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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3-12-16 | 來源: 騰訊新聞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曉非見過,他是某985高校教育學專業碩士,曾到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昭覺縣一所小學支教過一年。在這裡,老師會全天候監管學生一舉一動,一手抓學習,一手還要應付非教學任務。
他也不例外,要在三個角色之間不斷切換——語文老師、包班老師、校長辦公室副主任,日常工作除了教學,還要策劃活動比賽、收集學生資料、組織家長開展主題教育等等。
在社會的想象裡,中小學教師總是跟“鐵飯碗”“工作穩定”“寒暑假帶薪”“社會地位高”等詞聯系起來。而曉非卻看到了活在社會想象之外的中小學老師的真實狀態。
曾經擔任過高中老師的陳晨自嘲自己成了“仆人”“表姐”,接不完的家長電話,填不完的表格,以及幹不完的活。劉艷也是一名高中老師,在辦公室裡,班主任的口頭禪是“抽空備個課”。“備課上課好像反倒成其次的了。”劉艷說,教師行業還有一句戲言,“也就除了火葬場不給咱們安排活了”。
當班主任比居委會更能觸達家庭、點對點聯系家長和孩子,很多非教學性任務借機紛紛進校園,社會把增強民眾教育和提高防范意識的部分壓力轉移到學校,學校再層層壓到老師身上,老師成了各類形式主義的“迎接檢查專業戶”。
前有湖南湘西教師李田田撰文批判形式主義檢查,後有鄭州一小學教師呂某留下遺書隨後墜樓自殺,讓老師回歸教書育人的呼聲越來越高。
研究教育學的曉非不禁發問:我們究竟應該如何才能將老師“解放”出來?非教學類工作該由誰來做,如何合理配置人力資源?這些工作到底有沒有價值,是不是必要的?教育的本質是什麼?
“我們有個稱號叫‘表姐’”
“小學老師的實際工作內容和社會想象之間偏差太大了。”陳晨目前在西安一所公立小學擔任一年級班主任和語文老師。她坦言,老師快成仆人了,大家有一個外號,叫“表姐”。
這句玩笑話的背後是他們日常的工作狀態——填不完的表格,包括班級工作日志、班級安全日志、家校溝通表、家訪表、教學計劃表、教學任務表,大單元教學表,特色作業表等等。單單是特色作業就包括特色教案、設計、目標、依據、內容、效果等等。
她解釋,安全日志是用來保護老師的,萬一學生出了什麼安全問題,教師往往是第一個被舉報的,如果有存檔、留底、證據,老師就可以拿出來保護自己。
在小學階段,如果出現傳染性的疾病,班上學生請假到一定程度會停課,她需要記錄誰生病請假了,生的是什麼病,體溫多少度,家在哪裡,在哪個醫院就診,幾點就診,就診結果,醫生建議等等,工作繁瑣。作為一個老師,備課上課才是本職工作,但她每天的備課時間被擠壓到只有“一小會”。
彩雲在小學任教了29年,曾擔任14年班主任。在她看來,學校大概是從二零一幾年以後開始變得很忙,老師工作之余還要完成很多非教學任務。尤其是疫情期間,孩子不能到校上課,老師們除了准備課件、線上授課,還要穿上防護服參加社區防疫檢測工作。
在日常工作中,她負責學校的話劇社團,有其他學校來參觀學習或者縣裡舉辦文化節,她就要帶著孩子匯報表演。此外,她每天還要登錄某學習類APP,打卡做摘錄筆記,分數不能低於30分。她下載了多個APP,參與各項調查,比如政府創建文明城市調查、教育安全平台等,不斷催促家長和孩子完成網絡學習。
學校為了創建示范學校,經常要做統計,為了迎合領導的檢查,老師需要准備很多資料,缺少的記錄還要補回來。例如她教音樂課,還兼著上其他課,都必須要有教研活動的記錄,以備教學檢查,以此證明學校的教育沒有缺位。
年輕老師則更辛苦,不但要運營宣傳學校的公眾號,還要參加各種教學比賽,例如優質課比賽、文藝匯演、課堂樂器比賽等。老教師基本上能推就推,年輕教師只好上場。很多年輕老師拉不下臉來拒絕,也不敢說不,從早上忙到下午,甚至忙到深夜,要是在學校做不完,只能帶回家做,疲憊不堪。
彩雲任教的學校。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班主任負責學生在學校的一切”
劉艷大學畢業後進入縣級一所寄宿制高中教書,今年是她工作的第五年。“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學生在學校的一切都是班主任負責。”
普通老師除了要上課、跟進早晚自習,還要備教案課件,參加教學研討,要坐班、簽到、監考改卷、出課時練習題、培優補差等等。而班主任還遠不止這些工作,教書育人以外,還要完成領導和一些部門安排的活。很多任務和教學並無直接關系,但學校會用檢查倒逼老師執行。
通常來說,對於沒什麼經驗的新老師,學校會分給他一個普通的班,這意味著學生的學習習慣和成績都一般,需要老師投入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沒有經驗的新老師,遇上調皮難管的學生,以及時不時安排任務的領導,經常會覺得很無助。
辦公室裡,一些班主任老師的口頭禪是“抽空備個課”。“備課上課好像反倒成其次的了。”劉艷說,教學如同學習,每個人用的方法不一樣。學校似乎要用更多量化的標准來規訓每個教師,這樣做只是方便了領導檢查,對於教學成績的提高作用並不明顯。
她覺得,現在教育行業是家長累、學生累、老師也累,但好像收效甚微。這也是某種程度上的內卷,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想要獲得資源就必須內卷。在這個程序裡,教師好像是一種內卷的燃料,很少有人在乎教師的處境。
陳晨剛畢業沒多久,在當小學老師之前,她曾去了鄉鎮的一所私立高中任教,帶高二的班級。待了三個月後,因為工作壓力太大,她辭職了。她自嘲,感覺自己是在拿命去換那一點點“窩囊費”。
她每天的工作和生活像卷進了不能停歇的系統裡——帶兩個班,工作日早上5點半起床,六點跑操,上午一般有4-6節課加早讀,兩次大課間跑操,下午一般有1-2節課,晚上十點半下晚自習。學校實行班主任陪餐、陪寢制。早餐、午餐和晚餐時間,學生在吃飯的時候,班主任不可以就餐,要站在飯堂監督學生。另外,午休和晚上,她還要到學生宿舍巡邏查寢,等學生全部睡著之後,才有自己的休息時間。每晚等她忙完回到宿舍,已經是深夜11點半,甚至接近零點。
有時候,宿管會突然在深夜給她打電話說哪個學生不見了。有的學生可能會偷偷跑出去談戀愛、翻牆上網。她只能立馬穿戴整齊出去,到處找學生。家長可能還會在深夜12點甚至半夜兩點給她打電話,甚至領導可能半夜召集老師緊急開會。
在那三個月裡,她見到了各類事情發生,有學生割腕,有學生被診斷出躁狂抑郁症,還有學生同性戀。讓她更崩潰的是,有的學生明明做錯事了,但家長無理取鬧甚至放狠話恐嚇她。她比較早上學,21歲就畢業參加工作了,面對這些棘手的事情,幾乎天天崩潰大哭。
“教師的崇高感是我‘下不來的高台’”
教師似乎不好意思公開談錢。
彩雲所就職的小學在浙江省紹興,她解釋,老師的工資是按級別的,一般資歷越老、工資越高。除了基本工資,老師每個月有績效考核獎,以1000元作為基礎打底,代課費是一節課10元,帶班主任一天是20元,另外按教齡每年補貼10元。
彩雲有29年的教齡,考核獎可以拿到1290元,再加上到手的基本工資2900元,一個月拿到手的錢也只有4190元。
而那些年輕老師工資更低,很多還要靠父母補貼。她的辦公室裡有一位年輕老師拿到手的基本工資,扣去五險一金和所得稅,本來只有一千多元,去年剛漲到兩千多元。年輕老師通常拿著最少的錢幹著最重的活。
“一線老師很多時候是弱勢群體,出了什麼事,領導和家長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找老師。”彩雲說,對於普通老師來說,很多時候能做什麼、可以做什麼,取決於領導能否為老師擔責,家長能否理解老師。
在河南新鄉任教了5年的年輕老師劉艷,也覺得付出和收獲嚴重不對等。她每月基本工資2100元左右,課時費1000元左右,算下來大概三千元,這個收入即便在小縣城也算低的,老師成了“錢少、事多、壓力大”的低收入群體。
對劉艷來說,教師這份職業的崇高感是“下不來的高台”。她感覺周圍的人對老師的學識、道德、人品有一種不切實際的高要求,讓她壓力很大。以前的教師工作自由度更大,現在的教師謹小慎微,就算幹得再努力辛苦,一個舉報就可以抹殺了所有努力。“教師好像不被允許抱怨,是一個失去了表達權利的群體。”
鄭州“00後”女教師呂某因為壓力過大墜樓自殺後,有的學校給老師安排了心理講座,還要求老師寫心理報告,做心理評估測試等等。陳晨覺得,這樣反而增加了大家的工作量和心理負擔。
陳晨所在的小學直接給每位老師發了一張購物卡。她覺得這是安撫老師最有效的手段,“噓寒問暖不如直接打款”。雖然購物卡金額不多,但她確實感受到了溫暖。
她也學會給自己一些私人的空間,例如跟家長“立規矩”:晚上七點以後盡量不要給她打電話,不太急的事可以先微信留言,等到第二天工作時間再回復,如果遇到非常緊急的事就直接打電話給她,她隨時接聽。
有時候走在路上,有人向她打個招呼,問問最近怎麼樣,工作還順利嗎,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即使只是一句客套話,也會讓陳晨感覺到有人在關心她。
教育沒有標准化模板
這些非教學工作到底是不是有價值和必要的?教育的本質是什麼?
曉非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作為某985高校教育學專業碩士,他曾作為支教團一員參加了國家的西部計劃,到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昭覺縣一所小學支教了一年,以研究者的視角深入思考中小學教育中存在的問題。
曉非支教的小學。
在學校裡,他有三個角色身份:語文老師、包班老師和校長辦公室副主任。為什麼很多事情要跟老師直接關聯起來?在他看來,老師是最容易實現點到點觸達家長、聯系群眾的橋梁。甚至居委會對業主的幹涉都是有限的,解決問題的能力還遠比不上學校裡的老師。老師也因此被迫承接了很多本不屬職務范圍內的工作。
為了了解每位學生的信息,班主任要經常聯系家長,填寫表格和資料。有些材料確實可以提高集體管理的效率,但也擠占了教師的時間精力。他認同有些教學外工作是需要做的,但他不認同讓班主任承擔全部。
校長和曉非想到了一個解決辦法,就是增加一位副班主任,從學校裡的閒職崗位中選。例如跟曉非搭檔的副班主任是學校的合同工,平時擔任圖書管理員,他是涼山的彝族本地人,對學生的家庭情況和住址反而更了解。
曉非班上有學生住在懸崖村裡。
曉非覺得,既然有的老師承擔的工作壓力過大,學校為何不多招人?現在求職難,即便是合同工,也有不少人想在中小學謀求一份穩定的工作,不存在招人難的問題。學校也有很多閒職崗位,可以充分調動起來。
曉非也注意到網絡上熱議的教育疲態現象——老師疲於應付各種檢查,家長疲於配合學校各種要求,學生疲於完成各種課業,壓力大睡眠不足。
在曉非看來,教育疲態背後,一方面是學校擔心學生出事故,減少安全事故,降低學校管理的壓力;另一方面是,學校以成績和升學為導向,把學生對知識的接受和掌握作為教育的目的,學生考出好成績,學校的名聲才會更響,就越能吸引到更多好的生源,形成循環。
“你能想象晚自習要上到9點的小學嗎?”曉非發問。在他支教的小學裡,老師會全天候管著學生的一舉一動。以語文課為例,如果老師覺得當天的語文課講得不夠,就會在晚自習繼續上課,講完後老師會采用題海戰術,比較卷的班級一到期末能做掉30套卷子。不過,學生課余活動沒有那麼豐富,每天只有兩件事:學習和運動,生活狀態比較簡單,開心得也很純粹。
大家為什麼要死記硬背?因為效果好,成績提高比較明顯。即便還只是小學,學生的壓力也很大。縣城裡好的學校只有那麼幾所,如果沒有在小升初考到好的中學,一環緊扣一環,以後考上好的大學概率就更小了。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學校無奈只能實行應試教育,導向比較功利。
但曉非覺得,學校除了培養孩子的認知能力,還應該培養他們的社會與情感能力,例如創造力、合作力、利他主義等等。社會與情感能力影響人的性格,作用於人的一生。“現在很多學校往往忽視了這一點,轉而只重視認知能力的培養,其實在終身學習的觀念裡,這是舍本逐末、本末倒置的做法。”
在他看來,如果教育變成了一個放之四海而皆可用的標准化模板,學校只按安排照做,沒有充分理解教育的內涵的話,教育可能會變得片面化、淺表化,不利於培養真正的“人”,“完整的人”。
曉非讓學生在黑板寫下他們想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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