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核战争风险上升新一轮军备竞赛浮现

日期: 2025-06-16 | 来源: 德国之声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中大
[报告：核战争风险上升新一轮军备竞赛浮现]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最新评估指出，在军控严重削弱的同时，一场危险的新核军备竞赛正在浮现。人工智能与太空技术也正在从根本上重新定义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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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最新评估指出，在军控严重削弱的同时，一场危险的新核军备竞赛正在浮现。人工智能与太空技术也正在从根本上重新定义核能力。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2025年年鉴》的年度评估，全球九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几乎所有国家在2024年都持续推进密集的核现代化项目，升级现有武器并增加新型武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核弹头、炸弹与炮弹总数约为64,000枚，如今则估计为12,241枚。但根据最新评估，这一趋势似乎正在逆转。

SIPRI所长史密斯（Dan Smith）对德国之声表示：“我们目前在核武库中观察到最令人担忧的一点，是核弹头数量长期减少的趋势正在终止。”

冷战后核裁军的终结

自1991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来，被移出核武库的退役弹头拆除速度长期超过新武器部署速度。

史密斯指出，虽然核国家对核能力进行现代化和升级是常规操作，但自奥巴马任期最后阶段以来，这一进程明显加快，对新一代导弹和投送系统的投资显着增加。

“其实早在那之前几年，全球安全前景已在逐步恶化，各个核国家已经开始推进这种我们称之为‘密集型’的现代化进程，不再是小修小补，而是实质性的深层变革，”史密斯说。

SIPRI研究人员指出，截至2025年1月，全球估计有12,241枚核弹头，其中约9,614枚处于军用库存中：或已部署在导弹上、或存放在有作战部队的基地，或存储在可部署的中央仓库中。

其中估计有3,912枚已部署在导弹和飞机上，约有2,100枚处于弹道导弹的高度战备状态。几乎所有这类核弹头属于俄罗斯或美国，但SIPRI评估指出，中国如今可能也将部分核弹头部署在导弹上。

在世界九个拥有核武的国家——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和以色列中，俄美拥有全球90%的核武器。

SIPRI分析人士警告称，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考虑发展或部署核武器，并重新展开关于国家核地位和战略的讨论。

这其中也包括新的核共享安排：俄罗斯声称已在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器，而多个欧洲北约成员国则表达了愿意部署美国核武的意愿。

国际安全形势十多年来持续恶化

200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猛烈抨击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北约东扩以及裁军议题。

但仅仅两年后的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宣布追求彻底核裁军的目标。他说：“成千上万枚核武器的存在是冷战时期最危险的遗产。”

他还表示，美国将“采取具体步骤，朝着无核世界迈进”，并与俄罗斯协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该条约于2011年签署并生效。

然而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拜登政府发布了《2022年核态势评估》，将核武库现代化列为首要任务。

2023年2月，普京签署法案，暂停俄罗斯参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史密斯说：“自2007-08年以来，不安全感如潮水般逐渐高涨，经过2014年，一直延续到2022年2月这一刻，才算真正‘浪头砸下来’。我认为正是那时，许多普通民众才真正意识到，这种安全形势的恶化已持续十多年。”

核武数量和质量同步升级

简而言之，全球核武库正在扩张与升级。SIPRI估计，中国如今至少拥有600枚核弹头，其核武库增长速度为全球最快。

2024年，印度也被认为略微扩展了其核武库。巴基斯坦则持续开发新型投送系统，并积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裂变材料。

以色列于6月13日发动袭击，打击伊朗核设施，造成多名军事领导人和核科学家死亡。以色列长期奉行“刻意模糊”政策，但据信其正在升级自身核武库，并对内盖夫沙漠的钚反应堆进行改造。

人工智能和太空技术增加核战争风险

史密斯在SIPRI《2025年年鉴》前言中警告，新一轮核军备竞赛比冷战时期更具“风险和不确定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工智能、网络能力和太空资源的崛起有关。

“即将到来的核军备竞赛，所关乎的不仅是地堡里的导弹、潜艇上的核弹，或是飞机上的炸弹，更在于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和外太空。它将关乎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史密斯表示。

在过去，核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围绕核弹头数量展开，如今控制和监管核武器和库存的难度却因新技术而大大增加。

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人工智能与“杀手机器人”（致命自主武器系统）之间的关系，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无人机（包括自动与半自动）已被广泛使用，但有关AI与核武之间的关系探讨却仍然较少。

人工智能可以极快地处理大量信息，理论上应能帮助决策者更迅速地做出反应。但如果系统严重依赖大型语言模型（LLM）、机器学习或AI，一点小小的软件故障，就可能触发核打击。

“我认为必须设立一道红线，相信所有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会同意：核打击的决策绝不能由人工智能做出。”史密斯指出了苏联中校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Stanislav Petrov）的例子。

1983年，彼得罗夫在莫斯科以南62英里的苏联核预警系统指挥中心值勤，当时系统发出警报称美国发射了一枚洲际导弹，紧接着还有四枚。

幸运的是，彼得罗夫怀疑这一预警是误报，并没有立刻将信息上报指挥系统。他的这一决定，很可能避免了苏联的核反击，也避免了最坏情况下的全面核战争。

史密斯问道：“我想，真正的问题是：在一个人工智能主导的世界里，谁还能扮演彼得罗夫中校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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