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亿万富翁变身为中国最惧怕的批评者
作者祁福德（Mark L. Clifford）/译者：林玉菁
黎智英在全球拥有亿万房产，为什么选择留在香港为民主自由献身？
让黎智英与众不同的，不仅是衣服。 过去三十多年里，他一直是自由与民主的坚定捍卫者，言辞激烈，批评香港与中国的领导人。 如同香港七百万人中的数百万人，他不相信共产中国，并希望这座城市能够享有1997年北京接管英国殖民地时所承诺的权利与自由。
他很有钱──遭到政府追捕前，黎智英的财富估计达到十二亿美元，这是黎智英十二岁时到香港所赚来的财富。 抵港时他口袋里甚至连五块钱都没有。 他自掏腰包，捐出超过一亿美元，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
他手中极受欢迎的《苹果日报》与《壹周刊》杂志，主导了香港的政治议程，最终成为这个从未享受过民主的城市中的反对力量。 “中国共产党如此痛恨黎智英，因为他们怕他的媒体帝国。”资深记者程翔说。 程翔曾对北京持同情态度，因此在香港的共党喉舌《文汇报》担任高级职位。 “他的媒体对香港的民主化非常重要。 共产党将宣传视为生命线，而黎智英的媒体帝国成功驳斥他们的许多谎言。”
他无畏无惧。 二○二○年，当政府禁止纪念天安门屠杀时，黎智英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传统的六四纪念地──孤身跪下，点燃一根蜡烛。 他告诉法庭：“如果纪念因不公而死去的人是犯罪，那么...... 让我接受惩罚。”随后，他因煽动非法集会而被判囚14个月。
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犯，“盯上我，也是很自然的”
香港拥有几十名亿万富翁，但当这座城市的自由逐步被削弱时，却没人敢站出来反对中国。 香港孕育了许多勇敢的民主运动者，却没人能像黎智英那样，透过大众媒体的聚光灯滋养这场运动，更别提金钱上的资助。 这场运动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以来，对中共最大的民主挑战，黎智英则是发动运动的要角。 几乎是十亿人中的唯一者。 二○二○年一次对话里，随着对他的指控不断增加，黎智英感慨道：“他们盯上我，也是很自然的。 我拥有支持运动的反对派报纸。 我公开疾呼反对共产党。 我参与每一场抗争（示威与游行）。 对他们来说，我就是麻烦制造者。 他们不打压我、要我闭嘴，是很难的。”
你不能轻易定义黎智英这个人。 身为务实的成功商人，他会用结果导向来看待人权运动。 他关心自由，但你不太会听到他谈论社会公义。 他的哲学接近自由主义，认为政府除了维持秩序及强有力的法治外，应该扮演有限角色。 身为天主教徒，他是类似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的激进反共派。 这位波兰教宗在1980与90年代鼓励东欧和苏联的民主起义。
黎智英是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犯之一，然而，他在美英两国政治光谱中的右翼支持者，远多于左翼。 他的阅读量惊人，更是多产的专栏作家，渴望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但他太专注行动，难以融入中国刘晓波、苏联亚历山大. 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或波兰亚当. 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等人的知识分子传统。
宁愿为自由民主入狱，也不愿放弃这座“给了我一切”的城市
跟许多良心犯不同，他不属于任何政党。 黎智英是个商人，深信市场经济，也相信经济成长对推动自由的重要性。 政策制定让他觉得无聊。 他拥有企业家的确定与直率。 他的解决方案很简单，甚至有过度简化的倾向。 这些方案围绕着更自由、更民主及更少的政府管制。 他谈的不是普世人权，而是价值，特别是他所谓的西方价值，即自由、宽容及透过运用法律给人们安全感。
“他很不同。”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者，生于香港的许田波指出。 “许多自由斗士经常是寻求注意力的律师运动者或知识分子。 他是个商人，基本上只是真心关怀他的家园──香港，及民主志业。”她记得2019年底，当他跟李柱铭在纽约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中演讲时，观察者惊讶发现他“并未说出任何过于挑衅的话”，并且“相当温和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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