024年民主黨在搖擺州的表現比全國的好，很大原因是對手的候選人太爛，不能指望那種情況永遠持續下去。2024年，即使競選工作做得空前地好，對手又空前地弱，民主黨也只獲47個席位。所以，即使有藍潮，也很難贏回50個席位。

民主黨必須做出改變，才能贏得參議院多數席位。民主黨不應過分強調意識形態，並需要在意識形態上作妥協，但所需妥協程度因州而異。2024年，內布拉斯加的丹·奧斯本(Dan Osborn)獲勝，部分原因是他作為獨立候選人參選，但更重要的是他主打經濟平民主義，關注人們最關心的問題。

展望總統大選，民主黨需要改善品牌。現在民主黨在全國范圍信譽不高，如果不解決品牌問題，四年後大選，可能在核心問題上仍不被信任。何況，中期選舉不會投票的選民會在2028年大選投票，而這一次，對手可能是個比川普受歡迎的候選人，那麻煩就大了。

另一方面，民主黨現在不是執政黨，這意味著他們沒有議程控制權。現實地說，至少在2026年前，民主黨的策略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共和黨做什麼。但現在開始討論新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並不過早。一旦推出新的候選人，那將是一次重啟。可以想象，民主黨推出的新的候選人會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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