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见过快乐的共产主义者吗?"
川普日前在真实社群（Truth Social）连发两则谈共产主义的贴文，川普先说：“共产主义者在早期总是很受选民欢迎，或者照他们的说法，是很受人民欢迎！ 但是到最后，整个国家或城市都会走向地狱！ 前所未见的重大暴力会接踵而至，整个政治实体会陷入贫穷、脏乱与犯罪之中。 接着川普又再发一则贴文，问一句引人深思的话：“有人看过快乐的共产主义者吗？”（Has anyone ever seen a Happy Communist ?）。 这句话虽然直白，但却点出一个值得台湾思考的问题：一个以控制为本能的共产党政权，能不能长期孕育出真正的繁荣？
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的成长太惊人，以致许多人相信“威权加市场”可以取代自由民主。 高速铁路、世界工厂、电动车、电池、太阳能与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应用，确实证明中国有巨大工程能力、完整供应链与可怕的“举国体制”动员力量。 但今日中国面对的不是单一景气循环。 官方的国家统计局在二月底公布“二〇二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二〇二五年民间投资下滑，房地产业开发投资年减十七. 五%; 二〇二六年初的固定资产投资又转弱。 人口也连续萎缩，二〇二五年出生人数降至792万人，人口减少339万人。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家庭不敢生、青年不敢想、企业不敢赌未来的社会心理。
中国奇迹从来不是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的成果。 改革开放早期的真正动力，常是人民先行后再以制度追认。 当正式法律仍限制私营企业，地方民众早已用家庭工厂、乡镇企业、集体名义与灰色契约冲破僵局。 透过戴上集体或国有红帽子，地方政府提供政治庇护与市场通行证，双方以税收、就业、政绩与利益交换维持默契。 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不是国家无所不能，而是国家在价格、流通、劳动与创业空间上的部分后退。 中国繁荣的源头是控制松动后被释放的社会能量，而不是威权控制本身。
问题在于进入习近平时代的政治逻辑正在反向运作。 平台经济整肃、共同富裕政治表态、国安与反间谍概念泛化，加上公司治理党组织角色制度化，都使企业家必须把猜测权力放在判断市场之前。 中国现行公司法明定公司中应依中共章程设立党组织并提供活动条件; 说明政治权力不是站在市场之外，而是直接嵌入企业秩序之中。
于是，资本不是不会投资，而是变得保守; 创新不是完全停止，而是避开真正颠覆性的冒险。 最糟的是当所有组织都必须向同一权力中心表态，坏消息就会被修饰，错误政策也更难被及时承认。 支持中国模式者会说中国仍有庞大工程师群、强大制造能力与新兴产业优势。 这些都是真的，台湾也不能轻忽。 但国家动员适合追赶不适合持久原创; 补贴与行政协调能堆出产能却不能保证制度可信、失败可被容忍、知识可以自由流动。
台湾经验也常被误读。 有人怀念威权年代，仿佛经济奇迹全靠强人政府规划。 政府确曾扶植工研院、半导体与台积电，但台湾真正的底蕴是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在全球市场接单、试错、转型、承担风险。 经济部数据显示台湾中小企业超过171万5000家，占全部企业逾98%，提供近8成就业。 民主化没有毁掉台湾经济，反而让法治、财产权、信息自由与国际信任成为更稳固资本。 民主不是保证富裕的魔法。 民主国家或许会短视、民粹、低效率。 但民主至少提供政权和平更替、媒体监督、司法救济与公民反馈。 威权在上升期看似果断，在转折期却最怕承认错误。 中国今日的困局是制度的周期性造成; 过去靠释放人民活力成长，如今却要用更强控制处理成长放缓。
所以，中国未必明天崩溃，也仍会在特定产业维持强大竞争力; 但若问它能否在不民主化、不放松权力约束情况下维持真正繁荣，答案应是不能。 繁荣不是漂亮的官方国内生产毛额数字，而是人民愿意投资未来，企业敢于冒险，社会能纠正错误。 对台湾而言，这不是嘲笑中国，而是提醒自己：我们最珍贵的竞争力，不只是芯片，而是能让人民不必恐惧权力、可以自由创造的制度。
川普日前发文，问了一句引人深思的话：“有人看过快乐的共产主义者吗？”。 （路透文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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