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一起失業吧" 美國年輕人掀起
“我相信有成千上萬的人只是受夠了這種生活。他們每天過度工作，感覺自己被低估了。”
“全民一起失業吧！”這是美國社交平台Reddit上“反工作小組”的口號。自今年2月份以來，小組訂閱者已從23.5萬名增加到近100萬名。
這些人自稱“游手好閒的人”，在小組中分享自己“被公司虐待的故事”，一些成員表示厭倦了工作，並對找新工作沒有任何興趣，也有人純粹想表達自己的不滿。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長時間工作，低水平工資，還要受到上級的冷臉和粗魯對待，他們感到自己被嚴重剝削。
“反工作小組”走紅的背後，是數百萬美國人正在奔向“辭職潮”。根據美國勞工部的數據，2021年9月有440萬人離職，占全國勞動力的3%，刷新了8月份430萬人的記錄。與此同時，失業人數為740萬，而空缺職位達到1040萬。各種與辭職相關的話題的搜索量激增，根據谷歌的數據，過去三個月裡，“如何寫辭職郵件”的搜索量環比增加3500%。
惡劣的工作條件、對疫情的恐懼、對生活的重新思考，這讓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辭職。
“我相信有成千上萬的人只是受夠了這種生活。他們每天過度工作，感覺自己被低估了。”美國波士頓大學商學院講師傑伊·扎戈爾斯基（Jay Zagorsky）說。
這種反擊采取了多種形式，從線上的“表演”到線下的反抗。在Reddit、TikTok等平台上，對抗老板和公司的內容成為熱門趨勢。在線下，一些員工正在組織集體行動，美國工會的支持率達到196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時代周刊》報道，僅在10月的前五天，美國各行各業就發生了10次罷工，其中包括內布拉斯加州、密歇根州、賓夕法尼亞州和田納西州的工廠工人，馬裡蘭州的校車司機，科羅拉多州丹佛機場的看門人。“這還不包括近6萬名從事電影和電視制作的工會成員，他們幾乎一致投票同意授予工會主席召集罷工的權力。”
01
年輕人推動的“大洗牌”
一般情況下，一個人如果要辭職，知道這個消息的人只有老板和HR，辭職通知、在辭職時的所說所做通常都會留在公司內部。但在這一次辭職潮中，許多人選擇大聲說出自己的不滿。TikTok上，#quit my job的標簽下可以看到各行各業人員積攢已久的吐槽。
這股潮流源於一個前沃爾瑪超市員工的短視頻。2020年10月，在得克薩斯州一家沃爾瑪超市上夜班的女孩莎娜·布萊克威爾 (Shana Blackwell）想要辭職，她沒有選擇悄悄跟老板說，而是拿起商店裡的對講機，向超市裡每個人廣播她要離開這個“有毒的、充滿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的地方”。
布萊克威爾辭職時19歲，在超市剛工作了一年。這份工作非常耗體力，她曾經試圖通過正規渠道向沃爾瑪內部監管部門投訴，但沒有任何結果。她想冷靜地跟上級講辭職的事時，根本沒有人有空理她。當時一輛運貨的卡車來晚了，現場一片混亂，經理們對著團隊大聲嚷嚷，“好像這是我們這些員工的錯”。
布萊克威爾那天很生氣，而且這件事情給她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創傷。從那之後，她腦海裡經常浮現經理對她大喊大叫的場面——“辭職前兩個月他對我大喊大叫，被錄用那天他也是對我大喊大叫，自從我來到這裡就一直是地獄，”她說，“這就是促使我拿起對講機讓所有人聽見我要辭職的原因，我要讓我的聲音傳遍整個商店。”
Tik Tok上#quit my job標簽下的視頻。圖片：expansion
“請注意，所有沃爾瑪購物者、員工和經理，”她高聲引起大家注意，然後開始點名那些“種族主義”、“臭烘烘”、“懶惰”的同事。她說，商店有一部分的員工很“變態”，她希望他們“不要像對我說話那樣對自己女兒說話”。她感謝另一位同事在她需要的時候讓她得到了這份工作，然後以響亮的聲音做出陳詞總結：“去他的經理，去他的公司，去他的工作……我不幹了。”
布萊克威爾拍攝了自己說這段話的視頻，並發布到TikTok上，目前播放量超過3600萬次，並在接下來一年的時間裡讓辭職潮中的人找到了發泄的方式，如今#quit my job標簽下的視頻累計觀看次數超過1.24億次。
“你一直聽到的辭職潮真的是一次‘大洗牌’。”今年10月，領英的首席執行官瑞安·羅斯蘭斯基 (Ryan Roslansky）在接受《時代周刊》采訪時說道。
而這場洗牌是由Z世代和千禧一代引領的。羅斯蘭斯基的團隊對領英會員資料進行跟蹤分析，發現在疫情期間，Z世代換工作的人數增加了80%，千禧一代增長了50%，X世代為31%，嬰兒潮一代僅增長5%。
這樣的模式都是有道理的——30多歲的千禧一代和20多歲的Z世代特別傾向於換工作，因為這兩個群體都經歷了不同的經濟衰退，前者經歷過2012年全球經濟危機時蕭條的就業市場，而後者則迎來了新冠疫情時代。
西北大學教育與社會政策學院助理教授漢內斯·施萬特( Hannes Schwandt)指出，經濟衰退期的畢業生大都從“質量較低”的工作開始做起。對於Z世代來說，從一個雇主到下一個雇主的流動性更大，跳槽能幫助他們爬上梯子，獲得更高質量的工作。
與此同時，根據《哈佛商業評論》，由於雇主不太願意雇傭經驗不足的員工，反而為千禧一代的辭職者創造了更多的機會。疫情讓各個年齡段的人重新考慮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最終導致勞動力發生轉變。
羅斯蘭斯基說：“全球各地的員工都在重新思考他們的工作方式，還有他們為什麼工作以及他們最想在職業和生活中獲得什麼。雖然這種人才重組很可能會持續一兩年，但我相信它最終會安定下來。”
02
陷入困境的職業女性
隨著疫情的持續，“辭職潮”正在引發就業市場的動蕩，沒有哪個群體比女性受到的影響更大。領英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21年女性換工作的次數激增。與上一年相比，男性換工作的人數增加了46%，女性則增長了54%，創下歷史新高。
疫情爆發近兩年，職場女性評估職業的基准條件也在發生變化，除了薪水之外，工作的靈活性、公司的防疫規定等也被納入考慮。領英在對2000多名上班族進行的調查中發現，大約有40%的受訪女性表示她們正在經歷職業倦怠期，而三分之一的女性則表示她們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家庭開支。
領英首席經濟學家卡琳·金布羅 (Karin Kimbrough) 指出，在換工作的問題上，女性往往考慮的更多，比如既要為育兒保留足夠時間和精力，又要考慮收入問題。“‘和得到的工資相比，我犧牲的時間值得嗎？’這是非常實際的問題。”金布羅說。
26的前谷歌員工伊麗莎白·摩根（Elizabeth Morgan）正是因此決定加入了這波辭職潮。疫情開始前，摩根是谷歌的一名HR，每天在住處和谷歌園區的通勤往返時間達到5個小時。
“我每天有一半時間在公交車上度過，”她回憶道，“我已經感到精疲力盡了。”
當疫情來襲時，她改為線上工作，省去了漫長的通勤時間。於是摩根在空閒時開始了制作耳環的副業，並在網絡電商平台Etsy上開店出售她的珠寶作品。
在意識到她更喜歡遠程工作後，她最終辭職跳槽到一家小公司，負責社交媒體方面的工作。雖然跟谷歌的工作相比，新工作有小幅減薪，但她因此有機會從舊金山搬到了丹佛，可以跟家人離得更近。在她看來，疫情讓她有機會重新考慮自己的目標並改變自己的職業生涯。
摩根並不是唯一一個改變職業方向的人，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像她一樣可以為了“追求熱愛”而換工作，更多人是被現實所迫，這場流行病已經給許多職工母親造成了沉重打擊，在工作保障、薪酬公平和長期職業發展等方面帶來限制。
與單身人士不同，在家遠程工作的媽媽可能是最容易陷入掙扎，甚至被迫退出勞動市場的群體。美國人口普查局經濟學家米斯提·赫格內斯（Misty Heggeness）說：“她們特別容易變得疲憊。因為除了要搞清楚怎麼在遠程辦公的情況下完成好工作，還要照顧孩子，像這樣同時處理多項任務是非常困難的。”
赫格內斯擔心，新冠疫情的長期影響可能會使女性在職場中地位倒退，像縮小男女薪酬差距等幾十年來取得的進步就此受挫。
弗吉尼亞州裡士滿的瑪麗安·米利肯 (Marian Millikan）今年37歲，疫情之前，她的目標是成為一家會計師事務所的合伙人。她已經在這家事務所工作了14年，幾乎馬上就要坐到合伙人的位置時，疫情爆發了。
2020年3月，學校和日托中心被迫關閉，米利肯8歲和6歲的兩個孩子只能居家學習，她在跟客戶開視頻會議的同時還要隨時盯著孩子們的情況。當時正是事務所最忙的時候，白天經常被孩子們分散精力，她在晚上和周末不得不加班加點。
米利肯的丈夫提供了一些幫助，一個半月之後，她仍然感到精疲力盡，情緒低落。與事務所協商無果後，她辭職了。之後，米利肯加入一家小型事務所，賺的少了很多，但終於有時間陪伴孩子。
赫格內斯指出，在家遠程工作對職業女性的幫助可能比人們想象的要小得多。尤其對於母親來說，“她們一生的職業發展都受到阻礙，並且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因為如今她們的職業地位正在後退。”
03
“辭職潮”只是過度簡化現實問題
實際上，媒體報道的故事只是辭職潮的一小部分，而且其中大部分的主人公是那些有退路的人，這導致公眾對辭職潮的真實情況有一定誤解，人們很容易將大辭職吹捧為一場徹底改變勞動條件的大事件。
加拿大安大略省西部大學商學院組織行為學教授瑪莎·馬茲涅夫斯基 (Martha Maznevski) 表示：“辭職人數比平時略多，但我認為頭條新聞都講述的是那些有意辭職的人的故事。只有在有選擇的情況下，你才能辭職。”
創造“辭職潮”一詞的德州農工大學梅斯商學院管理學副教授安東尼·克洛茨 (Anthony Klotz) 補充道：“這是一種奢侈品，更富裕、職業生涯發展更高的人才能做出這種選擇。”
換句話說，人們只能通過那些有權辭職的人來看待“辭職潮”，比如瑪麗安·米利肯這樣的高管或是經濟有保障的人，而TikTok上的#quit my job風潮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只是熱衷模仿的表演者。
現實情況是，人們很有可能被鼓勵大膽辭職，並認為“一切自有解決辦法”。克洛茨指出，媒體更多談論的是白領，但在疫情期間，服務行業出現的辭職潮更為嚴重。
在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最新報告中，截至2021年8月，離職人數最多的行業是餐飲和酒店業，在 24.2萬人的總辭職人數（非裁員和解雇）中占15.7萬人。所有行業中離職率最高的是餐飲服務業，達到6.8%，第二高的是零售業，離職率為4.7%。所有辭職者中，40%來自餐廳、酒店、旅游、酒吧、倉庫、制造和醫療保健行業，這些人要應對長時間工作、不斷變化的工作時間、粗魯的客戶行為、低工資和高壓力。
37歲的希瑟·林恩·史密斯 (Heather Lynn Smith) 從事酒店服務行業，她在休斯頓地區一家全國連鎖經濟型酒店的前台工作了大約十年。疫情期間，她曾經多次申請將自己的時薪增加1.5美元，但一次又一次地被店方拒絕。
去年5月，酒店恢復營業後，只給工作人員提供過一次手套和口罩，並沒有其他防護措施，而且拒絕向員工保證不會隨意辭退感染新冠的員工。
史密斯覺得，自己無法再忍受這種“有毒的環境”，最終選擇了離開。她並不是個例，在線求職平台Joblist對3萬名求職者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酒店從業人員中，有38%的人正准備離開這個行業，超過一半的人表示沒有任何激勵措施可以吸引他們回來。
康奈爾大學人力資源研究教授羅斯瑪麗·巴特 (Rosemary Batt) 認為，對雇主來說，“辭職潮”是一個值得反思的現象。“疫情告訴我們所有人，健康和家庭是第一位的，許多人選擇了這一點，而不是賺更多的錢，”她說，“雇主需要關注工作質量和日常工作條件：首先是健康和安全、帶薪病假、可預測的工作時間表——這些是一線服務人員很少有的。”
對於白領來說，疫情提供了許多此前幾乎聞所未聞的新福利：能夠在家或長期遠程工作、減少通勤、更大的靈活性、能夠花更多時間與朋友和家庭。如果公司不提供這些條件，更多人可能會更頻繁地跳槽。
但每個人的狀況不會得到同樣的改善，藍領工人不得不面對被疫情放大的不平等現象。重要的是，人們需要避免陷入“辭職潮”的炒作。“大辭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並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克洛茨說，“事情沒那麼簡單——我認為它只會變得更加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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