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四加四這個梗,什麼都不會留下

日期: 2025-05-06 | 來源: 西坡原創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中大
看到“四加四”已經變成一個可玩可笑的梗，早晨起來，寫這麼一篇。我並沒有感到意外，這其實正是我一開始就沒怎麼參與的原因。

我實在不願意做這樣的“大聰明”，就像有人在孩子剛出生的時候，預言說他早晚都會死的。

假如有人把這個重要的道理在別處講過，那麼我寧願緘默不語，但我沒有看見：

憤怒是一個社會的稀缺資源，像金子一樣寶貴。而且若不加以善待，怒氣可能會化為毒氣，籠罩在大地上，久久不散。

這些年來，我已經見過太多次憤怒被堵塞、被濫用的情況。眼下，甚至出現了非常成熟的憤怒收割鏈條，一座座風車架設在憤怒常經過的路口，整個社會的元氣轉化為私家的流量與利益。而我眼睜睜看著，束手無策。

像我一樣經歷過思索過一些事情的朋友，很容易明白我在說什麼。但此間事不足為外人道也，對於那些沒經歷沒思索過的人，我又能說什麼呢？我有什麼權利阻止別人的憤怒呢？

“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我怎能攔得住風，我又怎能攔得住草木和水？

那些事情出來，心中有常識與常理的人，豈有不憤怒之理？但是這些憤怒最終會轉化成什麼，並不難得知。

原理是這樣的：除非以恰當的方式，提出恰當的問題，否則一切聲音都會歸於喧囂，一切喧囂都會寂寞。這就是議程的重要性。

此時此刻，我看不見有效議程被提出的可能性。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嚴重去結構化的輿論場。氣旋起而又落，落而又起，但它永難促成有形的事業，因為它都難以維持自身的穩定存續。

幾年前當我一開始意識到這個現象，以及它的根深蒂固之時，我恰好讀到阮籍的《詠懷詩》：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

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

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

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我聽到的是天地閉合之後，一個獨自思索著的人的哀鳴，他還無法忘記過去的記憶，卻更加看不到前方的道路。只有彈琴，看月，吹風，聽鳥，徘徊，憂思。

我還寫過另外一篇“大聰明”話，我說現在“到處是低水平大亂斗”，這種牢騷是不值一錢的，但我做了一點界定，是可供參考的：

“大亂斗和公共討論的區別在於，有沒有框架意識，能不能分層地處理現實。厘清這一點，對於我們挺過垃圾時間至關重要。”

“這些人都在努力運用他們的知識和經驗來處理眼前的現實，但他們的理性只是水面上薄薄的一層油污，沒有任何深度可言。因為沒有框架的約束，一件具有偶然性質的小事，就可以從每一個角度抽出一根細長的絲線，到天邊，到海邊，到宇宙盡頭。”

我這幾年寫了很多只可為“此間人”理解，外人覺得莫名其妙不知所雲的文章，但我認為我是做了一點熵減的工作的。我等待著我的所有“大聰明”被證否，被滌蕩，被掃入垃圾堆的那一天。真到了那一天，沒有人會比我更高興。

但是在那一天到來之前，我寧願我的朋友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暫時接受不可改變的，致力於仍然可以改變的，或許這是現階段最不壞的生存方式。

每一場聲勢浩大的浪潮，最後只能在公共記憶裡留下一兩個梗。而對於每一個具體的參與者來說，那些寶貴的情緒和情感，最終又會變成自己身上的什麼東西，我不忍細想。因錯付而生虛無，怨氣旁溢，遷怒成為習慣，大概是難以避免的。

在承認現狀的同時，還有什麼是可以做、值得做的？在我看來，最重要的莫過於保存我們的理智與情感。不是在個體中保存，而是在群體中保存。

曾國藩在創辦湘軍之初，天下糜爛，到處危急，曾國藩卻堅持認為：“劍戟不利，不可以斷割；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若倉皇一出，比於遼東自詡之豕，又同灞上兒戲之師，則徒見笑大方耳。必須練百金精強之卒，制十分堅致之械，轉戰數年，曾無餒志，乃可出而一試。”

我還記得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的提醒：“當國家社會遭遇大變局之時，即系人們當潛心於學術之際，因為變局的來臨，非由向來應付的錯誤，即因環境的急變……所以時局愈艱難，人們所研究的問題，反愈接近於根本。”

公共輿論何至於今天這種無議程、無結構的局面，是值得深思的。我倒不是主張退到山裡去思考，我們可以以每一個對話框為試驗田，一邊實踐一邊思考，看到底是什麼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絲線，又該如何把它們重新聯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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