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女性:"分配婚姻"与感情纠葛

_NEWSDATE: 2025-04-24 | News by: 雨丝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婚姻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12月4日，首个国家宪法日，作为献礼片的《黄克功案件》全国公映。3天前的12月1日，这部电影刚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超高规格首映式。

电影以1937年延安的“黄克功枪杀案”为蓝本。红军干部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女学员刘茜，由革命功臣沦为杀人犯，被公开审判处以死刑。

黄克功案件的一大背景在于，延安“男多女少”导致女性缺口巨大，军队干部对于婚姻的需求与“恋爱自由”观发生了矛盾。

在现实中，这一矛盾的解决以组织包办收场，以此保证较高级干部的优先配偶权。现代中国婚姻制度中的计划色彩，亦由此延续多年。

初期：浪漫主义

1937年“七七事变”后，16岁的太原友仁中学学生董秋月在家中留下一张字条，便乘火车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十五队学习。

到延安后她改名“刘茜”。

刘是为感念为自己争取上学机会的表姨妈刘映荷，茜草是红色染料，表达对革命的向往追求。

随着革命对于社会的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奔赴延安，其中不乏像刘茜这样的女性知识青年，从中产阶级家庭出走，投奔到革命的麾盖下。

根据1939年延安《中国妇女》杂志的统计，当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时有学员近500人，其中出身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占比80%以上，绝大部分年龄在20岁左右。

革命的宣传把她们出身的家庭一概作为落后甚至反动的对象，青年人固有的叛逆意识和成长需求遭到强化。在旧伦理被委弃、新道德未建立之际，婚姻与恋爱自由曾一度在革命队伍中蔓延。

在回复追求者黄克功的信中，刘茜这样呼吁：“我们都有恋爱的自由，谁都不能干涉对方的交友！”

26岁的黄克功当时已是有着十来年革命经历的红军干部，时任第十五队队长，也就是她的直属领导。

在革命知识青年中，还一度流传着苏俄女革命家柯伦泰的“杯水主义”。她认为，革命者常常生死未卜、朝不知夕，且个人生命空间几乎全部被侵占，因此，“应该利用那极短的几个钟头内的自由——毫无束缚，也没有责任。”

冲突：枪杀事件

案件判决书写道，“黄克功向刘茜追求不已，送钱赠物，要求结婚，而刘茜感觉黄克功过于纠缠，发生反感，曾经表示拒绝，并给以劝诫与批评。黄克功失望，更听信谗言，以刘茜在公学已另有爱人，去信责备，同时更迫切地要求结婚，但刘茜绝不愿意，亦不给以答复。”

考虑到当年延安的男女比例和婚姻现实，我们就不难理解黄克功为何对刘茜如此穷追不舍、逼婚甚急了。

朱鸿召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一书中披露，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出发时9万余人，最后到达陕北的幸存者只有4000人，其中女红军50人，比例为80:1。到1937年底至1938年初，男女比例上升为30:1；到1941年，达到18:1。

巨大的女性缺口，使得男性在择偶时几乎达到饥不择食的地步。而这些城里来的文化高、气质佳的女学生，则成为人人争抢的“俏手货”。

据《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中描述，女大学生在延河边洗脚，对岸常有男同胞列队观看，女生挤眼笑道：“瞧，咱们的‘尾巴’又来了！”时间一长，女生将常来河边的男人呼为“河防司令”，其中还有后来的开国元勋。南方姑娘钟路遭“围追堵截”，窑洞门缝、衣服口袋塞满字条，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

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颁布以前，延安沿用针对旧式婚姻制度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但是由于战争影响，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不是非常严格。

例如，条例规定的结婚年龄为男子20岁、女子18岁。在后来审讯时，被问及为什么要求16岁的刘茜与之结婚时，黄克功答：“她的身体已发育完全了，不像是16岁的人。”

1937年10月5日，延河岸边起了两声枪响，逼婚不成、自认为名誉受损的黄克功结束了刘茜年轻的生命。

在创造良好环境、留住知识分子的形势压力下，毛泽东坚决支持判处极刑。6天后，延河岸又一声枪响，黄克功被执行枪决。

在公审现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告诫革命同志：

“在这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希望我们的青年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恋爱的纠葛上面。不谈恋爱自然是最好。”

接着他又说，“革命队伍里的终身伴侣，首先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共同的信仰，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这个讲话表明了革命组织对于处理恋爱婚姻问题的态度立场，即“革命+恋爱”的模式。

组织包办

男性占主体、女性稀缺的现实，在革命队伍中引发了不稳定，因此不得不以组织名义来包办婚姻，或者说是保证较高级别资历干部的优先配偶权。

梅剑主编的《延安秘事》中记述：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的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

“革命的同志男女问题，首先要遵从组织决定。我们对一个‘爱人’的要求，也正像对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样，脱离不了‘阶级尺度’。”

有史料记载，当时延安恋爱结婚的条件有“二五八团”之说，指男性年满25岁，有8年军（干）龄，且是团级干部。

1938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流鼻血旧疾复发，需休养三个月，组织上考虑要派人照顾，就到陕北公学第五队女生队挑人。

“经过五队支部研究，以为最合适的人选，是于若木。因为于若木是中共党员，而且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

2个月后，于若木接受组织安排，与大她14岁的陈云结为夫妻。

曾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莫文骅回忆，抗大校长林彪的婚姻问题也由组织安排解决。

当一名女学员被带到校长室，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时，林彪当头一句就是：“我们结婚吧？”

一点思想准备没有的学员吓到了，“哇”地一声哭着推门而出，边跑边喊：“我不干！我不干！”

革命队伍中大多数干部从小就参加了革命，他们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更没有恋爱经验。

对于一些知识女性来说，老干部只习惯于吃饭、睡觉、打仗，两人没有共同的情趣和爱好，甚至他们表现出的暴躁与粗野让女青年无法接受。

裴毅然讲述过一个离休女干部的自述故事。她接受文工团的上级安排，和一位比她大14岁的正团干部结婚，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对方性格暴躁，动辄“老子枪毙你！”有一次还将她殴打致左腿骨折。她要求离婚，组织科长批评她：

“他对革命有贡献，对待革命功臣应该热爱。你的小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准离婚！”

延安还有“临时夫人”。据沈容《红色记忆》记载，有两位苏联联络员提出找“临时夫人”，组织便挑选说合。他们回国时临时夫人结束任务，并不跟着走。女干部沈容十分不解：

“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真是不可思议。这两位女士都不懂俄语，真不知道他们的夫妇生活是怎么过的。”

当初逃离旧家庭包办婚姻的女青年们，却在革命大集体中再一次遭遇包办的命运。她们追求的个性自由和自我掌握命运被革命的需求替代了，构成她们命运的一个怪圈。

这种组织包办婚姻的做法，之后几十年一直沿用，影响了几代人的婚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结婚仍需经组织批准、打介绍信。

“救救母亲”

对于延安女性来说，更大的恐惧在结婚之后。

“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自从1928年5月和毛泽东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陕北延安，20多岁的贺子珍因多次怀孕生子，身体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晕倒在厕所里。

周末夫妻、平时分居的生活模式下，家庭的功能严重萎缩，不足以承担抚养孩子的功能。女性一旦发现怀孕征兆，几乎本能地选择打胎。

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描述了延安女性“厚颜的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

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于人口资源的需求是巨大的。

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保育儿童决定，明确规定“严禁打胎。有特殊情形者，经医生证明及当地政府规定，才可经医生打胎；私自打胎者以犯罪论。”

另一个出路是，孩子生下来后送给老乡抚养，然而，这种违反天然母性的做法带来的创伤是巨大的。

1943年，石澜生下第一个儿子后，“当婴儿第一次向我发出天使般的微笑时，我是多么的陶醉啊！但就是在这时，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

因为舒同要到前方去，我必须随他同行。这是大局，我别无选择。当我把自己的幼儿，从怀中用双手托起交给一个陌生农妇时，我的心都要碎了。”

当初奔赴延安的知识女青年们，都是怀抱着一腔抗日救亡、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热忱。不结婚是不可能的，她们会被当做制造谣言的对象；结婚后一旦怀孕生子，绝大多数只能自己抚养，由此被讥讽为“回到家庭的娜拉”，这意味着在革命序列中掉队，再度沦为落后分子。

1942年3月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曾克的《救救母亲》一文，直陈革命女青年为人之母后的种种矛盾困境：

“她们有了孩子，她们便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捆缚在一个狭小的笼子中了！她们迈不开脚步，向学习，向工作，去进取她们自己的希望。”

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通过对不同社会层次妇女的观察，感受到这并非简单的肉体或精神疼痛，而是进退两难、动辄得咎的险恶生存环境。

然而，在紧随而来的整风抢救运动中，丁玲不得不公开表态，否认之前提出的问题，将自己的观点、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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