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卡校園槍擊案後留學生的心理成

日期: 2023-09-06 | 來源: 知識分子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當地時間8月28日，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34歲的博士研究生齊太磊涉嫌在實驗室開槍打死其華裔導師嚴資傑。29日，齊太磊被控犯有一級謀殺罪和校內持有槍支罪，並首次出庭，法官將聽證會時間定於9月18日。

《時代聯盟報》引用嚴資傑的導師 Doug Chrisey 的敘述，Doug Chrisey 稱，在今年7月，嚴資傑向他提及自己的一位學生有精神健康問題，“他希望這位學生能夠盡快畢業，也向相關部門報告了這一情況。”

“研究生院的科學研究很艱苦，由於常面臨實驗失敗和論文被拒，學生們的壓力非常大，”Chrisey 總結。

數據顯示，21世紀以來，中國出國留學人數增長迅猛，從2000年的3.9萬到2019年的70.35萬。1978年至2019年，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656.06萬。

2013年，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 刊發了一項研究，研究者對耶魯大學130位中國留學生進行調查，發現45%的人報告有抑郁症狀，29%的人報告有焦慮症狀。然而，在受訪者中，27%的人從未聽說過學校的心理健康咨詢服務，只有4%的人用過這項服務，但後者也多為漫長的等待、有限的咨詢時間所困擾。

2022年，在Covid-19流行期間，一項面對中國留學生的研究顯示，由於社交隔離、線上教學等原因，64.9%的人群感到焦慮，其中22歲以下留學生的焦慮患病率（68%）高於22歲以上的群體（61%）。

北卡校園槍擊案本身目前還需更多的信息，但該事件延伸出來的另一主題值得關注：當代留學生的現實處境和精神心理狀態是怎樣的？他們需要怎樣的支持？

我們為此拜訪了廖元辛。他在北大畢業之後，赴美國馬裡蘭大學攻讀公共政策專業碩士。2015年畢業後，他走訪美國19個州，30多所高校，訪問了100多位中國留學生，並於2018年出版了《新留學青年》一書，講述了這一代留美學生的真實生活。

“留學生在海外，明顯脫離了親情磁力場，沒有父母的注視，遠離親戚，人際關系也無法與國內相比，”他試圖總結，“好像身處曠野之中。”

他引用了一位紐約心理咨詢師的敘述，“定義自我、尋找自我認同的過程，是每個年輕人都要經歷的。但對於留學生來說，連續的自我認知發展過程因為留學而突然被切斷，再到一個學業、生活、社交各方面都處於高壓狀態的環境中重塑，就會造成很多挑戰。”

以下是他的敘述：

身處曠野

留學生出國之後，首先面臨的是環境變化帶來的巨大沖擊。

比如“城與鄉”的巨大差異。在美國，很多學校建在鄉下，雖然叫“大學城”，但城鎮都是圍繞大學發展而來的。但國內，許多大學都集中在大城市裡，留學生離開國內熱鬧的城市生活，來到美國鄉下的大學城，就會面臨許多新的挑戰。

關於“鄉居”生活，不單單是指生活不便利 ——以我自己在馬裡蘭的日常為例，平時坐校車要經過15分鍾山路；唯一的商業區是散落在一塊停車場四周的幾家快餐店和服裝店，去任何便利店都要開車；周末沒有校車，出門理個發，一個上午就過去了。

更重要的是，包括我在內，很多留學生會感受到一種置身“世”外的疏離。在北京、上海、紐約、波士頓這樣的大都市，不管是奧運會、世博會還是時裝周、馬拉松，個體即使無法真切置身其中，也多多少少會有時代的參與感。但對我來說，“熱鬧是它們的，我什麼也沒有”，過去20多年的城市生活被隔斷重新塑造。

很多人也會感到強烈的孤獨感。比如我的一位學姐，在給我的信中，她提到最多的一個詞就是孤獨。她是在印第安納大學讀書，剛抵達布盧明頓時（學校所在的小鎮），每天哭著給母親打電話，連續哭了19天。

因為美國的人際界限相對明確，每個人更關注自己的家庭和生活。留學生背井離鄉，沒有國內溫暖的人情磁力場，遠離家庭、親戚和朋友，也缺少兜底的安全網。

總結自己的留學生活，我會用一個詞來概括，“曠野”。如果說孤獨是一種心境，“曠野”可能就是一種完全依靠自己的狀態。

美國社會更強調魯濱遜精神，社會對個體的期待是，無論工作還是學習，一切都要依靠自己。很多時候，沒有人給你兜底，你必須面對日常的細枝末節。所以很多留學生在海外至少學會兩件事：開車和做飯，即使沒學會開車，也要學會通過導航找到回家的路。

再比如搬家，我們在國內可能都已經習慣了在手機上輕松下單，就有師傅來打包搬運。但在美國，很多時候都需要自己去租搬家用的卡車，甚至要自己駕駛。這些事情，你搞不定，完不成，很難指望別人來幫你。

除了環境之外，留學生普遍面臨的另一個沖擊是，隨著社會對自己的評價標准發生變化，個體會感受到強烈的落差，從而影響心理和生活狀態。尤其對於新入學的留學生來說，這種情況更是普遍。

在國內，“好學生”的評價標准相對單一，那就是學習成績好。比如我的一位訪談對象，初中時參加奧林匹克物理競賽，成績很好，是學校裡的“名人”。高一移民到美國後，他發現當地關心奧林匹克物理競賽的人沒國內那麼多。相比之下，美國的高中生覺得最酷的是，男生打橄欖球，女生做啦啦隊。這種情況下，他的自我認知就會受到沖擊。

我的另一位訪談對象也是如此。這是我的一位師姐，我們住所很近，也經常聊天。她從北大畢業後到美國讀研究生，她在國內的成績和實習履歷都很好，外形也很好，所以一直覺得自己在評價體系中理所當然地應該占據很好的位置，得到更多人的喜歡。但到了美國之後，評價體系更加多元，原本在她看來“來自國內二三流院校的同學”反而在很多方面更受歡迎，為此她深感挫敗。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在美國，大家不在意你是否來自清華北大，而更注重你對學業和工作是否投入，是否尊重他人，是不是一個好的團隊合作者。

另外，國內外教育體系和人才培養模式的不同也會給留學生帶來挑戰。

比如說，在國內，普遍存在著讀完本科讀碩士，讀完碩士讀博士的思維方式。大家總覺得，碩士優於學士，博士優於碩士。

但在歐美各國，讀博士和讀碩士，是完全不同的發展路徑。博士是以培養學術研究者為目標，是進入學術界和高校教書的敲門磚。

而碩士則是進入一個新的領域的敲門磚。比如有人當了五年中學老師之後，如果想從商，就去商學院讀一個master。

因此，在碩士項目中的外國人，大都有工作經驗，他們目標明確，讀什麼，去哪裡讀，讀之後做什麼，都有自己的回答。中國留學生則與之相反。我在修一門名叫公共管理的課程時，任課老師之前在政府部門任職，我能聽懂她說的詞句，但無法想象其描述的工作場景——這對於普遍缺少工作經驗的中國留學生來說是常事。

這跟國內用人單位青睞學歷高的應聘者不無相關，學歷影響著錄取和起薪，甚至未來的升職調動。同樣一份工作，一個22歲的本科生，和一個24歲的研究生，很多國內用人單位會傾向後者。

因此，很多中國留學生和家長大都把學歷當做跳板，留學生茫然地出去，茫然地畢業。很多人還處於自我探索的過程中，並不清楚專業是否是自己喜歡的，怕犯錯，也更容易犯錯。

那些普通沉默的大多數

我想寫一本關於留學生的書，想法最早起自2012年“南加州大學槍擊事件”，兩名中國研究生在洛杉磯校區一英裡外，在二手車內被槍擊身亡。但媒體報道引入了“二手寶馬”等字眼，一時間，關於當事人“富二代”“官二代”的猜測鋪天蓋地。但事實是，他們二位都出身普通家庭，求學生活也很簡樸。

這種對留學生群體“標簽化”的討論引起了我的注意。後來，我讀梁鴻的《出梁莊記》，作者指出，隨著農民工群體被社會不斷符號化、標簽化，人們對農村、農民和傳統的想象越來越狹窄，對幸福、新生活和現代的理解力也越來越一元化。

盡管留學生和農民工之間存在千差萬別，但有一點是相同的，社會對他們的標簽化程度不斷加深。

在我寫作的那一年（2016-2017），有35萬名中國學生前往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學習。然而，在媒體的敘事中，他們中的大多數都面目模糊且沉默。當我搜索關於留學美國的信息時，看到的要麼是“哈佛女孩”的勵志故事，或者是開跑車住豪宅，亦或者是其他一些在美國升職加薪的成功學的案例。但大多數留學生是怎樣的生存狀態和心境？他們在學業、社交、生活和家庭等方面都面臨著哪些挑戰？這些都少有人關心。

我感覺，社會對留學的理解，好像還停留在三十年前的印象。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出現了“出國熱”。那時，中國留學生主要有這些特點：

大多數人的背景相對統一：公費，學科集中在理工科，拿獎學金攻讀博士。這些留學生中，60%~70%來自北京和上海的高校，這個其實並不難理解，在沒有互聯網的背景下，這兩個城市獲取海外信息，比如學校、學科專業、老師等信息，相對更容易一些。

當時出去的留學生普遍都沒有什麼錢，無論是去歐洲還是美國，很多人下飛機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學校報到，而是直奔中餐館刷盤子，以確保生活來源。

一些書和影視作品都曾反映過那個時代背景下留學生的處境，展示他們的心酸，比如大家印象比較深刻的《北京人在紐約》。

那時候，國內和海外的經濟差距比較大，許多人想在畢業後獲得工作簽，比現在容易許多。數據顯示，2000年之前，每年赴美的人不超過兩三萬，但當時美國每年工作簽的配額大概有十幾萬，競爭遠沒有現在那麼激烈。

相比三十年前，當下留學生群體的背景和構成都出現明顯的變化。首先是人數成倍增長，這也意味著競爭壓力增大。尤其是讓一些中國留學生談之色變的H-1B簽注，每年數以十萬計的中國留學生和印度、拉美學生參與抽簽，抽中之後，可以在美國合法工作三年（此後如有需要，可以申請再延長，再次到期則不能延長，只能選擇其他類型簽證或綠卡）。

這些年，國內經濟飛快發展，家庭環境都有了明顯變化，大家都有一定的資金，留學生剛下飛機就去刷盤子的情況也不再是普遍現象。同時，留學專業選擇也多了起來。過去為了獎學金，很多人選擇理工科，但現在，讀藝術、讀電影，各行各業都有。

低齡留學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在我成書的時候（2016-2017），中國赴美留學生中，低齡留學生、本科、碩士及以上的比例已經達到了1:2:2。

另外，與三十年前相比，還有一個關鍵變量——獨生子女，這一點無論對留學家庭還是留學生本人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在獨生子女政策之前，一個家庭有好幾個孩子的情況下，家庭中對單個孩子的期待不會那麼高，投入也不大，當他們做出未來的人生規劃時，家庭也不會有多大的幹預 —— 如果一個孩子留在國外，父母年齡大了，還有其他兄弟姐妹照顧。

但獨生子女政策實施之後，這一代留學生在成長過程中壟斷了家庭所有的教育資源。他們的父母，其中一些人可能受益於恢復高考之後高等教育的發展，也願意傾盡全部給孩子提供好的學習機會。在這一過程中，許多父母逐漸成為留學生專業、學校選擇的主導者。

我見過許多留學生家長，他們對留學的認知、和孩子的溝通方式都會對孩子產生影響。一些家長基於自己的經歷、知識結構和視野，可能對海外生活非常了解，對於很多事情有自己的判斷，這對他們和孩子的流暢交流奠定了基調。

相比之下，一些家長缺少對海外的了解，在微信群裡人雲亦雲。也有一些家長認為，把孩子送出國就算任務完成，對於孩子後續生活缺少關注的動力。當孩子留學遇到困難時，家長可能會無意識地弱化困難，這會導致孩子傾向於報喜不報憂。因為在孩子看來，如果父母不了解自己所面臨的處境，報憂只會加劇他們的焦慮，不但無益於問題的解決，還會讓自己承擔額外的壓力。

一些留學生願意和我聊，讓我把他們的經歷記錄下來，也是希望以我作為“第三方”出口，讓父母更多了解自己在國外留學的處境。

對於獨生子女來說，父母也在他們未來的人生規劃中占據特殊地位。我看過一份十年前的研究，提到對於在美的中國留學生（主要是獨生子女）而言，影響其未來是否留在美國的幾個因素中，父母是排首位的。那幾年，關於中國空氣質量和PM2.5的討論鋪天蓋地，但研究顯示，就留學生的選擇來說，環境反而是最不重要的影響因素。

我的一位訪談對象就提及過自己回國的原因，“我一出國，家裡就剩爸媽兩個，我沒有辦法照顧他們”。他的媽媽年輕時有心臓病，一次輸液差點休克，那時他還在國外讀研，因此一畢業，他就立刻回國找工作了。

抑郁的留學生們，只是講出來都很困難

觸發留學生抑郁的因素很多，前面就有提及來自環境、社交和學業帶來的挑戰。

我想重點提兩個群體。一個是低齡的留學生，他們本身處於探索自我，塑造世界觀、人生觀的階段，如果環境出現劇烈變動，對他們的影響會很大。

另外則是博士群體，因為從PhD的申請開始，一路都充滿了不確定性。學校的錄取委員會雖然會把GRE和托福的分數、推薦信和科研成果的含金量作為重要的參考指標，但最終錄取的結果不像單純的考試成績那樣，掌握在申請人手裡。這是在申請讀博時會遇到的問題。

而在正式開始讀博後，挑戰依然很多。比如我的一位訪談對象，他曾是大家認為的那種“適合做學術的人”，頭腦聰明，能夠沉潛做學問，定力十足。但與許多苦行僧的學霸不同，他也享受生活，是班裡籃球隊的主力大前鋒。

然而，他在美國讀經濟學PhD的時候，嚴進嚴出的標准也讓他感受到巨大的壓力。他告訴我，第一年還只是“知識的純消費者”，看教材、做題、考試。第一學期結束後，會有一次資格考試，通過後才能繼續讀PhD，項目中十七八個人，四五個沒有通過這一考試，只能退出。

其他學校的淘汰規則更為嚴厲，實行按比例淘汰。

讓他感到更吃力的是第二年，他從“知識的消費者”轉變為“知識的生產者”，要嘗試自己建立模型，去解釋現象。

在我完成書稿的幾年後，我們在北京相遇，他在第三年選擇退出，重新讀法學博士。相比自己建立模型，可能理解、闡釋法條對他來說，更容易一些。

在一些理工科專業中，如果是跟工業界聯系更緊密的學科，退出之後就業相對容易；但對於一些基礎學科的學生來說，出口相對更窄，路徑單一，可以說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在這樣的處境中，不少人逐漸出現抑郁情緒，但很多人都不自知，仍在苦熬。

我曾有過類似的體驗。2015年，因為工作的迷茫、是否回國的焦慮，以及感情受挫，我曾陷入半年的抑郁情緒。天亮才能入睡，午後起床，醒著的時候要麼打游戲，要麼等待天黑，繼續入睡。

朋友找我打球或外出游玩，我也躲著他們。甚至連吃飯、洗澡都變得極為困難。當年8月，我回國見到父親，他說，“你該多運動”，但事實上，這並不由我主觀意志主導，面對我的狀態，他變得焦慮，則更讓我寢食難安。

我在做訪談時，發現許多留學生都有類似的處境，但大家彼此從不或很少交流，總覺得自己是“異類”，是旁人無法理解的。當聽我說，“我也經歷過”“我采訪的留學生中，抑郁情況相當普遍”時，他們的眼睛突然亮了。我那時候逐漸認識到，講述抑郁是如此艱難的一件事，我們也缺少窗口，看到他人也如自己一般困頓其中。

事實上，美國本土學生的抑郁率其實也很高。在2021年-2022年裡，研究者對美國 133 所高校中 96000 名美國學生進行調查，其中44%的學生報告有抑郁症狀，37%的學生報告有焦慮，15%的學生在過去一年考慮過自殺——這是過去15年來調查歷史上最高的比例。

中國留學生面臨的處境、觸發抑郁的因素和當地人有很大的差異，很多時候很難有參考價值。如果一些高校沒有面向留學生的心理支持體系，語言障礙、文化差異可能確實會讓人在尋求幫助時卻步。

我向一位訪談對象詢問，“如果有機會，會向未來計劃留學的學弟學妹建議什麼？”她告訴我，學校的心理咨詢依然是最佳的求助選擇，有的學校配有講中文的咨詢師。

“效果未必立竿見影，但他們至少可以幫你找到解決問題的出路。以後如果再出現類似的情緒，你就會不慌了。就像感冒，第一次感冒治好了，以後再發燒咳嗽，你就知道要怎麼面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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