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為何在全球科技革命中掉隊?

日期: 2025-05-20 | 來源: 華爾街日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全球科技革命正將歐洲甩在身後。

歐洲缺乏能與谷歌(Google)、亞馬遜(Amazon)或Meta等公司匹敵的本土企業。蘋果公司(Apple)的市值甚至超過了整個德國股市。歐洲未能培育出更多大型科技企業，被視為其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也是經濟停滯的主要原因。在更高關稅可能進一步抑制經濟增長的前景下，這個問題顯得更為緊迫。

投資者和企業家表示，科技行業增長的障礙根深蒂固：保守且規避風險的商業文化、嚴格的勞動法、令人窒息的監管、風投資金池規模較小以及經濟和人口增長低迷。

德國科技企業家托馬斯·奧登瓦爾德(Thomas Odenwald)去年1月離開硅谷，加入總部位於德國海德堡的初創公司Aleph Alpha，該公司旨在與人工智能(AI)領導者OpenAI展開正面競爭。

奧登瓦爾德在加州工作了近30年，但他希望自己能幫助打造一家歐洲科技巨頭，與美國公司競爭。然而，他被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震驚了。同事們缺乏工程技能，團隊成員沒有股票期權，因而爭取成功的動力減弱。一切進展緩慢。

兩個月後，奧登瓦爾德辭職回到了加州。他說：“看看硅谷的變化有多快……發展如此迅速，我認為歐洲跟不上這樣的速度。”此後，Aleph Alpha表示將放棄構建大規模AI模型，專注於為政府和企業提供合同服務。該公司稱，超過90%的員工參與了股票期權計劃。

在很大程度上錯過了第一次數字革命之後，歐洲似乎也將錯過下一波浪潮。美國和中國擁有充裕的風投資本和政府資金，正大舉投資發展AI和其他有望提高生產率和生活水平的技術。在歐洲，風投科技投資僅為美國水平的五分之一。

美國科技投資者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在他的X賬戶上發布了一個模因圖，圖片顯示OpenAI和中國競爭對手DeepSeek等AI巨頭正在為爭奪主導地位大打出手。在旁邊的一張桌子，一個標有歐盟旗幟的人正獨自坐著，全神貫注盯著什麼，旁邊的圖標顯示的是連著飲料瓶的瓶蓋——這是歐洲一項旨在鼓勵回收利用的新法規要求。圖片傳遞的信息是：歐洲正專注於錯誤的戰場。

“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挑戰，”前歐洲央行行長馬裡奧·德拉吉(Mario Draghi)寫道。他受歐盟最高官員委托，幫助分析歐洲經濟停滯的原因。在去年9月發布的一份報告中，德拉吉指出，缺乏蓬勃發展的科技行業是一個關鍵因素。他寫道：“歐盟在推動未來增長的新興技術方面實力薄弱。”

盡管歐洲的人口比美國更多，教育水平與美國相當，並且占全球經濟產出的21%，但在全球排名前50的科技公司中，只有四家是歐洲公司。在投資量子計算的前十大公司中，沒有一家位於歐洲。

這些問題不僅僅局限於科技領域，它們反映了關於歐洲的一個更廣泛現實：歐洲未能培育出與其體量相匹配、能夠顛覆市場並激勵創新的新型顛覆性公司。

去年，馬裡奧·德拉吉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向歐洲議會提交了關於歐洲競爭力的報告。圖片來源：johanna geron/Reuters

根據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首席研究科學家、AI初創公司Workhelix聯合創始人安德魯·麥卡菲(Andrew McAfee)的計算，過去50年，美國從零開始創建了241家市值超過100億美元的公司，而歐洲僅創建了14家。

想想汽車取代馬車，新的公司和新的產業能讓一個國家用同樣數量的工人生產更多商品，這是實現繁榮的關鍵驅動力。歐洲由汽車和銀行業等傳統行業主導，這些行業早已充分釋放了生產率增長的潛力。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的數據，美國前十大上市公司中的代表性企業的成立年份是1985年，而歐洲則是1911年。

20世紀90年代末數字革命開始時，歐盟勞動者的生產率是美國勞動者的95%。而現如今，歐洲勞動者的生產率還不到美國的80%。

歐盟經濟規模目前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二，且陷入低速增長，過去兩年的經濟增速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一。

數字寒冬

歐洲擁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以及深厚的工程和科學人才儲備，而其中許多人才最終都流向了頂尖的美國公司。Spotify以及金融科技公司Revolut和Klarna都是成功的案例。風投資本進入歐洲相對較晚，但在過去十年中，包括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Lightspeed、Iconiq和NEA在內的大型美國風投公司已在歐洲開設了分支機構。

“歐洲是一個規模小得多的市場，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沒有巨大的機遇，”紅杉資本駐倫敦的合伙人盧西亞娜·利克桑德魯(Luciana Lixandru)表示。

歐洲曾有過一個充滿希望的開端。在上世紀90年代數字革命之初，該地區曾擁有數家領先的半導體公司，比如總部位於荷蘭的阿斯麥(ASML)、英國公司ARM，還有軟件巨頭德國公司SAP以及移動電話領域的領頭企業芬蘭諾基亞公司(Nokia)。萬維網(World Wide Web)也是由在一家歐洲研究機構工作的英國人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發明的。

2019年，在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計算機中心——距離蒂姆·伯納斯-李在該機構發明萬維網已過去三十年。圖片來源：fabrice coffrini/AFP/Getty Images

歐洲現如今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可以歸結為缺乏速度。企業家們抱怨說，在歐洲，不管幹什麼都需要更長的時間：融資、遵守當地法規，甚至連招聘和解雇員工都需要更長時間。

幫助發明了MP3數字音頻壓縮格式的德國工程師卡爾海因茨·勃蘭登堡(Karlheinz Brandenburg)表示：“在德國，很多人就是太謹慎了。”他說，德國消費電子公司當時認為這項發明並不重要，也沒有為此投入足夠的資金，結果蘋果公司卻在21世紀頭十年初抓住了這項發明，售出近5億台iPod播放器。勃蘭登堡目前正為一家新一代耳機初創公司尋求500萬歐元(約合560萬美元)的融資。

“美國的不同之處在於幾乎幹什麼事情的速度都很快，”來自意大利的早期科技企業家法布裡齊奧·卡波比安科(Fabrizio Capobianco)表示。他曾在硅谷生活了幾十年。他說：“美國人做決定的速度非常快。可歐洲人需要和每個人溝通，這就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三年前回到意大利生活的卡波比安科目前正在意大利阿爾卑斯山區創建一個初創企業孵化器，旨在發掘歐洲的科技公司。獲勝者的獎品是：一張前往硅谷的單程票。

卡波比安科表示：“我認為無法在歐洲復制硅谷。”他希望其他歐洲企業家效仿他的做法：扎根於美國的科技中心，管理位於歐洲的工程師團隊，畢竟歐洲的工資和生活成本都比較低。卡波比安科說，這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最高價值的工作崗位將出現在美國。

大多數歐洲初創公司發現，要以與美國同行相同的速度擴張是非常困難的，因此它們通常會遷往美國，被美國公司收購，或與美國公司合作。英國最大的初創公司之一、外賣公司Deliveroo最近同意作價39億美元將其業務出售給美國企業DoorDash。

“歐洲是一個規模小得多的市場，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沒有巨大的機遇，”紅杉資本駐倫敦的合伙人盧西亞娜·利克桑德魯表示。圖片來源：Hollie Adams/Bloomberg News

即便是歐洲最熱門的AI公司也選擇與美國公司合作，而不是與之競爭。總部位於倫敦的DeepMind於2014年被谷歌母公司Alphabet收購。總部位於巴黎的Mistral AI在打造大型AI模型的競賽中籌集了超過10億美元資金，該公司也已經與微軟(Microsoft)、谷歌和亞馬遜簽署了分銷協議。

在歐洲，多數商業融資仍來自銀行業，銀行通常要求融資方提供實物抵押品(比如一棟建築)以防蒙受損失。其他融資形式包括規避風險的公共退休基金。企業家們表示，早期的風險投資者也常常提出一些限制創始人發展的條款。

“歐洲的資本很分散，金額小不集中;同時，又存在一些非常龐大、運轉緩慢、官僚化的半政府機構。而介於這兩者之間的美國那種更具活力的捐贈基金資本，在歐洲幾乎看不到，”美國科技投資者、倫敦風投公司Hoxton Ventures創始人侯賽因·坎吉(Hussein Kanji)說。

復雜的監管環境

在歐洲快速擴張業務規模很困難。美國是一個龐大的一體化市場，而歐洲由幾十個擁有不同語言、法律和稅收制度的國家組成。勞動法加大了招聘和解雇員工的難度，從而減緩了勞動力的流動性。(在歐洲，離職通常有三個月的通知期，某些情況下還有六個月的競業禁止條款，在英國被戲稱為“花園假”(gardening leave)。)

直到過去一兩年，股票期權在大多數歐洲國家還都很少使用，因為股票期權在授予前就被作為收入征稅。

歐洲稅負較高，而且本是為了約束大企業的法規卻成為初創企業成本高昂且耗時的負擔。

德國軟件巨頭SAP的首席戰略與運營官塞巴斯蒂安·施泰因豪澤(Sebastian Steinhäuser)表示，對於美國或中國的大型AI公司來說，相比“在歐洲發展壯大，而且必須從一開始就投資以滿足復雜得多的監管框架”，遷往歐洲反而更容易一些。

歐洲對監管的“偏愛”是Han Xiao開始考慮將他總部位於柏林的AI初創公司遷往美國的原因之一。五年前，他和兩位朋友在德國完成學業後共同創立了Jina AI，旨在將機器學習應用於企業在非結構化數據中搜索信息。

Xiao說，德國人談論AI時，首先談到的是道德和監管，而在美國和中國，投資者則關注創新。他說，在柏林也很難找到工程師。Xiao試圖解雇表現不佳的員工，結果卻被告上法庭。他的17名員工試圖成立工會。

Han Xiao說，德國人談論AI時，首先談到的是道德和監管。圖片來源：Nadja Wohlleben for WSJ

Xiao最初從美國和中國的風投公司以及SAP的美國分公司籌集了約700萬美元。他最新一輪3.000萬美元的融資由硅谷投資公司Canaan Partners領投。Xiao說，歐洲的AI技術市場非常小，當地客戶采用AI技術的速度很慢。在加州帕洛阿爾托度過了去年11月和12月之後，Xiao決定將他的公司遷往美國。

根據亞馬遜最近的一項調查，歐洲企業將IT預算的40%用於遵守法規。該調查發現，三分之二的歐洲企業不了解去年夏天生效的歐盟《AI法案》(AI Act)規定的義務。

由於歐盟的監管法規，Meta將其最新AI模型在歐洲的發布時間推遲了近一年。該公司今年3月開始推出一個功能有限的版本，不包括圖像生成或編輯等功能。蘋果公司也推遲了iPhone的新AI功能在歐洲的推出時間，直到最近幾周才推出。

荷蘭最成功的初創公司之一、軟件公司Bird最近表示，由於限制性的AI監管，公司計劃將主要業務遷出歐洲，遷往美國、迪拜和其他地區。

“停止監管吧，歐洲。我們可能是第一個(離開的)，但不會是最後一個，” Bird創始人羅伯特·維斯(Robert Vis)在其領英(LinkedIn)頁面上寫道。

柏林蘋果商店內展出的各型號iPhone。圖片來源：Sebastian Christoph Gollnow/DPA/Zuma Press

文化因素

在生活質量排行榜上，歐洲城市名列前茅，遙遙領先於美國城市。這種生活方式可能會降低風險偏好，同時歐洲的平等文化也不鼓勵赤裸裸的野心。

“我收到很多融資演示文稿，上面寫著‘這可能是一家價值5.000萬到1億美元的公司’，但這並不能真正引起我的興趣，”來自加州聖莫尼卡的克裡斯·希爾(Chris Hill)說。他現居倫敦，為EdenBase管理一只基金。他還指出，倫敦金融區的酒吧通常在周四下午2點就坐滿了人。

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員塞巴斯蒂安·馬拉比(Sebastian Mallaby)表示，倫敦風投資本的興起最終可能會催生一個創業生態系統，讓資金、人才和創意快速流通。他的著作《權力法則》(The Power Law)詳細描述了硅谷如何建立了創業文化。

但在某些情況下，舊習難改。麻省理工學院的麥卡菲說，德拉吉的報告對歐洲科技行業的落後狀況診斷到位，但隨後敦促政府投入更多公共資金來刺激該行業，卻沒有抓住關鍵點——缺乏的是私人資本，而這很可能由於監管等因素造成的。

麥卡菲說：“那一刻，我從點頭認同變成了拍案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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