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女性辩护的律师,决定养一个"不好惹"的女儿

日期: 2026-05-13 | 来源: 新周刊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中大
身着法官袍的杰西卡，游走在职业法官和家庭母职两种身份之间，在儿子的一个涉性侵案件里，她面临着法庭公正和母性的艰难抉择。

这是舞台剧《非穷尽列举》最令人揪心的故事核心，它呈现了一个律政精英母亲的复杂困境：对于这位女法官来说，她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污染。与此同时，她也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一个母亲，又天然有着维护儿子的母性。

《非穷尽列举》剧照

“为什么这样一个有着女性主义思想的母亲，儿子身上还是会发生这样令人唏嘘的事情？如果她是受害女孩的母亲，还会如此纠结吗？如果我是这个男孩的母亲，我会做得比女主角更好吗？我不确定。”

李莹看完这部电影，共情女主角的同时，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如同杰西卡，她同样是一位站在风暴眼当中的律政母亲。

从2002年开始，她投入到妇女法律研究领域。作为一个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律师，李莹承办过500余起涉及性别歧视、针对妇女暴力等领域的案件。她周遭有着许多陷在苦难之中的女性。在而立之年，她毅然放弃公务员的饭碗，选择走上这条艰难的道路。

当她成为一个成年女子的母亲，她时常会不由自主代入她所代理案件的当事人的母亲的角色，因而心痛：“如果这是我的女儿，我会怎么做？”

电影没有答案，生活也没有假设。对李莹来说，律师和母亲的双重身份像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成为母亲，让李莹对女性处境有了更具体、更感同身受的使命感；而律师的维权实践，驱使她更坚定地走在朴素的法律正义之路，站在风暴眼当中，勇敢坚定地为构建没有歧视和暴力的世界而努力，等待着春暖花开。

生女儿，让她生出盔甲

李莹回头看自己的来时路，感慨命运齿轮的转向，或许是有冥冥之中的玄机。

生于1968年的李莹，在湘西小城沅陵成长，曾经是留守儿童。早早守寡的外婆用沅江般悠长的爱给了她温暖的童年。她印象中湘西小城码头的掠影大多是背着沉重背篓负重前行的妇女，她们在家中沉默，忍受男人打骂。在她的记忆里，农村女性不能上桌吃饭是常态，她的婶婶也被叔叔家暴。

李莹六岁时，曾眼见一个背着沉重背篓、劳累的母亲靠着一辆卡车的车轮歇息，司机没注意，发动汽车时将她卷入车底，砖块染上了血迹，惨案的场景在李莹的记忆不时闪现。

等她回到在广西边远地区工作的父母身边时，她也目睹不少女性同学、邻居因贫困挨饿，早早辍学、年少嫁人。这些女性境遇深深刺痛了李莹，她隐隐希望自己有能力可以帮助周遭的女人。

后来，知识改变了她的命运，她成为1987年高考当中的幸运者。四年后，她以优异成绩被分配到北京某局政策法规处，成了一名公务员。

她34岁之前的经历，是绝大多数同龄人所钦羡的。她也有了家庭，成了一个女孩的母亲。在那个阶段，她并没有想过后面的抉择与她过往的经历有所回应。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对她而言有种强烈的意识启蒙和精神召唤。她选择放弃公务员职位，回校园攻读法律硕士学位。机缘之下，她投身在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成为一名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律师。进入这一领域10年后，她建立了一家具有正式法律资格的民间公益机构。

20年前，李莹首次在美国参加相关国际会议。（图/受访者供图）

在她还没成为律师前，只生一个女儿对她来说曾是对抗传统生育观念的冒险决定。婆家深受重男轻女传统观念影响，在当地乡村的民俗和家族环境里，头胎的女儿常被送养至远房亲戚家。当时李莹得知后，进入随时准备战斗的状态。“我就等着她（婆婆），等着战斗，她如果敢跟我提，我必然是不同意的，一定要保护女儿。”

在远离婆家的城市，她避开了这场战斗。婆婆自始至终不敢跟她提及这件事，但将压力转移到其他儿媳身上。李莹庆幸自己的丈夫跟自己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没有给到她压力，而且是尽自己所能地以爱养育女儿。“我们并没有主动将这层枷锁套在自己身上，我想让女儿自己能够生出盔甲，可以保护自己。”

成为母亲，让李莹有了推己及人的共情力。与律师职业强调的理性不同，“母亲”的身份既让她拥有更多私域的感性，也是20年来她坚持走在法律这条道路上最柔软的燃料。“我作为一个女儿的母亲，帮别人的女儿的同时，我想万一我女儿需要帮助，也希望有人能帮到她。”

作者：李莹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华中明法

出版年：2023-5-1

她还记得正式成为执业律师时接到的第一个案子。那名中年女性的胳膊上的绷带因为长期奔波而变了颜色。她的丈夫在当地担任小领导，把她的胳膊都打断了，并把她赶出家门，她像巩俐演的秋菊那样找各部门为自己讨回公道。时隔22年，李莹还记得对方找上门求助时，她的伤口因长时间无法及时换药而感染、发臭。她满身疲惫，但眼里的倔强深深刻在李莹的脑海里。

她见过各种各样的悲剧。一名性侵案受害人的母亲受到传统贞操观念影响，感到羞耻，结案两年后急匆匆将19岁的女儿嫁给山村里40多岁的男人；也有母亲为了改善生活环境，将未成年的女儿送养给不熟悉的加害人。这些都令她感到唏嘘不已，“在传统的观念枷锁下，女性总容易变成牺牲品。我希望尽我所能在法律上还给这些女孩公道，但我们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李莹接触过的家暴案件里，基本上施暴者都不是初犯。等到受害人找上门请求法律援助时，家暴大多已经持续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受害人笼罩在阴影之下。近些年来，李莹发现家暴案件当中精神暴力导致的创伤也开始逐渐显见。

四五年前，一名95后年轻女性因为受到家暴来到李莹的办公室，李莹察觉到她有强烈的受虐妇女综合征迹象，一谈起丈夫的名字她就浑身发抖，谈到家暴情节，她甚至会惊恐地看着门口，担心施暴者随时过来。“我记得她当时惊恐的眼神。她跟我女儿差不多年纪。当时我想，如果这是我女儿的话，我真的心疼死了。”

为母亲和女儿而战

在妇女儿童维权这条路上，李莹是国内走在前头的探路人。10年前，曾有媒体记者问李莹是否认同“女权律师”的标签，她回答：并不愿意将这件事标签化。回望这20年的职业生涯，女性每每推门而进，多会带来自己的故事，李莹会用社会性别理念分析、审视女性的角色和命运，对性别平等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李莹时常会为事件受害者辗转难眠。（图/李莹微博截图）

母亲的身份和共情力在无形深处为李莹的律师生涯打开了“女性视角”，她对案件当中的纠缠难断的亲密关系和复杂人性有着深刻的理解。

她还记得2016年接到的一起家暴案件里，备受丈夫暴力伤害的冬梅多次逃跑、流产，最后在各方的帮助下，付出了极大努力和代价终于离婚出走，却在半个月后主动选择回到了曾经的施暴者身边。

法律援助的同事哭着说：“现在又回到了原点。”可李莹不这么认为，她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理解受害者难以离开的根源，是母性本身。“我们不能谴责冬梅不够勇敢出走，回到暴力环境，而是要反思和理解她为什么要回去。我觉得母性没有错，她最小的儿子才三岁，正需要母亲照顾，判给家暴的父亲，冬梅怎么能心安？如果司法能够给她足够支持，能把两个孩子都判给她抚养，她也不会回去了。”

李莹认为，“曾经的施暴者和冬梅都清楚知道，她背后有我们的支撑，我们给到冬梅的是一种赋能，让她知道自己能做决定，选择自己的生活。尽管回到原来的环境，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发生了转变的。”

10年后，她偶然得知冬梅的大女儿选择报考了社工专业，这一切有了代际的延续。“在黑暗的14岁，大女儿亲眼看到了法律如何站在她和她妈妈前面帮助她们，给她们带来过力量。”从这个意义上看，李莹觉得过往发生的事情似乎都联结了起来，最终形成了让人感动的闭环。

李莹参加公益平台系列的媒体研讨会。（图/受访者供图）

走过这么多年，李莹欣慰地看到妇女儿童权利的进步，她认为反家暴的关键在于构建新的性别文化，如今性别平等意识依然有努力的空间。

她曾经观摩过一次心理咨询师培训，老师提到妻子唠叨导致丈夫家暴，解决办法应是“改变妻子的沟通方式，减少唠叨”，大部分学员都表示赞同，李莹并不错愕，这就是大家对传统性别观念集体无意识的表现。

“唠叨只是一个表象，实质上是男女社会性别角色的问题，背后是承担了家庭责任的女性希望被看见和理解的渴望和期待。停止唠叨也不会从根源上切断男性的家暴行为，如果男方不去改变，权力关系没有被阻断。”

如今常被谈论的“完美受害人”议题，也曾出现在李莹接触的性骚扰案件里。她曾反驳一名检察官朋友对受害者的质疑：“被害人的反应有标准答案吗？既然没有标准答案，为什么被害人一定要按照我们认为的那样行动呢？”

在律师职业生涯里，李莹多次站在了他人家庭和亲密关系的风暴眼，她深感社会环境依旧存在着难以撼动的性别规训，也在反思性别教育对子女成长的重要性。

据李莹的观察，施害者大多受到“有毒的男子气概”的熏陶，在亲密关系中常强调掌控欲，且极度容易因权力失衡而失控。

施害者的母亲也似乎有着某种共性：深受传统的性别文化和婚恋观束缚，缺乏与子女相处的边界感，过度保护、控制和干预，深度介入子女的婚姻生活，养成了缺乏独立人格的“巨婴”。李莹曾在法庭看到一名将近80岁的母亲给40多岁的家暴施暴者兴致勃勃地代理辩护，施暴者却事不关己地坐在一旁，她深感震惊。

李莹陪女儿在海边玩耍。（图/受访者供图）

“缺乏对个体的尊重和边界感，是很多家庭亲子关系失衡的核心原因。”对女儿的性别教育里，李莹认为关键词是“尊重”。

李莹拒绝“女孩要乖巧文静”这样传统的性别规训，注重培养和尊重她的天性。察觉到女儿喜欢探索沙堆，她亲自去运沙子，在家后的小院子堆了沙堆给她玩。“我女儿小时候挺淘，喜欢到处爬，我们家的床就是她的蹦床。我对她的养育没有那么精细，而是让她更多与大自然接触。我希望保持她对社会的好奇心。”

与尊重有关的深层意识，还包括建立自我的安全边界，即便是在与父母的关系中。在女儿很小的时候，李莹与丈夫就强调进女儿房门必须要敲门的基本礼仪规则。“很多父母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彼此之间要搞得这么生分，可这就是边界意识，父母没有天然的权力，需要对个体彼此尊重。”

另外，她认为从小培养女儿对物质和金钱的意识也是关键的功课。她尽自己所能满足女儿的物质需求，希望她不被物质匮乏感所困，在成长过程中更能安稳守住自己的安全边界。

李莹与女儿到土耳其旅行的合照。（图/受访者供图）

与此同时，她也不希望女儿对物质和经济追求过于敏感，当她满足女儿的物质需求时，总会避免强调物质的金钱价值，希望她能超越金钱的表面去看待更实在的价值。尤其在女儿小升初面临择校时，为了让她更纯粹地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而非为了让父母省钱委屈自己，她与丈夫商量后，扛下了这份经济压力，直到初中毕业后，才告诉女儿真相。

或许因为行业的特殊性，李莹看到了不少极端社会案件中的危机。在女儿的安全意识教育上，李莹有着较强的职业敏感度。令她庆幸的是，女儿似乎很早就有巧妙应对的机敏和警觉。

在女儿八九岁时，她独自在家，陌生人以查水电表为由敲门，她谎称父母在睡觉，等他们醒了之后再去物业沟通。“我只提前跟她说过，如果有陌生人敲门就让她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必须得到同意才可以。但我没想到她用了更安全巧妙的应对理由，因为她说担心如果陌生人知道家长不在家，强行进来怎么办。”

那天李莹专门请了女儿吃了一顿烤肉，夸女儿太棒了，虽然他们向来教女儿不要撒谎，但她认为，在必要时为了保护自己，女儿也可以这么做。

非典型母亲的亏欠和使命

20年来，游走在职业律师和母亲两者之间的李莹，也试过自我拉扯。她在职业案件当中为很多女人撑过伞，却在很多时刻因为想要平衡两种身份，对女儿产生过亏欠感。

转行做律师后，从女儿读四年级开始，她无法像以往那样尽可能花精力陪伴、不缺席孩子成长的每个重要时间节点，此后母女共处的记忆从“连续”变成了“碎片化”。“这方面我很感恩我先生，幸好他填补了我的空白，毫无意外地支持和理解我的工作，出现和陪伴了孩子成长的每个节点。我们都在家庭当中，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发力。”

女儿的青春期来了的时候，李莹愧疚于自己没有在女儿初潮到来时陪伴、沟通。她透过女儿好朋友的母亲才得知，女儿为不知道如何处理初潮而求助。李莹察觉到了女儿对自己缺乏陪伴交流的抱怨和叛逆的情绪，她及时调整，积极与女儿沟通、修复关系，即便再忙也不再缺席重要时刻。

李莹与女儿和母亲的旅行合影。（图/受访者供图）

传统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总让母职套上表面完美、实则沉重的束缚。在李莹眼里，家庭分工模式并没有标准的答案，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家庭通过沟通和磨合形成了生活的“有序”。在家庭事务上，她与丈夫达成默契，以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来协助；而在孩子的陪伴和教育上，她与丈夫各司其职，协调合作。

女儿后来到美国的一所大学留学，成了纽约某家医院的职业药剂师，她逐渐理解李莹对职业的投入和使命感。李莹对于亲密关系平等和理性的观念，在言传身教当中也感染了女儿。“我跟她会交流经验和观点，亲密关系的底线是平等和尊重。真正的平等并不是一方的控制或者主导。”

李莹在泰国参加联合国妇女署。（图/受访者供图）

令她欣慰的是，女儿对于亲密关系有着成熟和理性的观念。大一留学时期，一个外校的男孩从1500公里外开车到学校追求她，女儿用一个趣味的比喻回应了他们的关系。“她说自己是一颗萝卜，男孩认为她是一颗白菜，他们不合适，我听完放心了，知道她在这段关系里很理性，不会因为表面的行动而轻易感动。”

女儿最后选择与大学相恋7年之久的同学走进了婚姻。在这个过程当中，李莹坦言，即便自己是从事妇女儿童维权、有着丰富经验的律师，也不免带上母亲的担忧和焦虑，建议女儿理性审视这段关系是否适合走进婚姻，考虑当下女性的社会时钟等现实情况。

“我不由自主会陷入刻板印象给出作为母亲的建议，但我女儿不以为然，她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更成熟，说共同走过的这些年，于双方而言付出是平等的，她并不是天然的弱者，也不认为女孩就是被选择、被物化的状态。”

听完这段话，李莹意识到代际之间的性别观念已然变化，这是让她欣慰和欣赏的。“女儿是优秀的、自信的，能抵御传统世俗观念侵蚀、把控自己人生的人。”如今女儿虽然在大洋彼岸，但每次视频里女儿体贴温暖的话留在了她最柔软的地方，也给了她最大的力量。

“她的出生让我的选择和坚持加上了‘母亲’这样一个重重的砝码，我是为千千万万的女儿们而战。”在她看来，母亲的角色是丰满、具体的，“身教”比“言传”更有力量。当女儿愿意支持她的工作，协助她做相关的社会性别调研，努力用自己的专业和行动在异国帮助别人时，这一切似乎也有了某种意义上的闭环。

李莹将“为妇女和儿童打官司”看成是自己今生的宿命。20多年，她实实在在看到了妇女儿童权利在法律和制度上的进步和完善。但她始终觉得，这一切并不是一蹴而就，构建新的性别观念依旧任重而道远。

被问到“你的使命感来源是什么”时，李莹讲述了一个曾经击中自己的寓言故事：“有个小孩在海边，看着大海潮涨潮落，随着海水退潮，一些鱼总会滞留在了沙滩边上。他坚持不断地把每条鱼扔回海里。很多人不解对他说‘沙滩上还有这么多鱼，你也救不过来’。但他继续边扔边说，这条小鱼会在意。”

如同这个男孩，李莹的路还在继续。

李莹依旧走在妇女儿童维权律师之路上。（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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