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門學者論文致謝感動全網,耳鳴失眠成"努力病"

日期: 2025-05-08 | 來源: 此刻moment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摘要：他出生在黃土高原的窯洞，靠著對努力的信仰，一步步考上名校，成為高校教師。他曾是村支書、是打工仔、是考研七戰終上岸的硬骨頭，也是一個幾乎把自己榨幹的人。

他的故事曾在社交平台上刷屏，被稱為“草根逆襲”的勵志模范。然而履歷之外，是耳鳴、失眠、焦慮、對失敗的極度恐懼——也許可以稱做“努力病”的種種症候。

這是一個人的故事，也許也是更多人的。那些背著卑微出身的重壓、時代的焦慮，在夾縫中努力改變命運的人。而我們很容易忽視，那些最努力的人，有時也是受傷最深的人。

文|周航編輯|王珊瑚視頻剪輯|張歆玥

努力是對的

如果我們這個時代有什麼信仰，努力是相當重要的一條。努力是對的。誰都知道這句話，也無法否認這點。你努力一點，能考個好學校；更努力一點，能進大城市；如果繼續努力，還能買個小房子。你要是再努點力——那就是他那樣的人了。

他的起跑線不是落後一點，是連跑道都沒有。他出生在黃土高坡的窯洞，在煤油燈下學習識字。沒有資源依仗，他只能拼命學。

他願意為此忍受一切。31歲，他獨自到北京讀博，住著5平米的出租屋，長期伏案讓他至今腰疼，脊椎兩旁像插了雙筷子。他的努力足以感動自己。第三次答辯通過後，他為博士論文寫致謝，哭了好多次。

人們歡迎他的故事，一個“成功的草根”，多麼鼓舞人心。他的論文致謝，一篇題為《可憐無數山》的文章，被百萬人閱讀。

他叫趙安，今年38歲，現在是蘭州大學一位講師。在學校裡，他名氣不比學術大佬低，許多學生聽過他的故事。

4月，趙安受一所中學邀請做勵志報告會。講述者供圖

努力是對的，在論文致謝走紅三年後，他有了旁人眼中的一切：編制、教職、影響力，愛他的妻子、樣樣好的女兒。

然後呢，理想生活真的就來了嗎？努力是對的，但社會很少告訴我們，拼命改變命運之後，那些成功者簡歷上不會寫的事。

當我帶著這個問題來到蘭州，趙安帶著十分用力的笑容接待了我的到訪。他個子平平，長著一張書生的臉，翹著幾縷沒梳齊的頭發，從頭到腳穿一身黑。

“我給您匯報一下”，第一次見面，他就開始講各種寫作計劃。光這些計劃可能都夠寫本書了。他不拒絕任何問題，很多時候不需要提問，他自己一個勁講，臉上掛著笑，眼角扯出深厚皺紋。

顯然，他仍在拼命地工作，仿佛一台努力的永動機。在路口等人的5分鍾，他會在手機上看一篇文獻。

他也不僅僅為了職稱、薪資努力。他想要當好班主任，不停驅車去郊區和學生談心。他在為之前做村支書的村莊續寫新書。他還在給女兒寫親子筆記，計劃一年寫十篇，實際寫了三篇，焦慮到凌晨醒來寫新一篇。

他不能停下。夜深人靜，當他停下來，右耳會持續鳴響，像有台冰箱貼著。大四突發性耳聾後，他患上終身耳鳴。老大夫說，“年輕人別看了，唯一的辦法就是減壓，輕松生活”。

什麼是放松，趙安確實不知道。他連自己手機型號都不知道，妻子給買的。他很少走出書房，晚上好多次睡到一半驚醒，夢見自己又回到了窯洞裡。醒來後就睡不著，“那就接著幹吧”，他翻身起來看書，或者修改PPT——工作仿佛是他的鎮痛劑。

“你只能讓自己永遠忙起來，不停歇，但在所謂反人性的工作當中，我也能獲得一些快樂，比很多人更多的回報，不管是經濟的還是社會的（意義）。”他說。

要說有什麼燃料，那就是在他內心，始終渴望舞台，渴望被聽見、被看見。這並不新鮮，人人都想要聚光燈。真正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麼鑄造了一個永動機一般的人生？他得到了什麼，又失去了什麼？

當我提出想去他成長的家鄉看看，趙安顯得很欣喜。這些年，他自己也一次次踏上歸途。而我希望這趟冬日末的西部旅行，能告訴我答案。

憤怒的少年

一路上都是山，灰蒙蒙一片。因為群山阻隔，去慶陽的動車要花四個多小時，乏困的旅程讓我很快睡去，但趙安一直醒著。無論前一天睡多差，他都無法在白天入睡。他羨慕那些能午睡的人，他打哈欠，但一直在看書。

到了慶陽，我們租車，前往旅途第一站：縣城東邊的屯字鎮。趙安父母曾評價它，“鎮原縣的上海”，他評價他們的評價，“一個非常可笑的比喻。”

小鎮中學裡，樓房替代了平房，操場鋪上了塑膠。趙安的高中班主任還住在家屬樓裡，還有幾年也要退休了。他教了趙安一年半，賦予了他中學生活少有的亮色。他曾在書裡感恩幾位“善良的好老師”，老班主任排第一。

二十年前的事，老班主任記起來了些。上學時，趙安總寫長長的周記，一寫四五頁，家國情懷一類的理想，他堅持選這個認真的學生當了班長。

他評價趙安聰明，但不是最聰明。最努力的趙安，是學校裡優等生的守門員，像趙安一樣考進985高校，當年能有幾十個，前後幾屆都有考進清華北大(专题)的。

他有些失落生源外流後學校的衰落，“現在一年也就考兩三個985（高校）”。更大的變化是時代本身。曾經，走出小鎮“只有讀書一條路”，人們崇尚四苦，“校長苦管、教師苦教、學生苦學、家長苦供”，現在不提了，不這麼看了。有學生想當網紅，他說“也是條路”，但總覺得不長久，“可能我這個觀念不行了”。

50多歲了，他也在努力跟上時代，聊天裡不斷蹦著流行詞，內卷、躺平、情緒價值，說人工智能發展快，“碩士都可不好找工作哩”，他女兒就面臨畢業找工作。這個小鎮上教了一輩子的政治老師說，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沒有止境的。

告別老班主任，我們繼續向西開。車開過一陣後，趙安說，自己剛剛在學校轉，特地去了趟公共廁所。旱廁變成水廁，但依舊“那麼臓”，“起碼能收拾到人能放腳啊”。

“真他媽惡心”。他憤怒地爆了幾次粗口。

像痛恨這個廁所，他痛恨自己的中學經歷。早上5點多，燈都沒亮，就上早自習，有天遲到，老師從講台上跳起來踹。命運的不公讓他憤怒。他說一塊遲到的女生，父親是學校小領導，被溫柔告知以後不用那麼早到。他的父母也是同校老師，但在外地看病，外公托了幾層關系，讓那個老師不要再打了。

他的內心從沒屈服過。一個念頭占據他的大腦，“為了報仇而讀書”，“我要牛逼給他們看”。

趙安回到小鎮中學。周航攝

廁所、苦讀、暴力、不公、父親的病，都讓少年趙安壓抑。直到18歲，他考上幾百公裡外的蘭大，第一次覺得自己可能擁有嶄新的命運。

大學裡的廁所竟然鋪著瓷磚。上廁所，他學著別人按下，嘩啦啦出水，“臥槽沖哪去了”。

這不是細節，是世界的象征。他的世界第一次變得幹淨、體面。他開始擁抱新世界：NBA、好萊塢，和同學們游蕩在彌漫著香煙味的台球廳。不一樣的是，只有他搞砸了第一次期中考試。

好像他一停下，失敗就會來臨。沒有人能接受失敗，趙安不能，他父親更不能。他從家鄉寄來一封長信，痛斥趙安“不靜心學習”“我這麼多年教育失敗了”。

趙安一個人在宿舍裡展開那封信，“嚎啕大哭”。然後他隱藏了這一切，像藏起不合格的答卷。他的室友只是看到他後來變了：每天第一個起床，去圖書館自習，深夜回來10點熄燈後，還自己用台燈接著學。

和現在的極度謙卑不同，大學裡的趙安隱藏起自卑，表現出讓同學難以理解的“狂”“傲氣”。有人叫他“趙爺”。

他們讀的草業經濟管理，多是調劑過來，很多人考研，想“又一次改變命運”。趙安的目標更高，他在圖書館翻著周國平、劉瑜、吳曉波，激起文化精英的夢想，報考了上海名校的經濟系。

和後面的很多次失敗比，第一次失敗最為慘痛。他自己形容，沒有准備好離開校園，“就被拋了出去”。

考研結束，透支的身體像只皮球泄了氣，一天早上在宿舍醒來，他發現世界成了單聲道，右耳聾了。在校醫院，醫生使勁敲擊音叉，他感受到巨大的聲浪一陣陣呼過他的臉頰，可什麼都聽不到。兩周後，聲音回來了，留下耳鳴。

他不斷回憶著往事，眼睛一直盯著前方的路。夜色開始吞沒黃土高原，兩側柳樹逐漸成了剪影，晚上到達縣城時，街道上正燒著一團團火，將天空襯亮。

甘肅慶陽市鎮原縣城，這是甘肅最貧困的地方之一。周航攝

書生的復仇

正月二十三，西北人“燎幹”的日子，人們正點燃柴草，跳著火堆，過完這天，才算告別舊年。趙安比在蘭州放松得多，看到一個，跳一個，咧著嘴笑。

和蘭州一樣，鎮原縣也建在東西走向的山谷裡，一個小得多的山谷，是2020年甘肅最後一批摘帽的貧困縣。趙安曾是這裡的鄉鎮幹部，小城裡的“政治明星”。

大學畢業後，他做過圖書管理員（心裡想著這個崗位牛人輩出），南下廣州闖蕩過（依舊渴望大城市），期間第二次、第三次考研失敗，在母親的召喚下回來，考編。那是2012年，他24歲，第一個月工資2800塊錢。

同學間他消失匿跡了，但內心的“精英主義夢想”一直在燃燒。他買了迄今人生中最貴的一件衣服，800塊的黑色西裝，每天穿著它，在鄉政府辦公室裡像孔雀一樣醒目。

鄉鎮書記賞識他，力排眾議，將他推到兩三千人村莊當支部書記。他早出晚歸奔波在各個山頭，為修一條路跑到外地化緣。他在村裡實踐民主，用石子投票最想發展的產業。他還試圖復制諾獎得主在孟加拉國的實踐，在村裡搞小額貸款。

村支書趙安和村民。講述者供圖

精准扶貧啟動，他調任去市委領導聯系的村莊。全市工作會議在這召開。市領導親自到場。他看著縣領導、鎮領導，一個個雙手護襠的姿勢站著，見到領導頭幾乎彎到腰，最後一個輪到他，他學會了如何和領導握手，把頭埋得更低、更深。

他憤怒自己的卑微，幾次用“跪舔”形容自己為生存拋下尊嚴的樣子。他也希望知道這套規矩是否真的無處不在——在蘭州，他曾在校車上突然問我一個問題，“你怎麼跟領導握手？”

他也不會掩飾自己的雄心。當年，老書記在辦公室說，趙安是個好苗子，“以後可能是個縣級幹部”，他覺得小看自己，“就縣級麼”，老領導笑了。

老同事們評價那時的趙安，意氣風發、充滿理想，但也許太理想化了點。他也不知道一個沒有背景的年輕人，仕途是多麼脆弱，脆弱到當鄉鎮換了新書記，他成了被點名批評的一個。

我見到了一些老同事。其中一個已是副鎮長，一見面，他恭維趙安，要是沒離開，現在至少是鎮長了。但私底下，他對此存疑，覺得趙安性格並不適合體制，他用了土話形容，意思是“太出風頭”。

另一個老同事回憶趙安後來的頹廢，不再穿西裝，不再收拾自己，頭發越來越長，胡子拉碴，整個人看起來沒了精氣神。

那場雄心勃勃的小額貸款實踐，因為許多村民沒還上被判定為失敗。老同事記得那個畫面，新書記要求趙安做檢討，趙安做了一次“不像檢討的檢討”，讀完，宣布辭去一切職務，揚長而去。

小城路窄，從鄉政府走三五分鍾就到縣政府。這條窄窄的馬路，就是小鎮公務員的全部宇宙。三年村支書期滿後，趙安曾經很多次走過這條街，從鄉政府到縣委組織部。在領導辦公室，他站得筆直，雙手護著襠，希望“組織加加擔子”，領導眼裡看著文件，嘴裡說道，“年輕人著急幹嘛”。

做村支書時的趙安。講述者供圖

縣城燒著一團團火的晚上，趙安重新走在這條馬路，平靜地回憶曾經的卑微，偶爾露出鄙夷的神情。這種鄙夷既是對環境的，也是對自己的。他討厭自己的卑微，但是擺脫不了。他甚至給領導洗過襪子，倒過尿盆。

新書記上任，他不是不想討好，而是“人家沒給你這個機會”。他成了領導用來樹威的靶子（老同事們也大體同意這個說法）。這激發了他最後的尊嚴，並且決心以一個書生的方式復仇。

他一直寫作，記錄工作經歷和思考。仕途受挫後，他整理出近30萬字，決心要把它們出版。

他打印出八本，背著它們，到北京找出版社，把書稿恭敬地遞到桌上，“您花幾分鍾時間看下”。一個月，跑了幾十家出版社，書都沒發完，人家不收。

他絕望地回到了故鄉，覺得自己“這輩子要爛在了”，接受命運的安排，訂婚、買房、買車。

直到一天晚上，他躺在沙發上看電視，看到俞敏洪說當年為項目找了100個人，他“一下子坐了起來”。那麼一點點燃料，永動機又轉動起來了，坐在電腦前，不停給出版社發郵件，發到“人都惡心得不行了”，終於收到一條回復。

為了出書，他自己掏了兩三萬，“打光所有子彈”。書的序言標題是，“一個村支書的中國夢”。

但這本書沒有掀起任何浪花。出版後，他揣著書，經朋友介紹拜訪省委某部。剛一坐下，處長劈頭蓋臉一通罵，誰給你的權力出書？你來有什麼訴求？他懵了，不知道怎麼回，憋出一句，“就是想給組織匯報匯報”。

站在酒店房間的窗外，趙安看著遠山，突然，他反問了我一個問題，“你覺得當初做上副鄉長，我會一直留在這嗎？”

我說不知道。至少老同事們相信他會的。

他有些失望我的回答。我舉起鏡頭，他轉用接近他散文的語言說道，“我的出走是必然，是青山遮不住的，不是說給個鄉長就把我遮住了。”

趙安出版的第一本書。講述者供圖

思考不完的問題

她是在趙安做鄉鎮幹部時認識他的。她也是體制裡的一員。但和趙安完全不一樣，她沒什麼野心，“領導安排好的工作，兢兢業業幹完就行。”

一個上進的人，看著每天晚上回來還要復習的丈夫，她這樣理解。趙安也會聊起同學，通過考研“一飛沖天”，改變命運。她也跟著考研，抱著最簡單不過的想法，回來上班能加點工資。

第一年，他考上一所沒那麼好的學校，選擇了留在村支書的崗位上。第二年，他報名了，沒時間參加。第三年，仕途受挫的他改報了法學。第四年，他考上了蘭大法學院。

她不是苦情配角，而是趙安的頭號支持者。趙安辭職，她當鄉鎮領導的父親，堅決反對女婿的折騰，她不在意。一年後趙安去北京讀博，她也點了頭。

丈夫讀博士那幾年是最艱難的。他身體也出了問題，靠服藥對抗焦慮，胖了一圈。有天，他在北京騎著自行車，突然被一種莫名的恐懼攫住，站路邊，撥通了妻子的電話，“這病沒好嘛，又卷土重來了。”

但她不記得這通電話了。這樣的電話太多了。她說的最多的是，不行就回來待一段時間，“家就是避風港”。有次趙安真買機票回來了。她也去過北京，請長假，帶著女兒、婆婆，陪伴了三個月。

“家庭就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我說我沒有能力走出去，他既然有能力走出去了，我就盡我的最大能力我就支持他，讓他實現一下他的理想。”她說，“起碼最粗俗的理解的話，博士畢業不會比現在的情況差吧？”

丈夫那篇後來被上百萬人閱讀的“致謝”，她是第一個讀者。全文3700多字，趙安記錄了自己的曲折人生，他提到妻子，感謝她“朝聖者的靈魂”，也感謝母親的資助和理解，筆墨最多的是他父親，久病的父親在他大三時候去世。

趙安的博士論文致謝引起廣泛關注。

在沒見過面的公公身上，妻子更理解了自己的丈夫。她記得丈夫寫的一個場景，家鄉桃子熟了，父親小時候挑著扁擔去集市換糧食，遇上大雨，慌不擇路，桃子散落一地，他一個人在大雨中撿。趙安寫道，“忍不住想沖進雨裡，為慌亂的少年撐一把傘”。

她看得眼含淚水，“也是在寫他自己”。丈夫也沒有人撐傘，也有撿不完的桃子。

努力是對的。趙安入職蘭大後，他們在郊區買了大房子，200平，房產證只寫上她的名。

“因為我老說沒有一個家，他就給我一個安穩的依靠，說是給我安一個家。你說我付出沒有得到回報嗎？我得到了。”坐在美式風格的寬敞客廳，妻子泛起淚水說。

她置辦了家裡的一切。趙安沒什麼興趣愛好，生活也不講究，她每天一遍遍提醒他洗臉、刮胡子、理頭發，有時候趙安說，“書都讀不完，哪有時間幹那些閒事”。直到站上講台，他也開始自嘲自己真丑。

生活簡單到一天三餐都在學校食堂。偶爾在外面吃飯，吃完逛街，沒逛一會兒趙安就說沒啥意思，有啥可逛的呢？趙安掰開來給她算時間，吃飯、睡覺、上課、陪閨女，一天沒剩幾個小時，“不能浪費”。

妻子覺得生活可以了，超過暢想了。可是，丈夫沒有停下腳步，很少走出那間新裝修的書房。這下，連妻子都不太理解丈夫到底在追逐什麼了，“他好像有幹不完的勁兒，有思考不完的問題，一頭扎進去又出不來的那種。”

中國社科院大學畢業典禮，趙安作為代表發言。

老六回來了

趙安越來越放松。隨著旅途深入，他的笑有了更多孩童般的自然。他開始更多地用你，而不是“您”來稱呼我。

我們前往旅途的最後一站，也是趙安人生的起點：黃土高原腹地的窯洞。窯洞建在半山腰，我們沿著土坡步行往上，趙安躬起身，雙手背在身後，他的祖輩、兄弟、鄉人都這樣走路。

窯洞已荒廢數十年。院子裡，冬天的雪依舊積著，新雪還在零零飄落。我們笨拙地穿過滿地的荊棘，走進窯洞，如今這裡空空如也。他待了很久，連窯壁的縫隙都要一條條看。

趙安在老家窯洞裡。周航攝

因為是超生的“黑戶”，他在這裡度過童年。那是最貧苦的歲月，但在他的夢裡卻是輕松的。其實他已經想不起了太多了，“只是聽說過爺爺奶奶非常愛我”。

離開院子，他想再往上走。以前，去往外面就這一條路，一路往上，通向高原的平面，能走到小鎮的集市。他記得自己總是站在院前目送父母離開，一直看他們走到遠遠坡上，媽媽鮮艷的圍巾在風中飄，父親一直揮手，“快回去吧”“快回去吧”。這個畫面在一次次夢中變得更清晰。

每次回來，他都會感到悲傷，“愛我的人都不在了”。但他又很樂意回來，“到這裡能獲得治愈”。每次回來，他要走到坡上，在父親招手的樹底下坐好久。

他父親叫趙越，當地話念做超越。他才是老趙家第一個靠讀書改變命運的人，獨自背上行囊離開窯洞，走山路去上學，參加了三次高考，成了小鎮數學教師。

他是嚴厲的父親，對兒子極少誇獎。肝病早早吞噬這個西北男人的雄心，也吞沒了整個家庭的經濟。他變得更沉默。趙安敏感，他一哭，父親就打他，“男子漢，不許哭”。他要求苛刻，得努力學習，還得學會忍受痛苦，經常說的話是，“學海無涯苦作舟”。

也許這是父親在教會兒子殘酷土地上的生存法則。但趙安清楚看到了它的缺陷，他在文章裡反思父親教育，“他不會知道，有多少人因為過度努力而身心俱毀。”

但命運的共通在於，他也同樣在透支式地努力。摸到中年的門檻後，他越發害怕像父親一樣早逝，但他不是停下來休息，而是更加拼命趕時間。

多年以後，當自己也成為父親，涉過生活的沼澤，趙安更清楚父親曾達成的成就。或許這也是為什麼他願意一次次回來，一次次走到坡上，去理解父親，也是理解自己。

但這天我們沒能上去，路太泥濘，腳像陷進沼澤。我們停在了路旁，旁邊有塊梯田，冬日裡覆著土黃的草，裡面有個土包，上面長滿荊棘。我盯著看的時候，趙安說，這就是他父親的墓。

趙安告訴我，黃土高原裡的人生生死死，通常是沒有墓碑的。“我大哥一直跟我說，我爸一輩子終究跟我們老百姓不一樣，你給他立塊碑。”

“那為什麼不立塊碑？”

“這兩年太忙了。”他埋下頭說，開始往下走。

老趙家有六個堂兄弟，趙安五個哥哥都搬到了原下，現在這通了公路。他們的命運線都釘在了這片黃土地。下午，有人出去打麻將了，有人去外面看病，有人外出打工，只有二哥在家。見到趙安，他第一句話是，“老六回來啦”。

老六確實回來了。父親去世後，趙安承擔起家族的責任。車禍、離婚，孩子買房、找實習，都得找老六這個唯一讀了書的文化人出主意。

二哥獨自在家，屋裡沒舍得燒炕，冷得讓人哆嗦。我們聊起了他早逝的父母、吃不飽飯的童年、還在種的莊稼。不說老六，老六父親能吃上官家飯，對他們來說是不可想象的。老六父親工作後就在小鎮住上平房，而他們，十年前才搬進平房。

二哥說，這要歸功於他們的爺爺。他用一種堅決的態度，扛著少一個勞動力的壓力，將最小也是唯一親生的兒子，供養了出去。他們的爺爺，在村裡是少有的識字者，另一個村民說，連他名字都是趙安爺爺取的。

趙安不知道這一切。他一直都以為自己爺爺不識字。離開的時候，他想起另一個人，他的姑媽，18歲嫁了出去。

“是不是那一點有限的彩禮，爺爺也都投入到我爸爸的教育當中來了？”離開村莊的路上，他自問道。車外又開始飄雪，西北的冬季總是格外漫長。

趙安主動提議去趟姑媽家。這是慶陽市最富饒的土地，有著大片平坦土地，但姑媽家還是平房。她剛放羊回來，臉上紅彤彤的，雙手和臉頰都凍得皸裂，像油畫裡的人。

老六來了，她一直笑，一點看不出去年剛從ICU裡活下來。她騎著三輪，被一輛無牌車撞到，切了脾臓。肇事者現在都沒找到，電話打到趙安這，他又能怎麼辦，只能力所能及資助些錢。

這次臨走，他又給姑媽塞了幾百塊。老六現在也只能做到這些了。

趙安的家鄉，甘肅鎮原縣建華村，如今絕大多數人已經住進平房。周航攝

二十年後

旅程結束，回到蘭州。老六成了學者趙安，變回了學生口裡的趙老師。

命運像個循環，博士畢業後，他又回到本科時的專業，還成了大一新生的班主任。

一個班依舊20多人，同樣大部分人調劑過來的，沒有東部學生。當年，趙安宿舍第一次聊天甚至是通過英文完成的——他們聽不懂彼此的土話。現在，人們出身差異依舊很大，一個四川農村出來的女生到蘭州，第一次坐地鐵，內心慌亂地現場搜起短視頻教程。

這是胡煥庸線以西唯一的985高校，人們依舊想借助它走去更大的舞台。班長是蘭州人，他花了很久跟我聊城市的發展，問北京、上海生活的細節，言語裡充滿向往。

看著年輕的學生，趙安像看二十年前的自己。新生見面會上，趙安講的是自己曲折的跨專業之旅。他希望學生們更早找到方向，“不要重走我走的彎路”。

他沒有站在台上講，而是坐在學生們中間，不停扭頭講。他希望塑造更平等的關系——他自己很少擁有的。上大三的副班主任有些意外，“第一次見面，趙老師說我們現在是同事了。”

趙安和大一學生們開會.周航攝

很少有學者像他一樣投入班主任工作。但對他來說，這其實是一次自我修復的過程。

趙安關注著那些出身貧寒的學生。有學生說沒想好要不要讀研，他著急，告訴對方，“你稍有條件都不能在這事上猶豫”。

外界批評趙安“學歷崇拜”，他專門寫文回應“學歷不必然代表什麼”。但他依舊相信，寒門子弟要改變命運，“讀書依舊是最公平的方式”。

他還堅持辦讀書會，要求學生全部發言控制在三分鍾。他告訴學生，他在學術會議上也就三分鍾。這也是他在領導辦公室和出版社裡擁有的時間。

學生們對讀書會態度復雜。第二期舉辦時，正逢期中考試，他們沒空看那本關於自然的隨筆論文集，看不懂，離生活太遙遠。但大家還是都參加了，只是發言的人寥寥。剩下一個半小時，趙安自己在上面講，到12點，下課鈴響起，學生們趕緊去食堂吃飯。

趙安也不氣餒，又堅持辦了第三期，這學期要繼續接著辦。

蘭州大學圖書館，趙安為了備課來找參考書。周航攝

學生們理解趙安是個有理想的人。但為什麼有這樣的理想，班長愣了一會，最後還是決定說出口，“他需要一種認可”。

總是出身相近的人更容易理解彼此。在那個靠搜短視頻坐地鐵的學生身上，我更理解了趙安。她有著和趙安類似的表達欲，我還沒提問，她自己連續說了半個多小時。

她也敏感、自卑，上高中的時候還口吃著，一個老師鼓勵她，“不要讓別人看出你很怕交流這種，自信最重要”。

她開始不斷表達自我，“證明我這個個體是有思想的”。如果意識到沒人傾聽，她也會變得沉默，轉向她的日記本，跟孤獨的自我對話。一些同學用AI應付讀後感，她認真地寫長長的文字，她渴望得到班主任的認可。

在我聊的幾個學生裡，她也是唯一有明確“理想”的人，說想回去做一個老師，“讓更多學生走出來”。在那個學習衡水中學模式的縣中，這種信念支撐她度過了殘酷的時光。

她慶幸自己考出來了。寒假回村，小學同學說自己要訂婚，她看著好友，有些悲傷。“就感覺她的眼睛，沒有太多的生氣，死氣沉沉的樣子。”她說。

蘭州大學榆中校區，建在山腳下。周航攝

停下來的鳥

一種更柔和的眼神，這幾年在趙安的眼睛裡出現。他的大學同學和妻子都這樣說。

永動機依舊在轉動。趙安並沒有擺脫那些負面情緒，焦慮、不安全感。他用一本接一本的書填滿深夜的虛無感。

他依舊感到卑微。比他年輕的學者，引進就是教授。他快38歲了，還在爭取副教授。他在年度述職報告裡不停自我批評，說院領導都看不下去，“咋寫成了自我檢討”。

他渴望在40歲以前完成一系列世俗目標——40歲後，他夢想回到黃土高坡，將所有知識結合起來，做理想農莊，點綠土地，發展經濟，改變整個高原。他聚焦的眼神告訴我這不是在開玩笑。

理想和現實的遙遠距離，讓他上個月才經歷一陣劇烈掙扎，吃不下，睡不著，“甚至看不進去書了”。他覺得現有學術環境和評價體系之下，種種抱負難以施展，向妻子傾訴。妻子覺得問題其實出在他的大腦，“你是放不下自己給自己講的這一堆故事”。

許久未見的大學班長來蘭州，特地來見趙安。讀書時趙安是孤僻的一個，畢業後，老班長總願意和趙安聊聊。他在生意場不停受挫，和趙安聊天時，他感到一種同病相憐的慰藉。

也許這可以稱作一種努力病。當努力不再是選擇，而是“不能不努力”，病變就開始了。他覺得這病有著同樣的來源：可憐的原生家庭，他們又追求“圓滿”，“既想當好兒子，又想當好丈夫，還要當好父親”，而趙安還多份屬於儒家知識分子的追求，活得比自己還累。“他一定是整個時代的產物”。

見老班長時，趙安穿著和讀書時一樣的全身黑，但也不是完全沒有變化——老班長說，趙安的笑不再像讀書時那樣假了。他看到老同學更放松了，他第一次來趙安的家，在這裡看到答案，“他的女兒和他的妻子，把他內心因為物質缺失或精神迷茫導致的一些空缺，暫時性填充了”。

那麼多年，丈夫像只沒有腳的鳥，不停在天上飛，現在妻子看到，他依舊在飛，可不時能落地了。“對我來說，就表現在越來越回歸家庭了”。

但不是她，而是女兒，讓趙安越來越多走出那間書房。假期裡，趙安會帶著她在樓下遛彎。每天幼兒園放學，趙安接她去馬路對面的大學校園廣場，看著她和其他教師子弟一塊追逐。他拼了命獲得的穩定工作，為生活構築起新的堡壘。

趙安夫婦送女兒上幼兒園。周航攝

經歷過破碎，當自己成為父親，趙安決心做得不一樣。他傾注全部的愛、關注和認可。只要女兒在身邊，他和誰說著話，目光都移到女兒身上。他帶女兒過馬路永遠牽著手，也要求妻子、母親這樣做。他給女兒取了好幾個名字，小名芃芃，草木茂盛生長的意思。還有小小名，叫豬八戒。他自己停不下來，但他希望女兒像豬八戒，“累了就知道休息，害怕了就躲一躲，打不過就要跑”。

他的愛超過妻子理解。院子裡，小朋友不願意分享玩具車，他立刻掃共享單車，去超市買最大的玩具車，他沖出院子那刻委屈的眼神，讓妻子至今想起來心疼。還有一次，她帶女兒玩蹺蹺板，分享視頻，結果趙安打電話批評，“你沒看到女兒眼睛裡的害怕嗎？”妻子生氣地讓他閉嘴。

妻子偶爾會沮喪，有次對趙安傾訴，覺得他不像之前那樣愛她了，而她的愛沒有變。但趙安說她愛女兒就夠了。“我不需要愛。”他一臉嚴肅說。

趙安家中餐桌上壓的便簽，內容都是表達對女兒的愛。周航攝

我不需要愛，這是一個他自己都知道的謊言。“為什麼我這麼愛女兒，就是對我自己的一種投射。”坐在客廳裡，他說。大房子裡，處處都是女兒的笑臉，牆上貼著女兒的畫，餐桌上壓著幾張便簽，寫著趙安對女兒的愛，“爸爸最愛芃寶”“芃寶寶，爸爸媽媽奶奶都愛”。他在女兒身上尋求到了自我療愈，有些晚上他陪女兒玩著玩著，就感到了輕松的睡意。

去年，他們換掉開了十年的老桑塔納。當初選它，是因為趙安父親曾夢想擁有它。換車還是因為女兒。回老家的長途路上，她在後排，難受到坐不住，“爸爸我暈車”。

為了湊首付，他們賣掉了舊車。在車庫，妻子提議下，他們在車頭拍了合影。車開走後，趙安依舊失落，對妻子說，“好像什麼東西丟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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