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隱居美愛蔣雯麗如此評色戒

日期: 2021-11-04 | 來源: 二湘的天空之城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蔣雯麗 | 字體: 小中大
　　二湘的天空之城｜李澤厚隱居在落基山中的日子

　　

　　李澤厚在家中（杜欣欣攝）

　　李澤厚，湖南寧鄉人，生於1930年6月，1954年畢業於北大哲學系。在哲學、美學和思想史方面均有所建樹，代表作有《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美學論集》《美的歷程》等。在美國科羅拉多當地時間11月2日早7時去世，享年91周歲。本文作者杜欣欣和李先生多年深交，特刊發此文紀念這位大師。

　　作者：杜欣欣

　　1.

　　我記得人類學家瑪麗 . 李基在東非奧杜瓦發掘時，將所有居住在賽倫蓋蒂大草原上的人都稱作鄰居，而我得以結識李澤厚先生也是因美國西部地廣人稀。

　　那是1996年夏季，經劉再復先生介紹，我與外子認識了正在科羅達拉多學院任教的李澤厚先生。位於科羅拉多泉的科羅拉多學院是一所私立的四年制文理學院，雖然不大，但名聲不小，粱實秋曾在那裡留學。我問過李先生：“一般人60歲都退休了，你卻來美國闖世界，62歲開始在美國學校授課，你緊張嗎？”李先生回答最初是有點緊張。主要是他從未正式講過課，更沒有用英文講過課。大學畢業後，他一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自稱一輩子沒坐過班。1980年代後，雖然曾為極少數研究生上過課，但並非教室裡上課。

　　“那你開始講課時，最擔心是什麼？” “首先我擔心的是學生聽不懂我講的。學生開頭聽我的課，確有因口音引起的問題，但很快就習慣了。我將一個概念用不同的詞匯解釋，以不同方式表述，學生如果聽不懂其一，但能聽懂其二，最終總能抓住一個。講課主要是要邏輯性強。”“李先生說：”我最怕的是聽不懂學生提問，後來也不怕學生提問，因為學生問的問題很簡單。”

　　我問：“那你的英文一定很好吧？““我的英文只學到初中二年級。當時上的還是農村中學。後來到北大上學，一年級就開始學俄文。一年後，我就能聽四年級的俄語課了。但我比較保守，決定還是去聽三年級的課。”除了俄語，李先生還學過德語，大概學習半年之後就能看原版書了。某年，他在威斯康星大學演講。很多聽講的中國學生稱贊他英文好，但他說：“我的英文並不好，只是講得流利不太在意語法。我以為學習語言語感很重要。” 並坦承：“我知道很多專業單詞，但日常用語不行。”

　　每個學期末，美國的大學都通過學生問卷，對教師進行背對背的評價。據李先生的系主任說，學生對他的評價很好，有兩位還說他是自己最喜歡的老師。從他學生注冊也能看出他開課是成功的。他的課注冊名額是25人，但能有27-28人注冊。當說到他在威斯康星大學，斯瓦斯摩學院擔任的客座教授，李澤厚老師總是說那主要是給研究生上課，講座性質，課時不多，主要是指導論文，比起科羅拉多學院講課來就容易多了。

　　在科羅拉多學院教書後，李先生決定學習開車。他說不會開車就不能行動。確實，科羅拉多泉市相當於北京市朝陽區的面積，但當時居住人口不到30萬，根本無法建立公共交通。當時很多人勸他年紀這麼大，不要學開車，可以依靠兒子接送。但他堅持要學，並且學會了，他說：“雖然花了比別人多一倍的時間，因為我笨。”

　　我原來以為李先生開車不過是應付上下班，從未想過他還能開長途行駛高速公路。1997年夏天，我們邀請他與再復先生一家來我家做客，行程大概4小時。那時沒有GPS，他們決定開車跟隨。由於我對道路不熟，選擇了一條並不容易行駛的山路。山道彎彎，好不容易駛上70號國道，我卻只看到劉先生的車。一路上，我都不敢開快了，一直注意著後面的車是否跟上。三個多小時之後，我還未看到李先生的車，只好停在路旁等候。但仍未等到。無奈，只好繼續向前。臨近我家的高速公路出口，我突然發現李先生的車停在路旁。原來他早到了。我說：“不是說好了，跟我的車嗎？”他回道：“你開得太慢了。”李夫人文君在一旁不做聲，後來我聽說他開車不看時速，一個勁向前開，文君對此很不滿意。（很多人稱李夫人為師母，但李夫人堅持要我稱她文君）。

　　2003年的美國獨立節，我與李先生一家從博德出發去位於南科達州的拉斯摩總統山國家公園。去時，我和李先生的兒子李艾輪流開，李先生只開了非常短的一段。回來時，李先生非要駕駛，但文君不希望他開車。小艾不好意思拒絕爸爸的請求，就讓我換他上來。我注意到，李先生開車時，緊緊地握住方向盤，盯著前方，幾乎不看速度表。小艾不時提醒著：“爸，你開得太快了。” 他開車是有點兒令人緊張，文君膽小，又不會開車，更容易反應過度。為了讓他放松，我幹脆在後座睡覺，心想反正小艾在旁邊，不至於出什麼大錯。到了懷俄明州，李先生說想去方便一下，徑直就開下出口，偏偏那個出口沒有方便之處。行駛至小路的盡頭，李先生猛然煞車，似乎還未完全意識到路已盡。我們紛紛下車，松了一口氣。至於剛才的猛烈煞車，李先生說：“都是你們在旁邊老說話。”我說：“我可什麼也沒說啊。”他說：“你也不好，敲了邊鼓。”我邊喊冤枉，邊從他的手中接過了方向盤。

　　2004年春，小艾將父母送到一個中間地點，我在從那裡接到家中。次日，我開車帶他們去拉斯維加斯。從我住的地方到拉斯維加斯需行車8小時，其中有些山路。我在平路上開車時，李先生總在睡覺。一開上山路，他就醒了，然後就要求開車，他的理由是擔心開車技藝會喪失。他請求了幾次，我磨不過，只好讓他開。不幸的是，臨近拉斯維加斯正有一段很彎曲的山路。他開得很辛苦，我們坐的也很辛苦。我說: “怎麼你每次都趕上不好開的路呢？”他回道：“我這人一輩子都是運氣不好。”回來的路上，他就再不要求開車了。

　　

　　作者與李澤厚先生夫婦2003年在拉斯摩總統山國家公園（作者提供）

　　2.

　　李先生離開科泉遷往博德，與劉再復先生做了鄰居。我與外子到訪李澤厚家，經常留宿於他的書房。他的書房裡有三大架和一小架書，分類是:哲學，歷史，文學，醫學，心理學，腦科學和神經科學。其中最多的是哲學書：海德格爾，尼采，康德，叔本華等。書架上，很多書中都有折頁和標紅。

　　我們睡的是一張充氣床，很不舒服，但我從未提起過。直到2013年，我們不再是唯一的在他家留宿的客人，他才得知那張床很不舒服。他對我說：“你們太客氣了，為何不早告訴我？”於是充氣床被換成折疊沙發床，並被安置在客廳裡，加了一道屏風。李先生指著床和屏風對我說：“這是專門為你們添置的。”

　　那天晚上，我睡在屏風裡。屏風外，下幾節樓梯，就是廚房和另一個客廳。我聽著李先生帶著計步器在那裡走來走去。他長期失眠，完全靠安眠藥入睡，而我那時也失眠十多年了。不知過了多久，李先生的腳步聲逐漸消失了。大概深夜三點，我聽到他又起來了，在客廳和廚房之間走來走去，一邊走，一邊歎氣:“還是睡不著啊。” 次日清晨，我問他半夜起來的事，他卻矢口否認：“沒有這個事，一定是你在做夢。”

　　那段時間，我們經常討論“如何能睡著覺”。李老師對安眠藥頗有研究。雖然我吃了很多年的安眠藥，但面對他 “催眠還是安眠？”的問題，竟然答不出來。他問我每晚服用多少舒樂安定，我回說：“兩片。”他問：“兩片是什麼意思?我問你多少毫克？”然後繼他就批評我: “你不嚴謹。”有一次，我從中國帶來的安眠藥吃完了。他聽說後就給我寄來。他在電話裡特別提醒我紙裡包了另一種安眠藥，可以試試，不要扔掉。

　　我雖愚鈍，但多年交往下來，也記住一些李先生對哲學家的評價。在某次談話中，他談到西哲的排名，依次為康德，休謨，馬克思，柏拉圖，亞裡士多德，黑格爾，笛卡爾，畢達哥拉斯，杜威，海德格爾。但另一次談話中，他說最推崇康德和柏拉圖。他還說黑格爾在《小邏輯》中講，年輕人有兩個特點，一是對什麼都不滿意，二是總以為自己最了不起。尼采能夠滿足這兩個特點，所以他深受年輕人的喜愛。在中國，海德格爾很有影響，因為他的哲學有激情，容易被中國人喜歡。我私下想，李先生一再強調中國思維中的實用理性，也許中國人思辨理性不足吧？回想近代史，中華民族表現的是激情有余，理性不足。

　　李先生曾提到哲學家的排名，中國哲學家排名為：孔子，莊子，老子，荀子，孟子，韓非，王弼，慧能，朱熹，王陽明。有時他就某個哲學概念說上一兩句，譬如“道德一是來自上帝二是來自社會需要。”我曾問他“中國是否不存在真理問題?” 他回答：“中國不存在真理（Truth）問題，不把真理問題排第一。”

　　一次我們談起章太炎。李先生說：“我給你一些知識，章這個人年輕時最主要的兩件事，一是聲討光緒皇帝，他原是康梁一黨，但很快就分開了，然後就是討袁被袁軟禁，他將袁送的徽章當作扇墜，很年輕時就被稱為章瘋子。學問方面是讀書極多，西方的也讀，但文章深奧難懂。但他的學生很多，後來都在北大，因此而影響大。他是新左派的鼻祖，既反帝王也反資本主義，那個時代，主要是兩派，一是章太炎，再往下就是李大釗，孫中山，他們都看到資本主義的殘酷，當時也確實殘酷，所以要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孫中山說要資本不要資本家。還有就是鄉村改革派。另一派就是陳獨秀，胡適要走西方議會道路。所以你要看這思想是怎麼傳承下來的。我以前和新左派都辯論過，我說按照你們的邏輯，最終還是要搞階級斗爭。他們辯不過我。有些人沒有著作，出名是因為很會炒作，知道掌握話語權。”

　　除了哲學，李先生對社會學的一些課題很有興趣，比如男女之間的差異，家庭關系。他數次推薦我讀腦內乾坤(Brain Sex)。當他得知我沒讀，他說：“你怎麼還沒讀，那就是講男女之間差別的。這本書能在女權運動高漲的80年代出來，不會完全沒有道理，那裡面說的現象和現實很一致，不過不知道科學根據如何。”說起男女關系，他一直認為，夫妻之間除了愛，主要是恩，恩情維系家庭。最後的實在是感情。“人人都想有愛其他人的自由，但又要求對方對自己忠誠。這當然是說已婚或已經建立長遠關系的人的心態。”李澤厚先生幾次和我提起要研究一下嬰兒與父母同睡，對心理造成的影響，成年之後有無差異，並將此作為東西方文化差異來研究。他對女性的性心理十分好奇，我們有過比較深入的探討。他說女性的性心理大大的復雜，比如欲仙欲死就是女人才有。他基本認為在享受性方面，中國女性還是比較被動，但幾乎每個女性都有做母親的願望。

　　他喜歡一些女演員，比如蔣雯麗，認為她的眼睛特別漂亮，好奇她在真實生活中是不是這個樣子。他對自己的容貌也很注意。一次他告訴我，他不想照鏡子，因為自己老了丑了。我聽了大笑，“我以為只有女人才這麼在乎自己的模樣，你，一個理性的哲學家居然有此念頭。” 他說：“這有什麼奇怪的嗎？” 並問我對他容貌的看法。我說，你三十幾歲不好看，太瘦。五十幾歲時最精神，特別是《明報月刊》上刊登那張照片。聽後，他也承認五十幾歲時的自己最帥。

　　我們一起看過電影《色戒》，他認為李安很棒，特別指出一些鏡頭：“王佳芝第一次和易先生之後的的那扇窗戶，還有易先生作愛時的背影，王佳芝放走易之後，走到街上赫然看到櫥窗裡的模特以及最後三輪車上搖動的風車，還有鑽戒放在桌上搖動。”我說梁朝偉演得很好，比如眼神剛開始是冷冰的，但後來看王時就帶了憐愛。他說：”原來並沒感覺他能演的這麼好，這次算服了。“”張藝謀有些地方場景壯觀，但總體不如李安，還是因為台灣文化傳承沒斷裂。“”但張愛玲被捧得太高了，甚至超過魯迅。也不只夏志清一個人的問題，你們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不喜歡她，因為你們還有理想主義。“

　　李先生一直訂閱的英文雜志，除了時報周刊類，還有藝術類。他經常抱怨隨年事已高，英文開始退步，與此同時，他的醫學藏書也擴充為一個書架，其中很多是英文版。他特別向我推薦默克的健康手冊（Merck Manual ）。我以“不想知道那麼多，讓自己緊張”為由拒絕，他說：“你沒有科學精神。” 每次身體出現問題，李先生都會仔細研究，對任何醫療健康的決定，他都要研究了很多資料之後，綜合考慮才作出決定，極少只聽一個醫生的建議。

　　2004年-2005年，我經常寄一些網絡打印下來的文件給他。2006年底，他開始使用電子郵件，自那以後，我直接將網絡上的文章發到他的郵箱裡。2011年，我幫他買了一個IPAD ，下載了公開課的Apps，訂閱了廣播節目，再將常看的網頁做好書簽才寄給他。從那以後，他就能躺在沙發床上看網絡，還可手寫中文回復郵件，他說比台式電腦好用多了。

　　李老師送過我一些書。每次我問他問題，他就會說：“這個問題，我在哪本書提到了，你都沒看。”言語間頗有不滿，我也心生慚愧。每次我對他說，我看不懂你的文章，他又說: “你不要去看我的書，只看你愛看的就好了，我的書不好看。”

　　雖然李先生的書架上沒有很多文學書，但他有時會談到文學。中國文學家中，他第一推崇還是魯迅，不喜歡周作人，討厭胡蘭成，以為錢鍾書的《圍城》是三流小說，只是英國紳士的小噱頭。我記得他曾評價錢鍾書的學問是一地散錢，有了互聯網後，其博學的意義減半。李先生那代人和我們這一代都讀過很多俄國文學。李先生喜歡陀斯妥耶夫斯基，他告訴我四十年前讀過卡拉瑪佐夫兄弟，至今想起來還有震撼力。

　　我們曾討論過什麼是好的文學作品。李先生說：“好的作品是人物豐滿，有故事性，但最重要是語言，用什麼語言寫。個人化的語言，個性化的語言，這在於把握語言的能力。所以作者必須對語言敏感，主要是錘煉語言寫得雅，但大家都愛看。最重要的個性化語言，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你寫的。有些小說偏重於社會性，如托翁，有些偏重於哲理性，比如陀氏。”他喜歡讀寫法古典的小說，覺得卡夫卡，喬伊斯的作品沒什麼故事，讀來沉悶。有時，他會對我的寫作讀書提出看法：”你對現代人生活細節感興趣很好。作家最好是做業余的，不能將此當飯吃。當然不排除那些天才，比如巴爾扎克。好作品和天才有關，也和閱歷有關，但有閱歷不一定能出好作品。但科學並不見得有天才，規律在那裡遲早會找到，但是文學就不見得。”

　　關於文學作品中的瑣碎，他認為不能全盤否定，比如紅樓夢就是講瑣碎，托翁也如此，但因為有了情感，所以讀起來有意思，如休謨就很瑣碎，因無情感，很難讀。題材是一個問題，但不能太絕對，比如齊白石的畫的題材是下層的物件，但和上層趣味結合。“他不止一次說過：“搞文學的人應該糊裡糊塗，太理性的人不能弄文字，我沒讀過王小波的小說，我認為他太理性，不會寫小說。”李先生最不喜歡看馬戲雜技，他說從來不看雜技。

　　2012年聖誕節之際，我們和李老師一家去看電影《安娜 .卡列尼娜》。李老師畏寒，坐在溫暖的電影院裡還裹緊了大衣，我把自己的大衣拿去給他蓋腿，他看我只穿毛衣，很驚奇地說“你不冷嗎？”看完電影，我們一致覺得電影中的安娜不夠漂亮，而在托爾斯泰的書中，安娜應該比吉蒂漂亮很多。她的漂亮不僅使吉蒂一見就自愧不如，而且使沃倫斯基初見時頓有電光雷火之感。回家的路上，我們還在議論著電影。他表示同情卡列寧，我說：“你同情卡列寧就說明你老了。”李先生說：“托爾斯泰提出一個什麼是幸福的問題，吉蒂的生活還是安娜的生活?其實當時法國很多貴族家庭生活就是如此，丈夫不能滿足妻子，妻子有了外遇，丈夫默認，但不離婚。俄國社會崇尚法國，卡列寧肯定不吸引人，安娜不愛他也沒什麼可以指責的，但安娜要沖破社會習俗，要把關系公開還想離婚。”

　　又問：“安娜可不可以不死。”李先生答：“一般人都會不死，特別是有了孩子，對大多數女人來說孩子就是一切，有了孩子可以沒有丈夫。當然也有例外，比如你（指作者）就不是這樣的，但你也承認無論如何你也是媽媽。當媽媽是本能，本能就很難戰勝了，而人的第一本能就是生。比如今年三月喪偶後的另一位李老師一直無法從悲痛中恢復，要跟老伴去了，恨自己還活著，但即使想死，也不容易去死。”過了一陣，我又問同樣的問題，李老師說：“你也老了啊。” 如果我說自己老了，他總是很不以為然地說：“我62歲才去科羅拉多學院教書，你還沒到我那個年齡呢。”

　　3.

　　在落基山下，李先生常歎閒愁最苦，閒愁最苦。每年夏秋，他會回中國。數月後，他回到科州，又總被那邊熱鬧折磨得精疲力竭，他歎：“這裡太寂寞，那邊又太熱鬧。”近年返回後，他累得連講電話都沒力氣。

　　我的一個年輕朋友是八十年代大學生，托我向李先生致意。李先生連說，謝謝，她寫了這麼熱情的信來問候我。過了一會兒，他又說：“八十年代寫這些信來的人很多，有些信寫的很熱情。”大概過了一周，他又問：”你那個朋友怎麼會談起我? 前幾年，我在國內講座，有人看到我的名字竟以為是李嘉誠的兒子。”

　　我觀察，李先生不喜歡與人交往，絕不喜歡熱鬧。某次金庸受邀來科州大學博德分校，邀請人是李先生的好友再復，不少在美華裔文科學者前來，但李先生沒有出席。某次他遇到某知名畫家，畫家說：”我和再復是朋友，再復和你是朋友，所以我們也是朋友了。“李先生不語。畫家要送他畫和字，李先生不收。後來，針對那個畫家諂媚於權勢，他說：”哪朝哪代都有無恥文人。“

　　他家中三口人，我們笑言他家是三權分立：妻子文君統御廚房家事，兒子小艾統御汗滴（英文Handy的諧音）工程，老李統御形而上抽象領域。小艾處事嚴謹，設置的網絡密碼長達50個數字！他凡事講求計劃，即使父親找他有關電腦的事兒，哪怕在牆上釘一個釘子，他都會說：“明天（或後天）上午9點吧。”到時候，他一定會來處理。在車庫裡，小艾放了幾只修路用的紅白塑料路障，以幫助老父停車。

　　李先生常說，我的妻兒從來沒讀過我的書，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麼。雖然三人常在家，吃飯卻不常在一處，興趣愛好更是南轅北轍。李夫人文君是孤兒，自小在上海跟養母長大。後來考上北京的文工團，成為舞蹈演員。與李老師結婚後，她帶了母親同住。文君說母親在世時，她不會燒飯，去世後，才學著燒菜。因李先生吃食挑剔，結果她會燒上海菜和湖南菜，成了好廚師。每次我們到訪，文君總會做些特別，比如火鍋，春餅等。最初的幾年，李先生總是邀劉先生一家過來吃飯聊天。文君燒菜，我打下手，她極愛幹淨，飯後的清理一般由我做。

　　

　　李澤厚夫婦（杜欣欣攝)

　　李先生喜歡給妻子買禮物，特別是小首飾。妻子試戴耳環，總問他怎麼樣，他也總會給出意見。午飯前，李老師坐在沙發上，文君像小孩似地蹲在他面前，問他中午吃什麼？我有次開玩笑說，你對文君像對孩子。他說，她本來就是個孩子。除了吃飯打掃衛生，種植花菜之類的事，家中賬目保險等均由李先生打理決定。

　　雖然李先生待妻子如待孩子，但他自己有時也會耍小孩脾氣。在拉斯摩總統山國家公園，文君買了一個印第安人的手鐲。她太瘦，手鐲戴起來有些松。文君想去換，李先生說不用換。我開始打圓場，要陪文君去換。他竟然掉頭而去。

　　每次飯菜燒好了，文君自己卻不怎麼吃。以前有朋友曾總結燒好菜的秘訣是“饞而不懶”，文君不懶卻也不饞，因此我總結是“好飯出自真愛”。文君聰慧，不勢利，不喜出風頭。李老師坦言，他年輕時不打算結婚，但是在大陸，不結婚就意味著永遠住集體宿舍。後來他決定結婚，擇偶標准是溫順，勤快，漂亮。我們笑言這三條就是為文君量身定造的。他說找對象沒有最好的，只有最適合自己的，而最適合自己就必需放棄一些條件。婚後，他也沒打算生小孩，但文君想要。對待兒子，他是個很理性的父親。他說孩子小時候，如果哭鬧著要東西，他絕對得不到，必須不哭才能得到，雖然他有點後悔自己過於理性的處理。

　　我女兒念大學後，李先生曾問我如何在財政上支持孩子。我說:”我只給她學費和房租。不多給一點錢，她每周工作20小時，賺吃飯和零花錢，所以她要換租房子就必須和我商量。”聽完，他評價道：”你什麼事情都不理性，這事情很理性。我太太可沒有你這麼理性，她可不忍心不給孩子錢。” 他從不盼望著孫輩，但有次家裡聚會，他居然與一個一歲多的小女孩兒玩得很開心，據文君說，她從來沒見過李先生和小孩玩。那小孩子很能說話，不過說的都是外星話。他說：”顯然她有很多東西要表達，而且找到自己的表達方式。“

　　李先生很能享受飲食之樂。我的朋友為了控制膽固醇略高，常年在自助食堂吃飯卻不碰一口紅肉，李先生對此，評價道：“我很理性，但只是在判斷問題時比較理性。我怎麼也無法做到像他那麼理性。如果我像他那麼理性，什麼樂趣都沒有了。”近年為了控制飲食，吃晚飯時，李先生只能分到一小盤菜，因為他很饞，還要坐得遠離飯桌才能控制自己。

　　除了好吃，李先生還好酒，幾乎每頓晚飯都要小酌。他家常年備著葡萄酒喝和烈酒。每次去那裡，我都會陪他喝酒。有一次，我們到的比較晚，面對李先生勸酒，我雖擔心空腹喝了會醉，但又不好意思違拗。喝了冰鎮伏特加，我不勝酒力，最後沖入浴室了結。次日，我說是被他灌醉的，他卻堅決否認。

　　吃著文君烹飪的佳肴，話題往往漫無邊際。我說的多是社會新聞，人情百態。他很喜歡聽。有時說著說著，他會嘲笑我說，“女人就是話多。”我頂他：“你聽了這麼多，居然這樣說我，真不厚道。”他聽了大笑。

　　李先生非常反對文如其人的說法。他說文章都是做出來的，如作者性格直率，可能反映其人則多些。他認為這“如” 可以在1-90%之間，要具體看。他強調個性，個體差異。他談到說：“女人一般結婚之後都注重家庭生活，以丈夫孩子為中心，對其他的東西興趣不大。但你（指作者）是一個例外，一直沒有喪失好奇心。”

　　我多次聽他說：“嚴復曾說國人重博識，西人重新知。這就是很不同，中國人看重讀書多的人，以讀書多少來判定有無學問，再以此來評價人。但讀書多，卻無創新，不能算數。還是要有自己東西，比如讀書，主要看這本書提出了什麼問題，這問題是否提的得當，解決得怎麼樣。比如熊十力有創新，這個人很直爽，夏天光著膀子，無論男女到他那裡，他都是光膀子，吃菜自己一個獨吃，從來不讓，還說這菜補腦子，所以我就得自己吃。”我還記得他說過”中國可能出歌德，但卻出不了愛因斯坦。”雖然他一再強調“新知” ，但他評價人還是常說有沒有學問(一笑) 。

　　如果劉再復先生在場，有關文學的話題會比較多。李先生談到：“鄭孝胥的古詩詞很好，但人們就是不喜歡他，包括汪精衛。我很早就很不喜周作人和郭沫若。我說：”因人廢詩，這在中國好像比較流行，西方不大這樣吧?”劉先生說：“是。這是中國的傳統。西方對於海森堡和海德格爾就寬容得多。”我問：“那這傳統是好還是不好?也許我問的問題很蠢。是不是不理性？”李答：“這問題不蠢。生活本身就不理性。中國是將行為文字和書面文字結合起來看，一個文人大節不好，最終也不能受到歷史尊敬，當然經過很長的時空之後，如果特別突出的還是會得到一些承認，比如董其昌的字等。比如我一想到周作人穿日本軍裝的照片，我就怎麼都不能欣賞他的散文。”

　　有時，我與李先生分享我讀過的書。我和他談起《Into the wild 》（走入荒野）的Alex，他說：“那是慢性自殺。如果是中國人，人們就會說起父母怎麼辦，既然父母生了你，拉扯大了，就不能走極端。”他又提到希臘靠航海貿易發展起來，中國是農耕社會，所以特別在意人之間的關系。我說：“其實ALEX可以去做隱士，但他不信教。”李先生說：”信教有多種，可以做隱士也可以去掙錢。生命本無意義，全靠自己去尋找，佛陀最智慧，知道人生下來就是苦，但已經生下來了，怎麼辦？““劉再復不承認有憂郁症，其實西方很多人有憂郁症。”

　　讀完《 Persepolis》(中譯本為我在伊朗長大)，我和他討論中國為何缺乏偵探小說和漫畫。李先生答：“這我早已注意到了。沒有偵探小說的原因是中國人缺乏推理邏輯思維。很多人寫論文，寫得語言很好也激情，但就是邏輯漏洞很多，根本無法說服人。以前總要理論聯系實際，我最反對，有些理論就不能聯系實際。”我說:”那就是說中國人特別實用吧？“”是的，就是我說的那個實用理性。這當然有不好一面，那就是實用，但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反而容易接受一些新的思想，因為有用。受這種傳統思維影響，中國人在科學就沒有什麼發現，最多也是技術層面的。但這不等於說中國人沒有能力做推理邏輯，而是受傳統文化思考影響，比如中國人到了西方，還是有不少人做得不錯。

　　愛因斯坦曾說，中國沒有實驗，沒有推理但還有一些發明。中國沒有數學公理。但日本人更差，幾乎沒有推理邏輯能力，多是經驗主義，他們將神秘主義和經驗主義結合起來，出了一些東西，但他們沒有多少發明創造也沒有像樣的哲學家。哲學家就是提出問題，提供一個看待世界的視角，不同的視角看宇宙。” 我問：“沒有漫畫的原因是否因為中國人太看重權威。“他說：“有這方面的原因，還有一方面就是中國人好面子，講究是人際之間的關系。你看這次馬文君請這麼多人來，我就不同意，她說都是朋友，她想的就比較實際，覺得總有些事情會求到別人。”

　　我們也常談到印度。李先生問我：“印度人是否擅長抽象思維？比如發明了零，最近看到一篇報道是這麼說的，說計算機科學技術最適合印度人，你和印度人接觸多感覺如何？“他提起訪問印度時，坐頭等車，專門有頭等車的休息室。”雖然不怎麼樣，但是總比其他地方好些。令我驚奇的是，雖然休息室門口沒人把守，但非頭等車的旅客自覺地不進來。其他等車的休息室很擠，有些人穿得西服革履，但也自覺不進頭等艙。如果是中國早就造反了“。他對印度人安於自己等級印象特別深刻。我問：“1949年前，中國是否也是這樣? ””那時候造反意識沒那麼強，但是門口也會有人把守。“我去印度前，李先生一再要求我了解印度古代語言留存情況。他說：“古文字，比如古埃及文字，巴比倫楔形文字都沒有遺留下來，但是中文卻流傳下來。一般來說，語言和語音有關系，中國字則沒有，但卻保存下來了。”

　　有個晚上，李先生和我談論我的寫作和讀書。他說：“我記得幾年前，你就發愁沒有方向，如今還是如此。這不奇怪，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找到方向。比如你現在為了寫家史要讀近代史但還是不夠具體。書太多了，你沒有方向地讀，會浪費很多時間。”他看我有些沮喪，又說：“你已經很不錯了，除了上班還出了三本書，翻譯了三本。你文章已經寫得不錯了，你還是好好寫文章吧。”

　　多年來，除了歎閒愁最苦，李先生總說心情不好。如果我說：“我也一樣，總是UP DOWN ，UP DOWN。“他就說：”我都是DOWN。有些人以為我很活躍，其實都是假象，你還好，有些朋友，我年輕時就不喜歡聽人聊天，交不到朋友，不過這幾年有些不同，在北京吃飯，熱鬧的我也喜歡，有時桌上就我說話，說得很多，也許是老了變了。他還說自己懶，很多東西寫的都是大綱，寫文章能少寫一句就少寫。現在興趣大不如前，2005年還去印度，現在對旅行沒興趣。我說：“我感覺你這兩年心態不如以前，以前心態很年輕。“他說：”我對理性思考還有興趣，而且思維也未減退，我喜歡和人辯論。我不是沒有想法，沒有感慨，也會發議論，只是不想寫。“

　　

　　作者與李澤厚先生（作者提供）

　　李先生很尊敬何兆武，幾次提到何先生幾近聖人。他說：”何先生大我九歲，可是每次都是他來看我。2006年，何先生生病住院。我回國後，打電話給他，說該我去看他。他還是來看我。他以前從清華到皂君廟社科院宿舍就是騎車來，現在他坐車，但是我在東四附近的家，進不來車，他得走進來。他妻子大他十歲，後來患十年老年癡呆症，都是何先生照顧。五十年代，歷史所出書，將他排在最後一名，排在李學勤等人之後，其實他資格學問遠高出這些人。他英德法文都是最好的，他不是右派，但是就這樣欺負他。80年代，何先生翻譯一本《德國的浩劫》，書壓在商務印書館十五年，才出版。他連問都不問，一般人都會去問。80年代，他連房子都沒有，就住在辦公室。社科院對他很不好，最後調到清華去了。“

　　2012年，李先生回國後去看望了107歲的周有光。周老住在一棟簡易樓裡，房間很小（他也不要搬大房間），房子裡有不少書，但收拾得挺整齊，並不像報道說的那樣亂。周老還可以在保姆攙扶下上三層樓，聽力有些問題，但視力還好，據說是當年做白內障手術放入人工晶體很成功，周老說這輩子兩次幸免大災，一次是重慶轟炸，氣浪將他推出十幾米，一次是反右前從經濟工作調去搞文字改革，他的經濟工作同事後來都被整的很慘，自殺的，家破的。周老不願接受采訪，但還是喜歡有人去看他。

　　2007年2月7日晚，我給李澤厚先生打電話。他的聲音聽起來疲倦無力，我問，“你病了嗎？”他說，“我病了，5日那天清晨，突然左半身顫抖不已。大約持續一小時。包括牙齒上下打架，好像凍著了似的。後來朋友勸我去醫院，我在那裡住了兩夜。”我說，“難怪前天打電話，你家裡沒人接。”他又說，“醫生還讓我住院檢查，但是我不幹。後來和醫生吵起來，自己把管子拔了，才出來的。”我知道他的倔勁兒又來了，無法相勸。只問他需要我做什麼，是否問一下我那仁心仁術的表嫂麗岩醫生。但李先生說，很不好意思麻煩她。後來我表嫂他們到科州，李先生特意請他們吃飯。

　　自那以後，李先生說體會到什麼叫風燭殘年，朝不保夕和一病不起。2008年12月，因為北京太冷，他比計劃提前從北京回來。回來後，他的心情很壞，基本不接電話。在中國時，朱厚澤陪他去貴州，但不過兩年，朱厚澤就去世了，這個消息很令他吃驚，因為去貴州時，朱先生還非常健康。聽到李慎之先生去世的消息，他也感覺很突然，因為數月前，他還見過李慎之先生。2012年他從中國回來。雖然我看他的狀況並未像自稱的那麼不好，一周之內，他疲乏得無法接聽電話，自從幾個熟人得了老年癡呆症，他也有患病，常常為此很沮喪。然而，李先生沮喪很多年，我也不太當回事。

　　2008年，李先生一家三口曾陪我去看房子。我們買下房子後，李先生說要把他的藏書送給我。2014年12月30日，李先生約我們去他家。文君說他精神不好，很不愛講話。到那裡後，他精神還不錯，但他告訴我們視力出了問題，不大能看書了。他一直說看不清楚，但卻看出我胖了一點（一笑）。我們已經用過晚飯，還是坐下來陪他喝酒，吃些堅果。眼病使他感覺很沮喪，但他還在寫作。李先生送我他的著作時，總說這是最後一本了。我總笑道：“你已經說過多少次這是最後一本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隨著《美的歷程》在中國大陸熱賣，李澤厚先生成為大眾文化明星，但那時我已身在國外。1986年回國後，我忙於教書，在外企工作，養育女兒，從未有過閒暇讀一本李澤厚先生的書。然而，與很多好學上進的人一樣，對於大學問家，我懷有天然的崇敬。可以說，認識他25年來，我一直懷著崇敬的心情與他交往。

　　我們之間相差二十四歲，他算是我的父輩，但是每次和他通話，他思維敏銳，聲音洪亮，興致總是很高，我從未感到他老了。直到他76歲之後，我才突然產生了記錄的急迫感，這些交往點滴原本也只是為了記錄留存。

　　2017年，我母親患病，李老師夫婦曾前往醫院看望我母親。那之後，李先生身體日漸衰老，我從十天半月與他見一次面，逐漸減少至一月一次。2020年疫情以來，我只是通過微信聯系，我們去買菜時順路幫他買菜並送至他家門口。他家的采購量很大，文君一直說李老師胃口很好。大約一個月前，李澤厚老師曾微信我說他摔了，並訊問能否找我表嫂麗岩診斷。我回答沒問題，他卻顧慮重重說好久沒有和麗岩聯系，不好意思。我問他摔得可重？他說不嚴重。只是在做翹腿運動時，椅子挪動摔倒。李夫人文君10月27號曾致電給我，說李澤厚老師又一次摔了。我問可看過醫生，她說看過，並未傷著骨頭，只是比較疼痛。也許是聽慣了李先生常說風燭殘年，我沒太放在心上。之後，我再次微信給李先生訊問需要買什麼菜，未獲答復。也曾致電去，家中無人接聽。我雖有些擔心，但總覺得不會有事，也不好意思打擾。

　　今天突然接到李艾通知他父親去世，並且說父親已經留下遺囑，大腦冰凍保存，遺體已經在辦火化手續，不打算大辦喪事。消息實在太突然，記得文君上次來電還說希望疫情過後，大家再聚會，可惜再無可能了。

　　2021年11月2日

　　作者簡介：杜欣欣，1954年生於重慶，在北京長大。1969年隨母去東北下鄉，之後當工人七年。1978年考入大學，1984年到美國留學，現居美國。著有《恒河：從今世流向來生》《此一去萬水千山》《星辰凝視著潮汐》。平台原創文章均為作者授權微信首發，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與本平台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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