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德國永居證 中產媽媽回到深圳
在歐洲待了七年，36歲的風吟回到國內最想不通的一件事是，為什麼舞蹈、書法、畫畫等興趣班都在備戰考級、考證呢？
為了給一年級的女兒找舞蹈班，這位中產媽媽折騰得夠嗆。第一家機構，上沒幾節課，女兒在課上尿褲子，風吟不敢想那位年輕的老師到底多嚴厲，孩子都不敢報告上廁所。到了比賽，訓練更是加倍，不參賽不行——老師說是集體活動，其他家長聽說了還想塞進來，“你們這是不上進。”
第二家舞蹈班依舊嚴厲，壓腿、下腰，孩子疼哭了老師都不松手。風吟沒法接受，放棄剩下的四五節課時費，退了課。再說女兒學書法，她感慨，“套路太多了”。孩子試了課，回來就說要報名，風吟後來才發現，上課送樂高，孩子是看中了獎勵。
再續課時，風吟專門去聽介紹，她感興趣的是課程會怎麼融入傳統文化，沒想到負責人一上來就說：“你們知道書法在孩子高考卷面分占幾分麼？”
“有沒有可能以後機改（機器閱卷），這個分就沒有了？”風吟忍不住問。她忘了對方怎麼打岔過去。總之，這不是她想象中的書法課。
這位喜歡旅游、會自己開著10小時車帶著孩子去滑雪的媽媽反感應試教育，覺得會抹滅孩子的想象力和創造性，她欣賞自由的、放松的教育，希望孩子健康快樂地成長。
這種想法一定程度來自風吟個人的成長經驗。三年級時，父親去都江堰出差，專門給她請假一塊去旅游，“好像玩這件事情比在教室學習要重要。”風吟說，直到現在，她還記得都江堰那座大橋的壯觀。父親另一次出差，她讓帶本《三毛流浪記》回來，結果錯帶了《撒哈拉沙漠》，台灣(专题)作家三毛浪跡異鄉的故事深深吸引了她，“原來人生可以這麼漂泊。” 現在每次去農村，聞到雞鴨的臭味，她依舊感到親切。她的網名，“風吟”，取自日本(专题)作家村上春樹的作品《且聽風吟》，意味著傾聽自己的聲音。
風吟喜歡的教育方式，恰恰也是她生活多年的德國所奉行的。那裡興趣班也多，日常的、周末的、假期的，園藝、芭蕾、戲劇，沒有考級、考分，也沒有積分換禮物，女兒報名了十幾種。
和國內不一樣，這些課程都便宜得不可想象。在德國時，家對面的知名音樂學校，一年學費折算成人民幣(专题)只要一千多，最貴的芭蕾，一年也就兩三千，很多學校、政府開設的課程都不要錢。
原本，風吟有辦法拿到德國永久居住證，她也喜歡德國的高福利，但2019年，趕在女兒上一年級前，一家四口還是選擇回了國，這既是丈夫出於工作方面的意願，也是風吟的想法。
風吟說，一些事觸動了她。印象最深的，有次逛商店，她覺得一條裙子質量不好，沒想到女兒問，“是不是中國生產的？”“老師說中國制造的東西質量不太好。”風吟很生氣，但冷靜下來，覺得在國外，一些刻板印象難以避免，最好的辦法，還是讓孩子自己回來，“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活呼吸。”
從德國到深圳，物理距離也就半天航程，但適應起來，卻需要漫長的時間。
這三年，風吟把孩子的興趣班砍了又砍，費用高之外，更因為普遍的功利性。現在，書法沒學，舞蹈也放棄了，風吟言語中透露著可惜，“本來在德國跳的還挺好的，有時跳的還是C（主）位。”
比起大人，孩子有時更難適應。女兒草莓有個特點，上課安靜不下來，總愛動來動去。在德國，這不是什麼事，孩子本來就“各種不雅的姿勢”席地而坐。現在，它成了一個缺點，一個小煩惱。有老師向風吟反映過，“最大問題是太能動了”，同桌家長也婉轉表達過“聽說你們家孩子很活潑”，說自家孩子“之前跟誰坐的時候很好”。
風吟在一本雜志看到，這屬於運動型的孩子，需要“把能量發泄出來後才能讀書”，有美國學校甚至會專門准備帶單車的課桌，讓這樣的孩子邊踩邊上課。
不過既然有家長反映，她也讓女兒多加注意。她想著，女兒要實在沒法改變，之後萬一再被投訴，就申請單獨座位。“內心本質上，我覺得應該隨孩子的性格是最好的。”她說。
回國之後，最困擾這位中產媽媽的，還不是興趣班難挑，而是孩子找不到同伴。
深圳市中心福田區，一個晚上都能看到孩子踩著溜溜車滑過的活力街區，聚集了深圳最多的名校，培訓班更是“跟餐館一樣多”，風吟和丈夫把家安在了這。
每天放學，兩個孩子還跟在德國一樣到小區樓下玩，結果發現找不到小朋友玩。在德國，風吟到了周末，總是和其他媽媽在約去哪玩。一個最常見的周末是，幾家人開上車去草坪野餐。
但自從回了國，這樣的聚會顯得特別奢侈，一問，其他孩子都在忙著補課，家長要麼工作太忙，要麼得帶娃。女兒上了二年級，有次放學回家，突然問自己能不能上“學而思”，因為好朋友在那裡上課。
沒辦法，風吟索性自己帶著孩子玩。也不是純粹地玩，風吟形容是一種“自然教育”。回國前，風吟學了專門自然課程的課程，後來接觸多了，最欣賞北歐國家芬蘭，這裡以最自由、寬松的教育方式著稱。
你沒法用某個具體的學科來界定自然教育，它是綜合性、軟性的。比如風吟給孩子們講《西游記》說到“無根水”，即從天而降的水，就帶孩子們去公園灌木叢采集雨水，帶著他們去思考什麼是“無根水”，為什麼它在《西游記》裡可以做藥引？
在風吟家，你也能看到一些典型的北歐家庭畫面，家長對孩子有相當大的包容、尊重。前不久過年，有朋友來家裡作客，跟風吟在客廳聊天，看電視的女兒直接喊了出來，“你們能不能小聲點？”風吟就把朋友帶到了臥室繼續聊。
許多家長並不放心孩子到處跑，風吟不是，更小的兒子才上幼兒園，就被派去買早飯，穿過馬路，去了一百多米遠的早餐店。後來其他家長看到，還給風吟發消息，“你夠可以啊。”
當然，這也因為深圳提供的安全感。在德國，風吟經歷過土耳其難民大量湧入，經常看到自行車被偷、車窗被敲乃至銀行被搶劫的新聞，租房時，他們會避開難民聚集的地方。
● 風吟帶著孩子在戶外上課
回到教育，風吟顯然是特別花心思的那種媽媽。只不過不是傳統的做題、上課。為了讓孩子接受“底層數學訓練”，風吟會找到美國一個數學在線學習網站，用類似游戲和講故事的方法講數學原理，“孩子看得很開心。”她經常帶著孩子到訪一個家附近的獨立書店，風吟喜歡參加文化活動，也總是帶上兩個孩子，上周，他們聽的是一位自然與歷史研究者的講座。
一些德國學校的教育方式也被她繼承下來。在德國，閱讀是一門主課，女兒草莓在國際學校每天的作業只有一件事，就是帶一本書回來讀，課程設計細分到人物、故事、批判性思維等等。風吟好好研究了這種閱讀方法，一直到現在，依舊讓兩個孩子這樣閱讀。
對一些家庭來說，這種接近西方學者所說的“密集型家庭教育方式”或許有些奢侈，甚至可以說是中產階級的“特權”，因為它總意味著“勞動密集和經濟昂貴”。
風吟丈夫在深圳一家知名大企業工作，在家裡負責物質。“我負責精神。”風吟說，孩子出生後，她讓丈夫選做家務還是帶孩子，丈夫果斷選了前者。在教育上，丈夫的角色是提供建議，但做決定總是孩子和風吟。
“她那樣不是更卷麼？”其他家長的質疑輾轉來到風吟耳朵。身邊朋友也會調侃，她女兒成績好，才能到處玩。草莓上小學四年級，已經通過FCE測試，相當於達到了大學英語水平，但依舊在上英語授課的戲劇表演課。
風吟不太認可“卷”這種說法。她說，無論是去戶外接觸自然，還是參加文化活動，都是自己喜歡的，做這些並不帶有功利性。
不過她有時也會想，是不是被家庭束縛太多，在孩子身上投入太多。她總是想有完全的屬於自己的生活，之前，她自學了樂器尤克裡裡，最近又在學畫畫。前段時間，她看了《月亮與六便士》，這本小說以畫家高更為原型，主人公人到中年，突然棄家去一個荒島，最終畫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有一瞬間，風吟冒出了類似的念頭。
而且，到底什麼是卷？什麼是雞娃呢？風吟反問。就像她德國的一些朋友，“雞”的不是學習，但孩子滑雪、騎馬、打高爾夫，搞一堆體育活動，“你換我們看，是不是也雞娃，可能還覺得更燒錢是吧？”
坐在深圳福田區的一家獨立書店，她說話語速很快，但語氣是溫和的、放松的，你可以長時間注視她而不會感到緊張。
至少，像谷愛凌那樣的成長，風吟是認可的。谷愛凌的母親谷燕曾是滑雪教練，很早帶著孩子滑雪，谷愛凌愛上了滑雪，她又一路支持女兒攀登高峰，“盡管她媽媽犧牲了自己的一些時間，成就了她女兒。”
二月上旬，在深圳第一次見到風吟，我恰好見證了她兒子一年級的班級集體活動。沒有老師參加，風吟是活動最重要的組織者，她穿著一件彩虹色毛衣，小小的個子不停奔跑在雨中，帶著孩子做各種游戲。
一位穿著緊身襯衫的家長看起來很忙碌，一直在樹下打電話。掛完電話，他眼睛望著遠處參加活動的孩子，跟另一個父親聊起天，話題自然而然來到“教育”、“壓力”、“內卷”。
這位父親在基金公司工作，他說“現在看個簡歷自己都很自卑”，有清華、北大(专题)還有國外名校，競爭太激烈。女兒上幼兒園，他專門挑了“不學習的那種”，現在後悔了，希望轉而督促她學習，“內卷的意思是上大學不一定有用，但不上肯定沒用。”
這樣的聲音，風吟聽到過太多。她很理解這些家長，就像投資，很多人更願意買可以保本的投資產品。“這種心態其實跟教育一樣，大家肯定願意走一條保險的路”。但具體到自己，她覺得不是所有人都要投身其中。
事實上，不同國家流行著不同的教養方式，北歐和中國就大不一樣。美國兩位經濟學家在著作《愛、金錢、孩子：育兒經濟學》中提到，中美多“權威型”家長，而北歐國家多“放任型”家長。兩者都會積極回應孩子，區別在於，前者重在指引，放任型則會順應孩子每一個請求。通常來說，前者重視勤奮，後者則重視想象力和創造力。
這部著作認為，教養方式沒有優劣，“中國人和北歐人一樣愛孩子”，所有家長都在盡最大可能為孩子在社會上立足做好准備。不同的教養方式，其實根植於社會經濟環境。在北歐，經濟不平等程度非常低，而在中美，經濟不平等程度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能比其他人掙得更多時，他們完全有理由督促孩子成為優秀的學生。”
● 深圳中心公園，孩子們陸續抵達活動現場 周航 攝
聊這些的時候，集體活動散場，我們坐在深圳中心公園的一個閱覽室。風吟的兒子自個兒在公園裡踢球，女兒草莓則在外面自己看著閒書。至少此刻，在這個漂亮的、幹淨的公園，她沒有什麼擔憂。
打心底裡，風吟向往“放任型”，相信這才能讓孩子超越父母，就像戶外的野草可能比溫室裡長得更茁壯，但現實中她也做不到，更多在“權威型”和“放任型”間徘徊。
在深圳，中考比例是許多家長壓力的來源，風吟也跟女兒聊過，告訴她，如果想要昂貴的衣服、食物，那就得自己努力學習——“但如果她就想成為一個外賣員，那自己接受也行。”
風吟也不太滿意當下的職業教育。她的考慮是：之後孩子初中如果成績不好、又或孩子自己要求，她也會報合適的補習班；退一萬步，沒有考上普通高中，她可能會把孩子送入創新的高中教育機構，那裡的學生通常會出國。
她對孩子的寬容也有限制。特別是關於手機和平板電腦，風吟的態度就很明確，每周只能給予15分鍾的自由。保護視力是一種考慮，女兒已經近視200度，對網絡的侵入，風吟也很警惕，她提起俄羅斯有一款游戲會將孩子帶往自殺，覺得過早接觸成人社會，會帶來沒法控制的負面效應。
這也引起了女兒的反抗。“你不也是一直在看手機，為什麼要規定我？”女兒草莓提出要平等，試圖為自己爭得更多玩平板的自由。
母女倆展開了一場關於平等的爭論。那天費了風吟好多心神，她跟女兒說，自己看手機很多時候是在工作，“如果你可以跟我一樣通過手機來謀生，你也可以獨立做這件事。”“ 你不能總在一些事情上要求平等，在一些不好的事情上就不想要求，比如說我做飯了，我叫你洗碗你就不想洗。”……
這樣的爭論多了，風吟覺得孩子在辯論上有天賦，又在內心做了個決定，給女兒報個學習辯論的英語興趣班，將它發展為優點，正好女兒也要求報些英語課維持外語水平。
孩子對辯論沒概念，風吟就用自己的辦法讓他們感受。她報名了一個自然教育論壇的辯論賽，在深圳蓮花山公園，作為選手站上了辯論台。辯論賽上了電視，風吟說，孩子看到後覺得很驕傲，“原來這個就是辯論，很有趣。”
就這樣，母女倆就上辯論班順利達成了一致，以一種婉轉的、曲線的方式。“其實就是把自己喜歡的事情，順便帶著孩子去做。”跟很多時候一樣，說這話時候，她像一個成熟的辯論選手，邏輯沒有漏洞可言，似乎事情總是那麼自然。
其實風吟也會有困惑：勤奮真的那麼重要麼？畢竟生活裡她也見過許多不那麼努力卻抓住機會一舉成功的人。但她只能跟孩子們說，“如果你盡力了，沒做好也沒關系。”當孩子自己制定目標沒完成去玩，她也會不知道怎麼辦。
說到這些，這位語氣總是非常肯定的媽媽難得皺起眉頭，說自己也苦惱，“找不到（玩和學習）平衡的點”。但風吟也能接受這樣的焦慮，“因為我是人，我不是神對吧？”
（文中講述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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