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村上春樹更接近諾獎日本女作家為何與母語保持距離

日期: 2025-05-17 | 來源: 南方人物周刊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詩人如挑選寶石般，從盛滿文字的籃子中挑選字詞，再編織成句子和故事。對65歲的多和田葉子而言，她的書桌上至少放著兩個語言籃子——日語和德語。

多和田葉子出生於1960年的日本東京，18歲進入早稻田大學研習俄羅斯文學，22歲前往德國，由此開啟日語、德語的雙語寫作，她的創作體裁多樣，包含小說、詩歌、劇本、散文等。在長達四十余年的文學創作中，她在兩種語言世界都獲得了相當高的文學認可，包攬芥川獎、泉鏡花文學獎、谷崎潤一郎獎等日本重要文學獎項，在德語方面則斬獲克萊斯特獎、沙米索獎和歌德獎章。

“語言”早已形成多和田葉子作品中的一種人格。在早期出版的詩集中，她特意同時使用日語豎排和德語橫排的裝幀設計，視覺化地呈現德語與日語的“對抗”。在小說《飛魂》中，她則創造“飛魂”“聽界”等漢語新詞，不會中文的她“像看畫一樣凝望著漢字”。

“一邊看著中文的文字，一邊享受這種意義出現後又消失、充滿刺激的奇妙世界。”多和田葉子對《南方人物周刊》說。

在2025年出版的中文版小說集《獻燈使》中，多和田葉子延續著她鍾愛的語言主題，在同名小說中寫道，“語言的壽命越來越短……有些詞語因為沒有後繼者而被蓋上過時的印章，繼而消失不見。”這部獲得2018年美國國家圖書獎的作品，以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及福島核泄漏事故為背景，講述了一個充滿寓言色彩的故事。

在小說中，自核災難降臨之後，日本處於外來語、網絡都消失的閉關鎖國狀態，而日本列島也漂移得離整塊亞歐大陸越來越遠。老人們身體健康，在一百多歲時還要工作，而年輕人卻羸弱且不斷患病，被永生的老人們照料。面對停滯的世界，老人們決心沖破鎖國的殘局，他們挑選現代日本的遣唐使——“獻燈使”，渴望重新建立與世界的聯系。

2011年3月11日，日本宮城縣名取市，地震引發的海嘯淹沒城鎮圖/視覺中國

自1979年多和田葉子沿西伯利亞鐵道開啟首次海外之旅以來，在不同語言與不同文化之間的“越境”也成了她文學創作的重要主題。多和田文學的研究者谷口幸代認為，多和田葉子是當代越境文學的旗手。“她立足於日語和德語的分界線上，制造出語言的不安定感和不協調感，解構既有的符號和制度。”

1991年，多和田發表第一部日語小說《失去腳後跟》，描寫了通過“文件結婚”來到異國城市的女性無法融入當地，導致整個身體都有“失去腳後跟之後的天旋地轉無法落穩腳跟”的感覺。《狗女婿上門》則借用民間故事框架，虛實結合地描寫人在肉體和精神的雙重壓迫下變異的故事。在德語寫作的《雪的練習生》中，她描繪了三代北極熊從蘇聯到德國的遷徙，用北極熊的視角看冷戰和蘇聯解體的變化。

“多和田葉子的小說中充溢著各種各樣的隱喻。不過在這裡流動著一股強烈的磁場，要反思日語的語言體系，將現有的文學語言推倒。一邊明示現有文學語言的結構，一邊向語言吹入新的生命。”日本文學評論家與那霸惠子指出，多和田的作品立場相當於德勒茲所說的“針對一切文學的革命性的少數文學”。

“兩國語言間的夾縫本身非常重要。並非要越過語言的邊界，而是要成為邊界裡的居民。”多和田葉子曾表示，“母語也是一種翻譯”，所有語言都是我們理解世界的臨時工具。

有時母語讓我覺得自己像一個流亡者

南方人物周刊：

在《獻燈使》中，大災難後日本實行鎖國政策，許多外來詞和舊詞都被淘汰，而主角義郎卻堅持使用那些被淘汰的詞語，義郎對淘汰詞語的這份執著意義何在？

多和田葉子：

義郎大概認為，政府限制人們使用的語言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即使政府不公然操縱，人們也會順應時代潮流，自發地將“過時”的詞匯視為羞恥，並嘲笑那些繼續使用這些詞匯的人。

語言不是自然淘汰的，而是反映社會變遷、企業圖謀和政治傾向之後才逐漸消逝。但曾經存在過的詞匯——即便是外來語——也承載著過往的記憶，如果將它們遺忘，就會面臨忘卻歷史、重蹈覆轍的危險。因此像義郎這樣的人會刻意保留那些古老的詞匯。

《獻燈使》

南方人物周刊：

當你要動筆寫作時，你的首選語言是什麼？你會刻意保持與母語之間的距離嗎？

多和田葉子：

在動筆之前，我會嘗試用既非德語也非日語的“不存在”的語言思考。這種語言或許實際並不存在，但我總能莫名感知到它的存在。說不定那是從所有我曾經邂逅的語言裡升騰出的霧靄、蒸汽、陰影和氣味的集合體。

只要與德語保持親密交往，自然就能與日語保持距離。但通過持續有意識地學習語言（即便是母語也值得終生研習），對德語的理解也會不斷深化。

南方人物周刊：

詩人對字詞的使用總是精准程度很高，當你用德語寫小說並將其譯成日語時，是否感受到翻譯造成的信息變形？使用不同的語言寫作時，你感受到語言及其蘊含的文化思維對你筆下故事的塑造了嗎？

多和田葉子：

我認為即便使用不同的語言，我自身的思想也不會改變。不過作品中的風景和人物形象或許會有些許變化。但原著中的風景和人物形象本身就不是固定不變的，它會因讀者而異，即使是同一位讀者，隨著歲月流逝也會產生變化，所以在翻譯中發生改變也並不奇怪。文學作品即使一字不改，也會持續蛻變。而翻譯，或許正是具有持續蛻變特性的文學作品的自然演繹吧。

南方人物周刊：

你在創作首部德語小說《歐洲起始時》時曾提到，用德語寫作的你與小說中的“我”產生了一段距離，使你得到了某種自由。那麼之前的“不自由”和限制感、屏障感來自哪裡？

多和田葉子：

當你只使用母語在老家生活時，恐怕很難將父母視為獨立的“人”。從孩子的立場，很難想象父母戀愛、恐懼或哭泣的模樣。因為“我是孩子，父母是父母”的角色分工在母語中已被固化。用母語來批判自己出生、成長的國度也很困難。雖然用母語批判故國的政治很容易，但要徹底批判那種文化根基裡的價值觀念（比如日本文化中的“不給人添麻煩”、“默默忍耐不抱怨”、“孝順父母”等價值觀）就相當艱難了，有時它甚至讓我感覺自己像一個流亡者，這讓我心痛。

南方人物周刊：

你曾在出版的詩集中，視覺化地呈現出德語與日語的某種“對抗”，橫排的德語和豎排的日語出現在同一頁面，也挑戰著人們的閱讀習慣。你在這個“破壞性”游戲中獲得了怎樣的樂趣？

多和田葉子：

日本到現在的文學作品也采用豎排的模式。我總覺得不是豎排就不能算文學。因此，當我到中國旅行時，看到書店裡李白杜甫的詩集采用橫排印刷，我感到很吃驚。我驚歎於中國既擁有悠久的傳統文化，同時又有在改變時敢於徹底變革的革命勇氣。日本文化史的特征則大不相同，它總是難以舍棄舊事物，新事物傳入後也曖昧地並存使用，這種特質既是優點也是缺點。

當然，在日本，日語詩歌和歐美語言的雙語詩集大多采用橫排印刷。否則歐美語言印一頁的詩，在日語會變成兩三頁。而且，豎排與橫排書籍的翻閱方向也相反，讀起來很不方便。但我特意制作了閱讀日語和德語時翻閱方向相反的書。不是強行將兩種文化一對一地對應，而是讓兩種獨立文化在書中某處相遇，我很享受這種裝幀設計。這本書出版於1987年（日文版書名《Nur da wo du bist da ist nichts ／あなたのいるところだけなにもない》，意為“唯有你所在之處空無一物”），現在依然能買到。

南方人物周刊：

你也在小說《飛魂》中創造了一些中文新詞如“聽界”“飛魂”，這種造詞僅僅是針對漢字這樣的表意文字嗎？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對中文產生興趣？

多和田葉子：

1986年，當我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時，那些曾經熟悉的漢字突然以充滿活力的陌生面孔呈現在了我的面前，這讓我對中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此後我閱讀了大量書籍，深入思考日語與漢字的關系。當我了解到，漢字大約從公元8世紀開始逐漸從中國傳入日本，而到了19世紀末，日本人為了翻譯西方概念，開始用漢字組合創造新詞時，我便萌生了嘗試用漢字組合創造新詞語的念頭。這種創造不是基於音韻，而是通過思考字義進行組合，旨在創造出具有強烈視覺意象的復合詞。

南方人物周刊：

你曾說，自己不學中文不是因為不感興趣，而是因為害怕漢字與你的關系會發生改變——不識中文的你得以像望畫一樣地看著漢字。我們特意發送了中文、日語、英文三種語言的采訪提綱，你在面對不同語言的提綱時是否有“凝望畫”一樣的體驗呢？

多和田葉子：

不學習中文的真正理由，說來慚愧，是因為時間和精力不夠。雖然買了教科書，偶爾也會挑戰一下。可能的話還是想學的。我一直這麼想著。但因為學不成，所以只好一邊看著中文的文字，一邊享受這種意義出現後又消失、充滿刺激的奇妙世界。

文學總是走在政治前面

南方人物周刊：

除了《獻燈使》，你的小說The Far Shore也以核災為主題。核災為什麼是你反復關注的議題？

多和田葉子：

《獻燈使》中描寫的災害並不局限於核災難，還包括像水俁病這樣的歷史工業污染災害。此外還描寫了海嘯將淤泥沖上岸等復合型災害。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廢棄物不斷增加，自然與人類生活的平衡被打破了。我認為這是關乎未來的嚴重問題。其實這個主題從小學時就一直縈繞在我心頭。因為在我上小學的1960年代，那時的東京與現在完全不同，大氣污染嚴重、食品公害肆虐，甚至還有評論家預言我們這代人活不過40歲。

2017年9月24日，瑞士日內瓦，先天性水俁病患者阪本忍（Shinobu Sakamoto）為了讓世界認識水俁病而四處奔波圖/視覺中國

南方人物周刊：

《獻燈使》寫在新冠疫情之前，你在新冠疫情中或許有被封鎖的經歷。經歷現實的封閉之後，你怎樣回看《獻燈使》中你對封閉的想象？

多和田葉子：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引發福島核事故時，那些臨時逃往海外避難的人被指責為叛徒。“發生災難時不能離開日本”這種想法實在讓人難以理解。這可能是日本特殊的地理和歷史形成的心理。要知道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時，人們逃跑是很正常的事。但到了2020年疫情暴發，全世界都出台了“不得離開本國或所在城鎮/社區/建築”的規定，導致全球人民被隔離。這是一種外部強加的孤立狀態。

《獻燈使》寫於疫情之前，但小說中描寫的鎖國狀態並非源於民眾心理，而是由社會狀況或政府的隱秘政策所導致的，因此可能更接近疫情期間的情況，而非福島核事故時的狀態。

南方人物周刊：

2021年，你參加了一場題為“虛假新聞時代小說的力量”的討論，在這個人人都可以制造和傳播信息的時代，你認為小說應如何對抗虛假？

多和田葉子：

我們無法把現實原封不動地照搬到文字中。因為無數事件正在各地同時發生著，無法盡數言說。而“虛構”就是從這些事件中，選擇特定要素組合，構建出一個“現實”的故事，這背後的目的是為了無限逼近“真實”。

而假新聞和騙子編造的謊言故事，要麼是為了獲取金錢權力，要麼為了傷害他人、滿足自身的暴力欲望，故意歪曲歷史學和政治學公認的事實進行傳播，這與文學創作中的虛構有著本質區別。

2025年1月1日，日本福島縣浪江町，人們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及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的受災區域的海灘上觀看日出圖/視覺中國

南方人物周刊：

你近年的作品都出現了人們當下關心的議題，如新冠疫情、氣候變化、性別等，你在虛構中可以給出靈巧的敘事和邏輯，但現實生活中你如何面對世界的波動？將這些議題引入作品出於何種動力？

多和田葉子：

我從不參與政治運動，但從小學起就一直在譴責自然破壞，害怕納粹那樣的極權主義重現，厭惡歧視，對社會強加在男女之間的性別差異提出質疑，並把這些都寫進文章裡。大學時我寫過“人類性別至少有七種”這樣的內容，那時還沒有現在LGBTQ這樣的運動。我認為文學總是走在政治前面，因為現代文學正是始於個人對周遭社會產生的不適感。

南方人物周刊：

這也讓人想到你在1982年發表的畢業論文，對蘇聯女詩人貝拉·阿赫瑪杜琳娜的研究，但九年後，連蘇聯都消失了，文字卻還在延續。你有多種文化的生活經驗，也經歷過蘇聯解體、柏林牆倒下等時代巨變。你怎樣順應這些變化，如何帶著這些經驗應對當代生活的變革？

多和田葉子：

我是在2013年寫的《雪的練習生》，當時懷著“冷戰其實還沒結束”的感覺創作了這部小說。這種感受至今仍在延續。如果只關注政治新聞，會覺得世界在不斷變化。但如果仔細地觀察那些不易被察覺的事物，就會發現有些東西始終未變。蘇聯雖然解體了，但蘇聯的某些結構可能依然存在；蘇聯時代形成的人們的生活感受可能還在延續；蘇聯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中可能仍有未改變的部分。如果用動物的眼睛來看，政治變革又會是什麼樣子？我就是帶著這些思考寫下了這部小說。

超越邊界的同一性

南方人物周刊：

在《雪的練習生》中，三代北極熊從蘇聯來到德國，以熊的視角觀察人。打破地理的邊界、人類與動物的邊界在你的小說中不斷出現。你曾經在日本學習俄國文學，然後移居德國，你有被文化拒絕的感受和經歷嗎？你是如何跨越這些障礙、融入這些文化並加以利用的？

多和田葉子：

其實我從未因身處異國而感到被排斥，但在自己出生成長的文化和社會中，卻多次痛切感受到自己的想法觀念與社會主流的普遍常識（信念）不一致。不過，這大概是每個人在青春期和學生時代都會經歷的吧。反而是到了德國之後，我常常覺得德國社會更能理解我。不過直到現在，我仍能感受到兩國歷史差異所帶來的、現代社會中人們生活感受方式的不同，只是這個話題太過宏大，難以在此詳盡說明。

《雪的練習生》

南方人物周刊：

2012年11月8日，你曾到中國廣州舉辦朗讀會，有組數據稱你在全球舉辦了接近880場朗誦會，你的足跡留在了哪些地方？讀者們最關注的問題是什麼？不同國家地區的讀者對你作品的理解有較大的不同嗎？哪些沖突和不理解是無法彌合的，哪些又可以共通？

多和田葉子：

我在1980年代的讀書會主要集中在德國。隨著歐洲航線降價和歐元的推行，逐漸擴展到法國、意大利等西歐各國和北歐，繼而覆蓋幾乎全部東歐國家。進入本世紀後，在美國10座城市、加拿大3座城市，以及澳大利亞、東亞、東南亞（緬甸、泰國、菲律賓）、印度、拉美（墨西哥、巴西、哥倫比亞）等地都舉辦過。中東僅到過約旦，非洲只去過南非和塞內加爾。

雖然不同文化對文學的理解存在很多差異，但我認為共性更多。在兩種或多種文化之間生活的主題，引發了多國讀者的共鳴。重新思考男性與女性、人類與動物、亞洲與歐洲等界限的話題，也吸引著眾多人群。在這些共同關切之中，由於我從不強加單一答案，所以很少遭遇沖突。

南方人物周刊：

你曾提到，比起發表演講，“社會性自我”不介入其中的朗讀會更好，因為大聲朗讀作品不涉及“社會性自我”，為什麼對此排斥？你認為作家在社會上應該具有什麼樣的身份？

多和田葉子：

作家既是藝術家，同時也是社會的一員。我作為社會人當然也有自己的觀點，但“觀點”這種東西每個社會人都有，並不特別。學校老師、務農的人、出租車司機都有觀點，小說家的觀點在其中並不見得特別有趣。所以我不太願意站上演講台講述自己的觀點。但詩歌和小說不同於演講，它們是藝術家創作的作品。我一直希望有更多人能看到這些作品。

南方人物周刊：

當我閱讀你的作品時，對你的好奇不斷產生，你住在什麼樣的地方，每天都在寫作嗎？休息時有什麼愛好，最近在寫什麼……這樣的好奇說起來實在太多，那麼在采訪的最後，能否請你贈予我們一個虛構或非虛構的場景切片呢？

多和田葉子：

我住在柏林一個安靜的住宅區。每天上午都在寫小說。每個月大概會有一次為了朗誦會、演講或訪談去德國其他城市或國外。下午一般會聽廣播、看書、聽音樂、看電影或者去購物。昨天，在常去的超市路上，我看到一只狐狸站在路邊望著我這邊。雖然晚上我偶爾會在附近看到狐狸，但在白天遇到還是很罕見，正當我驚訝時，那只狐狸小聲問道：“聽說你現在寫的小說裡不會出現人類，那會有狐狸嗎？”我回答說：“還不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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