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唯一的愛情小說裡,魯迅藏了什麼樣的恐怖真相

日期: 2025-05-15 | 來源: 忘川邊的但丁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一部魯迅版的《羅生門》，一本寫盡婚姻殘酷的小說，一篇明寫愛情暗喻理想的“傷逝”。

各位好，前天《對祥林嫂，其實我們都誤解了魯迅的本意》一文，有位朋友付費點題，讓我在談了《祝福》中的祥林嫂之後再聊聊《傷逝》這篇小說，說說為什麼魯迅在這篇小說當中“批判了子君這個知識女青年”。

她這樣一說，我倒真覺得這篇小說值得好好講講了，因為記得中學時，我第一次讀這篇小說，也和她有類似的困惑。而今天回頭再看，這其實是一個中了魯迅先生“敘事詭計”後的有趣誤解。

不，與《祝福》一樣，《傷逝》不是我們曾以為的那個意思。

作為一個筆調冷峻“從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的作者，魯迅先生是很少寫愛情的，他的筆下更多是人性的丑惡和世態的冷淡。但《傷逝》這篇小說的存在，表明了先生絕不是不會寫愛情，相反，他太會寫，並把愛情看的太透，透徹到我甚至覺得，如果先生再多寫一些這樣的小說，估計同時代“鴛鴦蝴蝶派”或者後世瓊瑤阿姨的愛情小說，怕就沒人看了——因為魯迅寫的太透太冷了，人們真讀懂了，就會對愛情“脫敏”。

《傷逝》這本小說的高妙，首先在於這篇小說截取愛情片段的獨特——小時候聽童話故事，一般結局都是一句“王子和公主從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普通的愛情小說，也往往以“有情人終成眷屬”或者“梁山伯與祝英台化蝶重逢”作為結局。

但《傷逝》卻恰恰是從這個別人擱筆的地方開始寫起的——它描寫的是五四運動之後一對知識青年男女（涓生與子君）大膽的沖破束縛他們的傳統倫理，以近乎私奔的形式勇敢的生活在了一起。

但是然後呢？然後，生活的重壓磨光了兩個人愛情，兩人最終分手，涓生失業、子君被拋棄後更是慘死。活脫脫一個愛情悲劇。

啊、那麼釀造這出悲劇的主要責任人又到底是誰呢？這就是《傷逝》這本小說有趣的第二重問題了。

記得大學時一次文學討論課上，老師還讓我們就“魯迅到底站男還是站女”展開過辯論，這個事兒確實值得一說，因為再原小說種涓生和子君這兩個人物似乎各有性格上的諸多缺陷，這些缺陷構成了一個錯綜復雜的迷宮，讓人不知道最終是那一條讓他們走向了最終失敗。所以那節課上，我報告的結論是：魯迅並不譴責其中任何一個人，他所譴責的是那個造就這場悲劇、窒息年輕人自由和獨立意識的時代。

最後這個報告還拿了個不錯的分數。我就一直把這個結論延為定論，想了這麼多年。

但去年大約也是這個時候吧，有篇爆火文章的引發熱議，卻讓我突然覺得，我從一開始就想錯了。

對，那篇文章叫《我妻之死》。

時隔一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還記得這篇文章，該文是一位丈夫寫的，他比他小許多的妻子移民去了加拿大，妻子在那裡罹患絕症，並死在了那裡。這個丈夫寫那篇文章的本意大約是想借“痛吊吾妻”之名，譴責一下加拿大的醫療體系，捎帶手賣個慘。但文章爆火之後卻引發了無數人的反感，因為大家從該文被修飾的字裡行間當中，還原出了這位丈夫是個遇事溜肩膀、啥活不幹、並且對自己的妻子各種明褒實貶的“體制內軟弱知識分子”。

看那篇文章之後，我第一時間就感覺似曾相識，然後驚覺，魯迅在《傷逝》裡可能挖了一個很深的坑，深到我們大多數人，也許都沒注意到——因為《傷逝》這篇小說中的許多語氣、口吻，和《我妻之死》實在是太像了。

是的，其實《傷逝》也有一個副標題，叫《涓生手記》。魯迅先生寫小說，采用第一人稱視角進行敘事的情況非常常見，《狂人日記》《祝福》《孔乙己》《故鄉》等等都是如此，故事中都有我，並多以“我”的回憶，以近似意識流的筆調展開敘事。但《傷逝》是這其中唯一一篇“笨笨”的加了一個副標題的。魯迅通過“涓生手記”這四個字，似乎在暗示讀者什麼。

那他在暗示讀者什麼呢？會不會跟《我妻之死》一樣，作者在暗示讀者，小說中對於涓生和子君故事的描寫，其實未必是這樣“保真”的，它是一個丈夫在得知妻子慘死後的“懺悔”，但即便是在這“懺悔”當中，丈夫也可能為了讓自己的良心好受一些，對兩個人的故事做了諸多有利於自己的美化，如果讀者不能識破這層敘事詭計，被敘事者的情緒、立場帶著走了，那麼就很有可能像接受《我妻之死》中：“我老婆死了，一怪加拿大醫療不給力，二怪她自己太要強，我本人絕無過錯，是絕世好男人”的隱藏觀點一樣，不算是真正讀懂了這部小說。

而我們“魯迅先生為什麼要批判子君這種知識女青年”的質疑，也就是從這種謬誤中生發出來的，而這並不是先生的本意。

那麼這個假設是否成立呢？《傷逝》是否是一本作者有意編織了敘事陷阱，明貶子君實譴涓生的小說呢？

我們帶著這個假設重讀小說進行驗證。就會發現，小說中其實有很多彼此勾連的暗示，都在指向這個猜測。

比如在小說的開篇，對於子君的形象，涓生本來是這樣回憶的：

“默默地相視片時之後,破房裡便漸漸充滿了我的語聲,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伊孛生,談泰戈爾、談雪萊……。她總是微笑點頭,兩眼裡彌漫著稚氣的好奇的光澤。壁上就釘著一張銅板的雪萊半身像。是從雜志上裁下來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張像。當我指給她看時,她卻只草草一看,便低了頭,似乎不好意思了。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還未脫盡舊思想的束縛,——我後來也想,倒不如換一張雪萊淹死在大海裡的記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罷;但也終於沒有換,現在是連這一張也不知那裡去了。”

在這個回憶當中，子君被塑造成的形象是一個單純到有些“傻白甜”的女學生，崇拜並且接受涓生這個進步男性的引導，而涓生在為講子君引導向進步新世界自鳴得意的同時，卻也對她暗含批評，覺得她“還未脫盡舊思想的束縛”。

可是，僅僅交往了半年的時間，子君就被涓生“改造”成了一個能說出“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幹涉我的權利!”的自由女性。這個轉折被放在一起其實是有些突兀的。

如果這一點還能被理解為涓生作為男性魅力無窮、外加洗腦能力強大。那你再往後看，在兩人婚後，涓生一方面很享受妻子對他的依順，另一方面卻又逐漸對這依順心生了很多厭倦與不滿。回憶到：“我們在會館裡時,還偶有議論的沖突和意思的誤會,自從到吉兆胡同以來,連這一點也沒有了;我們只在燈下對坐的懷舊譚中,回味那時沖突以後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樂趣。”

這其實就與前文矛盾了——在涓生的最初敘述中，子君原本不是一個“舊思想未脫”但有著傳統女孩的依順，涓生說什麼她都默默點頭的乖乖女麼？怎麼又能與他又“議論的沖突和意思的誤會”呢？須知那是在一百年以前，能做到與涓生這樣的知識分子作“議論的沖突”的女性，只怕絕非凡品。

所以結論只能是，在涓生的敘事中，顯然有大量的真相他為了寬慰自己而被有意掩藏了，子君顯然不是一個他描述中那樣的女性。

這種遮掩在小說的其他段落中也非常明顯，比如文中提到：“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經當面罵過我。”

從這一短段文字當中，我們得知子君的家庭是對涓生是有許多不滿的，但這不滿究竟為何？小說卻在此處戛然而止，並在後文中再也沒有呼應。

在不該留白的地方留白，這其實並不符合第三人稱小說的敘事邏輯，但卻符合一個自知有愧的回憶者，有意自我遮掩時的思維習慣。

而到了小說的結尾處，似乎時擔心讀者還沒看明白，魯迅直接讓涓生以如此的文筆結尾：

“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聲，給子君送葬,葬在遺忘中。

我要遺忘；我為自己，並且要不再想到這用了遺忘給子君送葬。

我要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

劃重點，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

涓生在最後一句中其實已經明示了自己在撒謊了，他通過在回憶中撒謊，重構故事，來讓自己的良心獲得安寧，以便可以心安理得的遺忘這段過往。而這樣撒謊和遺忘的目的，則是“我為自己”——應當說，魯迅塑造的涓生還是比《我妻之死》那位丈夫誠實的，他至少在回憶的結尾處告訴讀者“我在撒謊”了，只不過，我們當年讀的時候居然沒有看到。

用第一人稱重敘故事以篡改事實的“敘事軌跡”，這個手法在小說中最著名的一次應用是芥川龍之介的《竹林中》（後被著名導演黑澤明改編為了電影《羅生門》），在該小說中，芥川通過通過女子、強盜、女巫代言的丈夫的鬼魂等多個角度，去講了同一個凶殺案，但每個人口中的故事卻又是迥然相異的。

真相到底如何？它已徹底被掩藏在了竹林中，而重述故事的每一個人都對故事進行了改造，以讓自己能安然的面對這段回憶，正如《傷逝》結尾所言“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

但誰是真正的好人嗎？也許仁慈知識一種偽裝。人們只想忘掉壞的東西，去相信那些捏造的好東西。——《羅生門》

魯迅先生很可能學習並借鑒了芥川龍之介的這種敘事手法，因為《竹林中》和《羅生門》這兩小說的最初版本都是他和其弟弟周作人翻譯並引進到國內的。

所以《傷逝》有極大概率就是魯迅版的《竹林中》（羅生門），他講了一個在重述中被嚴重扭曲和遮蓋的故事，而在這種扭曲和遮蓋中猜測故事的真相與敘述者的心境，恰恰深讀這篇小說時有趣的地方。

帶著這種認知，再度《傷逝》你會發現，小說的敘事主角涓生，本質上其實是一個很自我甚至自私的人，而魯迅在文中是借他自己之口給予了極為辛辣的諷刺的（這個手法真的是讓人擊節贊歎，論文鄒鄒的罵人，魯迅稱第二怕是沒人敢稱第一）。

你看，在描寫涓生轉意，決定拋棄子君時，作者筆下他是這樣想的：

“其實,我一個人,是容易生活的,雖然因為驕傲,向來不與世交來往,遷居以後,也疏遠了所有舊識的人,然而只要能遠走高飛,生路還寬廣得很。現在忍受著這生活壓迫的苦痛,大半倒是為她,便是放掉阿隨（子君養的狗，被涓生以生存為由私自丟掉）,也何嘗不如此。”

“她早己什麼書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著是求生,向著這求生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奮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著一個人的衣角,那便是雖戰士也難於戰斗,只得一同滅亡。

我覺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們的分離;她應該決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懺悔了。”

你看，這兩段文鄒鄒的話，簡單翻譯過來，其實就是“我自己掙錢自己吃喝足夠了，不需要子君這個累贅”——甚至為了甩脫這個累贅，涓生都想到了讓子君死。涓生埋怨子君因為家務勞動變得淺薄，不再讀書，但實際上，讀書也並沒有讓涓生自己的內心深刻多少，只是讓他把任何始亂終棄的渣男常見的思路委婉一點表達出來罷了。

而一旦定計拋棄子君，涓生說的話就更顯諷刺了：

“我和她閒談,故意地引起我們的往事,提到文藝,於是涉及外國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諾拉》、《海的女人》。稱揚諾拉的果決……。也還是去年在會館的破屋裡講過的那些話,但現在已經變成空虛,從我的嘴傳入自己的耳中,時時疑心有一個隱形的壞孩子,在背後惡意地刻毒地學舌。”

為什麼這裡涓生要聊《諾拉（玩偶之家）》和《海的女兒》呢？因為這兩個故事以女主主動放棄愛人作為結尾的。已經定計拋棄子君的涓生，卻仍不想自己承擔提分手的這個責任。而是再次假借“女性追求獨立、自由”為名，引導著子君把話說出來。

“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名以行之。”想當初，涓生追求子君時，是以給她講自由、獨立、女權來暗示她不顧家庭的反對與自己在一起的。但如今，涓生要子君承擔分手責任，卻又用了同一套說辭。這話說的其實連涓生自己都感覺惡心了——當然，如果你能跳脫本文的敘事詭計，會發現這種話確實說的非常惡心和自私。

而就涓生本人的性格與能力，我覺得這位主人公其實絕非自己所言“我一個人,是容易生活的”，從小說一開篇我們就可以看到，涓生這個人其實是自己生活中的失敗者，他不僅僅對當時的社會、也對生活中的鄰居、工作中的上司和同事抱有一種懷才不遇的惡感。這種惡感其實是一種對自我責任的推卸與轉嫁——也就是這個人可以責怪世界上的所有人，但唯獨不會責怪和反思自己。

於是很自然的，當子君正式走入他的生活，成為他最親近的那個人，這種無由來的怪罪就轉嫁到了子君的身上——得知比如涓生丟了工作以後，子君說“那算什麼。哼,我們幹新的。我們……。”

這本來是一句夫妻之間鼓勵的話語，但在涓生聽來，得出的結論卻是“那麼一個無畏的子君也變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來似乎也較為怯弱了。”

其實通觀前後文我們可以看到，因為屢屢碰壁而逐漸變得怯懦、焦躁甚至躺平的，其實不是子君而恰恰是涓生本人，但涓生這個時候使用了一種巨嬰常用的“鏡像思維”，把自己不願意接受的自我形象投射到對方的身上，並試圖通過厭惡、排斥和否定對方，來達到自我心理自洽的目的。

我們說，這樣投影、卸責，靠指責對方以獲得解脫，即便在當代的夫妻、情侶關系中也很常見，並堪稱感情的致命毒藥。而在一百年前，魯迅已經用辛辣的筆調，將這種“劣根性”寫了出來，他的眼光確實是尤為毒辣的。

與此同時，涓生其實也並沒有自己所認為的那樣崇尚自由、獨立和尊重女性。比如他在結婚之初對子君忙家務這件事，就帶著最典型的舊式男性思維：

“但我的食品卻比在會館裡時好得多了。做菜雖不是子君的特長,然而她於此卻傾注著全力;對於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來算作分甘共苦。況且她又這樣地終日汗流滿面,短發都粘在腦額上;兩只手又只是這樣地粗糙起來。

況且還要飼阿隨,飼油雞,……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

我曾經恐告她:我不吃,倒也罷了;卻萬不可這樣地操勞。她只看了我一眼,不開口,神色卻似乎有點淒然;我也只好不開口。然而她還是這樣地操勞。”

劃重點——“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也就是說，涓生心裡認定，自己作為丈夫對於家務就是應該啥活不幹的。他對妻子的關愛只體現在表示“我可以不在家吃飯”——然而吃飯這件事恰恰是家的象征，涓生這個提議相當於妻子看到丈夫工作辛苦，表態“咱可以不活著，大不了去死”，名為寬慰，實則施壓。

而聽了這話，子君“神色卻似乎有點淒然”。

為什麼淒然呢？大約是她依稀記起如今的生活，與當初兩人相識的時候說好的不一樣，當初涓生告訴她“男女是平等的”，那麼既然平等，為何家務活“都是非她不可”。

當然子君如果開口，善辯的涓生恐怕依然有話說——“男女平等”並不意味著家務平等啊，我在外工作賺錢，你操持一下家務怎麼了？

是的，在小說中這段婚姻關系當中，涓生一直是掌握著絕對話語權和概念的最終解釋權的。兩個人名義上脫離了舊式男尊女卑、夫唱妻隨的關系，子君放棄自己相對優勢的地位，跟隨了一個家人不願意讓她嫁的“進步青年”，但這個進步青年施加給她的痛苦卻未必弱於傳統夫權——

子君賣掉自己的首飾倒貼給涓生補貼新家，被說成是“我知道不給她加入一點股分去,她是住不舒服的。”像傳統婦女一樣必須操持家務，被說成是“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但子君操持家務多了，無空讀書，又被涓生嫌棄為“子君竟胖了”“手腳變粗糙了”“子君變得淺薄了”，還埋怨她叫自己吃飯打斷了思路。

就連最後兩人分手，也被涓生解釋為：

“因為我已經不愛你了! 但這於你倒好得多,因為你更可以毫無掛念地做事……”

如果讀書，接受進步思想的目的，只是為了把始亂終棄說的這麼清新脫俗，那書卻是不如不讀。

問題的關鍵，就是涓生享有這一切事情的解釋權，因為在知識上碾壓對方，所有家庭中的矛盾，涓生都可以用“進步、平等、自由”為名作有利於自己的解讀。

而子君想要達成丈夫的要求，必須同時在家務上是好即周到又善解人意的好管家、精神上是舉案齊眉、紅袖添香的紅顏知己，陪床時又時青春永駐、身嬌體柔的佳偶良伴。

我想如果要是真把這些要求在婚前就向子君擺出來，恐怕她絕對不會和這個“進步男性”走入所謂的新婚姻——因為舊的婚姻制度雖然男尊女卑，但因為經過了反復的磨合博弈，婚姻秩序好歹是有一定之規的，不會對女方的要求竟然如此苛酷，至少不要求女性在必須操持家務、承擔生育責任的同時“深刻”。

魯迅先生是敏銳的，他寫《傷逝》顯然是觀察到五四之後，舊的婚姻制度已經在中國精英知識階層中瓦解，新青年對新的婚姻關系無比向往，迫不及待的投入其中。但是這種投入卻是暗含風險的，由於新的婚姻秩序並沒有成型，甚至沒有經歷反復博弈磨合，所以它客觀上反而是一個更“無規則”的叢林。

而既然無規則，那麼強勢一方就會更大限度的去侵害和苛求弱勢一方。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子君的結局，可能反而不如許多走入舊婚姻的女性的原因。

更可悲的是，這樣一個女性，她不僅生命消逝了，連對她的記憶，也被其丈夫以愛、以進步、以自由、以懺悔的名義篡改了。

子君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姑娘？從這篇《涓生手記》中我們不得而知。甚至在小說的記述中子君無法留下一點對涓生的指責和抨擊，就像皇帝可以下罪己詔一樣，涓生自己可以在文中“懺悔”，但所有子君和其家人對涓生的指責，都被抹掉了。

多說一句，只允許丈夫的自我懺悔，妻子呈現出被剝奪了話語權的一種啞巴狀態，這個文風，在去年那篇《我妻之死》中其實也一樣。

一切真正平等的關系，只能來自於競合，你說話，對方也要說話，平等才能實現。

當然，我覺得魯迅寫《傷逝》，也絕不是單純去惟妙惟肖的還原、諷刺、譴責一個“渣男”，我想他的這篇文字當中，刻畫的是對那些五四之後，號稱擁抱“科學、民主”“自由、獨立”的新青年們的困境、乃至敗壞：

他們在精神上向往自由，但在現實生活中卻不得不繼續仰賴舊體制的鼻息。他們在道德上想讓自己接受“平等、自由”等偉大的新概念，但傳統的烙印太深刻了，現實的重力又太沉重了，當這種追求遭遇生計嚴重阻擊時，很多人如涓生一樣遲疑了、甚至敗壞了，對理想像對愛人一樣始亂終棄，成為了他們最終的選擇。

還有一個頗為耐人尋味的細節：按照古文傳統，悼念亡妻其實應用“悼亡”，“傷逝”是文人紀念朋友時的常用詞。我不覺得魯迅用此語也是為了反諷涓生的涼薄，更可能就像他自己在另一篇文章中說的，是對曾經志同道合的舊友雲散的一種惋惜吧。

願我們這一代人，做的能比他們好些。

《傷逝》魯迅的這唯一一篇愛情小說裡，用撲朔迷離的筆法，寫盡了婚姻的殘酷，並塑造了近代小說中第一個渣男形象。但它的意蘊遠不止於此，它是對一代進步者的理想在現實面前被迫屈服的——傷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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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情感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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