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到柏林,我打開了另一種生活

日期: 2024-11-27 | 來源: 天使望故鄉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北京 | 字體: 小中大
2019年8月12日清晨，從北京出發的飛機降落在柏林的泰格爾機場。我左手推著行李箱，右手推著嬰兒車，裡面躺著2歲多的兒子；7歲的女兒挽著我的手臂，拉著兒童行李箱。想著只是訪學一年，行李箱裡只有每個季度的3套衣服。

下飛機後，第一時間就要帶孩子們上廁所。出來後，排隊過海關的乘客已經排成了長隊。兒子又困又渴，迷蒙著眼睛哭，不管我橫著抱，還是豎著抱，都不安靜。那個時刻，好像所有人都把視線投向我。其實，過海關之前，所有人都緊張得只顧得上自己。我一邊安慰哭泣的兒子，一邊擔心過海關不順利，焦灼不安地向前挪動，虛汗浸透了衣服。等到三個護照都蓋了大印，才長舒一口氣。

在計劃裡，這只是短期訪學，並非移民“潤出去”。無論投資移民還是讀書移民，都需要太多錢，而且牽扯到復雜的家庭安排，是我不敢想象的。所以，以為這次也像以往那樣，學習期滿就回國。無論去哪裡，我都帶著孩子，像朋友們說的那樣，是袋鼠媽媽。似乎一旦受孕，母性的憂慮就植入我的血液和神經。我舍不得，也不放心離開孩子。

2014年，我獲得哈佛大學的尼曼新聞獎學金，為期一年，2歲半的女兒同行。

2018年，獲得日本國際交流中心的獎學金後，我也帶著1歲半的兒子和6歲的女兒到京都大學訪學四個月，研究主題是“親密關系裡的日本妻子”。日本的項目負責人問，就四個月而已，能否不帶孩子，既能簡化出國手續，也能專心研究? 我說，如果不能帶孩子，我就不去了。那一年我39歲，陷於中年來臨前的慌張，覺得人生似乎就要開始倒計時。這樣的想法帶來莫名的緊迫感，不是關於人生是否成功，而是日益緊迫地追問自己，目前的人生，真的是我想要的那個樣子嗎？

關於那次訪學我寫了一系列文章。2018年9月25日發表的那篇，開頭是這樣的：“我在‘正午故事’做記者，同時也是兩個孩子的媽媽。生活像列車，沿著約定俗成的軌道奔跑。前方應該是目標，可是我心存疑問。某一天，我決定中途跳下來，向另一個方向跑去，思考人生另外的可能性。我不習慣遠慮，只能想到第一步，就是離開現在。”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曾經對日本女性心存刻板印象，即“溫柔順從的妻子”。我明白刻板印象的誤區，於是很想了解她們真實的生活。特別是在親密關系裡，她們自己的位置在哪裡？在角色的面具下，她們的靈魂如何自我言說？

在安靜又自律的日本社會很難找到願意討論私人生活的采訪對象，只有幾位女性打開了心門的一條縫。借著一絲亮光，我看到了她們生活的幽謐和復雜。一位全職妻子說，她很痛苦，不是丈夫不愛她了，而是她不再愛丈夫了。她和丈夫是高中同學，青梅竹馬的一對兒。丈夫早出晚歸地工作，她辭職在家照顧兒女。為了方便育兒，夫妻分床睡，見面交流的時間越來越少，她覺得丈夫像陌生人一樣了。倫理上，她應該愛丈夫，一個兢兢業業養家的男人。可是，她再也愛不起來，又難以說出口。她覺得被困在妻子的角色裡了。

另一位80多歲的日本女性，她和妹妹都患了阿爾茲海默症，退休後一起住進了養老院。我問她，“你在這裡過得開心嗎？” 她回答，“與其說開心，不如說我別無選擇”。她的回答讓我至今難忘，並且在心裡反復問自己，“在別無選擇之前，我要怎麼活？為人妻為人母，我的自己在哪裡？”

9歲的時候，媽媽就開始訓練我做飯洗衣服。我還太小，需要踩著小板凳才夠得到灶台，揮動得起鍋鏟。在媽媽的思想裡，女人會做家務，賢惠勤勞，就是好女人。好女人就能當個好妻子，好妻子就必然有個好丈夫，好妻子和好丈夫就等於好的人生。我成了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那副牌順利地打了下去，我的父母很寬慰。我和丈夫都是中國社會平穩發展時期的獲益者，受過良好的教育，安居樂業，有兒有女，我順應著社會時鍾履行著世俗的角色。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生活像一輛綠皮火車，到站就停，到點就走，路線是固定的，終點是確定的，我卻覺得缺氧，是混沌，是麻木。常常渴望著大風吹來，把橡樹葉吹得“嘩啦啦”地響，就像舒婷的詩裡所寫的那樣，有風中的“互相致意”。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等著風來。有時候會胡思亂想：既然我自己無力改變，會不會有輛車沖過來，讓一場意外成為改變人生的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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