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運河流進萬家熒屏人間煙火蘊藏法律故事——電視劇《北上》中的法律問題解析

日期: 2025-04-28 | 來源: 民主與法制時報原創新聞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作者：□本社記者莊德通

電視劇《北上》改編自榮獲茅盾文學獎的徐則臣的同名小說，以運河沿岸的煙火人生為背景，通過花街老一輩街坊鄰裡和“花街六子”邵星池、馬思藝、夏鳳華、謝望和、周海闊、陳睿的群像敘事折射社會現實。

該劇開播後備受好評，劇中涉及的未成年人合同陷阱、民間集資風險以及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維護等法律問題更是引發熱議。以劇情折射現實，本社記者邀請了來自法院、高校的專家學者等，對其中的法律問題進行分析和解讀。

“簽約模特”的法律騙局

花街長大的夏鳳華，個性開朗豁達，是一個“小太陽”式的人物。不過，其也有執拗的一面。

劇中，高中尚未畢業的夏鳳華不顧馬思藝的反對，莽撞地和攝影師海哥簽訂了經紀合同，夢想成為一名平面模特。孰料，這是一個巨大的騙局。海哥在合同中約定高額違約金，目的是以高額違約金為要挾，強迫年輕女孩們拍攝暴露的內衣照或進行陪侍等活動。夏鳳華拒絕海哥後，其甚至用暴力手段相威脅。根據劇情，夏鳳華此時大概率未滿十八周歲。“海哥以暴力手段威脅、強迫未成年人進行陪侍活動的行為顯然是違法的。”內蒙古興安盟中級人民法院三級法官助理郭宋表示。

她介紹，如果強迫陪侍沒有涉及性交易，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條之二組織未成年人進行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罪，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若存在暴力、限制人身自由等情節，還可能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規定，同時構成非法拘禁罪。而如果涉及性剝削，例如，強迫未成年人提供性服務，則可直接適用《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條“組織、強迫賣淫罪”，因涉及未成年人，依法應當從重處罰。

即便海哥相關行為未達刑事立案標准，其行為也涉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條相關規定，可能會被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並處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罰款。

從沖突升級看互毆的法律風險

苦於沒有證據證明海哥的違法行為，夏鳳華的青梅竹馬謝望和怒砸海哥的攝影工作室，在制止謝望和的過程中，海哥率先抄起椅子砸向謝望和的後背，隨後沖突演變為雙方互毆。海哥不是謝望和的對手，被打至口鼻流血進了醫院。

無論是劇情還是現實社會中，肢體沖突引發的法律糾紛並不在少數。郭宋介紹，互毆雙方均涉嫌違法，但責任認定需結合過錯程度與損害後果。

首先，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三條的規定，毆打他人的，或者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雙方均可能被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並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比較嚴重的，例如多次毆打、傷害他人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並處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罰款。

其次，如果互毆造成輕傷以上後果，例如骨折、臓器損傷等，還可能構成故意傷害罪；如果在互毆過程中毀壞財物的，還可能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條的規定，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

從電視劇的情節看，謝望和怒而打砸海哥的攝影棚，故意毀壞他人財物，需承擔相應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劇情中，謝望和首先打砸海哥的攝影棚，海哥為了阻止謝望和正在對其財產實施的不法侵害而使用椅子砸向謝望和後背，那麼海哥的行為是否構成“正當防衛”呢？

對此郭宋認為，顯然不能。她表示，電視劇中謝望和實施的不法侵害行為的確正在進行中，但“用椅子砸向謝望和的後背”，其主觀意圖和行為性質顯然是傷害而非防衛，因此，海哥的行為不符合正當防衛的構成要件。

劇情中，海哥本想用自己的傷勢讓謝望和承擔刑事責任，但是在謝望和父母的反復周旋下，提出了10萬元的賠償，最終該案以調解結束。

劇情中，還特意提到海哥沒有作傷情鑒定。郭宋表示，未作傷情鑒定導致證據不足的，公安機關可依據《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一百七十八條組織調解。

“熟人社會”下集資虧損何解

該劇以運河航運的興衰為時代大背景，謝望和的父親謝天成是靠著運河跑船發家的“船老大”，他與花街的鄰居們集資30萬元買船，但是因為陸路運輸的飛速發展，謝天成無奈只能以12萬元的價格賣了船。因為多年鄰裡關系，謝天成夫婦本想分文不取，將12萬元全部分給出資的鄰居們，但是鄰居們深明大義，最終各方決定以出資比例分配這筆錢。

因為是鄰裡熟人，極有可能未簽訂正式的合同。那麼在現實生活中，遇到集資做生意失敗，風險應該由集資發起者承擔還是所有出資人共同承擔？

對此郭宋介紹，綜合劇情中鄰居們集資共同經營跑船是共享收益、共擔風險的行為，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七條的規定，構成民事合伙合同關系。

在合伙合同終止後，根據《民法典》第九百七十二條的規定，合伙的利潤分配和虧損分擔，按照合伙合同的約定辦理；合伙合同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由合伙人協商決定；協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實繳出資比例分配、分擔；無法確定出資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擔。

“因此，如果鄰居們的集資買船行為未簽訂正式的合同或者約定不明，應當由鄰居們協商決定破產後的虧損分擔，如果協商不成，就要按照實繳出資比例分擔風險。”郭宋說。

郭宋表示，正如劇情中的情況，個人或公司在進行民間集資行為時，應該尤為注意法律風險防控。

首先，應該注意合法性邊界。根據《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的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的，將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其次，應簽訂清晰的書面合伙協議，約定清楚合伙人出資方式、數額和繳付期限，合伙事務決策、執行規則，合伙利潤分配和虧損分擔規則等條款。

最後，要注意防范風險。一方面，應懂得及時止損，可以設置合同終止條款；另一方面，應提高爭議解決效率。除了事前清晰約定合同條款外，在經營過程中應當建立規范的財務賬簿等。

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維護

在《北上》劇情中深刻反映了快遞和外賣平台在野蠻生長期的激烈“廝殺”過程。其中，以外賣員為代表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維護問題引人深思。

劇情中，何天明是外賣平台“蜜蜂”海澱片區203站點的負責人。該外賣平台不斷通過算法壓縮外賣員配送時間，在一個大雨天，因為平台“爆單”，何天明自己上陣送外賣，但是卻因為闖紅燈發生意外身故。“蜜蜂”要求外賣員購買每天3元的意外險，從外賣員工資中扣除。但是由於何天明違章，最終只獲得了3萬元賠償。再看何天明當初與公司簽訂的合同，發現只是一份勞務合同，且十分苛刻，對於賠償的條款，更是語焉不詳。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法學院勞動與社會保障法教研室主任李娜介紹，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勞動者參加工傷保險以存在勞動關系為前提。因此，如果平台外賣員存在勞動關系認定上的障礙，就無法參加工傷保險，進而發生職業傷害後也無法享受工傷保險基金的賠付。如購買了商業保險，則按照商業保險的賠付條件和標准申請賠償。

不過需要強調的是，外賣員的用工模式較為復雜多元，如果其用工關系具有典型的勞動關系從屬性特征，即使平台與之訂立的不是勞動合同，在司法實踐中也有可能被認定為事實勞動關系。

李娜解讀，事實勞動關系是指用人單位與勞動者未訂立書面勞動合同，但雙方實際履行了勞動權利義務，符合勞動關系本質特征的法律關系。

“事實勞動關系雖然存在形式上的瑕疵，但其本質特征和勞動關系並無二致，即都具備人身從屬性、經濟從屬性和組織從屬性等特征。”李娜表示，從司法實務看，裁審人員在進行事實勞動關系認定時，一般援引原勞動部的《關於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從主體是否適格，是否存在從屬性勞動等實質標准以及工資支付憑證、社保繳納記錄等形式標准對用工關系是否構成勞動關系進行判斷。

“平台從業者的法律關系認定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其能否構成勞動關系需要綜合考慮平台對外賣員勞動過程的控制程度、外賣員的收入是否對平台具有依賴性、外賣員與平台之間是否建立了長期的較為穩定的用工關系等。”李娜說。

她表示，在新就業形態下，盡管平台企業生產經營方式發生較大變化，具有很多新的特點，但判斷企業與勞動者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系，仍然必須抓住勞動關系的本質、核心特征，即是否存在支配性勞動管理；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不能只拘泥於形式和外觀。

此外李娜還強調，若何天明不是因為闖紅燈發生事故，而是第三方全責（如機動車駕駛員），可要求對方保險公司按責任賠償醫療費、誤工費、護理費、傷殘賠償金等；若能夠確認何天明與“蜜蜂”之間存在勞動關系，就可申請工傷認定，要求工傷賠償；北京是新就業形態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地區，在試點企業外賣員可通過提交就診證明、事故鑒定書等材料，申請醫療費用報銷和傷殘津貼。

劇情中，何天明和家人的遭遇讓人同情，謝望和作為“蜜蜂”的相關負責人對此深感愧疚，為何天明的家人提供了比較好的資助和保障。但是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表明，目前全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達8400萬人，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維護，仍是一個需要不斷探索的“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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