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譯本刪改部分就是最佳答案

日期: 2025-06-04 | 來源: 中國民主季刊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原版及中國譯本

《中國民主季刊》編者按：在過去幾十年中，中國一度獲得了快速的經濟發展，經濟總量、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都大幅提升。然而，從2012年左右開始，經濟增速開始明顯放緩。新冠疫情以來，人們終於驚訝地發現經濟似乎陷入了停滯、無力復蘇。無論國內、國際，許多人都失去了對中國經濟在目前政權、體系下恢復活力的信心。

巧合的是，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頒給了三位研究政治、經濟制度對於國家貧困與富裕影響的學者，達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吉姆·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消息公布後，迅即引起國內不少網民的關注和討論。

在2013年出版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區分了包容性與榨取性兩種不同類型的政治-經濟制度。前者與民主、法治、財產權的保護等聯系在一起，促進國家的繁榮、發展。後者與專制、國家權力不受限制、財產權沒有保障等聯系在一起，導致國家的衰敗和貧困。兩位作者預言中國經濟發展將不可持續。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理論視角是否可以用於分析中國的經濟？制度的不包容性是否、如何影響了中國的經濟？目前的困境是否與制度性的榨取、掠奪有關？哪些因素在制約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經濟是否已經登頂、國家可能從此轉向衰敗？

就這些重要問題，《中國民主季刊》邀請到了羅斯高(Scott Rozelle)、史鶴凌、羅根·賴特（Logan Wright）、莫之許、長平等5位專家與觀察人士進行討論，並請達隆· 阿西莫格魯教授本人做了回應。

《中國民主季刊》封面圖

長平（《中國民主季刊》注：《德國之聲》專欄作家，《中國數字時代》執行主編）：跟所有涉及中共治理的西方學術著作一樣，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合著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以下簡稱《失敗》）在中國大陸出版的譯本《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版；以下簡稱“中國譯本”），對原著進行了大量的刪改，原著中直接明快的文風變得含混不清，部分章節甚至讓否定變成了肯定，批評變成了贊賞。涉及其他獨裁國家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內容，也有所刪減。讀者可能受到的誤導是：中共正在克服困難，改邪歸正。

在對照了原著和中國譯本之後，我在想，後者刪改的部分，其實就是這個筆談提出的問題的最佳回答。

書中論述道，中國之所以開始增長，是因為鄧小平推動激進改革，將經濟制度從極度攫取性轉向較為包容性。作者認為，中國的經濟制度顯然比蘇聯更具包容性，但中國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攫取性的。共產黨在中國掌握絕對權力，控制整個國家官僚系統、軍隊、媒體和大部分經濟。中國人民幾乎沒有政治自由，也極少參與政治進程。如果攫取性政治制度不讓位於包容性制度，這種增長終將停滯。

然而，並沒有太多跡象表明中國很可能會向更包容的政治制度轉型，更別說能夠順利地完成轉型。《失敗》出版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國經濟被不幸言中，陷入困境。一些長期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發表了與之互相佐證的意見。

例如，2024年3月，麻省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黃亞生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發表文章認為，1978年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在於中國政府引入了市場改革，鼓勵創業，並引入外資，開放對外貿易，與其他東亞經濟體的成功並沒有什麼不同。

黃亞生教授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駁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金刻羽的觀點。金刻羽認為，中國的制度得益於儒家思想的傳承、政府駕馭權力和掌控金融的獨特能力。這其實是老掉牙的中共標准文宣的學術版。黃亞生指出，中國今天的許多問題都是金刻羽賣力鼓吹的“中國模式”的直接後果。

《失敗》專門用一個章節駁斥了“文化假說”（The culture hypothesis）。書中寫道：“中國在毛澤東去世前的貧窮與中國文化沒有關系，而是毛澤東以慘烈的方式管理經濟和控制政治的結果……同樣的，現在中國的成長與中國人的價值或中國文化的改變無關，而是源自鄧小平和他的盟友推動改革所引發的經濟轉型過程。”

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強調，攫取式制度下的成長模式並非中國獨有，蘇聯、柬埔寨、越南、布隆迪、埃塞俄比亞及盧旺達都經歷過。很明顯的是，這種成長不可持久。

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許成鋼教授在新著《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中論述道，大躍進和文革遺留下來的區管式極權制是中國改革的制度基礎。但極權制的既得利益者總是努力以各種方式保護這個制度，保護其制度基因。

許成鋼教授還進一步指出，中國經濟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長，不僅挽救了共產極權制，而且造就了新的極權制超級大國，同時使得當代共產中國的制度充滿迷惑性；其中最大的迷惑性來自人們普遍無視中共的制度是共產極權制這一事實，從而忽略了中共的改革自始至終是為了挽救和擴大共產極權制的事實。

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失敗》中直言不諱地譴責了中共的輿論管控：“今天，黨對媒體，包括互聯網的控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自我審查的背後，有一個類似奧威爾小說（《1984》）中描述的系統：監聽談話與通信，關閉網站與報紙，甚至選擇性地封鎖網絡上的特定新聞”。這些段落似乎不像經濟學著作中的內容。但是，言論管控正是攫取式政治制度存在的樞紐。“中國譯本”的刪減也是一個諷刺性的證據。2014年，《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文章《〈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失敗》（作者楊虎濤），認為“《失敗》一書只是制度決定論的一個極致、荒謬的翻版。”《人民日報》等官媒轉發了這篇文章——是另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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