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斷資風波",美國"文化戰爭"的縮影

日期: 2025-06-08 | 來源: 世界知識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哈佛 | 字體: 小中大
4月11日，特朗普(专题)政府官員致信哈佛大學，提出根除校園反猶主義，叫停“多元、平等與包容”（DEI）項目，招收更多保守派教師等多項政治性整改要求，並以削減該校聯邦資金相威脅。出於對高校自治傳統以及學術自由信念的扞衛，哈佛大學嚴正拒絕。特朗普政府隨即宣布將凍結對該校總額22億美元的多年期撥款，以及6000萬美元的多年期合同款項，還揚言將取消該校招收國際學生的資質，剝奪其免稅地位。哈佛校方稱此舉嚴重違憲，決定與特朗普政府對簿公堂。那麼，“哈佛斷資風波”產生的根源是什麼？又折射出怎樣的問題？

一場遲到的“文化倒查”

特朗普政府對哈佛大學斷資的最初誘因可追溯至2023年10月新一輪巴以沖突的爆發。巴以沖突爆發後，哈佛學生組織聯名發布公開信，稱以色列(专题)應為本輪巴以沖突“負全責”。該公開信迅速引發全美激烈爭議與政治博弈。公開信立場被指過於傾向巴方，學生組織成員隨即被貼上“反猶”標簽。事發後，校方試圖保持中立立場，既不聲援公開信內容，又出於“言論自由必須被保護”的信念，拒絕懲罰涉事學生，重申反對仇恨暴力，強調保護多元聲音。在美國高度政治極化的大背景下，校方持中間立場不但未能平息爭議，反而使哈佛大學陷入被左右兩派同時詬病的窘境。哈佛大學校長蓋伊迫於巨大的輿論和政治壓力，於2024年初辭職。特朗普贏得大選後，美國左右兩派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議繼續發酵，保守派將高校描繪為“失控的左翼堡壘”。在保守派眼中，哈佛大學已從“學潮事件”參與方演變為象征性的“敵方陣地”，是美國“文化戰爭”中需要“收復”的領地。

事實上，“哈佛斷資風波”並非孤案，哥倫比亞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康奈爾大學等多所美國高校也因處理校園抗議、反猶主義和多元化項目未能滿足政府要求，遭遇聯邦資助凍結或削減。這場聯邦政府主導下的高校審查和資助削減事件被廣泛視為美國“文化戰爭”的一部分，不僅標志著美國高等教育界與特朗普政府之間的持續斗爭日益白熱化，還蘊含著遠超司法追責的政治象征意義。其既將“誰擁有塑造高校價值觀與言論邊界的權力——是學術共同體，還是政治權力？”“一個社會能否允許大學作為相對中立和多元的思想空間繼續存在”等“時代拷問”公開呈現在美國精英和民眾面前，又通過“整肅”被認為站在保守主義價值觀對立面的大學，而使其成為保守派與自由派角力的又一關鍵戰場。此次斷資風波或將成為美國“文化戰爭制度化”的重要分水嶺。

學術自由還是政治服從？

究其本質，“哈佛斷資風波”不只是財政問題，而是聯邦權力通過資源配置幹預文化話語的極端表現。“文化倒查”則將高校變成“政治審判場”，使學術自由與機構中立性面臨實質性挑戰。然而，學術自由與政治服從之爭並非首次出現在美國公眾視野，類似的政治幹預教育、以撥款或審查施壓高校的現象曾在美國社會陷入迷茫和意識形態對立的歷史時期反復上演。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20世紀50年代，一些大學教授曾因被指“與左翼有染”而遭到解職或拒聘，大學則被要求配合聯邦政府調查“思想不純分子”開展自我審查。20世紀六七十年代，當大學成為民權、反越戰運動的中心，政府就通過撥款限制來“懲罰激進高校”，校方不得不因此配合警方驅散抗議學生，甚至造成肯特州立大學槍擊案等流血沖突。20世紀80年代，右翼保守政治興起，其對“激進知識分子”與“左翼學術”持敵視態度，裡根政府多次將聯邦資助與“課程意識形態是否平衡”掛鉤。步入21世紀，9.11事件的爆發又將穆斯林學者推向爭議旋渦，政府及社會輿論對“批判美國外交”“同情阿拉伯世界”的學術立場產生敵意，一些教授因批評以色列被撤職或拒聘。可以說，從麥卡錫時代至今，美國高校始終面臨一個反復上演的問題：當社會陷入意識形態對立時，大學是要堅守自由，還是服從政權？

美國高校之所以長期在“學術自由與政治服從”之間搖擺，背後有著深層的制度結構、文化傳統和政治環境誘因。首先，大多數公立高校嚴重依賴聯邦或州政府的財政撥款。即便像哈佛大學這樣的私立名校，雖然財政相對獨立，但也同樣依賴聯邦科研資金和稅收優惠政策。這給政府利用財政杠杆向高校施壓，甚至懲罰不合意立場創造了條件。其次，高校普遍擁抱多元、包容、全球主義、反種族歧視等進步價值觀，這在保守派眼中不啻為“左翼思想洗腦工廠”，故而其常以“反偏見”“反歧視”“維護中立”為由對高校進行文化清算。特別是在美國社會趨向異質價值“零容忍”的今天，保守主義陣營與自由主義陣營在種族、性別、外交等議題上的分歧更加劇烈，高校表達任何立場都可能觸怒某一方，被指“站隊”。再次，隨著特朗普等保守派領袖將對抗“覺醒文化”視為政治號召和競選籌碼，為了守住選民基本盤和回應競選承諾，崇尚自由主義文化的高校自然而然成為其排斥、打壓的對象。在美國“文化戰爭”中，高校既是靶子也是載體，如果堅守學術自由，可能遭受政治報復、財政懲罰、公眾指責；如果選擇政治服從，則可能意味著學術獨立、社會公信力與學生信任的徹底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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