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歲女子放棄投行高薪轉行拍電影,37歲執導好萊塢電影

日期: 2025-05-13 | 來源: 谷雨實驗室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好萊塢 | 字體: 小中大
在最近回歸的第七季《黑鏡》中，第三集《夢幻酒店》（Hotel Reverie）收獲了最高的討論度和好評。這是一集不太“黑鏡”的《黑鏡》：柔軟、詩意，但不失決心和力量，被稱為整季裡最細膩的一集，在一些評論中，這種細膩被歸結為一種“東方氣質”。

這種獨特的敘事語言被歸功於華人導演王昊鷺，她37歲，入行僅僅六年，是七季黑鏡中唯一的一位華人導演。《黑鏡》的片方原本更屬意一位美國男導演，但最終在面談時被王昊鷺打動了。

《夢幻酒店》講述的是兩位跨時代的女演員之間的情愫：因為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黑白老電影《夢幻酒店》得以依靠科技重拍，來自現代的黑人女演員布蘭迪進入昔日的老電影中，取代了原版中的白人男主角，與女主克拉拉相遇。因為技術故障，老電影裡的世界失控了——布蘭迪受困，而克拉拉意識到自己是被復刻的AI，但也正因如此，她們有了重新認識對方靈魂的機會。

這是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未來想象，但在王昊鷺眼中，“故事本身並非因技術而鮮活，它只在主角墜入愛河時才有了生命力”。

這種愛誕生於絕望當中，帶著某種接受自己命運的孤勇。某種程度上，這也是王昊鷺的人生故事：她出生於江蘇徐州，在很長的時間裡，是那種循規蹈矩的好學生，勤奮努力，在美國科爾比學院拿到了經濟學和政治學的雙學位，畢業後加入投行。人生看上去很順利，她只要順著社會精英的階梯向上攀登就好，但是25歲那年，王昊鷺身上爆發了一場嚴重的“存在主義危機”：她時常感覺到一種倦怠，當工作一眼能夠望得到頭，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後來的故事像是電影情節，有一天晚上，她看了伯格曼的《假面》，這部電影深刻講述了人游離於虛偽和真實之間的故事，王昊鷺被它沉沉地擊中了，她頭冒冷汗，緩了好幾次，才把它看完。電影裡的某種東西讓她做了決定，她決定辭職，她認識到自己的“假面”之下，其實從小最想做的是拍電影，“我好像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想要怎麼活，那次之後，哪怕失敗了我也想要孤注一擲。”

在屏幕的那段，她抱著小狗對我講述這些的時候，輕快而平靜，沒有做太多煽情。她是那種堅定但並不硬邦邦的人，你很容易感受到她身上似乎能扛住一切的樂觀，很早起床，同時處理養育孩子和工作，卻依然散發一種活力感。她說自己不太焦慮，不把壓力傳遞給劇組和演員，因為“大家的靈魂需要有喘息的空間，才能拍出有靈魂的東西”。她習慣用肯定的語氣講話，經常笑，最常用的詞語是“當然”“沒錯”。

對她來說，脫下假面後，電影成了一種命運，如果可以，她希望一直拍下去，“電影給了我所有去體驗、去消化、去表達的機會。我很渴望和別人有深層的聯結和共鳴，所以能做導演是一個非常大的天賜的禮物。這是我的一個identity，我無法想象做任何別的事情，我生來就是做這個的。”

以下是她的講述：

雖然這個世界是很割裂的，

但我相信那是少數人的事情

從《黑鏡》制片人傑西卡那裡聽到《夢幻酒店》這個集名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自己會喜歡這個劇本了。

我常常一邊看，一邊就笑出來了。我之前並不覺得自己適合導《黑鏡》的一些很科技感、像游戲一樣的劇本，但這個劇本不太一樣，很對我的胃口。

它講的是兩個電影女演員跨越時空的聯結。黑白片的時代是一個很黃金的年代，裡面的女演員常常是很光鮮亮麗、很優雅的，我們很少能看見女演員背後的艱辛。那麼唯美的一個世界，很難會闖入一個非常不和諧的元素——一個現代的、黑人女演員，替代“男主角”，很違和地進入到一個神化的世界裡面，我就很想嘗試一下這種反叛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這樣的愛情是一種什麼樣的質感。

這種情感和我們現在通常講的“人機戀”是不一樣的，因為我們把情感投射到AI上面，它會根據你的反應，順著你的意思去說，滿足你的情感需求。但克拉拉不是你的一個投射，她是很有自己的自主意識的，她和布蘭迪之間會吵架、會起沖突，在這種平等的碰撞中，讓對方認識到自己是誰。

因為我真的很想拍，所以後來去見編劇查理的時候，我准備了很長很長的幻燈片，幾乎為每個情節都找到了畫面參考，告訴他我想怎麼拍。後來他們就把工作給我了。

劇本裡最打動我的一幕是，當克拉拉意識到自己是AI創造出來的角色，而真實的自己（舊版《夢幻酒店》中克拉拉的演員多蘿西）已經死掉了的時候，她決定要好好活下來，去彈奏一曲《月光》。我覺得她是一個很有力量的角色。

彈奏《月光》的時候，克拉拉也把力量也傳遞給了因為被困在電影裡出不去的布蘭迪，讓她重新有了面對的勇氣。

在看劇本的時候，整個劇組的工作人員，大多數人其實都沒有意識到這個力量的轉換，可能查理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但是我感覺到了，只有我一個人覺得，是克拉拉給了布蘭迪力量。

《夢幻酒店》劇組合照

所以拍出來以後，我並不確定這一段可不可以打動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來。播出以後，我非常好奇，恨不得到大街上去問一問，你看沒看？有什麼感受？我是很喜歡看評論的，發現大家能看出來，就會覺得很欣慰。

在一個全球的平台上，我面對的是全世界很多很多不一樣的觀眾。《黑鏡》第七季開播以後，說西班牙語、法語、意大利語的，各種各樣的人都在寫信過來，喜歡不喜歡的都有。我本來以為這一集打動的主要是女性，後來發現有很多男性，比如足球教練什麼的，印象中非常男性化的人，以為他們根本不會看這集，但他們會說很感動，還會承認自己看哭了。這讓我發現，原來人比我想象中更多樣化、更開放。

因為我覺得大家內心渴望的東西都是一樣的，都想感覺到愛和痛、傷感還有快感。雖然這個世界是很割裂的，但我相信那是少數人的事情。

必須要讓大家的靈魂有喘息的空間，

才可以創作出有靈魂的東西

選角的時候，我們就覺得克拉拉一定要選一個英國人，有著標准的倫敦英音，舉止動作也要很符合優雅的在老電影中的感覺。艾瑪·科林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艾瑪·柯琳在美劇《黑鏡》第七季劇照。?視覺中國

而布蘭迪需要有一些喜劇天賦，要和那個年代很違和才可以。伊薩·雷是一個自己會做rap，自己會寫劇本的演員，就很有現代感。

伊薩·雷?視覺中國

我們很容易想到艾瑪應該演成什麼樣子，因為我們已經有很多這樣的榜樣和模版了，她也演過很多這樣的角色，但對於伊薩來說，是沒有任何模版的，經典電影裡演艾瑪對手戲的都是帥氣的男演員。所以我會想，她要演成什麼樣觀眾才能沒有不適感呢？我也不知道。這是故事有趣的地方，對我來說。

影視作品裡面我很少能看到血肉飽滿、各種情感同時存在的女性，我們看得太少了，就會覺得女性是單薄的，偶爾看到一個不一樣的女性角色，就會感歎她很有力量，但其實那就是正常的、真實的女性。

其實很多女性都有像克拉拉這樣的主體性，可能前一瞬間她是崩潰的，但是後一刻她會決定，我就要去嘗試一下，為自己好好活一次，我覺得我們女的就是很容易在一念之間覺得“我不需要這樣”、“我可以更好”的。只不過我們常常看不到這樣的呈現。

小時候我喜歡打籃球，體育老師都會說這是男孩子做的，女孩子不可以，我會把這些都寫在日記本裡，很生氣。我覺得女性都有過這種經歷——一直抵觸著壓力，然後找到自我的過程，所以你一定是逆商很強的、很有力量的。一個真實的女性身上一定是很多沖突的元素同時存在的，比如她作為一個母親，會愛孩子，但同時很討厭做母親。我想拍的就是這樣真實的女性角色。

我們的制片、錄音師、美術指導，周圍目之所及，幾乎都是女生。

對我來說，作為導演最重要的是一個好的氣氛，我希望片場是輕松而不松垮的，大家是放松的，但又非常有秩序的狀態。拍攝的時候，大家都能非常受到尊重，能夠被看到，所有的劇組人員都會提自己的建議，都有自己的主動權。

在現場我從來不會緊張或是焦慮，我們會像玩兒一樣把戲給拍了。《夢幻酒店》一共拍了五周，一周工作五天，我覺得必須要讓大家的靈魂有喘息的空間，才可以創作出有靈魂的東西。我也不希望有人來打破這種環境，一開始我的制片有一天非常緊張，如果她來現場，我們的氣氛就會改變，所以我會努力地讓她不要來（笑）。

王昊鷺和主演們在《夢幻酒店》拍攝現場

當然我自己會很清楚有多大的壓力，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平台，成本也很高，我又是一個年輕的導演，但是我必須把這個壓力給扛住，讓劇組的大家覺得沒有壓力。說實話，我覺得接受過高考，你就會抗壓能力特別強（笑）。我可能一直都是個不焦慮的人，做投行的時候，壓力也很大，有一次要去紐約做上市，我連續48小時沒有睡覺，但可能是給自己一個信念吧，我覺得把壓力給別人會適得其反。

不設防的，才是誠實的

我從9歲左右就開始看電影，那時候電影是我的一個秘密樂園。4點多放學，我爸媽6點回來，所以我大概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到家以後，就把電視機罩打開一些，偷偷開始看。

我坐得離電視機特別近，在自己的房間把作業都准備好，聽到爸媽回來就立刻把電視機蓋關掉，裝作回房間寫作業。但其實我爸媽都知道，因為他們回來一摸電視機後面，就會發現是熱的。

周末我在家附近上奧數班和作文班，補習班旁邊就有一家賣盜版碟的店，那些盜版碟連封殼都沒有，就是一些硬紙殼包著的塑料。我每周都趁課間去買VCD，問老板這周又到了什麼新貨。

我就這樣看了幾百張碟。看《洛麗塔》、《紅白藍三部曲》，我愛看那些奇奇怪怪的東西，當時沒有道德感的約束，會覺得這些情感都是很動人的。

對那時候的我來說，周圍的世界總讓我覺得有種束縛感，但是在電影裡，世界好大、好精彩，我會覺得特別安心。

11歲的時候，看到《這個殺手不太冷》，當時我就迷上了娜塔莉·波特曼，迷上了紐約的故事。我覺得好震撼：那個小女孩跟我一樣大，為什麼她跟我的生活那麼不一樣？裡面兩個人很曖昧的一些情愫，其實可能是當時看來少兒不宜的，我不該理解到的，但我當時理解到了，也沒有覺得不正確。

我拍完《懷孕的大地》以後，很多人問我你喜歡拍什麼樣的東西。後來我自己總結出來就是“emotional fantasy”（情感幻想）。

因為我是個想象力和情感都比較豐富的人，所以我喜歡在一個奇特的情境下發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故事，不是完全現實主義的故事。比如《懷孕的大地》裡，失去還沒出生的孩子的媽媽看見隆起的大地，就覺得好像那塊地面也懷孕了一樣，這是她自己想象出來的。

我喜歡拍情感戲，但是這些情感是在一個想象的空間、一個相對抽象的空間存在的情感，它可能有一些想象、一些投射，有點超現實。

這種超現實的情境，是自我發現式的，你可能會發現一些自己身上從來都沒有發現過的部分，沒有出現過的情感和感受，會更理解自己。就像照鏡子一樣，在那一瞬間你是不設防的，我覺得那才是誠實的。

早上醒來我就已經改變了，

無所畏懼，什麼都不怕了

我從小就習慣假裝，扮演一個喜歡數理化、努力高考的好學生角色。

在倫敦花旗實習以後，我就知道自己很討厭投行的工作，但我就是要假裝去面試，去拿這份工。當時其他的工作機會我也都不是很喜歡，而且掙錢沒有這個多，我就想，那不如就去這個掙錢最多也很討厭的東西，在香港開始做投行。

假裝就像演戲一樣，做一個好的演員就演過去了。假裝其實很容易啊，因為所有人都會覺得你當然會喜歡這個工作，大家都想做這樣的工作，所以沒有人會質疑你。

投行聽起來是一個很高級的白領工作，但當時我完全沒有野心，並不想被升職，不想努力把它做得特別好。甚至最開始我同時拿到了幾個銀行的offer，我會選一個不那麼好的去做，因為我不想那麼辛苦。

一開始我還覺得無所謂，到工作一年多的時候，我感到非常抑郁。就好像是嗓子裡有個東西卡在那，說不出話來的感覺，覺得自己和周圍格格不入。有時候，我說一些自己的想法，或是昨天晚上做了什麼，周圍的人就會用那種“你在說什麼呀”的眼神看著我。我突然發現大家跟我是那麼不一樣的人，我在一個非常不適合我的環境裡面，沒有任何人是理解我的。

我覺得那時候的我已經太久不能做自己，以至於已經和自己脫離了聯系。

有一天晚上加班到12點回家，我一個人在電視機裡看伯格曼的《假面》的DVD。看了十幾分鍾，突然之間感覺額頭開始冒冷汗。當時覺得給我的沖擊力太強了，我就暫停，到樓下去散了個步，回來又接著看。幾乎暫停了兩三次以後，我才完整地看完。

這種觀影體驗我從來沒有過，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一部電影還是一個夢境。之前看的電影都是講一個故事，但是《假面》不一樣，它是講影像的沖擊感，是一種心理的、人的靈魂的刻畫，讓我覺得電影可以達到一種直接震懾人心的作用。

這就好像電影裡的決定性瞬間那樣，我真的就是這樣決定了辭職。我突然覺得特別有力量，第二天早上醒來我就已經改變了，覺得無所畏懼，什麼都不怕了。就好像之前一直在遮遮掩掩自己是誰，假裝扮演一個角色，現在發現再也沒有必要了。

王昊鷺和《假面》的主演Liv Ullmann

我是真的很想做電影。《假面》給了我這個力量，讓我聽到以前不敢聽的內心的聲音，就好像一場催眠。

那一年我25歲，讀完大學開始工作，似乎已經進入了一個人生的軌道。我突然覺得離死亡特別近，我能看到如果一直走下去，以後的人生會是什麼樣子。我會想，如果就這樣過一生的話，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很存在主義的一種危機。

辭職那天，王昊鷺和同事在辦公室合影

辭職以後，我買了一個相機，開始拍很多照片，開始畫畫，搬到意大利佛羅倫薩，租了一個16世紀的房子，看了很多博物館，也四處旅行。在一個很破爛的學校，開始上那種付了錢就可以去學的電影課，學一些最基本的東西，比如蒙太奇、剪輯、攝影機怎麼用。後來又去了布拉格電影學院學了大概四個月，然後依靠自己的積蓄和眾籌在香港拍了人生中第一部短片（《人字拖》）。

王昊鷺在意大利

當時我不認識任何人，所有劇組成員都是我在網上放廣告招募來的，像浸會大學的一些學影視的大學生，演員也都是當地的朋友的朋友。

制片、剪輯、導演都是我自己，完全初生牛犢不怕虎似的按直覺去拍。當時是冬天，我們要拍在水裡的戲，我像著了魔一樣，每天都去取景的那個海灘，去看天氣、景色，自己很拼命。其實到現在雖然有了更多資源，我也還是會這樣去做。

如果從恐懼出發來做決定的話，

你是不能收獲愛的

作為受雇導演，我也會有一些受挫的時候。有時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比如數據，或者受眾的考慮，一些我自己很觸動的地方，就必須被剪掉，我會覺得很可惜。因為我知道他們有時候是錯的，他們是因為害怕而去做的決定。

我覺得如果從恐懼來做決定的話，你是不能收獲愛的，只能收獲到一些保守的“還行”。如果你在作品裡面放了很多恐懼自己的害怕和保守，大家能感受到就是害怕和保守，如果你放進的東西是愛、是自由、是舒展的靈魂，大家就能收獲那些東西。我不喜歡做一個“還行”的東西，我想做一個大家愛的東西。

在行業內的這些年，其實我收到的大多數劇本都是沒什麼意思的，你看的時候，就能感覺到編劇寫的時候就沒有很愛這些角色，只是想用個公式化的東西來賺錢。像《夢幻酒店》這種和殺人犯罪沒什麼關系的故事很少見。英國這邊最多的就是用那種類似警察在一個房間問詢的場景，來制造張力，這幾乎變成我選劇本唯一的一個條件了，就是我不想看到有警察（笑）。所以一般我就不做，我很難想象自己去做這樣的東西。

王昊鷺在《夢幻酒店》拍攝現場

我現在想努力自己創作，雖然一定也會有很多羈絆的。

我很反感那些從外部視角來拍亞裔的作品，我一直在寫的《湖水中的猛獸》，講的就是一個從香港來英國某個城市的中國女性，嫁給了英國的白人男性，他們想組建家庭、生育孩子，但是她開始意識到自己很多身份上的問題，比如在婚姻裡感覺到的不平等的感覺，還有怎麼理解自己到底是誰的問題。湖水的猛獸是一個隱喻，講的是她心裡的猛獸在平靜的湖水下面。

這裡面的女主角是最有血有肉的一個人，而她是中國人。我希望大家跟這位女性共情，如果能在熒幕上跟她共情，在現實生活中就會更能理解我們是什麼樣的人。

很多人會說《夢幻酒店》是“東方氣質”的，我覺得這可能也是一把雙刃劍。我會擔心有沒有可能是我們太在乎自己的身份了，這是不是一種文化不自信呢？是不是一種太在乎自己，所以要特別努力去融入別人，這是好還是不好呢？我會思考這些事情，但是同時可能裡面確實有一些東方的東西是我自己沒有意識到的。

其實在英國，沒有人說這很東方，或者說他們理解不了裡面的情感。所以可能只是我的這個風格比較細膩而已，我覺得可能跟“我是女性”更有關系，而不是跟“我是一個中國女性”有關系。

像我這樣的華人女導演，行業內的大多數人平時都很少見到。所以他們在跟我說話的時候，因為不知道我會在意什麼，就會非常小心地說話，但是這樣還是會讓我感覺很奇怪。我相信如果我是一個四五十歲的白人男性，他們跟我說話的時候絕對不會是這個樣子。他們的很多偏見可能是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

但是我沒有辦法，只能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這個系統裡面做到最好，爭取屬於自己的機會。

我覺得拍電影是我的生命的意義（笑）。平常說話你不可能講述這麼多感覺，但電影給了我所有去體驗、去消化、去表達的機會。我很渴望和別人有深層的聯結和共鳴，所以能做導演是一個非常大的天賜的禮物。這是我的一個identity，我無法想象做任何別的事情，我生來就是做這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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