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人离场 九元时薪的年轻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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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晚上六点，东莞市塘厦镇下着雨，撑着一把黑色雨伞的杜松龄准时出现在石鼓集贸市场门口。他今年41岁，个子不高，偏胖，一张神情平淡的圆脸和去年比没有什么变化。
从厂里出来之前，他专门和部门主管请了假。巧合的是，同一车间的设备维护师傅当晚也要请假——这一天是他的生日，妻子和两个孩子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顿温馨的生日晚餐。
这个比杜松龄年龄还小一岁的年轻人，据说看起来面目苍桑，头发花白，五六年前曾因包揽建筑工程遭遇工人身亡事故欠下七八十万元的债务，至今尚未还清，这给还在养家糊口的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杜松龄和这位工友是现在厂里的冲压车间里仅有的两个冲压设备维修师傅，之前这里一直是五位。晚上六点半，在石鼓集贸市场的一家餐厅，偌大的就餐区只有两桌人在用餐，旁边的儿童休息区则空无一人。
这是杜松龄非常熟悉的一家餐厅。过去五位师傅都在的时候，每个月他们都会来一次这里聚上一餐，往时儿童休息区的孩子们总是吵闹异常。
2022年是杜松龄在这个工厂做模具设备维修的第十年，他从来没有像今年的工作这般清闲过，去年这个时候，车间里一个晚上常常有多达近十个工人的模具需要他进行维修，车间里没有维修师傅在现场是断断不能。
与此同时，车间里的冲压工人现在也仅有十来人，去年这个时候，车间里大约100人。“有的人请假回家了，有的被别的部分调走了，人越来越少。”杜松龄说。
杜松龄加班的时间越来越少，对他和工人们来说，这并不全是好事，因为工作时长和收入直接挂钩。而对于中国绝大部分工厂来说，在经济不好的时期，并不存在裁员的困扰，因为工人会在收入逐渐减少直到低于最低预期的情况下主动离开。
2021年的春节，他度过了过去十年里最长的一个年假，休息了两个星期。他想起十年前刚进这家工厂的状况：每周有加不完的班，过年只能休息一两天。大约2015年之后，公司业务开始不比从前。至于现在，公司从来没有过这样低迷的状况。
当天刚好是周三，杜松龄目睹了厂里又一批工人去往工会办理离职。这家工厂规定，每个周三是工人办理离职相关手续的工作日。
“好多人都回家了。往年东莞每年夏天都会迎来很多暑假工，这些暑期工一般薪酬都是17到18块钱一小时，今天我看到才八、九块钱一个小时，即便这样，很多厂也不要人，不需要。”杜松龄说。
往年不管是东莞这座城市还是杜松龄的工厂，对暑假工的需求都很大，今年杜松龄并没有看到他的工厂招生暑假工。
“暑假工”是东莞人口中常会提到的一个词，塘厦镇的工人介绍，每年暑假，东莞会涌入大量来自各省包括广东省内的临时工人，这些工人中以尚未毕业的和刚刚毕业的学生为主。
一些同在塘厦镇工作的工人也谈及暑假工骤降的时薪，并对此颇感到震惊：在物价日益提高的时下，一个小时九块钱意味着，即便一天工作长达10个小时也仅能得到90块钱的报酬，而一个月即便按照30个工作日计，月薪也只能达到2700元。
过去几年中，伴随人工成本的日益提高，以及年轻人对于车间工作的抗拒心态，东莞的用工一直处于相对紧张的状况，尤其是对一些技能型工人的需求。但如今，用工似乎愈加陷入两难：在年轻人不愿进入工厂的同时，工厂的薪酬又一再压低。
不过，一个简单的常识是，既然市场如此定价，就意味着依然有人愿意为这九块钱付出一个小时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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