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秘辛:宋慶齡最信任的助手為何自盡?

日期: 2025-04-03 | 來源: 看中國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文革 | 字體: 小中大
1968年4月3日半夜，上海復興中路1473號，一座歐式花園洋房內，一個人吊死在南窗口，臉朝牆壁，兩腳離地板僅幾公分，一只腳穿著襪子，一只腳光著。

這個人就是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最信任的高官——上海市副市長金仲華。金仲華其人

金仲華1907年出生於浙江桐鄉梧桐鎮一個書香門第，4歲能順暢誦讀《千字文》，6歲入讀縣立崇實小學，13歲入嘉興第一中學，16歲考入杭州之江大學。大學期間，與中共地下黨員蕭項平等同學結為知己。

他曾是中共的老報人。

1928年，金仲華以優異成績被上海商務印書館錄取，在葉聖陶主編的《婦女雜志》當助理編輯。從此，開啟了他的新聞生涯。

1934年，他受中共地下黨員胡愈之邀請，參與創辦《世界知識》，後任主編；1937年抗戰爆發後，他經中共地下黨員廖承志推薦，在香港任《星島日報》總編緝。1942年，在桂林當過《廣西日報》的主筆。

1944年冬，在重慶，經中共地下黨員田價人、劉尊棋介紹，他進入美國新聞處工作，歷任助理翻譯、編輯、譯報部主任。他常選譯中共《新華日報》的言論、消息，翻譯了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等。

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回到上海，參加創辦《聯合日報》《聯合晚報》。1948年7月，受中共委讬，到香港主編新華社香港分社《遠東通訊》（英文版），年底任在香港復刊的《文匯報》總主筆。

1949年中共建政後，他當過《新聞日報》社長兼總編輯、《文匯報》社長；1952年，成為中國新聞社首任社長。

他曾是宋慶齡最信任的助手。

對中共紅色恐怖的巨大恐懼，令金仲華無法解脫，最後只好一死了之。（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1938年秋，他在香港加入宋慶齡組織的“保衛中國同盟”，任中央執行委員並編輯中文版《保盟通訊》。宋慶齡的許多文章都是由他從英文譯成中文的。

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期間，宋慶齡與毛澤東、周恩來會晤，以及後來在寓所設宴招待毛、周等人時，她都讓金仲華陪同。

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電邀宋慶齡到北平參加中共政協會議，其中特別提到，“派孫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華（將電報）送去”。

1951年宋慶齡根據周恩來的建議創辦英文雜志《中國建設》時，特邀金仲華任社長。

宋慶齡創辦的中國福利基金會，1950年更名為中國福利會，金仲華是第一屆執委會委員，並負責國際宣傳委員的工作。

他也是中共的一名文化官員。

1949年4月，他隨陳毅進駐上海後，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上海市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金仲華為何自殺？

1967年1月，文革爆發的第二年，上海掀起奪權風暴，成立上海市革委會，金仲華被排除在外，一度賦閒在家。

但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造反派沒有放過他，對他大會批，小會斗，貼了他的許多大字報，說他是“反動學術權威”“不學無術的假專家”，“反對毛澤東思想”，執行“修正主義辦所路線”等。

金仲華最終被逼上自殺的絕路，可能有以下三個原因：第一，他被懷疑是“美國特務”。

1944年，他在重慶的美國新聞處工作過。美國新聞處是美國戰時情報局的駐華機構。

1949年中共建政後，實行對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中共與美國關系惡化。特別是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成了中共的頭號敵人。

在文革極左年代，曾經與美國沾邊的，常被懷疑是“美國特務”。

上海市革委會主任張春橋在一次講話中說，美國新聞處就是特務機關，參加美國新聞處的人，多數都是特務。張春橋在金仲華專案組的報告批示：“此人社會關系復雜，務必查清。”

張春橋發話後，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造反派對金仲華的斗爭急劇升級。

如上所述，金仲華當年是經中共地下黨員介紹到美國新聞處工作的。期間，他利用工作之便，在替中共做了許多事。

如今，他為中共所做的一切，不僅不是他的功，反倒成了他的罪，尤其是，他被懷疑是“美國特務”，這令他無論如何也想不通。第二，他被逼交代劉思慕的“美國特務”問題。

金仲華去世前一天，1968年4月2日，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造反派通知他，外交部外調人員將於4月4日再次來，向他調查劉思慕在美國新聞處的問題，要他必須老實交代。

劉思慕是他多年的老友、同事、下屬，當年在廣州的美國新聞處工作過，當過上海《新聞日報》總編輯、副社長、社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北京國際關系研究所副所長兼世界知識出版社社長、總編輯等。

此前，從3月29日起，外交部造反派外調人員就已連續數天對金仲華進行誘供、逼供，要他交代劉思慕在美國新聞處充當“美國特務”問題。

面對逼供，金仲華不是推說“實在想不起來了”，就是說“不知道”，甚至還對造反派頭頭表示，“實在沒什麼可交代的了”。

但現在，造反派又來逼迫他了，他實在受不了了。第三，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與宋慶齡的80封通信被抄走了。

宋慶齡在私密通信中說過一些心裡話。（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1968年中國新年剛過，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造反派沖進金仲華家，不但抄走了他的著作、手稿、資料等，還把數千冊中外圖書、字畫、古物、國際友人的贈品都抄走了。

當造反派發現金仲華保存的87封信，正准備裝進麻袋時，一向彬彬有禮的金仲華突然大聲抗議說：“這些信件絕對不許動！你們不能看，這是重要的歷史文獻。”

造反派根本不理他的茬，將他重重推開，裝進麻袋，揚長而去。

上海市革委會在寫給中央文革小組的“關於金仲華問題的報告”中說：“在金住處抄出金、宋之間往來信件80件（1945年到1967年）。”“這些信件，絕大部分是宋給金的，也有金給宋寫信的草稿，幾乎全是用英文寫的。”

“80封信，分年統計如下：45年2件，46年2件，48年1件，49年2件，50年2件，51年1件，52年17件，53年5件，54年1件，55年2件，56年5件，57年3件，58年4件，59年1件，60年1件，62年7件，63年3件，66年1件，67年13件，無年份13件。”

因為金仲華是宋慶齡最信任的人，他們之間的私密通信，肯定說了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心裡話。

據曾擔任過中共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的何方回憶：

文革期間，宋慶齡先後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她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並對中共極度失望。

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曾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感到悵惘和說不出的苦悶。

在一封信中，宋慶齡寫道：“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之間，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作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可以亂抓人、亂斗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斗中走過來，卻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麼原因？”

文革中，宋慶齡曾表露過想離開中國大陸的意願。

參與保管“蔣介石日記”的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女士，2012年接受美國之音記者采訪時說：

“宋家的家屬跟我講，他們當時很認真地跟北京聯絡，要把宋慶齡接出來。宋慶齡也想出來。這個接洽談判都到了很具體的程度，包括美國的宋靄齡願意支付700萬美元的保證金，讓宋慶齡出來。談判已到最後關頭了，都准備歡迎她來了，最後不曉得是哪位上面的人認為國母怎麼能走呢？所以很遺憾，她們宋家姐妹到最後都沒有再見上一面。”

從宋慶齡給毛澤東及中共中央的七封信中，從宋慶齡與她在海外家人的聯系中，可見她對毛發動的文革相當不滿。

這些話，很可能在她用英文寫給金仲華的信中都有表露。

宋慶齡在寫給金仲華的信中特別囑咐他“閱後燒掉”。但是，金仲華覺得這些信太寶貴了，舍不得燒，結果，全部被造反派抄走了。

自從這些信被抄走後，金仲華的情緒一落千丈，整天神色憂慮，沉默寡言。

此後，他便開始安排後事。據他的外甥女劉麗朝回憶：“在抄家之後的日子裡，舅舅的心情似乎更糟糕了，也開始暗暗做著安排。他把住在家裡的小孫女讬人送回了廣西，又把從小在身邊帶大的外孫女園園送回北京，連我也不能留在上海了，舅舅一定要我去北京。臨走前，我去看望舅舅時，見他在房間裡走來走去，一手扶著額頭，一邊低聲自語，‘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呢？’”

1968年4月4日深夜，金仲華自我了斷，時年61歲。結語

宋慶齡作為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夫人，理應繼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走與普世價值接軌之路，但是，她卻被共產主義的花言巧語迷惑，最終跟蘇共、共產國際、中共搞到一起，成為中共的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工具。

當中共權力鞏固之後，她的利用價值不斷遞減。中共建政後發動的一場接一場血腥殘暴的政治運動，造成巨大的災難，與當初中共的承諾完全背道而馳，令她苦悶、迷茫、悲傷。

在十年文革中，她與極少數好友的私人通信中談了她對文革的不解、不滿、失望、憂慮。這極少數好友中就有金仲華。

金仲華深知中共政治斗爭的殘酷無情。當造反派將宋慶齡寫給他的信抄走後，一方面，他對違背宋慶齡“閱後燒掉”的要求而痛悔自己的過錯；另一方面，他擔心因他的過錯給宋慶齡帶來巨大政治麻煩。

對中共紅色恐怖的巨大恐懼，令金仲華無法解脫，最後只好一死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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